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就从来没有过征服日本的想法吗？
1. 历史的“错位”与地理的“壁垒”：
首先，清朝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征服，是从满族征服汉族为主体的明朝。这场内战消耗了巨大的精力和资源，新建立的清朝首要任务是巩固统治，稳定内部，消化南明残余势力，以及应对北方的蒙古和后来的俄罗斯。
而日本，在清朝建立的那个时代，正处于江户幕府锁国政策的早期。日本主动与外界隔离，尤其是在欧洲势力开始渗透亚洲的背景下，日本选择闭关自守，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其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和潜在的“征服价值”。
从地理上看，日本位于东海之隔，海峡的宽度和海上交通的不便，是任何远征都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在当时海军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跨海登陆并维持一支足够庞大的远征军，成本和风险都极高。
2. 政治和经济的考量：
内部稳定是首要任务： 如前所述，清朝刚入关时，面临着巨大的统治合法性危机和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汉族占多数的帝国，其首要任务是安抚汉人，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有效的行政体系。对外征伐，尤其是远距离的、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征服，显然不是清朝领导层的第一优先级。
“万国来朝”的朝贡体系：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他们更希望的是周边国家能够承认清朝的天朝上国地位，定期派遣使节，奉上贡品，然后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赏赐”。日本虽然在明朝时期曾断断续续地进行朝贡，但在江户幕府时期，这种官方往来几乎中断。清朝虽然对此不满，但也更多地将其视为日本“不服王化”的表现，而非必须武力征服的理由。
经济利益的权衡： 征服一个国家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投入，包括军事开支、后续的统治成本、殖民地的建设等等。而当时的日本，对外贸易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其经济对清朝的吸引力可能不如通过朝贡贸易或者在海盗活动猖獗时期进行海上巡逻和控制来得“划算”。
3. 满清统治者对日本的认知与态度：
对“海盗”的警惕与控制： 在明末清初，日本的海盗（主要是倭寇）曾对中国东南沿海造成过严重的骚扰。清朝成立后，也曾采取措施打击海盗，并与荷兰等海上力量进行过海上冲突。但这种打击更多的是出于维护沿海治安和海上贸易安全的目的，而非征服日本本土。
对日本实力的低估（早期）： 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可能对日本的军事实力和国家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他们可能认为日本只是一个弹丸小国，不足为惧，其锁国政策也让他们难以获得准确的情报。
有限的接触与间接的“想法”： 尽管没有直接征服的计划，但清朝对日本并非完全无视。例如，在清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等西方势力交往时，有时会涉及到日本的相关信息。有时也会利用荷兰作为中间人与日本进行贸易或传递信息。在某些个别时期，也有一些官员或士人提出过对日策略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更侧重于海上防御、贸易控制，而非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4. 晚清时期的“危机感”与“机会”的错失：
直到晚清，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变。日本也经历了明治维新，国力迅速崛起，成为亚洲一股重要的力量。
学习西方，而非征服： 此时的中国，面临的是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清朝政府的重心是自保和学习西方技术，而非对外扩张。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已经远超晚清的中国，清朝即使有征服的想法，也已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小国”的崛起与“大国”的衰落： 历史的进程在此出现了巨大的反转。曾经被清朝视为“小国”的日本，反而成为了侵略中国的力量。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证明了清朝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落后，更遑论征服日本。
总结来说，清朝从未有过征服日本的明确计划，主要原因在于：
内部稳定和统治巩固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地理上的隔阂和军事上的巨大成本。
清朝更倾向于维护传统的朝贡体系，而非直接的武力征服。
在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锁国政策也使其成为一个不那么“有吸引力”的目标。
直到晚清，清朝自身国力衰弱，而日本却迅速崛起，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当然，历史的“如果”是无穷的。如果清朝能够更早地睁眼看世界，如果日本的国力在早期就足够强大，或者清朝在某个时期国力鼎盛，内部稳定，并且外部没有更紧迫的威胁，或许“征服日本”的念头会以某种形式出现。但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清朝统治者的实际考量，征服日本从来都不是其政治议程上的重要选项。
网友意见
有一份奏折很能看出清朝对日本的态度。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八日，李卫上奏称他收到消息，日本近年来频频招募中国人前去教授弓马技艺，且无故打造战船，肯定是居心叵测，朝廷一定要尽快加强海防，有备无患云云。
而雍正帝的朱批，除了对于李卫的建议深表赞同外，还对奏折里的一句话做了小小的修改。
李卫：天朝之待外夷，罪恶昭著者，必申征讨之诛。
雍正：天朝之待外夷，若无罪恶昭著者，必不申征讨之诛。
什么叫微言大义？这么一改，雍正的心思跃然纸上：咱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布置完防御工作就行，别的就随他去吧。不需要纠结太多。
那么，李卫得到的消息到底可靠吗？结合日方史料来看，堪称是极其精准。
据《唐马乘方补遗》、《信牌方纪录》，早在1725年，幕府就向长崎奉行下达了招募清朝武官的命令。由于这时清朝已经解除海禁，许多中国商人为了讨好幕府，获得作为贸易许可证的“信牌”，而很主动的揽下了这桩任务。
甚至于，连1723年浙江武举乡试第五名张灿若，都化名为“陈采若”，在1727年被招募前往日本，并停留了整整4年。在这期间，他将自己擅长的双刀、苏秦背剑，以及一马一箭、一马三箭等清朝武举科目通通传授给了日方。
李卫上奏之时，仅是张灿若赴日的隔年。而且他对中国商人为了“信牌”而在中间给日本牵线搭桥的事情也非常清楚：
“（我国商人）贪夷人倭照，争相贸易，唯恐失其欢心，掯照不发，故凡有指名求索之处，无不依从。”
从这些奏折内容出发，可以证明清朝的对日情报工作相当成功。无论是雍正还是李卫，对日本的国力都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日本以武力值论是东洋第一强国，朝鲜等都迫于其威势而与之通好：
“日本虽蕞尔岛夷，恃其铜铸炮火攻击甚远，倭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屡为海患，于东洋称一强寇。”“东洋独日本为强，邻国无不惧之。”“（朝鲜与日本）往还亲密，无非畏其势大力胜之故。”
所以，但凡雍正是个正常人，看到关于日本的这些情报，都不会有动兵的念头，这可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啊。即便李卫指出日本不平凡的动作，雍正至多也就是下令沿海官员抓紧时间稳固己方主场。
不过，必须指出这种对日近乎宽纵的态度，并非雍正独有的，康熙时期的对日政策并无二致。早在1701年，康熙就密令苏州织造李煦安排“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假扮商人前往日本探听情报。这位大清的间谍在当年六月初四从上海启航，十月初六返回宁波，随后立即前往北京将所见所闻告知康熙。
雍正帝在给李卫的批复中，还很有意思地说，都是因为莫尔森当年“极言其恭顺懦弱”，才使得康熙放下了对日本的警惕，“开洋之举，亦由此起。”这才留下了现在的祸患。
其实这颇有点替康熙甩锅的意味。因为在莫尔森回国后，康熙安排的几次与日本的半官方接触，都被德川幕府强硬回绝。乃至消息都传到了朝鲜：
汉商言，浙江守官知我等年年买卖于长崎，使以交邻之意告知。江户三太守以为江户之于浙江，水路辽远，彼此疆界，本不关涉，愿为交邻，事甚殊常，仍欲驱出，则汉商恳乞少留买卖而去。
因此，康熙是不可能觉得日本恭顺的。而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爆发了一件中日交往史上的大事“信牌事件”。简而言之，就是德川幕府在1715年下令，以后来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必须领取日本发给的信牌，下次再来贸易时才会放行。
对于清朝来说，一旦允许本国商民接受日本发放的信牌，无异于让天朝上国威严扫地。所以浙江巡抚徐元梦将这些信牌全部收缴，并把详情上奏康熙裁夺。
有意思的是，朝堂之上为此事件分成了两派。大学士马齐等人提议：
“以我中国商船受长溪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体，相沿日久，大生弊端，亦未可知。应将作何行文倭子之处详议，将伊所给牌票发回......”
但是，康熙皇帝连续三次驳回了马齐他们要与日本交涉，取缔信牌的主张。这位大清皇帝还聪明的帮日本找了个借口：
“各位爱卿说我们大清商人接受日本信牌是有乖国体，但是吧，根据朕派去日本的探子回报，信牌不过是日本商人之间使用的凭证，不是人家官府发的东西。浙江巡抚小题大做了......”
在康熙的坚持之下，清朝默认了商民接受日本信牌的事实。康熙和雍正如此努力回护日本的态度，或许很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疑惑。但这背后实则有关清朝的经济运行，即铜钱体系的稳定。
原来，在乾隆朝云南铜矿产量剧增之前，清朝铸钱使用的铜，大多依靠对日贸易输入。从顺治朝开始，清廷就主动号召商人去日本买铜。
以康熙五十五年的数据来说，当年清朝使用的云南铜为166万3千斤，但使用的日本铜却达到了277万2千斤。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这60年间，日本流入清朝的铜更是超过一亿一千四百四十九万斤。
如果康熙答应马齐的要求，跟德川幕府硬碰硬，人家一怒之下禁止铜输出，那大清该怎么办呢？
同理，雍正时期日本减少铜的输出额，让李卫甚至想到派人去日本散布清朝将为此断绝对日贸易的谣言，以此给德川幕府施压的办法。但雍正却表示“此数语纵使传播彼处，亦只可令其暂信一时耳。”换言之，被别人卡住铜钱的脖子，让大清对日本实属无可奈何，根本是强硬不起来的。
不过，大清也蛮会自找安慰，好歹在本朝“威灵慑伏”之下，前明时候倭寇肆虐的现象从未有过，知足了知足了。
关键双方无冤无仇，为啥要打仗？
双方都在闭关锁国（后面陆续开放少量港口），没有官方的交流，只有少量民间贸易。
因此没有产生政治上的矛盾，所以打不起来。
就连康熙骂日本人也是因为贸易问题才发怒的，之前中国商人靠着薄利多销赚走了大量金银（当时日本有金银铜三种货币，不同的货币买不同的东西，对外贸易只能用金银这两种货币），后来德川幕府觉得发现金银流失太大，就开始胡乱改贸易政策，弄得中国一下子赚钱少了------本来一年差不多只允许30艘商船进入日本，原本返航时能运30船真金白银回去，可制度一改，就只能运30船其它货物回中国了。
在满清眼里，或者说按满清的地理观念。它已经征服了日本了，不要过于高估满清的见识。
在逼乎里面各种皇汉同胞的满清阴谋论，清吹的满清逼逼论看的我头皮发麻，每次上逼乎总有进异次元空间的感觉，本皇汉也算知道一点《清史稿》正史的，我只能说满清只是一个古代王朝，没那么有见识，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聪明睿智或者阴险狡猾。满清不太分得清日本和琉球。
在满清眼里，琉球对满清纳贡，就是日本畏惧满清的表现。满清是把琉球和日本都看成“海东群藩”的，在满清眼里日本和琉球是一个模糊的团体，日本是不服王化的生番，琉球是一群生番里面服从了的熟番。日本就像抗拒明朝的鞑靼部瓦剌部，琉球就像蒙古朵颜三卫或者蒙古斡难河卫。
如《清史稿.乐志》里面有一首琉球输贡歌，而这个歌里面琉球朝贡被认为是日本畏惧满清天威，所以支使琉球纳贡观望天朝态度的表现。
贡琛球第四 琛球输贡，外藩归化隶版图，正朔咸尊奉。乐浪郡，在海东，安南国，粤峤辟蚕丛。日本国，畏威震悚。琉球国，奉朝请与内臣同。一解万邦虎拜咸修贡，干羽何须用。东风入律吹，干吕青云涌。海安澜，更上献河清颂。海安澜，更上献河清颂。
至于有人说什么雍正打探过日本情报，熟知日本情况，知道有武举人去日本传授武术等等，这个不假，但满清对日本的了解也仅此而已了，满清大臣连日本地名都不熟悉，还认为日本自古就以奴自称。雍正就算知道武举人去日本，但是他恐怕连当时日本天皇或者将军是谁都不知道，而日本人却知道雍正。
日本国有《吾妻镜》一书，亦名《东鎰》。“吾妻”二字不可解，或曰地名。尝与秀水朱竹垞太史(朱彝尊)考之，日本地里无名“吾妻”者。太史戏曰，日本本名倭奴，东海诸国 半以奴为名，且有名姐奴者，既可称姐，何不可称妻耶。 （满清蔡澄题《海东诸国纪》语）
蔡澄不知道的是，吾妻就是日语里面的“あずま”，就是东向更东之意。也就是日本的关东。蔡澄甚至不知道日本古代自称大和，还以为日本自称奴国。直到1884年满清文人去日本，才知道吾妻是关东的意思。
但这种想法都是满清的一厢情愿，在日本人眼里，琉球国不是日本，而是“满清国”的一部分。日本人很自豪满清的朝贡国琉球也对日本纳贡，认为这是中国也感受到了日本幕府威风的表现。日本还特地要求琉球使者身穿中国风的服饰对幕府将军跪拜，不得不说一下，虽然琉球官服还是明朝样式，但按照琉球惯例，他们的官服可都是满清赏赐的绸缎做成的。
18世紀初頭には使節の江戸上りが島津氏の指示で中国風の行列に仕立てられ，徳川将軍と島津氏の〈異国〉支配を内外に誇示する有効な外交儀礼と位置づけられた。 日文维基 琉球
满清赏赐琉球物品的行为最后实际上也养肥了日本，因为琉球当时已经被日本控制。日本在琉球驻有“在番奉行”等官吏，琉球朝贡满清的物品照例要被日本萨摩藩抽成，琉球每年还要给萨摩纳贡一万石米，六千匹布。而萨摩藩正是明治维新中萨长同盟的主导者，满清恩惠属国实际上等于养肥了日本外患。
而这种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征服了对方，其实是对方获利的地方不止琉球一处，实际上库页岛也是。
日本幕府时代松前藩盛产一种华贵的服饰叫“虾夷锦”，这种服饰被松前藩主穿着拜见将军，幕府将军看了认为华美精致，要求松前藩多多纳贡。而这衣服长这样。
没错，这就是满清的蟒服
而满清蟒服为什么到了日本手里呢？这就要问问吉林三姓副都统的人才们啦。他们每年啥都不干，就是库页岛的人来了进贡几张兽皮，然后赏赐蟒服给他们，就这样万事大吉，满清就控制库页岛了。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库页岛的南部早就被日本松前藩控制了。那些库页岛人每年必须要去和日本人贸易，不去的话会被武力镇压。满清赏赐的蟒服，最后都被库页岛人给了日本人，换了日本人不值钱的米酒。
这就是甲午战争前二百年，满清眼中的魔幻世界。在满清眼里，它已经威服了日本，连日本附近的琉球都来纳贡，库页岛也是他的领土。但是实际上，日本得到了利益，并在满清的滋养上无限壮大。
在高山崩塌前，一切早已注定了。
满清真的蠢吗？实际上不完全是蠢，满清对新疆西藏蒙古的控制和防范已经到了非常细致的程度。但是很可惜世界的宇宙中心并不是蒙古大沙漠，控制好了蒙古新疆。东边的日本没注意也会崩溃，东方比西方更重要。沙漠中心史观这种内亚的思想最后害人害己，满清最后就是削弱于日本，喔，忘记说了最后灭了满清和满清余孽北洋政府的，就是广东广西的汉人，这按内亚观念怎么逻辑自洽呢？
一、八旗海战能力费拉；二、清朝从日本赚了大钱，出兵日本，军事上只能依赖汉人，经济上得一失百，满清皇帝不会干这亏本买卖。
另，某乎管理员要点莲好吗？！ 无端限制大伙的回复，设成本人筛选后才展示－－－还不许我改成允许任何人发言，究竟打中你什么痛处了？
正文：
顺治17年的厦门海战，彻底绝了满洲统治者的海战之念想。仅仅满洲籍的文武官员就死了83员（名单详见《吏部尚书加一级臣阿思哈等谨题为叙功事》以及《清史稿》索浑传），包括一个都统（索浑）、三个护军和前锋统领（乌沙、纳木色额、伊勒图），这是八旗水战史上最大失败，人丁大损，直接逼得清朝放弃舟山防线，将浙江腹地暴露在郑军火力之下，随后又是一场灾难般的迁海。
康熙17年，平南将军赖塔代表清廷致书郑经，毫无心气的希望郑氏“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亦可也，以东宁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对付一个据海而守的弹丸小政权，满清尚如此费拉，何况征讨遥远的日本？
康熙曾言“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如故”，施琅收复台湾，就已是满清控驭汉人出海用兵的顶点。像平三藩有大功的水师名将林兴珠这些汉人，康熙后来都要找机会整死，若征讨日本，势必只能重启沿海汉人的武德，兴建水师。这后患孰轻孰重，清廷是绝不会掂量不清的。
其次，清日贸易使清朝获得巨额贵金属，摆脱了经济萧条，得以解决汉人失业，稳定社会。由于日本幕府实行海禁政策，日本商人不能出海贸易，只许清朝和荷兰商船来日交易，每年的交易量、交易场所、交易内容都受日本严格管制。所以日本占据了主动，反倒是清、荷商队，非常害怕被拒绝贸易，日方为了加大这种威慑，还采取了“信牌制”，也就是根据清、荷商船的表现，决定是否发给来年准许贸易的凭证，也就是信牌。这尤其令中外商队们诚惶诚恐，甚至挖空心思讨好日本，以至在日方授意下，秘密提供敏感的军事、战备情报。比如康熙亲征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直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还以为清军大捷，康熙岱帝如何神武英明。反倒是日本，当时就掌握了八旗伤亡惨重、苦战难胜的内情（见《唐船风说书》）。更危险的是，清商还按日本非分之求，秘密夹带战马、兵书和军事人才赴日，向日方传授武技。
但另一方面，日本幕府当然清楚，所谓的“信牌威慑”只能建立在超倍利润的基础上，没有巨利，人家凭啥来捧你的臭脚？所以幕府当局刻意压低日本产品售价，甚至不惜赔本赚吆喝。
咱中华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经济往来一直“要面子不要里子”，也就是所谓的“厚往薄来”。满清尤其讲究天朝虚荣，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但唯独对日本，罕见的，也多少有些无奈的“输了面子，赢了里子”，只用多余的生丝、砂糖、瓷器、药材，就能换到在内地想像不到的巨额贵金属。
特别是铜
清朝前叶，铜钱紧缺，因为没有那么多铜去制钱。据今天学者严中平的推算，康熙年间，仅仅“宝泉”、“宝源”两大官营铸币局一年就需采购铜料440多万斤，而云南铜产量一年不到40万斤，巨大的缺口如何填补？
而日本铜不仅产量多、成色好，且价格低贱。日本当局为了确保贸易威慑力，也坐视它珍贵的真金白银和黄铜以微利甚至亏本价销售。每100斤铜在日本国内市场价尚要92文银钱，而卖给清商才104文，考虑到从矿场到长崎港的高昂运力，几乎是亏本的。即使后来铜产量下降，铜价大涨后，在日本商界压力下，幕府也只将出口价定到112文。对比清朝的价格，同样一两白银，在清朝市场上只能换到四、五斤铜，而在日本，却能换八到九斤，这样的利润空间足以令清商们趋之若鹜。
日本的存在，从经济角度实现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决铜材紧缺、通货不足的困难，还解决了产能过剩，就业不足的问题。因为满清的屠杀暴行，江浙地区一直气象萧条，国家内需不足，元气不复。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荣富庶，结果颇为失望：
“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市镇通衢，似觉充盈，乡村之饶、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后，康熙第三次南巡，来到浙江，又发现浙江百姓困苦，“生计大不如前”。而繁荣的对日贸易，对江浙工商业的重新繁荣拉动极大。南浔、乌镇的丝织业，安亭、魏塘镇的棉纺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特别是福建、台湾糖业的异军突起，它们的兴盛都与日本的需求关系密切。江西樟树镇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药材集市，当年的发迹亦与清日贸易不无关系。
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资料统计，仅仅顺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这60年间，日本外流黄金239万余两、白银3742余万两（贯），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黄铜外流更是天文数字，据学者任鸿章统计，从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亿斤日本铜流入中国。甚至还有人统计出11.1亿斤的（1663－1797见木宫彦泰《中日文化交流史》）
清朝赚得盆满钵满，而每年所支付的，不过是几千到两万斤生丝，二三百万斤糖，和各类手工业产品，以低价货换回高价的贵货。正如佚名《东倭考》说的那样，“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
虽说日本拒绝与满清官方往来，但满清皇帝们也乐得闷声发大财，谁也不多事。
日本毕竟只是岛国，如此让清朝三倍、五倍的获利，时间长了也不堪重负，贵金属产量不断暴跌，搞得日本国内发生通货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觉得日本吃亏太大，在他看来，以不可再生之贵金属，换取中国生产过剩之消费品，只能令日本越来越穷
“今后不出百年，我国财用尽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虽云每年各国有所生产，譬之于人，五谷之类犹如毛发，似无停止之时，五金之类则似骨骼，不复重生。五谷地尚有肥瘠，年尚有丰歉。五金则产地不多，开采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无用之物，非我国万世长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记》）
随着日本贵金属资源的日渐枯竭，清日贸易也随之走向低谷。但日本的贸易，确实对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助力不少。
当然，值得警惕的是，面对日本的利益诱饵，清朝商家们纷纷放弃底线，将国家军事情报、武器资料、兵书战策、战备物资甚至军事人才，私下秘密提供给日方，这绝对是应该吸取的一大历史教训。
日本：没事，我来征服你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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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火炮技术简述明朝末年，在西方火器传入的冲击下，中国的军事技术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火炮技术的发展尤为显著。从明末到清朝前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火炮技术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引进、模仿学习到自我发展和改进的曲折过程，虽然整体上与西方列强相比仍有差距，但其进步和在军事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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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过于笼统的概括，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地说，清朝在面对外部侵略时，表现出了严重的战略、战术、组织和精神上的弊病，导致了屡战屡败。而在处理内部事务，特别是镇压反抗势力时，却往往能够调动庞大的资源，利用其统治体系的优势，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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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其官员的俸禄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这些古代官员的“工资”究竟是多少？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又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呢？咱们这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一、 明朝官员的俸禄：从“体面”到“寒酸”的转变明朝官员的俸禄制度，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变化，尤其是洪武年间的改革，为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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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供养宗室和清朝供养八旗，都是其统治合法性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负担的绝对量、相对占比以及性质都存在显著差异。要详细论述这两者的负担，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负担的绝对量与相对占比 明朝供养宗室绝对量：明朝宗室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其数量在明朝中后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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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涉及历史的深度和民族情感的纠葛。要清晰地回答“日本和清朝哪个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更严重”，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审视，并尽可能剥离情绪化的判断，回归到历史事实和影响的分析上。理解“文化破坏”首先，我们需要对“文化破坏”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界定。这里的“文化破坏”并非单指物质上的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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