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1830年后，犹太人问题逐渐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一方面，随着犹太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兴起，要求取消针对犹太人不平等待遇的呼声日渐升高，“犹太人的解放”被人们越来越多的提及；但在另一方面，德国统治阶级却进一步加大对犹太人的迫害，1841年底，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四世颁布《内阁敕令》，试图以立法的形式禁止犹太人参与公共事务，以把犹太人彻底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
——刘林智：再读《论犹太人问题》——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当代意义的思考

这份敕令写道：…….永远排斥犹太人参与公职和名誉职务，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犹太人和犹太教完全排斥在国家之外。（J﹒M．Jost．NeuereGeschichtederIsraelitenvon1815bis1845，ErsteAbteilung：DeutscheStaaten．Berlin：Schlesinger’scheBuch-undMusikhandlung，1846，S﹒295-296．）

其时，海尔梅斯在《科隆日报》发文支持敕令，而犹太人的机关报《犹太教总汇报》和进步知识分子的阵地《莱茵报》纷纷指责海尔梅斯。

马克思写信给《莱茵报》的法人——一个犹太人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说：

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来。然后，我尽可能快地给您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引者注：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要把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从宗教神学的轨道转到世俗社会的轨道）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 1842年8月25日

但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最终并没有写出来。到了1843年，鲍威尔的文章和著作先后发表，其大胆尖锐的文风和透彻犀利的观点立即抢占了舆论的中心。是年3月，马克思读到鲍威尔的文章，他写信给莫泽斯·赫斯，抱怨鲍威尔写得“太抽象”。到了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论犹太人问题》，公开与鲍威尔论战。
——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马克思和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解答

虽然这场论战的起因是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但鲍威尔和马克思都把犹太人解放问题提升到了“人类解放”问题的高度。

鲍威尔写道：

解放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问题。不仅犹太人，而且连我们都想要得到解放。
——BrunoBauer．DieJudenfrage．Braunschweig，1843，S﹒104．

而马克思说：

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
——《论犹太人问题》

获得什么样的解放呢？

鲍威尔虽然也提出要人类解放，但实际上他是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淆了。马克思就清楚地划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

政治解放，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市民社会这里实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市民社会的定义可以看看我之前写的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0104088/answer/2393190602

何谓自由？

马克思说：

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论犹太人问题》

也就是说“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个体从共同体解脱出来，“人与人相分隔”，每个个体都把别人看成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不把别人看成是同个共同体之下的。

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论犹太人问题》

可以看到，这就是市民社会的个体本位、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等原则。

何谓平等？

平等，在这里就其非政治意义来说，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就是说，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
——《论犹太人问题》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实行市民社会的原则，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视为中心，奉行利己主义。

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
……
政治生活也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
——《论犹太人问题》

所谓“公民权”是人在共同体里的权力，所谓“人权”是人作为个体的权力。市民社会里，共同体是手段，个体是目的，公共领域是手段，私人领域是目的。

这里马克思解剖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个体本位、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

所谓“政治解放”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市民社会。

这一切都被马克思用一句话来概括：

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
——《论犹太人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社会，将原先淹没在共同体之下的个体解放出来，使这些个体成为利己主义的个体，这些个体便成为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
——《论犹太人问题》

而具体到宗教问题上，宗教的政治解放实际上就是一些启蒙思想家宣扬的“政教分离”，如马克思指出，宗教的“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政治解放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所要做的，是把宗教从国家抛到市民社会，从共同体抛到个体，从共同领域抛到私人领域：

人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他没有摆脱经营的利己主义，他取得了经营的自由。
——《论犹太人问题》

可见，政治解放不能“消灭宗教”，恰恰相反，政治解放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因为政治解放把宗教事务抛到了市民社会里了，抛到私人领域里了。

那么，政治解放使人类解放了吗？或者说，市民社会里，人解放了吗？

这便是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政治解放剖析、市民社会剖析、世俗剖析。

可以看到这里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有继承性的。因为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马克思把他聚焦的目光转移到了市民社会这里。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考察日常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
——《论犹太人问题》

寻找人类解放问题的答案不应该考察安息日的犹太，而应该考察日常的犹太人，也就是考察市民社会里的犹太人，世俗里的犹太人。

神学批判要转向市民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

市民社会是什么景象？马克思写道：

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
……
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市民社会里人没有得到解放，而是被一位新的神统治，这位新的神就是金钱。人在公共领域消除了共同的神，却在私人领域迎来了一位新的神——金钱。共同体设立的神、宗教国家设立的神被打倒了，但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却迎来了一位统治更加普遍、更加“深入人心”的“钱”神的统治。

（这里其实触摸到了后来马克思“货币拜物教”的思想了）

政治解放后人没有得到解放，而是跪倒在“钱”神前行顶礼膜拜。

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有局限性。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那怎么样才是人的解放？

共产主义！

但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明确表达，这时他是这么说的：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论犹太人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市民社会里的人是隔离的人，是一个个个体，是被撕裂的人。在这里，每个个体都把自己当作目的，把别的个体当作是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需要用金钱来作为中介。也就是说，需要给钱，别人才会帮你做事。

这个金钱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你只要给钱，大伙都会帮你做事，大家都认准这个钱。

个体是特殊性的，金钱是普遍性的，你的目的和我目的是不一样，和他的目的是不一样，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目的都具有特殊性。你突然叫我做事，叫我成为你达成你自己目的的手段，我不干。但你如果给钱，那不仅我帮你干，他也帮你干，大家都帮你干，因为大家都认准钱，这个金钱具有普遍性。

于是，这个普遍性的金钱压倒了特殊性的个体。

金钱原先是个体达成自己目的的手段或者是中介，但现在金钱变成个体的目的了。

个体的叙述变了，原先是“为了做成这个事，我花了这笔钱”，现在是“为了赚得这些钱，我做了这个事”。金钱从手段变为了目的。

在市民社会中，“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成了最高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驱动下，每个人都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把别人降格为手段，从而使自己也降格成为手段，人服务的不再是自身的目的，而是在经商牟利中服务于金钱的增殖。
——思想的传承与决裂

金钱从中介变为了主人，金钱从人交换物品的产物变为了控制人的物品——这就是异化。

何谓异化？

简单来说就是主体创造出一个奴役自己的客体。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位母亲生出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十分不孝顺，对自己母亲作威作福，母亲要对自己的孩子言听计从才行。这是一种异化，母亲生出小孩（主体创造出客体），母亲反而要对自己的小孩言听计从（客体奴役了主体）。另一个例子是科幻片里常见的，人类创造出有智慧的机器人（主体创造出客体），结果这些机器人开始统治人类，人类变成机器人的奴仆（客体奴役了主体）。

人在市民社会里也遭遇了异化。

货币或者说是金钱，是人在物品交换里产生的。但在市民社会里，货币统治了人类，货币成为了人类的目的，货币奴役了人。

这就是一种异化。

那如何实现人类解放，如何消除这种异化（说得高级一点，如何扬弃这种异化）？

马克思说：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什么意思？

市民社会结构了古代共同体社会，把一个个个体撕裂出来，但市民社会又将被另外一个共同体扬弃，这个共同体，马克思后来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自由人联合体则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原子式个人主义，但也不是简单地复归于原始共同体主义，毋宁说，它是古代共同体和近现代个体的合题，既否弃了共同体和个体的不足，又吸收了二者的优点，是人类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状态既有个体性的充分张扬，又有必要的共同体属性。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源流及其当代影响

在自由人的联合体里面，既能保证个体的充分自主、自由，又不否定共同体的存在，既是自由的，又是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人不再是物的奴隶，而成为物的主人，扬弃了异化，实现了人向“自由自觉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扬弃了市民社会的原则，超越了市民社会。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源流及其当代影响

也就是说，当一个个个体被撕裂出来后，普遍性的物压倒了特殊性的个体，造成了异化。而一个新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则又将一个个个体联系起来，于是普遍性的共同体控制着物，人成为物的主人，消灭了这种异化。

正题：古代共同体。（个体服务于共同体，个体行被压抑）

反题：市民社会。（共同体服务于个体，个体性得到充分张扬，但特殊性的个体被普遍性的物控制，造成了异化局面）

合体：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个体组成新的共同体控制了物，又让共同体下的个体可以充分张扬自己的个体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强调消灭私有制并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说明

（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里应该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这里是结合了马克思之后思想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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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同样是西方学者乐于探讨的对象，而最常被讨论的问题无非两个：《论犹太人问题》创作的思想语境以及它和“反犹主义”的关系问题。
——《思想的传承与决断》

《论犹太人问题》的思想主旨在前面已经概括了，我们看看关于《论犹太人问题》被常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其中，说马克思和《论犹太人问题》是反犹主义的最夸张的就是卡勒巴赫的观点：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引者注：指《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与路德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看法有相同的品性。和他们一样，马克思对犹太教知之甚少，而且很少关心经验现实。路德想要改变犹太人的信仰；马克思想要消除犹太人；希特勒想要驱逐以致剪灭他们。马克思是路德和希特勒之间不可或缺的逻辑链环。他传递出的很多观点都可以在希特勒的观念体系中找到。
——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p.352.

希特勒是马克思主义者（确信）

也有一些不这么极端的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不至于是“路德和希特勒之间不可或缺的逻辑链环”，但他的反犹主义立场也是不容置疑的。

埃德蒙德·西尔伯纳曾经先后在《社会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共产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中讨论了马克思对待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态度，他提出：“马克思在现代社会主义的反犹主义传统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核心地位。”[8]不仅如此，他还动用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撰写文章，试图证明：“马克思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被看作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之一，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扎根于他内心的深处并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他对在他的基督徒同伴中激发或强化反犹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
[8]Edmund Silberner,Kommunisten zur Judenfrage：zur Geschichte von Theorie und Praxis des Kommunismus,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83,S.42.注：《社会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和《共产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两书中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内容是相同的。
[9]Edmund Silberner,“Was Marx an Anti-Semite?”,in Historia Judaica,Vol.11，1949,pp.352.

同样，什洛莫·阿维内里也斩钉截铁地宣称：“卡尔·马克思是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者在今天看来是极其平常、无需争议的事实。
——刘雄伟：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中的三个论题

也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不是反犹主义的，与此相反，马克思不是要迫害犹太人而是要解放犹太人。

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就会发现，无论从这篇文献（引者注：指《论犹太人问题》）诞生的历史背景来看，还是从这篇文献自身的具体内容来看，都无法证明马克思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恰恰相反，它只能说明，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在执着地探索犹太人的解放问题。
……
恰恰相反，与其说《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反对犹太人的檄文”，还不如说它是马克思探索犹太人解放的一篇经典文献。
——刘雄伟：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中的三个论题

与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文本内容主要是这些：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
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
——论犹太人问题

有学者指出，这里的“犹太人”换成“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个体”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思想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市民社会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市民社会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市民社会个体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
市民社会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市民社会个体的现实的神。市民社会个体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

可以看到，这些描述完全符合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描述。

奥尔格尔的建议是：“对于马克思而言，‘现实的’犹太人是脱去宗教外衣之后的分析的产物。但是，在消除了神秘的外壳之后，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接下来的分析所针对的并非犹太人而是市民社会的利己的人。”奥尔格尔的主张是合理的，因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过，《德法年鉴》“剥掉了犹太教的宗教外壳，使它只剩下经验的、世俗的、实际的内核”。奥尔格尔指出，“日常的犹太人”只不过是市民社会众多成员中的一份子，马克思借助“日常的犹太人”批判的是整个市民社会的成员，这是符合马克思的看法的，因为马克思写道，“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马克思所说的从市民社会内部不断产生出来的“犹太人”并不是宗教信仰意义上的犹太人，也不是人种学、民族志意义上的犹太人，而是以“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这一“市民社会的原则”为宗教信仰之基础的“犹太人”。试问，这种“日常的犹太人”除了市民社会的私人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吗？这种以“金钱”为神的“以色列人”不正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缩影吗？马克思通过在“安息日的犹太人”和“日常的犹太人”之间所做的区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被金钱控制的市民社会。当鲍威尔提出消灭宗教以实现人的解放时，马克思对这种抽象见解进行批判的立足点正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提出只有消灭市民社会中的异化要素，才可能找到消灭宗教的途径。“日常的犹太人”正是马克思揭穿市民社会异化的分析工具：市民社会之所以是异化的、非人性的，是因为它不停地产生出以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为信仰的“犹太人”。
——思想的传承与决裂

我认同这种看法，马克思这篇文章的犹太人不是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也不是人种学意义上的，而是市民社会原则意义上的，“马克思笔下犹太人、犹太教犹太精神已经成了一种符号一种代表市民社会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符号”（《关于马克思与论犹太人问题的中心解读》）。

马克思批判的是作为金钱和自私自利象征的犹太人，一旦犹太人不再作为自私自利和金钱崇拜的象征，犹太人就不再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中与其说是一个直接的批判对象，不如说是马克思借以批判市民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道具”。
——《马克思是否为反犹主义辨析》

所以，马克思对犹太人、犹太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原则的批判。“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才真正指出了消灭反犹主义的根本途径、指明了历史出现转机的拐点——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犹太人问题》不仅不是反犹主义的‘檄文’，反倒是犹太人唯一可以期待的尘世的‘福音书’。”（《思想的传承与决裂》）

此外，马克思对犹太人也有同情与理解：

1843年3月，马克思还应科隆犹太社团的请求，专门为当地政府写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改善犹太人的现实境遇。…….1854年4月，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饱含深情地写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贫困和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最肮脏的地区，即锡安山和莫里亚山之间的一个叫做哈莱特-厄尔-雅胡德的地区(那里有他们的教堂)，他们经常遭到穆斯林的压迫和排斥；他们受到正教徒的侮辱，受到天主教徒的迫害，仅仅依靠从他们的欧洲弟兄那里获得的微薄的施舍为生。”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中的三个论题

恩格斯对反犹主义的态度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这两位一生的战友与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是有一致性的（尤其是因为恩格斯说“马克思是纯粹的犹太人”）：

恩格斯
论反犹太主义
（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 [79]
……然而难道反犹太主义不是给您带来害处多好处少吗？这就是我要请您认真考虑的问题。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留蒙先生的著作（这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高明得无法比拟）也只是微不足道地和毫无影响地暂时耸动了一下听闻。况且，现在当他以市镇参议员候选人身分出现的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表白，他要像反对犹太人的资本那样地反对基督徒的资本！不过要知道，即使德留蒙先生说出相反的意见，也还是有人读他的著作的。
在普鲁士，反犹太主义的传播者，是一些收入一万马克、支出两万马克，因而落到高利贷者手中的小贵族、容克地主；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随声附和反犹太主义者的，是一些因大资本的竞争而没落的小资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说资本在消灭社会上这些反动透顶的阶级，那末它是在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好事——不管这资本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还是行洗礼的，反正都是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前进，促使他们最终达到现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先前的一切社会差别溶化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一个巨大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还是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由中世纪保存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的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表现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同这些美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化子。即使在英国这里，譬如说同韦斯明斯特公爵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算是一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九十五年以前我们靠法国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在这里又何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资本愈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愈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愈接近灭亡。因此，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能够真正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绝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况且反犹太主义还歪曲事情的真相。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声嘶力竭反对的犹太人。否则它就应该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80] ，——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说成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手段呢？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不待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他为了效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目前正在维也纳坐牢）、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我们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议员之一保尔·辛格尔——所有这些人我都因为同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感到自豪，而他们全都是犹太人！“凉亭”[81] 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人，假使要我选择的话，我无论如何情愿做一个犹太人，而不愿做一个“贵族老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0年4月19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 释：
[79]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奥地利一个银行职员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后者在1890年3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在他所在的维也纳银行和信用机关官员俱乐部的成员当中，以及在一部分维也纳居民当中，反犹太主义以宣传反对犹太人的资本的形式传播很广。恩格斯给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为题发表在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上。发表时附有编辑部的注：“大概不需要指出，我们刊载这封信是征得作者和收信人双方同意的。”收信人的姓名在发表时没有指出。
恩格斯的信以同样的标题转载于1890年5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109号和德国社会政治周刊“劳动权利”（《Das　Recht　auf　Arbeit》）1890年5月28日第315号。——第58页。
[80] 恩格斯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几次罢工：1889年8—9月裁缝和毛皮制品工人的罢工，1889年11月面包师的罢工和1890年3—4月鞋匠的罢工。这几次罢工都以业主满足工人的要求而结束。裁缝、毛皮制品工人和面包师达到了规定以十小时工作日代替原先的十四至十六小时工作日的目的，鞋匠达到了以在作坊里劳动代替在家里劳动和业主同意实行劳动仲裁的目的。——第60页。
[81] “凉亭”（《Die　Gartenlaube》）是德国一家小资产阶级文学插图周刊，1853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