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精英」组成的政府或议会有时令人不够信任其专业性？为何不够信任其立场？
一、 专业性上的质疑：学识的象牙塔与现实的泥沼
首先，我们来看“专业性”这个点。按理说，精英们往往经过了系统的、高等的教育，拥有在各自领域深厚的知识储备，比如经济学博士、法学硕士、公共管理专家等等。我们期待他们能用这些专业知识来指导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解决复杂的问题。
然而，为什么我们会质疑呢？
理论脱离实际： 很多精英的专业知识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书本和学术研究上，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但现实世界远比理论模型复杂和混乱，充满各种变数和不可预测性。一个在象牙塔里研究了十年宏观经济的学者，未必能真正理解基层民众在物价飞涨下的生存压力；一个精通法律条文的律师，未必能洞悉社会公平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的阻碍。当他们提出的政策方案看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执行层面却屡屡碰壁，甚至适得其反时，人们自然会质疑其专业性是否真的“接地气”。
领域局限性： 即使一个人在某个特定领域非常专业，但治理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需要的是跨领域、综合性的知识和视野。例如，一个顶尖的经济学家，未必对教育政策、医疗改革、环境保护等领域有深入的了解。而政治的本质就是协调不同利益、处理复杂问题的艺术，需要的是一种“全才”式的智慧，而非某个单一方面精深的“专才”。当精英们过度依赖自己熟悉的领域，忽视其他关键环节时，决策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就会打折扣。
信息不对称与沟通障碍： 精英们习惯于使用专业术语，进行复杂的分析，这无形中就拉开了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当他们向公众解释一项政策时，如果用词晦涩难懂，逻辑链条过于复杂，普通人听了半天也摸不着头脑，自然会认为他们不够“专业”，或者觉得他们故意设置门槛。专业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体现在清晰有效的沟通能力上，而这一点，很多时候是精英政治的短板。
“被筛选”的专业性： 有时，我们所谓的精英，是通过一套特定的规则被选拔出来的，这套规则可能更侧重于学术成就、财富积累、人脉关系等。但这些标准能否完全等同于治理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一个问号。我们看到的“专业”可能只是某种形式上的“证书”或“头衔”，而非真正解决问题的“实力”。
二、 立场上的顾虑：利益的藤蔓与偏见的迷雾
比专业性更让人感到不安的，往往是“立场”问题。即便是一个极具专业能力的精英，如果其立场让我们无法认同，或者让我们感到被代表的不是自己，那么信任的基础就非常薄弱。
为何我们会质疑精英的立场？
阶级固化与利益代表： 这是最核心的担忧之一。精英群体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他们更容易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这使得他们与普通民众在生活经历、物质条件、甚至价值观念上存在天然的鸿沟。人们会担心，这些精英在制定政策时，是否会不自觉地倾向于维护自身或同阶层的利益？比如，在税收政策上，是否会向富人倾斜？在土地开发上，是否会牺牲普通居民的居住权？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和社会现象中都有不少例子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群体同质性与思维僵化： 精英往往来自相似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或社会圈子。这种同质性虽然可能带来高效的协作，但也容易导致思想的趋同和视野的局限。他们可能习惯于用一套固有的思维模式来分析问题，难以理解或接纳与自己群体不同的观点和诉求。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出现新的矛盾时，这种僵化的立场可能无法及时调整，导致政策的滞后和失当。
权力寻租与腐败的阴影： 即使是能力出众的精英，一旦身处权力中心，也难免会受到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利益输送、裙带关系或腐败现象，那么即使他们表面上谈论着公共利益，普通民众也很难相信他们的动机是纯粹的。这种对“权力腐蚀人心”的担忧，会让他们对精英的任何“光明正大”的声明都打上一个问号。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差异： 不同社会群体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精英群体可能更倾向于某种特定的政治或经济理念，而这可能与大部分民众的朴素愿望不符。例如，在资源分配上，精英可能更注重效率，而民众可能更强调公平；在社会变革上，精英可能更谨慎保守，而民众可能更渴望快速进步。当精英的立场与民众的主流价值观产生冲突时，信任就难以建立。
“被代表”的焦虑： 即使精英们声称自己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但如果民众感觉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自己的需求没有被纳入考量，那么这种“被代表”就成了一种形式。精英的立场可能是在他们的理解和认知范围内做出的最优选择，但这种选择可能恰恰忽略了最底层最边缘群体的声音，从而造成了立场上的脱节和不信任。
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对“精英”组成的政府或议会产生信任危机？
这并非是简单的“仇富”或“反智”心理，而是一种基于现实观察和理性考量的复杂情绪。
专业性上， 我们担心的是他们理论的象牙塔与现实的泥沼脱节，担心他们的专业领域过于狭窄而无法应对综合性的治理挑战，担心他们沟通方式晦涩难懂，更担心他们所谓的“专业”是通过一套并不完全公平的机制筛选出来的。
立场上， 我们最害怕的是他们的立场被固化的阶层利益、群体同质性、权力寻租的阴影以及与主流价值观的差异所裹挟，导致他们无法真正公平地代表和回应全体民众的诉求。
归根结底，信任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当精英群体能够以更开放、更透明、更接地气的方式与公众沟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其专业能力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决心，并勇于自我反省和纠错时，才能逐渐弥合那道因距离和疑虑而产生的裂痕。否则，再高的学历、再显赫的地位，也难以赢得真正的信服。我们期待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精英，更是那些能够真正理解民情、体察民意、并以公正立场服务于全体人民的“贤能”之士。
网友意见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观察到两种对于政府不信任的言论，一种是“换我来我比他们管得好”，一种是“你看人家美国”。类似的想法都产生于较低阶层在向上比较时，基于自己的知识、能力、经历、预期、对他人的认知、对社会规则的认知等等而形成的判断。所以在这里就先讨论一下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比较机制。
1. 近似原则
人们经常将自己和他人做比较，这种互相比较是我们作为社会生物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们通过相互比较认知自己在社群中的位置、自己的能力强弱、地位高低，并通过这些比较结果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预期。因此，比较与自己最相近的人，往往对自己是最有指导意义的。比如“XX和我身体素质接近，他能爬这山我也能爬”；“XX在学校时跟我考试成绩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聪明，那这工作他能做我也能做”；“XX学长跟我同校同院毕业，进公司5年升了总监，我应该也可以”等等。如你所见，这在很多时候是很有效的一种比较策略，你能通过找参照系快速地认知到自己的能力在族群中的位置，并且预测自己的未来。
那么嫉妒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比较的目标在能力上与自己非常相近（你主观上认为他的能力和你相近，但不排除别人实际上比你高到不知道哪里去），可是他在成就上却比你高很多，这就容易产生嫉妒。比如，“XX长得没我漂亮，为什么她招人喜欢/嫁了个大富豪，而我不能？”这种嫉妒就会衍生出各种阴谋论或者关于“肮脏的黑幕”的想象。
政府官员和执政精英当然也会被老百姓拿来比较，比如“他从小村子里出来的，也不是清华北大毕业，凭什么他当市长？”因为觉得两个人在能力上没有差距，你却比我高，因此会倾向于认为背后存在黑幕，这就产生了对执政官员地位合法性的质疑。官员晋升的流程越不透明，民众的不满就越强。
因此，执政精英为了消除这种质疑，一般来说会突出宣传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将自己和普通人区别开。民主政体的执政精英主要宣传一些内在的优秀品质，比如勤政、艰苦朴素、公正正直、心地善良、饱读诗书等等。而专治体质的执政精英则宣传血缘和宗教合法性，突出一个天选之人、天降伟人的感觉。
2. 专家原则
虽然我们经常拿跟我们近似的人来做参照，然而在有些时候，我们并不认同和我们相近的人的观点，因为这个人如果跟我们一样，就可能在很多问题上和我们一样蠢、犯一样的错误，因此我更希望听取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的“高见”。一般来说，这种在知识结构和经历上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被称为“专家”，这种对“专家”另眼相看的策略，会帮助我们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观点，变得更开明（你在学校里遇到的老师，想对你而言就是一个“专家”，你读的大多数专业书籍的作者也是“专家”，你相信专家所以你才会学习）；但盲目相信专家在键政领域有时候会造成“国外的月亮更圆”的误区。比如在新冠疫情之初，出于对外国专家的信任，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抗疫应当比中国更成功，而事实上美国比中国死了更多的人。另一个例子是香港（不具体展开了，大家都懂）。其实，其他前殖民地国家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崇洋媚外现象和带路党，而我国国内也有很多带路党，而带路党的基本上都是相似的——“我们这个国家的人都不行，又蠢又坏。老外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又聪明又有节操”。
那么执政精英为了消除这种认知，压制带路党，往往就要宣传：1. 国情有别；2. 其实人性都差不多，外国人没有比我国人更优质；3. 外国人也管不好国家，外国人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注意，不是说我国人民最优秀，这样就是民粹了）有意思的是，不仅我们中国人这么干，美国人也这么干，因为美国也有一部分人不满政府、觉得美国政客都是坏逼、觉得中国那套东西更先进。所以一旦谈到社会认知，很多时候全世界人民都是相似的。
3. 就近原则
和第一点近似原则不同，这里说的是，人脑在比较事物时，会优先比较最常见的东西，那么在人与人比较的时候，就会比较最常见的人，而在比较人群时，则会比较最常见的人群。我们经常比较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伴侣、室友、周围同学同事、新闻和媒体上的人物。
现代传媒使得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容易被关注到，也更容易成为比较的对象，这使得我们平时受到的生活压力更大，因为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确不够成功。与200年前相比，人类的比较只局限于生活周边的这三五百号人，这里面可能有1-2个特别成功的，但不会有太多；而现代传媒将我们视野中的成功人群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升，这使得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认知：“成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一群人他们就是很成功，这群人猎取了社会资源，使得渺小的我怎样都不成功。”
这也产生嫉妒和敌意。比如大灾期间，大家经常能看到一些网友在马云微博下逼捐，而一些明星此时如果在做“不合时宜”的事情（比如范玮琪在微博晒娃）就会被网暴。越是常见的社会符号，就越会在公共传媒中失去他们做为普通人的“人权”，而成为一部分失意者攻击的目标。美国费城的亚裔在1988年只占4%的人口，却占到暴力犯罪对象中的20%，因为亚裔富有，又和他们（你懂的）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哀叹生活不容易时很容易就想到天天接触的这群人，所以这种嫉妒心就会更强，亚裔被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越大。
在政府存在感强的国家，由于政府管得宽，经常出现在人民生活的各种事务中，被民众埋怨的可能性就更高——“你政府管这么多事儿，为啥我生活还是不好呢？所以一定是政府做得不够好。”比如之前出现的P2P理财欺诈案件中，常常能看到一些民众向政府讨说法，因为他们觉得这事儿政府得管，你这么大能耐你凭什么不管？再比如我国抗疫是由各地方政府主导的，一开始大家配合度很高，但后来随着经济生活受到影响，老百姓也就越来越多地聚焦于政府工作的好坏，会把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更多归咎于政府。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因为政府本身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外国媒体常常用“你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来宣传一些抗议措施。
因此，执政精英如果想要避免被就近原则埋怨，就要注意“闷声发大财”，不去管太多事自然没有人找你麻烦。政府若是偏要管得宽也可以，就要不断宣传“人民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切实提高”，并且行之有效地维稳（管得宽，但没有强力维稳，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控制力，因此大政府和自由人权实际上是矛盾的）
最后，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消除嫉妒和不信任的方式（1. 能力差异化；2. 国情差异化；3. 世界大同、外国人也傻逼；4. 闷声发大财；5. 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之外，有一些其他方式也可以缓解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执政精英的嫉妒：
6. 提供上升阶梯，比如科举制度和美国梦。告诉大家未来你就是我，与其嫉妒不如努力，你为什么要嫉妒未来的你呢？
7. 提升较低社会阶层的幸福指数，主观上和客观上都重要。主观上就是宣传，宣传你们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一支力量，要对自己的工作自豪blablablah...；客观上就是切实提高福利待遇、提高社会地位，打击职业歧视行为、种族歧视行为等等。（与时俱进地增补一下：中央近几年的工作重点是扶贫工作，算是一个例证吧？）
8. 加大社会融合，主要是在认知上认识到高低有别的两个群体实际上是相近的。比如官员实际上也是人民公仆，很多人民公仆为了改善大家生活累死在岗位上，大家都不容易；医生们有血有肉也有家，他们为了大家的幸福生活付出了很多，所以不要医闹。
大概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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