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盗版书吗？盗版质量如何？盗版古书价值比正版的珍贵吗？

古代的“盗版书”现象，说起来其实挺复杂的，不像咱们今天这样有明确的版权法来约束。更准确地说，古代存在的是一种“翻刻”、“传抄”或者“私印”的现象，这和现代意义上的盗版有很大区别，但其核心目的——规避正规渠道、低成本获取书籍——却有共通之处。

古代有没有“盗版书”？

有，但形式和我们今天理解的盗版不完全一样。

官方刻印与私人翻刻：在印刷术成熟之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抄书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所以早期书籍的复制成本很高，传播范围也有限。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书籍的批量复制成为可能。然而，官方或有规模的刻书坊（就像当时的“正规出版机构”）刻印的书籍，成本依然不菲，而且受到官府的审查和控制，内容也可能经过筛选。
私人翻刻的动机：
经济利益：当某本书籍非常畅销，而正版价格过高时，一些印刷坊就会选择翻刻。他们可以省去稿费、审校费，甚至降低纸张、印刷的质量，从而以更低的价格销售。
规避审查：某些书籍因为内容敏感，可能无法通过官方的审查而获得许可刻印。但如果这些书在士人阶层中有需求，私人就会冒险翻刻，以满足市场需求。
传播知识：有时候，翻刻的动机也包含着传播重要知识的愿望，特别是一些被官方禁毁或不易获得的学术著作。在这种情况下，翻刻虽然不合法，但对知识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盗版”的边界模糊：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或版权的概念。只要你获得了书籍的内容，理论上就可以进行复制。但一些知名的学者或刻书坊，他们的作品享有很高的声誉，模仿或翻刻他们的书籍，在道德上可能被视为不妥，但法律上却难以追究。更何况，很多书籍的知识本身就是前人积累，要界定“原创”和“翻刻”的界限并不容易。

盗版古书的质量如何？

盗版古书的质量，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是良莠不一。

从精良到粗劣：
精良的翻刻本：有些翻刻者为了争夺市场，会力求在装帧、字体、纸张上模仿甚至超越正版。他们会精心校勘，力求减少差错，使之看起来和正版相差无几。这类书籍的质量甚至可能接近正版。
凑合的传抄本：在印刷术不普及的早期，或者一些急于传播的场合，手抄本的质量就完全取决于抄书人的功底和细心程度。错字连篇、字迹潦草的抄本屡见不鲜。
粗制滥造的翻刻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些刻书坊会使用低劣的纸张、粗糙的木版，印制时也敷衍了事。墨色不均、字迹模糊、错字漏字等问题非常突出。这类书籍的价值自然不高。
校勘与增删：很多翻刻本在复制过程中，可能会对原文进行一些“二次创作”。比如，一些翻刻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改原文，或者在书中加入自己的注解和评论。这些改动有些是为了“纠正”原书的错误（即便有时是作者的误解），有些则是为了迎合当时的读者口味，还有些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刻印。这使得翻刻本在内容上也可能与正本有所差异。
版本问题：古书的“版本”非常重要，同一个书名，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抄本或刻本，它们在内容、体例甚至文字上都有可能存在差异。翻刻者选择哪个版本来翻刻，也会影响最终的质量和价值。有时候，翻刻的“坏版本”反而会因为流传广泛，成为后世研究的“标准版本”，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反差。

盗版古书的价值比正版的珍贵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

正版（官刻或名家刻本）的珍贵性体现在：
来源可靠：通常经过官方或著名学者、刻书机构的审校和刊行，质量有保障，也更接近原作。
版本优良：许多名家刻本本身就是当时的珍品，用料考究，印刷精美，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历史记录：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官方或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本身就带有历史印记。
收藏价值：由于其稀有性和精良的制作，往往具有较高的收藏和增值潜力。

盗版古书的价值：
有限的价值：如果盗版做得比较精良，内容也准确，在当时可能因为价格优势而获得市场认可。但与正版相比，其本身在艺术性、文献严谨性上往往有所欠缺。
文献研究价值：有些盗版书，虽然质量不高，但因为保存了某些正本已失传的内容，或者记录了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信息（比如为了传播而对内容进行的修改），也可能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价值。比如，某些晚期翻刻本可能因为当时纸张的改良，使得墨色更易辨认，反而比一些早期粗糙的真本更容易阅读。
稀缺的特殊情况：极少数情况下，某个版本的正本可能因为战乱、火灾等原因被毁，而流传下来的翻刻本反而成了仅存的孤本。在这种“幸存者偏差”下，这个翻刻本的价值会因为其稀缺性而显得格外珍贵。但这种情况是特例，不能代表普遍情况。

总而言之，古代的“盗版”现象是印刷术发展和书籍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产物，其质量参差不齐，价值通常也低于精心制作的正版书籍。只有在极少数因偶然原因导致正版失传的情况下，高质量的翻刻本才可能作为仅存的文献而显得珍贵。但从普遍意义上说，追求的是学习知识，而正版通常是知识最可靠、最精美的载体。

网友意见

有哇，古代叫携镌、覆版、或者翻版。

唐代有个人叫冯宿，文宗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任职期间，他曾经给皇帝上表请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唐代的历书都是由钦天监逐年发布，以备农时。结果没想到政府还没公布呢，盗版历书已经在安徽和四川等地满地都是了。朝廷对此事很紧张，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立刻下令禁毁缉拿。

冯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盗版历书果然闹出乱子来了。

僖宗那会儿，朝廷权威已经给毁得差不多了。黄巢一来，他只能逃往四川。在这时候，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盗版历书，错谬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日子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官员居然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他觉得一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毛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全给撵出公堂去了。

可见这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

宋代出版业发达，所以这样的事就更多了。

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

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我的书不知被哪个王八蛋给盗了。”

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所猖獗。

这些盗版书商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书商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 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建阳的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

不光是朱熹，就连朱熹的表侄子都因此受益。朱熹有个表侄子叫祝穆，也是他的弟子，喜欢旅游，后来写成一本书叫《方舆胜览》，结果立刻被人给盗版翻刻成了《节略舆地纪胜》。祝穆大怒，效仿老师告去官府。官府连忙发布公告：“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窃恐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学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两浙路转运司状，乞给榜檄约束所属，不得翻刻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宋代总体来说，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 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一本出来，给有关部门审核，别是抄别人的。

至于明清时代的盗版与反盗版斗争，参考我之前的一个回答：

在中国古代写小说是否能盈利？相关出版机制是怎样的？ - 马伯庸的回答

至于楼主问盗版书质量怎么样，那就不得提一下刚才盗过朱熹版的建阳书商了。

福建建阳这个地方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闽刻”。他们出的书，叫建本，又因为主要来自麻沙镇，所以又称麻沙本。

麻沙本在中国书籍史上非常著名，可以称得上是出版界的沙麻特。这些建阳书商走低端量产路线：价格尽量低，印数尽量大，版权授权尽量没有，利润尽可能高。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麻沙本的书质量可想而知。

首先麻沙本的纸质就不怎样么，用的当地最丰富的特产——竹子。竹纸很脆弱，用久了纸张容易折裂，翻书翻快了，啪一声，书页就裂了。

其次，为了追求速度，建阳书商往往一块板子翻印好多本，印到后来字迹特别模糊，根本看不清。

再次，版子本身也有问题。校对不准，刻字太浅，排版也敷衍了事。就算书印得清楚，内容也是错谬百出。

时评 “雕版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经集会通》有云：“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 这个黧字，意思是黑里带黄，多与枯皱连用，形容老人皮肤。白白的书读成了黑黄枯皱，这麻沙本的质量，可想而指。

陆游曾经讲过一个段子：有位教官给学生出了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 学生们大惑不解，拿来正版一对照，原来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再一问，原来老师拿的是盗版书——麻沙本。

还有个段子。有一版麻沙本的《道德经》，前头几页还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后来突然就冒出来一句“佛说是经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是拿错了雕版，又不校对，稀里糊涂楞是把释道经典给搁一块了。也好，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有位学者叫周煇，我很喜欢他。他是个藏书家，而且绝不藏私，谁来借书都可以。他写过《借书》一文，说“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唯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这是真会读书之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他写过一本笔记《清波杂志》，里面讲到过一件牵涉到韩愈、沈括和葛立方的盗版书八卦。

当时有一位叫葛立方的诗评家，写了本诗评叫《《韵语阳秋》，里面提到韩愈的《城南联句》有一句是‘竹影金锁碎’。葛立方说我看过沈括写的诗评，他认为这句话是形容阳光的，可惜句中没有日字。葛立方对沈括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

讲到这里，周煇话题一转：“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 这两句诗明明是苏轼《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里的，怎么写成了杜甫的呢？哦，葛老大估计不是笔误，就是买的盗版书，把子瞻印成子美啦。（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

周煇倒没怎么怪罪葛立方，他拍着桌子大骂：“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关于麻沙本的质量问题，历朝历代没少有人吐槽。岳珂《桯史·稼轩论词》：“《顺庵词》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读者。” 又讲了个故事:"《朝天续集》有韩信庙诗，“淮阴未必减文成”，后来被麻沙本给盗了，错写成了“淮阴未必减宣成”，意思完全不通了。”

还有方岳有《题刊字蔡生》：“生毋谓我不读书，待捡麻沙见成本。” 刘仲尹《夏日》：“床头书册聚麻沙，病起经旬不煮茶。” 到了晚清还有人抱怨：“麻沙百过目生眩，铁擿三绝手尽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还讲了个考辩的故事：“……此本《目录》末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所记皆北宋事迹，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甚。盖亦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其名以售欺也。” —— 这就是标准的麻沙盗版了。

当然，麻沙本可不全是盗版书，两者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古代书籍贵，只有麻沙本成本低，价格低，能让更多人有机会买到书，所以大行于世，也是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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