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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法国新教运动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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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法国新教运动(又称胡格诺运动)的“失败”是一个复杂且多层面的议题,它不是一个瞬间的崩溃,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最终导致了新教徒在法国的权力被大幅削弱,并最终面临艰难的处境。将这种转变称为“失败”可能略显绝对,因为胡格诺教徒在信仰上仍然存在,并在某些方面继续发挥影响,但从政治权力、宗教自由和社会地位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衰落。

以下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17世纪法国新教运动为何走向衰落:

一、 王权与天主教的强大反扑(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红衣主教时期是关键):

绝对王权的巩固与宗教统一的渴望: 17世纪初,法国在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后,王权逐渐巩固。路易十三即位后,在他的首席大臣黎塞留红衣主教的领导下,法国积极推行中央集权和宗教统一政策。黎塞留认为,国内存在一个拥有自己军事力量和自治权的新教少数群体,是对国家统一和国王权威的严重威胁。他将胡格诺人的政治和军事特权视为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而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问题。
军事行动与压制: 黎塞留采取了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削弱胡格诺人的权力。最著名的例子是16271628年的拉罗歇尔围城战。拉罗歇尔是胡格诺人的重要据点和港口城市,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和军事实力。黎塞留亲自指挥了这次围城,最终迫使拉罗歇尔投降。这次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胡格诺人军事力量的瓦解。
《阿莱斯敕令》(1629年): 在军事胜利后,黎塞留颁布了《阿莱斯敕令》,这是对1598年《南特敕令》的重大修改。该敕令废除了胡格诺人在《南特敕令》中获得的政治权利和军事特权(如拥有设防城镇、集会权等),但仍然保留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使得胡格诺人从一个拥有独立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国中之国”转变为一个仅仅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信仰新教的宗教少数群体。

二、 《南特敕令》的逐步侵蚀与最终废除(路易十四时期):

温和时期的短暂过渡: 在黎塞留去世后,法国一度进入相对温和的时期,胡格诺人的宗教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
路易十四的“太阳王”统治与宗教排他性: 路易十四以其“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的理念,将宗教统一视为巩固王权和国家辉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法国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不应该容忍一个拥有特权的宗教少数群体。
系统性的迫害与歧视(Dragonnades): 从1660年代开始,路易十四政府开始采取系统性的措施来迫害胡格诺人,并逐步侵蚀《南特敕令》赋予他们的权利:
关闭新教教堂: 政府开始以各种借口关闭新教教堂,尤其是在胡格诺人占人口多数的地区。
限制新教徒的职业和教育: 新教徒在公共服务、法律、医学等领域受到限制,他们的子女也被迫接受天主教教育。
“Dragonnades”(龙骑兵政策): 这是最具破坏性的政策之一。政府允许军队(特别是龙骑兵)驻扎在新教徒家中,士兵可以肆意骚扰、侮辱、强迫新教徒改信天主教。这种残酷的逼迫导致许多新教徒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折磨而被迫宣誓改宗。
《枫丹白露敕令》(1685年): 在长期的系统性迫害和逼迫下,路易十四最终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正式废除了《南特敕令》。这项敕令宣布新教在法国非法,禁止举行新教礼拜,拆毁新教教堂,并将所有新教神职人员驱逐出境。所有拒绝改信天主教的新教徒被视为非法存在。

三、 胡格诺人内部的局限性:

缺乏强大的统一领导和清晰的政治目标: 虽然胡格诺运动在早期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失去军事特权后,其内部缺乏一个强大且统一的政治领导核心。不同地区和阶层的新教徒在如何应对王权压迫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性: 许多胡格诺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支持来自于英国或荷兰等新教国家,但当这些外部力量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时,胡格诺人的抵抗能力就显得脆弱。
少数群体难以持久对抗主流文化和政治: 在一个以天主教为主流的国家,新教徒作为少数群体,长期以来都面临着来自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巨大压力。当国家机器开始全力压制时,他们很难维持长期的抵抗。
分化与同化: 随着迫害的加剧,一部分胡格诺人选择了流亡,一部分被迫改信天主教(表面上),另一部分则在地下秘密坚持信仰。这种分化削弱了整体的抵抗力量。

四、 外交因素的影响:

外部干预的有限性: 尽管英国和荷兰等新教国家对法国胡格诺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他们未能对法国进行有效的军事干预来保护胡格诺人。法国在17世纪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这使得外部干预变得困难重重。

五、 社会和文化因素:

天主教教会的强大影响: 法国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强大机构,拥有庞大的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能够有效地支持王权驱逐新教徒。
民族主义和宗教的交织: 在17世纪,宗教身份与国家身份的联系日益紧密。路易十四将宗教统一视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强大的象征,这使得新教徒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异端”和对国家忠诚的质疑。

总结来说,17世纪法国新教运动的衰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核心原因是法国王权出于巩固权力、实现国家统一和宗教统一的政治需要,对胡格诺人采取了强硬的压制政策,并最终通过废除《南特敕令》将其宗教自由和政治特权一扫而空。
黎塞留的军事行动摧毁了胡格诺人的军事力量,为后来的全面压制奠定了基础。
路易十四的系统性迫害和残酷的Dragonnades政策,迫使大量胡格诺人流亡或被迫改宗。
胡格诺人自身内部的局限性,如缺乏统一领导和外部支持的不足,也加速了其衰落。
天主教教会的强大支持和当时民族主义与宗教高度结合的社会文化背景,也为王权的压制提供了合理性和动力。

这场运动的“失败”导致了数以十万计的法国新教徒(胡格诺人)逃离法国,涌向英国、荷兰、普鲁士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使得法国在人才、技术和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尽管如此,法国新教徒的信仰并未完全消失,在一些地区依然以地下形式存在,并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重新获得了宗教自由。但从17世纪的政治和宗教格局来看,胡格诺运动确实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败。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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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新教运动失败一点都不出奇,弄清楚两点就明白了:


1,天主教会大多数时候是法国王权的统治工具;

2,新教各派,大多数时候是南方大贵族或者地方反叛者反抗国王的工具。


先说第一点,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法国王室很早就对自己国境内的天主教会具有了支配权和人事权,某些时候甚至能借助这种支配权去影响罗马教会。法国天主教会自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协助国王统治法国。


法国国王缺钱的时候,多次跟法国教会要求过“捐赠”,波旁王朝开国君主亨利四世原本是新教徒,但是他皈依天主教之后,法兰西教会立刻就承认了他的王位合法性,甚至都没有跟罗马商量过。



在有名的阿维农之囚里面,法王腓力四世甚至直接把教皇抓到了阿维农关了七十年,并且强行扶植法国主教当教皇。


另外,法国天主教会在各个地方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承担了初等教育,为国王培训了不少统治人才——红衣主教黎塞留正是其中的表表者。



所以,既然有这么好的工具可以使用,法国王室本身就没有动机去抛弃天主教会扶植新教。


再说第二点。新教各派,大多数时候是南方大贵族或者地方反叛者反抗国王的工具。


在欧洲,宗教从来都不仅仅是思想问题,在大部分时间里,它更多像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要弄清楚法国为什么会有新教运动,首先就要弄清楚法国中世纪的地域矛盾——实际上就是南方封建主反抗北方王室的矛盾。


法国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有反罗马正统的教派了,比方说活跃于南方的阿尔比派,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正因为它的大本营就是法国西南部的阿尔比城。


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因为反对罗马教廷和法国国王,故意支持这个教派,最后惹怒了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威逼不成,最后在1209年组织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派。十字军侵入图卢兹,大肆烧杀劫掠;过了几年之后,法国国王路易八世又派兵进入,烧杀抢掠,几番折腾之后,到了1229年,图卢兹伯爵的领地就这样被并入了王室。


17世纪法国新教运动,实际上也是南方封建领主借助加尔文派新教来反抗王权。经过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之后,两方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了惨烈的内战。


南方的领导核心是王室分支波旁家族和孔代家族,具体经过就不详细描述了,总之经过了多年的内战厮杀,在亨利三世国王死后,瓦卢瓦-昂古莱姆王朝绝嗣,波旁家族的首领亨利同王室的支持者们达成了和解协议,以自己皈依天主教为代价,在1589年继承王位,成为了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国王虽然皈依了天主教,但也没有忘记之前一直跟着他打仗的新教支持者们,所以他特意下达了《南特敕令》,宣布臣民可以合法信仰新教。


可以说,法国新教运动的反叛者们成功了,但却又只是他们首领的成功,而首领变成国王之后,出于国王的天然立场,国王家族又变成了天主教的支持者。


到了后来,亨利四世的子孙们也就再也不以新教徒自居了,而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看新教徒越来越不顺眼,而新教徒们所拥有的财产又引起了国王和他的宠臣们的觊觎。


1685年10月18日,法王路易十四颁布法令,彻底废止南特敕令,而在这之前,早就已经得到了消息的国王宠臣们,从凡尔赛宫内倾巢而出,到各个地方去抢夺新教徒的财产。


巴尔扎克在他的作品《禁治产》当中,德-埃斯巴侯爵就是这么描述自己祖先当年巧取豪夺的“辉煌战绩”的:


他又道:“然后《南特敕令》被撤销了。①先生,也许你不知道路易十四的亲信借此机会发了多少财。凡是新教徒不按照公家规定出售的产业,都被路易十四没收,分给他的左右。象当时的传说一样,王上的宠臣都四出逐鹿,猎取新教徒的家产。我千真万确的知道,有两个侯爵的田地全是一些可怜的商人被充公的家私。逃亡的新教徒中有巨额财产需要带走的,到处遇到圈套;人家对他们用的怎样的手段,我用不着向你当法官的人解释。你只要知道,奈格珀利斯的田地,包括二十六个地方教区和对于各乡镇的特权,还有从前也属于我们的葛拉旺热田地,都早已落入一个新教徒的手里。由于路易十四的恩赐,我的祖父把这两处产业收回了。但这恩赐的经过对另一方面是极不公道、极残酷的。那两处田地的业主,把家属先打发到瑞士去,自以为日后还能回到祖国来,便假装卖掉田地,自己也打算逃往瑞士。他大概想尽量利用法定限期,留在法国料理买卖,不料被地方总督抓了起来;出面顶替,充他买主的人把事实招供了;可怜的商人结果被吊死,而我的父亲却到手了两处田地。我要不知道我祖父参加这些阴谋诡计倒也罢了;无奈那位总督是他的舅父,不幸我又看到总督的一封信,叫我祖父向代奥达蒂斯想办法,代奥达蒂斯是宫廷中的近臣背后称呼王上的暗号。信中取笑那个牺牲者的口吻,使我看了毛骨悚然。流亡在瑞士的家属寄钱回来替可怜的人赎命,总督收了钱,照旧要了商人的命。”


站在国王的立场,这不过就是就是惩处异端,充实国库,但是从新教徒个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幕幕悲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确实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南特敕令》被路易十四废除之后,数十万法国新教徒背井离乡,逃到瑞士和德意志等地,他们中不少人到了普鲁士,而普鲁士国王也热情地欢迎了他们(普鲁士本就是新教国家),而他们带来的财产和技术,也大大地提升了普鲁士的国力。


200年后的普法战争里,进入巴黎阅兵的那些普鲁士大兵,到底有多少人是这些逃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们的子孙,这肯定是无法计算清楚的,但是想必他们的祖先的在天之灵,大概也是又喜又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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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一提,法国王室和贵族们,对天主教会的态度是非常明确,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它可以作为统治工具,也可以作为精神上的启示者和导师,但是绝对不能侵犯统治大权,每当罗马教会试图这么做的时候,一定会和王室产生冲突,然后王室就会以强硬的手段来逼迫教会屈服。


前面已经说过阿维农之囚了,在路易十五时代,法国国王还曾经制造过一次大狱,于1760年驱逐了耶稣会会士,1773年,在各方压力下,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颁布《上主兼救赎主》敕谕,宣布取缔耶稣会。


直到今天,法语里耶稣会士“Jésuite”,还是“伪君子”“伪善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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