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媒体在科学对新型肺炎疫情尚未有定论的时候就开始辟谣,科学类谣言应该如何界定?

回答
媒体在科学对新型肺炎疫情尚未有定论时就开始辟谣,以及科学类谣言的界定,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问题。以下我将详细阐述我的看法,并尝试对科学类谣言进行界定:

一、 媒体在科学尚未定论时辟谣的必要性与挑战

必要性(为什么媒体需要这样做):

1. 维护公共健康安全,减少恐慌和误导: 在疫情初期,科学界对病毒的了解是逐步深入的。媒体的辟谣行为,即使是在科学尚未完全“定论”的情况下,往往是基于当时已有的、相对可靠的科学证据或专家共识,目的是阻止那些可能对公众健康造成直接威胁的错误信息传播。例如,早期关于“喝醋能杀病毒”、“喝高度白酒能预防”等未经证实的说法,一旦被大量传播,可能导致人们放弃科学有效的防护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甚至因为相信错误方法而受到伤害。
2. 建立和维护科学权威性: 面对铺天盖地的、真假难辨的信息流,媒体承担着引导公众认知、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责任。及时对明显站不住脚的“科学”说法进行澄清,有助于维护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权威性,防止科学被民粹主义或错误信息所绑架。
3. 应对信息爆炸和“假新闻”时代: 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远超以往。恶意或无意的谣言,尤其是披着“科学”外衣的谣言,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媒体作为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有责任采取措施,避免这些虚假信息成为“事实”被大众接受。
4. 回应公众的关切和焦虑: 在疫情不明朗、充满未知的情况下,公众会感到焦虑和不安,迫切需要获得信息。媒体的辟谣行为,虽然可能是在“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进行,但可以视为对公众焦虑的一种回应,提供一种基于证据的心理慰藉,防止公众转向更不可靠的信息来源。
5. 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一些科学谣言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囤积行为(如囤盐、囤酒精)或浪费医疗资源(如不必要的检测或治疗)。媒体的辟谣可以有效阻止这些负面连锁反应。

挑战(为什么这样做也很棘手):

1. “科学未定论”的模糊性: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修正和迭代的过程。在疫情初期,病毒的起源、传播途径、致病机理、有效治疗方法等,都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有相对明确的结论。媒体在这一时期“辟谣”的依据,可能是基于初步的研究结果、专家的初步判断,这些判断在后续研究中可能被修正或被更全面的证据所推翻。
2. 媒体自身的科学素养和判断力: 媒体的从业人员并非都是科学专家。如何准确理解科学文献、辨别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判断专家的专业领域和可信度,对媒体而言是巨大的挑战。不恰当的辟谣反而可能成为新的谣言传播者。
3. “辟谣”可能被视为“掩盖真相”: 如果媒体的辟谣与后来的科学发现相悖,或者被解读为“官方口径”,就容易被质疑其动机,甚至被认为是“掩盖真相”或“政治宣传”,反而加剧公众的不信任。
4. 传播的风险: 即使是辟谣,如果传播方式不当(例如,语气过于肯定,忽略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被公众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定论”,从而产生误导。
5. “科学界”内部的分歧: 即使是科学界,对于某些问题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议。媒体在辟谣时,如何处理这些分歧,选择哪种观点作为“事实”,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二、 科学类谣言的界定

科学类谣言是指那些以“科学”或“科学事实”的名义传播,但实际上是虚假、误导性或未经科学证实的信息。界定科学类谣言需要从多个维度考量:

核心界定标准:

1. 与现有科学共识或证据的冲突: 这是最根本的标准。如果某个说法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科学理论、研究成果或专家共识相悖,那么它就极有可能是一个科学谣言。例如,“新冠病毒是由5G信号产生的”就与所有已知的病毒学、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知识相悖。
2. 缺乏可验证的科学证据支持: 科学的结论必须基于可重复、可验证的证据。那些声称某事物有效或有害,但无法提供任何符合科学方法论的证据(如对照实验、同行评审的研究论文等),或者提供的证据被证明是伪造的、曲解的,都属于科学谣言。
3. 传播的目的和动机: 虽然不总是容易判断,但很多科学谣言的传播背后可能存在商业利益驱动(如推销未经证实的保健品)、政治宣传、制造社会恐慌或纯粹的恶作剧。理解传播动机有助于识别谣言。

具体的界定维度和考量因素:

1. 来源的可靠性:
科学出版物: 是否发表在具有良好声誉、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例如,Nature, Science, The Lancet等)还是非学术性网站、个人博客、未经证实的“研究报告”?
发布机构/个人: 信息发布者是否是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公信力的科研机构、大学、政府卫生部门或公认的专家?还是营销公司、阴谋论者或匿名来源?
专家意见: 专家是否具有该领域的资深背景和良好声誉?其观点是否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认可?还是少数边缘化、甚至被科学界排斥的观点?

2. 证据的质量和性质:
证据类型: 是基于严谨的临床试验(随机对照试验尤为重要)、流行病学调查,还是仅仅是个人经验、案例报告、动物实验或体外实验(这些结果可能不适用于人类或存在局限性)?
证据的充分性: 是否有足够多的、相互印证的证据?还是仅有零散的、缺乏统计学意义的观察?
证据的透明度: 数据是否公开透明?研究方法是否清晰描述,允许他人复现?

3. 表述方式和语气:
绝对化和绝对断言: 使用“100%有效”、“绝不可能”、“已经被证明”等绝对化的语言,往往是科学谣言的特征。科学研究通常是谨慎和有条件的。
煽动性语言和情绪化表达: 试图通过制造恐慌、恐惧、愤怒或希望来吸引眼球,并绕过理性分析。
过度简化和过度概括: 将复杂的科学问题简单化,将一个特定场景下的研究结果泛化到所有情况。
断章取义和误读: 截取部分科学研究内容,歪曲其原意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4. 逻辑上的谬误:
滑坡谬误: 认为一个小的、未经证实的前提会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关联不等于因果: 看到两个事物同时发生,就认为是因果关系,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原因或巧合。
诉诸权威(错误的权威): 引用非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轶事证据: 依赖个别案例来否定大量统计学证据。

5. 重复传播和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
即使最初的信息来源是模糊的,但当它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点赞,并被“权威人士”(即使他们本身也可能误信)引用时,也会形成一种“群体认同”的假象,使其看似可信。

举例说明:

辟谣的例子(在疫情早期): 媒体报道某专家指出,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喝漂白水可以杀死新冠病毒”,并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议,强调漂白水对人体有害。这里的辟谣是基于已有科学认知和公共卫生指南,是负责任的行为。
科学谣言的例子:
“新冠病毒是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生物武器。” 这个说法在疫情初期被广泛传播,但缺乏任何可信的科学证据支持,并且与病毒基因测序分析结果相悖。其传播往往带有政治动机。
“注射羟氯喹(或伊维菌素)是治疗新冠的特效药,但被西方国家政府和药企打压。” 虽然早期有一些初步研究,但后续大量高质量的临床试验并未证实其有效性,反而可能带来副作用。将这些未经证实或已被证伪的说法作为“特效药”传播,就是科学谣言。
“新冠疫苗会导致不孕不育,或体内植入芯片。” 这些说法没有科学依据,通常是基于阴谋论的臆想,旨在制造对疫苗的恐慌和抵制。

三、 媒体如何平衡辟谣与科学不确定性

1. 明确信息来源和证据等级: 在报道时,清晰地说明信息来源(是初步研究、专家个人观点还是权威机构指南),以及证据的级别(如是“体外实验”、“临床观察”还是“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
2. 使用审慎和精确的语言: 避免使用绝对化的词语。例如,可以说“目前尚未发现确凿证据表明……”,而不是“绝对没有……”。对于科学研究的局限性,要诚实地告知公众。
3. 引用多方观点,呈现科学争议: 如果科学界对此问题存在争议,媒体应该客观呈现不同观点及其依据,而不是一边倒地支持某一方,除非某一方的观点已获得压倒性科学证据支持。
4. 强调“尚未定论”的状态: 对于科学前沿问题,媒体应明确告知公众“科学研究仍在进行中,结论可能随时更新”。
5. 与权威科学机构合作: 媒体可以与权威的科学机构(如国家疾控中心、科学院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6. 提升自身科学素养: 媒体需要投资于记者的科学知识培训,培养他们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
7. 鼓励公众批判性思维: 除了提供信息,媒体也应引导公众建立批判性思维习惯,学会辨别信息来源和证据质量。

总结:

媒体在科学尚未定论时辟谣,是一种充满挑战但又必要的职责。它需要在阻止可能造成危害的虚假信息传播与尊重科学研究的迭代性之间找到平衡点。科学类谣言的界定,核心在于辨别其是否与现有科学共识和证据冲突,以及是否缺乏可验证的科学支持。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该以严谨、透明和审慎的态度,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为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服务,同时引导公众认识到科学的本质是不断探索和求证的过程。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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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孟源

2020/02/02 06:53


我:“我向來沒有預設的意見和立場,最近的評論依舊是就事論事,給出證據,或者剝開假證據的皮。有邏輯能力的人,自然能看得出來;沒有邏輯能力而已經預設錯誤立場的人,當然就會1)忽略我給的反證; 2)失去了自己的證據,就退守較弱的論據,然後說總還有可能。其實我在五年前,開始批評台獨的時候,他們不也是這樣反應的?沒有證據的可能性,我以前已經解釋很多次了,就是宗教;像是上帝的存在,並沒有任何證據,但也不可能從邏輯上否認這個可能性。後來邏輯學家為了方便群眾理解,還提供像是Russell’s Teapot(由著名英國哲學/邏輯學家Bertrand Russell提出)這樣的例子:如果有人硬要說在小行星帶漂流著一隻精美的茶壺,這種沒有任何正面證據的論述,反對的人有義務提出反證嗎?沒有正面證據,就是廢話,根本連猜想都不應該,更別說在大眾論壇傳播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謠言在邏輯上就屬於這一類;所以這種行為不只是非理性的,而且是有害國家社會的。
我一再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其背後的理論基礎就在於此。我所謂的不在乎流量,正是不能屈從於多數群眾的非理性。他們聽不進事實與邏輯,自然有能聽得進去的。我如果不說給後者聽,這些人在天然愚昧的公共論壇就會勢單力孤,開始懷疑自己的態度和結論,最終是劣幣驅逐良幣。所以請你務必把這裏這段話發在微博。不喜歡聽的讀者,請終止訂閱,但不要在留言欄無視事實證據,大放厥詞,污染言論環境。國家有難,許多人正在犧牲奉獻,旁觀者的最基本責任,就是不要無中生有,給做事的人添亂。”
五)與世界對白的對話之二。
世界對白:“今天又開始另外一撥所謂“證據”(王孟源注:參見biorxiv.org/content/10. ,這是一篇印度人寫的論文稿,號稱新冠病毒有HIV基因被人工剪接進去),而有人已駁斥沒法複製這一過程。另外就是remdesivir治好了一例美國病人,而上次非典的特效藥達菲也是這家公司進展 的。這個被一個在美國的醫療科普大號闢謠。“思想火炬”(社科院官方賬號)轉發了第一則新謠言。
魔幻的是願意公開出面批駁的好多都是海外華人,支持的都是國內大V。“知識分子”這兩天也開始關注一些負面消息,天天撕逼。倒是陳經還堅持就事論事。”
我:“唉,真是讓我無語。我早就說過,在期刊發表的生化論文,9篇倒有8篇是假的;所以論文本身不是證據,論文裡面提到的“證據”也必須仔細與已知的事實核對,如果有任何“新穎”的證據,就應該視為“嚴重存疑”來處理,畢竟它有8/9的機率是錯的。
美國和中國的那些藥物(包括雙黃連)研究,毛病很簡單,他們的樣本數量太低,都是個位數的。就算他們實驗過程完全正確嚴謹,光是統計誤差就讓它們毫無意義。這些人出來說我們的結果有100%的強度,但是他們忘了提,統計誤差是10000%。(100±10000)%是什麼?什麼都不是!所以這些作者都是在蹭熱度,吃人血饅頭,偏偏沒有科研常識的大V也只想著流量,拼命傳播假新聞。面對這種天然沒有確實信息的情況,反而越是謊言越可以說得確切,也就越容易讓百姓接受。
那篇印度人寫的,連期刊論文都不是,而是所謂的“ Preprint”,也就是“預印本”,作者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證據可信率連1/9都沒有,而是無限接近於零。為了嚴謹性,我還是去把它仔細讀過了(捏著鼻子讀的;其他人做到了嗎?);它的內容是這樣子的:他們直接拿了中美分析出來的nCov基因(含2萬9千多個基因字母),和既有的100多個冠狀病毒(7大類,包括SARS,MERS和nCov)基因樣本(這個工作有國際上現成的資料庫可以查詢,作者的工作量大約是一分鐘)做比較,發現有4個小段落是nCov獨有的。然後他們再拿這4個小段落去查詢HIV的基因(9千多個字母)做比較(同樣用現成資料庫一行指令就做得到),結果宣稱都找到了對應。然後他們直接進一步說這不可能是天然的。
假設這群印度作者在打入指令的過程中,完全沒有犯錯,我們看看他們邏輯推演的細節:首先,他們不是在所有的HIV基因組合裏面都找到對應,而是在已知的幾百萬種HIV樣本裏,硬是强迫電腦反復地去找最好的對應。結果的確是第一個段落(6個字母,不到一個蛋白質分子的1/100;而人類從HIV的祖先Retrovirus所抄襲的基因,光是Syncytin 1就有幾千個字母)在一個來自泰國的HIV樣本以及第二個段落(也是6個字母)在一個來自肯亞的樣本裏有重複,但是第三個段落的最佳對應是15個字母裏有9個一樣,第四個段落是19個字母有8個一樣,這顯然是極爲牽强的。在邏輯學裏,這個Fallacy叫做“Data fishing”,也就在過多的樣本裏,挑出偶然類似的巧合,然後硬上因果關係。任何一個生化研究員,至少必須估計一下P-Value,也就是結果因巧合而出現的機率;然而這群印度作者連討論都沒有,顯然很不入流。
其次,HIV病毒已經人傳人100多年了,幾百萬個變種都是為侵入人體細胞而演化出來的。nCov雖然很新,卻已經是所有近年來爆發的冠狀病毒中人傳人能力最高的(但是致死率也最低);那四個獨特的段落都發生在Spike glycoprotein之上,也就是病毒表面的抗原蛋白,負責接觸寄主細胞,方便傳染用的。所以除了統計偶然之外,也可能是趨同演化。總之,作者那句“不可能是天然的”天外飛來,完全缺乏邏輯論據;必須先排除統計偶然和趨同演化兩個遠遠更自然、更可能的解釋,但是他們連嘗試都沒有做。如果硬是要說那四個基因段落是人工加上去的,那麽更必須解釋爲什麽要用HIV來抄襲增加傳染力的基因。HIV的可怕,在於1)它主動攻擊免疫系統;2)它能躲到内臟深處,很難根除。傳染力是HIV的弱項,若要抄襲,應該抄流感才對。所以這群印度人的電腦搜索結果,其實是證明了HIV沒有被用來人工合成nCov,剛好和他們的結論相反。
中國網絡上的大V們,前一分鐘才罵北京的研究人員只花了兩三個禮拜就急著出論文在國際一流期刊發表,下一分鐘連氣都不必換就可以拿印度人只花了幾分鐘就做出來的預印本來造謠、傳謠,居然還不知道是在自我矛盾。這基本上是因爲他們造謠的流量收穫很大,成本卻是零,不到幾天,他們的讀者就把這些謊話忘光了(參見前文《大婁子的零後果》)。有了E-Government之後,應該要求這些大V的年度發言必須有至少50%正確,否則每個謊言按一個讀者一塊錢來罰款;有了成本,才有可能讓這些人收斂;群衆本身必然沒有能力來糾正這個亂象。
不同意我這些意見的人,很簡單,留下實名身份做記錄,我們等半年看看誰對誰錯。上次我被這樣質疑是兩年多前,我說悟空衛星的所謂重大發現是統計噪音(參見前文《談悟空衛星》),整個中國高能和天文行業裏幾千個人在《知乎》上罵,什麽髒話都出來了,結果一年後復盤,這些一度呱噪不停的猴子不是都全部噤聲嗎?連一個有品格能承認錯誤的都沒有。所以大衆必須明白,有品格有見識的人,萬中無一,網絡上幾千、幾萬個流量明星,比不上一個堅持說實話的人。”
【後註一】結果這次不用等一年,不到一天,印度人就被迫道歉撤稿。原因正是我在正文中指出的,他們沒有考慮統計偶然。別的能搜索同一個資料庫的生化研究人員,重複了他們的伎倆,發現那4個段落在其他非HIV的病毒樣本出現的頻率遠遠更高。這是因爲DNA只有4種字母,一串6個字母的段落只能有4^6~4000種變化。換句話說,每4000個字母就可以預期它出現一次,而每個病毒樣本就有幾千或幾萬個基因字母,每一類病毒在資料庫裏有N個樣本,那麽印度式的搜索自然會找到超過N個對應。
【後註二】在2020年二月6日,一篇南卡大蔡教授(Cai,Guoshuai)的新論文公佈(參見preprints.org/manuscrip)出來。這和同濟大學的研究是完全相同的題材,也同樣是一篇預印本,還沒有刊在期刊上。它們主要的差別在於蔡教授的樣本有224個,而同濟的研究只有8個。蔡教授的發現是,ACE2的基因表達和種族、性別都沒有關係;換句話說,白種人對nCov和黃種人一樣易感。唯一影響ACE2的因素是吸烟,越是老煙槍,ACE2在肺部和支氣管細胞出現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因爲nCov而惡化成肺炎,致死率隨之越高。所以同濟的結果可能是因爲8個樣本中代表中國的都是抽烟者,而代表白種人的不是。此外蔡的結果也解釋了至今兩個很奇怪的統計現象:首先雖然nCov在國外的患者往往也是中國僑民,中國内地的致死率卻是遠遠最高的,這可能是來自中國沒有嚴格的禁烟文化,成年男性吸烟的比率高達48%,遠高於常住西方的華裔僑民。其次,中國内地的死者,有超過2/3是男性,而中國女性吸烟的比率當然要比男性低得多。
【後註三】因爲SARS也是靠ACE2來感染人類呼吸道,針對它的抗體和藥物已經研發了17年了,可能有些已經通過臨床實驗的第二步。我們可以確定過去兩個月,許多生醫研究人員日夜加班嘗試用這些藥物來對付nCov,只要它們通過了培養皿階段,那麽馬上就可以被應用在實際治療上。這些目前還未公開宣傳的藥物,可能比Remdesivir更加有效些。
【後註四】今天是2020年二月18日,我剛注意到一篇由好幾個國際知名研究機構的研究員發表的新Preprint(成文於2020年二月16日,參見virological.org/t/the-p),把nCov的基因代碼和SARS做了詳盡的比較,發現雖然兩者都依賴ACE2蛋白質來侵入人體支氣管細胞,但是所用的方法不同,屬於趨同演化的結果。這當然是對陰謀論(中美兩邊皆然)的又一打擊。
【後註五】根據《NPR》在2020年二月20日的報導(參見npr.org/sections/goatsa),三年前有研究人員在Borneo采集蝙蝠樣本,一次就發現有至少400多種冠狀病毒寄生在蝙蝠身上。他們對附近村落居民也做了檢驗,發現有幾種冠狀病毒早已跨越物種,可幸的是傳染力和致死率都很低,當地又偏僻,所以沒有引發流行疫情。我在此再一次强調,有些人所謂“吃了幾千年野味都沒問題”,其實是把自己的無知當成事物不存在的證據,這種埋頭鴕鳥的心態是非常危險的。實際上野生動物的病原傳染到人體,是年年處處都在不斷發生的,nCov只不過是小機率的完美風暴:傳染力和致死率雙高,而且一開始就出現在大城市中心,沒有被自然局限在窮鄉僻壤。
【後註六】我在過去幾周搜集新冠肺炎的學術資料時,很看重的一個網站是nextstrain.org/ncov。這裏他們實時列出全世界所有已經被實驗室可靠檢驗出的新冠病毒基因變種,編纂出一個家譜。仔細去分析,可以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結論;例如美國已知的病例,除了從武漢撤僑和鑽石公主號的游客之外,有一例來自泰國,另一例來自尼泊爾,但是華盛頓州的發病集團(Cluster),來自早先出現在福建、重慶和台灣的一個變種,其背後的傳染鏈可能是一位沒有症狀的華裔僑民。
另一個觀察,是病毒已經因突變而分爲兩大類,S族最早於一月5日在武漢被檢測到,估計突變時間是去年十二月26日,被放在家譜的下半;L族,最早采樣也在武漢,估計突變時間是十二月17日(這裏的突變時間估算和三月3日來自中國的一篇論文相反,中方研究人員認爲S早於L,這可能是因爲他們的病毒樣本較少,參見academic.oup.com/nsr/ad)。S包括了前面提到的華盛頓州發病集團、南韓、香港、英國、澳洲以及部分台灣和日本的早期病例等等(據稱還有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澳洲人同時兼有兩類病毒)。目前還未能確定L與S之間的傳染特性有什麽差別。
不論如何,L族和S族之間的差別,正是在新冠病毒的Spike Glycoprotein(又叫Peplomer)之上,負責咬住人體支氣管細胞表面的ACE2受體,使病毒得以侵入,所以這是決定病毒傳染力的要素,也是疫苗和抗體(Antibody,血清療法靠的就是抗體)辨識病毒的關鍵所在。目前中外共有至少35個研究團隊在開發新冠疫苗,因爲病毒的分化,這些疫苗不一定會對兩類都有效。例如流感病毒有兩種主要的Peplomer:Haemagglutinin(H)和Neuraminidase(N),各有好幾個類型,所以流感被分類為H1N1、H2N3、H3N8等等,而個別疫苗一般不能兼顧。冠狀病毒的H Peplomer不太重要,前面討論新冠病毒的L/S類別其實是針對它的N Peplomer,如果用流感的命名法,L/S會變成N1和N2,所以我猜測有可能會需要混合疫苗。
【後註七】一個月前,我提到試管(In Vitro)實驗中對COVID-19有效的藥物,除了Remdesivir之外,還有氯喹(Chloroquine)。最新(今天是三月10日)的中國和南韓研究報告,發現氯喹的抗病毒機制,來自它是一種Ionophore(離子載體),可以幫助Zn2+(鋅)離子進入細胞内,而鋅離子能干擾RNA病毒複製蛋白RdRP的合成。不過目前很多研究小組還在做人體(In Vivo)實驗,氯喹是否有療效必須等待雙盲實驗的證實。
【後註八】後註四提到新冠病毒與SARS雖然同樣利用ACE2來侵入人體細胞,但是基因設計細節不同。在2020年三月26日發表的新論文(參見user.guancha.cn/main/co)中,發現新冠對ACE2的結合能力,不但强於SARS,而且遠超目前人類計算機模型所能預期的精妙程度;這一點,其實我在二月底上《八方論壇》節目時,已經做出同樣的結論。
【後註九】剛剛注意到這篇三月30日的論文(參見imperial.ac.uk/media/im),研究了11個歐洲國家的新冠疫情,認爲實際的感染人數是官方數字的10到60倍。例如意大利,如果假設10倍差異,那麽死亡率是1%左右,正是我一再估計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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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印度媒体关于拜登“曾曾曾曾祖父”曾在孟买定居的说法,这确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也引起了不少讨论。咱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掰扯掰扯这个事儿。首先,咱们得明确一点,这个说法是印度媒体报道的,而拜登方面并没有公开承认或证实过这段遥远的家族历史。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很多时候,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或者基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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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澳大利亚媒体声称中国报道其“辱华节目”是在“煽动反澳情绪”的说法,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这其中涉及媒体的角色、国家间信息传播的动态、以及公众情绪的形成等复杂因素。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澳大利亚媒体的这个指控本身带有很强的“反击”性质。当一个国家(或其媒体)感到被指责或被妖魔化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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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媒体将柯震东酒驾事件与“中国法治停留在古代”的观点,本质上是基于两岸法律体系差异、对大陆法治实践的误读,以及对法律程序的片面理解。这一观点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以厘清其背后的逻辑和现实背景: 一、两岸法律体系的差异1. 法律渊源与制度差异 台湾地区的法律体系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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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儿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也让人看清了某些俄罗斯媒体为了“赢”能有多么不择手段。首先,从俄罗斯媒体“实地探访”泽连斯基取景地这个事儿说起。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他的很多公开露面,尤其是早期在战争爆发后的讲话,确实是在基辅的政府建筑内进行的,其中很多场景大家都很熟悉,背景往往有乌克兰国旗,或者是一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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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乌克兰蛇岛守军‘起死回生’”的说法,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敏感且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的事件。要理解这个情况,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信息和后续的澄清来分析。首先,需要明确一点: 直接的证据表明蛇岛守军在“英勇集体阵亡”后又“起死回生”并向俄军投降,并在媒体直播下领取物资的说法,是存在严重事实偏差的。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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