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如果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他不仅是湘军的缔造者，更是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中流砥柱。这位以“刚健”闻名的湘帅，在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之后，如果振臂一呼，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历史的走向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他又为何终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这其中的曲折与必然，值得我们细细道来。
一、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的“假设”：一条充满诱惑的岔路
太平天国运动，是十九世纪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它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也暴露了旧中国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历经十余载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于1864年攻克天京（今南京），宣告了这场席卷半个中国的风暴的终结。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曾国藩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他手中握有经过实战锤炼、忠诚度极高的湘军，背后是掌握地方大权的士绅阶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了清廷不可或缺的“擎天之柱”。此时，如果曾国藩萌生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念头，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潜在的驱动力。
1. 汉族士人的民族意识觉醒： 太平天国虽然是农民起义，但其内部的“拜上帝教”和对满洲贵族的敌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部分汉族士人的民族主义情感。长久以来，汉族在政治上受到满族统治的压制，虽然没有明确的“亡国”之痛，但“非我族类”的疏离感始终存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并没有解决根本的民族矛盾，反而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汉族的政治主导。
2.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影子： 洪秀全打着“打倒满清”的旗号，虽然其手段和纲领存在诸多问题，但“反清”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汉族民众的情绪。曾国藩作为“洪秀全”的亲手埋葬者，或许会在对比中，感受到“恢复中华”的某种历史必然性。
3. 曾国藩的个人情怀与抱负： 曾国藩本人，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对“大一统”和“家国天下”有着深厚的责任感。虽然他忠君爱国，但对满清的腐朽统治并非视而不见。在处理太平天国事务的长期过程中，他必然接触到大量关于民族压迫的史料和民间传说，这些都可能在他的心中埋下“驱除鞑虏”的种子。
如果曾国藩真的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可能发生的景象将是：
巨大的政治动荡： 清廷虽然依靠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但其统治基础早已摇摇欲坠。曾国藩若反戈一击，将瞬间将清廷推入绝境。湘军的战斗力毋庸置疑，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颠覆北京的统治。
部分汉族势力的响应： 太平天国失败后，地方汉族督抚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如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人与曾国藩关系密切，他们是否会响应曾国藩的号召，一同推翻满清，将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
潜在的民族冲突： “驱除鞑虏”的口号，无疑会将潜在的民族矛盾公开化。这可能会引发满族内部的恐慌和反抗，也可能导致部分支持清廷的汉族官员和民众的分裂。
新的国家形态的探索： 如果清廷被推翻，那么谁来继承“中华”？曾国藩是否会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他的政治理念又会如何指导这个新政权？这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二、 为什么曾国藩没有这样做？历史的“必然”与“局限”
尽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曾国藩最终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其原因却是多方面且深刻的。这背后，既有他个人的政治考量，也有时代和制度的局限。
1. 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与“君权至上”：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深受儒家“君臣父子”伦理的束缚。尽管他对清朝的腐朽有所认识，但“忠君”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君为臣纲”，推翻皇帝，无论动机多么“正义”，在曾国藩看来，都属于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他一生都在努力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而不是去颠覆它。他的“扶危济难”是对“国家”而非“王朝”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最终还是落在了“朝廷”这个具体的政治实体上。
2. 清廷的“拉拢”与“制约”：
清廷并非愚蠢。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廷对曾国藩的倚重和恩赏，实际上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手腕。慈禧太后等人深知曾国藩的巨大影响力，也明白如果失去他，清朝将万劫不复。因此，他们一方面给予曾国藩极高的荣誉和实际权力，另一方面也在暗中观察和防范。
恩赏与责任： 清廷赐予曾国藩“太子少保”、“一等毅勇侯”等封赏，并将他视为“定国安邦”的功臣。这种恩赏，既是对他劳苦功高的肯定，也让他背负了更重的“报效”责任。
“养寇自重”的警惕： 清廷对于地方督抚势力坐大始终保持警惕。曾国藩虽然忠诚，但他的权力太过集中，如果他一旦露出“异心”，清廷的反应将是迅速而残酷的。
“剿捻”的延续： 太平天国之后，捻军起义又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后续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为了“替朝廷分忧”，而非寻找反抗的契机。
3. 缺乏明确的政治替代方案与统一的革命思想：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当时仍然是一种潜在的、尚未完全成熟的思想。虽然有零星的民族主义情绪，但缺乏一个能够凝聚人心、指导行动的明确政治纲领和组织。
“恢复中华”的对象是什么？ 是复兴汉唐的辉煌？还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国家？曾国藩本人并没有这样的前瞻性思想。
如何处理满族同胞？ “驱除鞑虏”的口号，虽然针对的是满洲贵族，但很容易被误读为对整个满族的排斥，这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曾国藩的政治智慧，让他看到这一口号潜在的负面影响。
缺乏革命党人的组织与支持： 尽管辛亥革命的火种已经在暗中点燃，但当时的曾国藩，更多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官员”和“将领”，而非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他没有能够与之形成合力的革命组织和思想基础。
4. 务实主义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
曾国藩一生以“实事求是”、“救时弊”为己任。他深知中国积弊甚深，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相比于一个虚无缥缈的“革命”，他更倾向于在现有体制内，通过“练新军”、“办洋务”等方式，来挽救濒危的清朝，抵御外侮。
抵御外侮的紧迫性： 太平天国运动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并未停止，反而步步紧逼。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更倾向于稳定局面，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危机。
“自强”的思路：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增强中国的国力，从而抵御外敌，巩固统治。这种思路，显然与“驱除鞑虏”的颠覆性目标相悖。
5. 个人性格的局限：
曾国藩虽然有远大的抱负，但他的性格也存在一定的保守和审慎。他不是一个敢于冒险、勇于挑战现有秩序的革命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能忍”、“能守”，而不是“能变”、“能革”。他更像是一个“修补匠”，而非一个“革命的Architect”。
总结：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虽然手握重权，声望如日中天，但他没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非因为他没有民族意识，而是出于多重历史、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因素的综合考量。
忠君观念的束缚 让他无法背弃“君臣之道”。
清廷的巧妙羁縻 让他如履薄冰。
缺乏革命思想的成熟与组织 让他无从下手。
“救亡图存”的紧迫性 让他选择了“实干”而非“空谈”。
个人性格的保守与审慎 让他难以迈出颠覆性的一步。
可以说，曾国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创者”之一，但他终究是一位恪守传统士大夫道德规范的“改革者”，而非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所处的时代，是旧的王朝在苟延残喘，新的思想在暗流涌动，而他，选择了一条最稳妥、最符合他个人道德伦理的道路，以期在乱世中尽力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他的选择，或许成就了他的“完人”形象，但也注定了近代中国改革的曲折与漫长。
一、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的“假设”：一条充满诱惑的岔路
太平天国运动，是十九世纪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它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也暴露了旧中国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历经十余载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于1864年攻克天京（今南京），宣告了这场席卷半个中国的风暴的终结。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曾国藩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他手中握有经过实战锤炼、忠诚度极高的湘军，背后是掌握地方大权的士绅阶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了清廷不可或缺的“擎天之柱”。此时，如果曾国藩萌生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念头，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潜在的驱动力。
1. 汉族士人的民族意识觉醒： 太平天国虽然是农民起义，但其内部的“拜上帝教”和对满洲贵族的敌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部分汉族士人的民族主义情感。长久以来，汉族在政治上受到满族统治的压制，虽然没有明确的“亡国”之痛，但“非我族类”的疏离感始终存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并没有解决根本的民族矛盾，反而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汉族的政治主导。
2.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影子： 洪秀全打着“打倒满清”的旗号，虽然其手段和纲领存在诸多问题，但“反清”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汉族民众的情绪。曾国藩作为“洪秀全”的亲手埋葬者，或许会在对比中，感受到“恢复中华”的某种历史必然性。
3. 曾国藩的个人情怀与抱负： 曾国藩本人，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对“大一统”和“家国天下”有着深厚的责任感。虽然他忠君爱国，但对满清的腐朽统治并非视而不见。在处理太平天国事务的长期过程中，他必然接触到大量关于民族压迫的史料和民间传说，这些都可能在他的心中埋下“驱除鞑虏”的种子。
如果曾国藩真的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可能发生的景象将是：
巨大的政治动荡： 清廷虽然依靠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但其统治基础早已摇摇欲坠。曾国藩若反戈一击，将瞬间将清廷推入绝境。湘军的战斗力毋庸置疑，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颠覆北京的统治。
部分汉族势力的响应： 太平天国失败后，地方汉族督抚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如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人与曾国藩关系密切，他们是否会响应曾国藩的号召，一同推翻满清，将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
潜在的民族冲突： “驱除鞑虏”的口号，无疑会将潜在的民族矛盾公开化。这可能会引发满族内部的恐慌和反抗，也可能导致部分支持清廷的汉族官员和民众的分裂。
新的国家形态的探索： 如果清廷被推翻，那么谁来继承“中华”？曾国藩是否会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他的政治理念又会如何指导这个新政权？这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二、 为什么曾国藩没有这样做？历史的“必然”与“局限”
尽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曾国藩最终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其原因却是多方面且深刻的。这背后，既有他个人的政治考量，也有时代和制度的局限。
1. 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与“君权至上”：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深受儒家“君臣父子”伦理的束缚。尽管他对清朝的腐朽有所认识，但“忠君”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君为臣纲”，推翻皇帝，无论动机多么“正义”，在曾国藩看来，都属于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他一生都在努力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而不是去颠覆它。他的“扶危济难”是对“国家”而非“王朝”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最终还是落在了“朝廷”这个具体的政治实体上。
2. 清廷的“拉拢”与“制约”：
清廷并非愚蠢。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廷对曾国藩的倚重和恩赏，实际上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手腕。慈禧太后等人深知曾国藩的巨大影响力，也明白如果失去他，清朝将万劫不复。因此，他们一方面给予曾国藩极高的荣誉和实际权力，另一方面也在暗中观察和防范。
恩赏与责任： 清廷赐予曾国藩“太子少保”、“一等毅勇侯”等封赏，并将他视为“定国安邦”的功臣。这种恩赏，既是对他劳苦功高的肯定，也让他背负了更重的“报效”责任。
“养寇自重”的警惕： 清廷对于地方督抚势力坐大始终保持警惕。曾国藩虽然忠诚，但他的权力太过集中，如果他一旦露出“异心”，清廷的反应将是迅速而残酷的。
“剿捻”的延续： 太平天国之后，捻军起义又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后续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为了“替朝廷分忧”，而非寻找反抗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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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中华”的对象是什么？ 是复兴汉唐的辉煌？还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国家？曾国藩本人并没有这样的前瞻性思想。
如何处理满族同胞？ “驱除鞑虏”的口号，虽然针对的是满洲贵族，但很容易被误读为对整个满族的排斥，这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曾国藩的政治智慧，让他看到这一口号潜在的负面影响。
缺乏革命党人的组织与支持： 尽管辛亥革命的火种已经在暗中点燃，但当时的曾国藩，更多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官员”和“将领”，而非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他没有能够与之形成合力的革命组织和思想基础。
4. 务实主义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
曾国藩一生以“实事求是”、“救时弊”为己任。他深知中国积弊甚深，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相比于一个虚无缥缈的“革命”，他更倾向于在现有体制内，通过“练新军”、“办洋务”等方式，来挽救濒危的清朝，抵御外侮。
抵御外侮的紧迫性： 太平天国运动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并未停止，反而步步紧逼。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更倾向于稳定局面，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危机。
“自强”的思路：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增强中国的国力，从而抵御外敌，巩固统治。这种思路，显然与“驱除鞑虏”的颠覆性目标相悖。
5. 个人性格的局限：
曾国藩虽然有远大的抱负，但他的性格也存在一定的保守和审慎。他不是一个敢于冒险、勇于挑战现有秩序的革命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能忍”、“能守”，而不是“能变”、“能革”。他更像是一个“修补匠”，而非一个“革命的Architect”。
总结：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虽然手握重权，声望如日中天，但他没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非因为他没有民族意识，而是出于多重历史、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因素的综合考量。
忠君观念的束缚 让他无法背弃“君臣之道”。
清廷的巧妙羁縻 让他如履薄冰。
缺乏革命思想的成熟与组织 让他无从下手。
“救亡图存”的紧迫性 让他选择了“实干”而非“空谈”。
个人性格的保守与审慎 让他难以迈出颠覆性的一步。
可以说，曾国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创者”之一，但他终究是一位恪守传统士大夫道德规范的“改革者”，而非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所处的时代，是旧的王朝在苟延残喘，新的思想在暗流涌动，而他，选择了一条最稳妥、最符合他个人道德伦理的道路，以期在乱世中尽力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他的选择，或许成就了他的“完人”形象，但也注定了近代中国改革的曲折与漫长。
网友意见
说实话，那时候满汉真没啥冲突。
太平天国运动后，汉族士绅阶层接管了大部分地方督抚实权（州县柄要归之者十之七八），兼并了巨量土地（刘铭传一人，三年间并地20余万亩），垄断了长江流域几乎所有军权（大江所及虎贲尽归其遏），甚至连满人皇族权力角逐都要“善询以咨其意”。
汉族的士绅地主们，已经一千个一万个知足了。这时候，你换一个汉人当皇帝，难道能拿出更多的东西来贿赂他们吗？
更何况，任何朝代的开国帝王都是要打击土地兼并、消灭地方实权派的。有哪个汉人士绅希望有生之年出一个朱元璋？他们是受虐狂吗？
在当时，湘军内部的斗争、湘淮楚之间的斗争、清流士绅与湘淮军功集团的斗争，这些汉人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要远远超过所谓满汉冲突。
事实上，天津教案以后， 攻击曾国藩最起劲、最恨不得致其死地的，恰恰是汉人清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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