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赤脚医生」？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医疗改革是一场彻底的失败。2014年中国人均寿命73.5，排名83位，巴西略高于中国排名82位，显示数据也是73.5。看起来挺正常吧？都是金砖国家。可是2007年中国人均寿命73.0，巴西人均寿命名72.3，再看看1990年，中国人均寿命68.3，巴西66.5。这三十年巴西发展比中国快吗？巴西是一个重视公共福利的国家吗？都不是，巴西只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的人均寿命增长速度放缓是由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所导致的。世界银行的报告（World Bank，1992）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现行的论 量计酬医疗系统，并让市场主导医疗系统，那么医疗费用无法控制的飞涨、医疗 保健极端不平等这样的灾难性的状况很有可能发生。而在1980年世界银行还盛赞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1978年的阿拉木图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的制度。详细情况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ealth sector finance in China.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quarterly. Rapport trimestriel de statistiques sanitaires mondiales, 1984, Vol.37 (4), pp.387-402.

以下是对本题的正式回答：

谈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我们先看几组数据：

1940—1944云南省呈贡县（今昆明呈贡区）人均寿命：

平均32.8，男子31.9，女子34.2

剔除因霍乱死亡人口：

平均36.0，男子33.8，女子38.0

联合国公布的1940年拉丁美洲人口平均寿命：

巴西37.25，智利38.70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相近，因此可信度较高。（呈贡县数据来自当时的社会学家陈达的调查）

事实上，根据古籍记载以及骨龄测算中国古代人均寿命的结果是这样的：

东汉22岁 唐朝27岁 宋朝30岁 清代33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三：

1.战争

2.婴儿死亡率高：250‰——也就是每四个婴儿就要死一个

3.传染病（猪瘟鼠疫等等）

后两个问题就好比你去打dota，刚开局就随机死一个英雄，然后所有人不定期地被持续伤害技能打中，更要命的是没有驱散没有药膏，只能靠自己硬抗，所以经常就被团灭了。相比之下，和对方开团（战争因素）甚至都微不足道了。

当时人均寿命低下的原因不是缺专业医生，而是没有医生。婴儿死亡率高为什么？大部分接生婆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接生技术，广大农民对于婴儿护理等也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许多成年人生病以后也只能喝符水跳大仙。传染病多发的原因则是广大农民缺乏最基础的卫生常识。 @xun yin已经贴上了毛主席的那段著名指示，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培养一个高级医师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培养10个甚至100个1000个赤脚医生的费用，这里面不仅有钱的问题，更有时间问题，高级医师可能需要5年10年，小班教学，赤脚医生集中培训，几个月就可以出师。而取得的效果呢？那些高、深、难的疾病很多都是富贵病，全国有几个人能够得到？高级医师愿意去农村吗？所以那一句”城市老爷卫生部“简直精辟，不是说专业医生不好，而是说，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如果把有限的财力放到培养专业医生方面上去，那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官员老爷先分掉最好的医疗资源，剩下的喂给大城市的居民，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依然缺医少药。

那赤脚医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培训成本低、见效快，能够迅速解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常见病；第二点也非常重要，赤脚医生并不是专职医生，他们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使得他们对于每个人的情况非常了解，张三有什么病史，李四最近干的是什么活吃的是什么饭这容易引起什么病等等；更关键的是，可以在疾病初期及时医治，防患于未然。1935年白求恩作为皇家医学会成员，参加了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他通过调查发现，革命之后的18年，苏联的肺结核发病率竟然下降了一半以上。苏联的医疗技术水平远不及美国加拿大，发病率下降的原因就是产业工人公费医疗制度的实施。其实大多数高深难的疾病都是由简单的疾病发展起来的，穷人由于没钱看病，常常是能熬则熬，把小病拖成大病，而公费医疗推广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于是列宁感慨道：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在西方是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在苏联却是发病率的直线下降。赤脚医生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赤脚医生制度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赤脚医生就是运动在农村的领导者。许多人说毛时代搞的是”愚民政策“，那绝对是扯淡，当时的政策是打破知识分子对知识文化的垄断权，做到文化的普及，最终模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当然，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本题无关在这里就不多谈了，总之赤脚医生负责传播基本的卫生文化知识，改变落后的生活习惯，然后发动农民进行卫生运动，除蚊虫、填水沟、打疫苗、净化卫生环境甚至锻炼身体。

结果是什么呢？那么落后的一个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疟疾、血吸虫病、天花、白喉、肺结核，婴儿的死亡率从250‰降低到低于50‰。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寿命从1960年到1980年提高 了27岁，而同期低收入国家提高约为15岁，中等收入国家为9岁，工业化资本主义 国家为4岁。这些成就用”奇迹“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它的伟大。

改革开放之后呢。嘿嘿嘿嘿……安全起见，我直接引用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做评论，和我无关哦：

”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早期就停止下降了（World Bank 1997; Liu et al. 1999）。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一个表徵国家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的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这让人忧虑，因为在相似经济增速的国家他们的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不会像中国这样停滞的。一些地区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传染病爆发（Zhang 1985; Zhu et al. 1989;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World Bank 1997）。平均寿命几乎没有改变，从1982年的68岁到1993年的69岁（Hsiao and Liu 1996）。

在几乎每个健康指标上，城市人口都比农村要好，而且差距显着增大了（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举例来说，城市婴儿死亡率自从1980年代早期一直稳步下降，而农村则在90年代婴儿死亡率却增加了。事实上，对中国的30个贫困县的一个调查发现令人难过的倾向：婴儿死亡率从70年代的50‰上升到80年代末的72‰（Liu et al. 1999）。当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扩大时（Hinton 1999; Weil 1996; Meisner 1999），两个地区内部的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健康差距也恶化了。 “

”国家为流行病防疫工作所提供的经费从1978年占GDP的0.11%下降 到了1993年的0.04%（World Bank，1997）。 “

”卫生防疫中心为增加收入，长期兼而从事为工厂测试水质、为企 业验证食物和化妆品的卫生，以及为厂矿职工进行收费的体检等（World Bank， 1992）。更严重的是，199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通过对疾病预防服务的收费和其 他的、如实验测试和收费体检等专门服务实现的收入占到县级卫生防疫站预算的 56％，更占到了县级妇幼保健中心预算的67%（Bloom 1998）。“

”环境卫生项目被忽视（World Bank 1992）。以血吸虫防治工作为 例，报导表明因为公共卫生专案被忽略，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钉螺的栖息地便 不断增长、重灾区扩散范围极广（World Bank 1992）。 “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有一章专门论述了赤脚医生。

回过头看，赤脚医生是在1.缺乏专业人才，2.广大农村有着相当多缺乏知识和技术但是被周围百姓认可的“草医”，3.百姓对西医的认同度并不像今天这么高的情况下，保证基本公共卫生需求的一次成功实践。

怎么解决基层的医疗需求，这一直是个问题。早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卫生部的“卫生试验区”就划到了河北涿县。当时的想法是建立县-区-村三级卫生体系，组织巡诊、联合诊所等形式，把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复制到农村。

但是，巡诊这种行为终究是杯水车薪，自由组合的联合诊所往往停留在乡镇一级，而不论陈志潜的“定县模式”（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雏形）还是建国后的“卫生实践区”对最基层保健员的培训，都严重不足。最底部一层，依旧是游离在体制外的“草医”和缺乏专业技能，“红黄碘酒，抹了就走”的西医保健员。

然后，就是1965年，那句著名的怒斥。

“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具体的解决方法是由专业医生对基层的“草医”进行基础中医和西医知识的轮训（农村很难抽出半年以上的时间去脱产学习），把他们作为国家卫生机构在农村的触角。而药费主要由当时的基层组织——生产队通过合作医疗的方式补助，加上财政进行的部分补助。为了体现其半农半医的性质，1968年的《人民日报》给了这群人一个新名字——“赤脚医生”。

和此前的实践不同的是，定县模式试图通过降低西医的成本与中医竞争，而赤脚医生节省成本的方式是中西医结合，用“土方”和中草药来降低医疗成本，使当时的农村人可以接受。

和我们这代人印象中的赤脚医生也许有所差别，赤脚医生在农村，还算是一种待遇比较好的职业。除了救死扶伤在乡村中带来的地位之外，补助和工分上的优待也是赤脚医生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有的地方，赤脚医生的待遇甚至和基层干部相当。

80年代开始，土地的再分配和合作医疗的解体，使得赤脚医生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而“用现代技术设备充实装备广大城乡各类医药卫生机构”（钱信忠，1981年）的目标，很显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实现的。今天我们回头看，在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赤脚医生的消亡是一种必然，而国家没能为其留下的基层医疗空白做出有效的填补，是显而易见的。

赤脚医生不是神，他们也是一群在“较为优厚的报酬、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的亲情网络”之下选择这个职业的普通的人。但是，这无碍于他们的伟大。

题外话。就在钱信忠说出上面那句宏伟蓝图的1981年，山东金乡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回乡务农，导致卫生室关门，取而代之的是巫医神汉；没人组织注射疫苗，全村120多人患上麻疹。

中岛美雪传唱度最高一首歌《骑在银龙的背上》讲的就是日本版的赤脚医生的故事。

日本的南海有座孤岛，远离日本本岛，交通不便完全靠船与外界交通。那里有个叫五岛的医生在哪里长期驻守，走街串户为那里的病人救死扶伤。而为啥会取这样一个歌名呢？因为，五岛医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而那个自行车被取名为银龙，这就是歌名的由来。虽然，被翻唱的中文歌《最初的梦想》也非常好，是范玮琪的代表作。但是，《骑在银龙背上》的原词却有更高更深的思想内涵。

看到没，连日本医疗极其发达地方，赤脚医生或者乡村医生也在发挥它独特的作用。虽然五岛医生是出身于东京大学医学部，但是，他在孤岛上的行医条件没比我们的赤脚医生好到哪里去。但是他最让人感动就是他身上的救死扶伤精神，而这些在我们很多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生身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我是一个相信技术的人。解决人类健康的钥匙终究是饮食、药品和先进医疗设备。然而，在我们研发出新的医疗科技之前，赤脚医生、乡村医生再到全科医生，他们发挥的作用就是把健康卫生的理念传播到全社会，同时把对人类生命的关爱播种在全社会。

赤脚医生精神核心就是：健康面前，没有阶级，没有贵贱，所有人都有享受它的权利。（致那些在tpp谈判中为药品专利期限权而锱铢必较的美国制药商）。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只有10%在农村。这组数字让太祖暴怒：“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这也是为何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么多农村人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在家里的缘由。

1969年，由浦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些学识渊博的高级专家们第一次从基层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基层医疗条件，化高深复杂为精简明了，用最浅显的语言，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普及病症的诊断和治疗，这本书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普及大众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风靡全国，这本书做到了：只要你能识字，就能做个赤脚医生，对于占当时疾病发病总量99%的各种常见病能迅速诊断和按书治疗。从而为国家迅速培养了大批基层赤脚医生，根本上解决了当时的农村看病难问题。

　　凝聚着一大批专家心血的《赤脚医生手册》是如此的成功，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纷纷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之多！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这本书可以帮助一个学医几年还摸不着门诊和抢救门道的医学院学生立刻成为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也能帮助普通百姓免去求医问药的繁琐花费，自行诊断和救治常见疾病。尤其是对收入不丰的普通家庭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百姓，意义更加重大，可谓是一本书造福了无数人，挽救了无数的病患生命，说它是一本神书当之无愧。

中国人口史第六卷（民国时期） 第九章383页举例，在北平卫生示范区通过注射疫苗、净化水源建立一个初步的卫生体系，就可以把死亡率降低到原来的几分之一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编者按：这篇讲演是白求恩大夫在l936年4月17日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会上发表的。这天，其他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唯有白求恩大夫为之大声疾呼。

绪论

今天晚上提出了一件对这个学会来说是历来最有意思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我们既是被告，又是法官。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是社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应当把医学看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而不能从中分离的东西。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都是经济。加拿大的经济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互相竞争和私人盈利的基础之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危机——通常叫做经济萧条。这不是政治机体的一种暂时的疾病，而是一种需要作系统治疗的足以致命的顽症。那些懦夫却把系统治疗称为激进派的药方。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治标的措施，就等于是用阿斯匹林来治疗梅毒性头痛，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却永远不能根治。

医疗事业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典型行业。在“能捞则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私人盈利为基础的一种垄断经营。现在，医疗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部分所经历的几乎同样的危机，也会出现几乎同样有意思并令人不安的现象。这可以概括成为“对疾病的科学知识有余而健康不足”。正如某个国家生产的食物超过人民的消费量，但同时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烧掉咖啡，杀掉肉猪，付钱给农民要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而同时却有千千万万人衣衫褴褛；因此，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几十万人在忍受着痛苦，好几万人因缺乏适当的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疗本来是现成的，只是他们付不起钱。缺乏购买力是和分配不当有联系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问题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我们现在的医疗事业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卖的是面包，却要人们付珠宝的价钱，这种价钱，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付不起，于是只好挨饿，而我们因为卖不出去，也得受罪，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病人的困境

我们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分成三大阶层：第一，富裕层；第二，不富裕层；第三，穷困层。上层包括那些生活富裕的人，有钱人和大富之家；中间一层是那些不甚富裕而又没有保障的人们；下层是广大的群众，他们实在是生活在镣铐之中，辗转于勉强糊口的边缘。低收入阶层的人只能从医生的家庭诊所和医院门诊中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标准的三分之一。医疗费用委员会的材料说明，按适当标准现应住院治疗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能住上，住院天数也只及实际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四。唯一例外的是因外科手术住院的病人，贫富大致都能受到正常待遇。

总之，人们必须经历大手术的灾难，才能得到多少说得过去的治疗。委员会的报告还说，年收入低于一千二百美元的人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在一年之内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眼科的治疗。假如和收入一万美元或更多的人（他们中间有百分之十三点八得不到这一类治疗）加在一起，我们就面临着这祥一个可怕的事实: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点二的人，不管收入多少，都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眼科的治疗。造成这种惊人状况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付不起钱是主要原因；第二，无知；第三，无人关心；第四，缺乏医疗设施。因此我们看到，l929年美国有一亿二千万人口，那一年一百人中只有四十八人去看内科，二十一人去看一次牙，十七人中只有一个人能住院治疗；二十六人中只有一个人检查了眼晴；九人中只有一个人受到健康检查、种痘或打防疫针。然而这一阶层人民中的发病率数字表明，同一年里每千人中就有三百四十四点五人得病。如果把加拿大看作美国这种现象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看，那么我们的数字不会有多少不同。

医生的难处

科学知识之博大已经使任何个人在实际上不可能掌握全部医学知识，更不用说加以运用了。这就使医生的专业化成为十分迫切的事，而集体行医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个人的专业化意味着需要人口集中。普通医生都知道，没有专科医生的相助，他们给病人的治疗就不值病人们所付的那些钱。然而专业化训练所需要的费用使许多医生不能进入该领域。年轻的医生为了支付医学教育费用，在经济上需要经过艰难的奋斗。此后，为了要挣钱，他们往往不得不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活计，不管这对于他们是多么不相宜。这样他们就被套上了经济的枷锁，千人中也难得有一人能从中挣脱出来。治病收费这一点使开业医生在道义上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1933年，佩罗特和科林斯调查了美国九千一百三十个家庭，发现特别贫困的阶层比其他阶层发病率高。医生为这个阶层的病人出诊看病有百分之六十是免费的，为中等富裕阶层的病人出诊看病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免费的，甚至为那些富裕阶层病人出诊看病也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不收费的。假如以三千美元的纯收入为标准，那么美国有百分之四十的医生所挣的钱不足此数。如以二千五百美元的纯收入为计算标准，那么就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医生收入不足此数。如以二千六百美元计算，也有百分之十八的医生收入不足此数。此外，有百分之五的医生总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职业上的开支。把这一情况与在陆军、海军以及医院和公共卫生事业中担任专职医生的薪金作一比较，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些人中间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二收入低于三千美元。

除了上述这点以外，委员会还认为，目前的医疗系统和分支机构，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都不能提供合乎基本标准的服务。迫切需要极大地扩充公共卫生事业。现在按人口计算，花在每人身上的三十美元中，医药费只占一美元。这是不行的，至少应该占二点五美元。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客们对公共卫生，特别对贫困的人们却表现了漠不关心的冷酷态度，似乎不这样，就有损于他们的信条和尊严。

我们该怎么办？

请允许我提几点明确的看法。当人们犹豫不决时，来点儿说教是可以起作用的。

1.提供健康保护的最好方式是改革产生这种不健康状况的经济制度，消灭无知、贫困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药费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公正，效率低，浪费大，完全过时了。而医生们，搞慈善事业的个人和机构，都在尽力保持这种做法。本来在一百年前，即十九世纪初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做法就该自然消亡了。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一部分群众的疾病或肌体的失调都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认识到，保护人民的健康是它对公民应尽的首要义务和责任。使医疗制度社会化并取消或限制私人行医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可行的办法。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我们自己不再象现在这样受政客们的剥削。让我们重新给医疗道德下个定义，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陈规陋习，而是医学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让我们医学界更多地讨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而不要尽讨论有趣的病例；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科学问题（这里指的是我们对这些词的狭义理解）。

2.医学界象今天的宗教界和法律界或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判断其领导人好坏的根据，是看他们对待当代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如何。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代医学界的第一流内外科医生，而是更多具有远见卓识和社会想象力的政治家。

医务工作必须成为传统的、一贯利于他人的人民健康的捍卫者。让我们向政府提出一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有计划的医疗服务的全面的、完整的方案。在这个方案实施以后，不管医务工作会处于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这种地位。这看来象是把这项事业作为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祭坛上，但其结果将使这一事业象一只光辉夺目的凤凰从它自身的死灰中再生。

医学界必须全部重新组织并统一起来。要组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联合起来向疾病进攻，并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这个目的。

让我们不要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是说，“我们怎样才能为你们服务得最好。”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我们是为你们的健康而工作的。”

3.医疗制度社会化意味着：第一，保健事业成为象邮局、陆军、海军、法院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第二，它要由公共基金来维持；第三，不是根据人们收入的多少，而是根据其需要，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必须取消慈善事业而代之以正义。慈喜事业使布施者降低了思想境界，使受惠者沦于堕落；第四，医务工作者应由国家支付有保障的薪金和养老金；第五，应由医务工作者自己来实行民主管理。

二十五年前，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一件丢脸的事。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才荒唐可笑。

医疗制度的改良办法，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之类，并不是医疗制度的社会化。这是那千呼万唤方始出来的人道主义出于不得已才制造出来的虚假的社会主义形式。

医疗制度社会化的反对者们所强调的三点主要反对意见是：第一，会失去主动性。在现代这种野蛮的状态之下，虽然人类这头蠢驴可能需要在它的鼻子底下挂上某种蔬菜，但是还不致于要金黄色的胡萝卜；挂上一束荣誉之花就行了。第二，会产生官僚主义。这可以由自下而上的对机构的民主管理来防止。第三，病人自己选择医生的重要性。这是鬼话，这种说法的唯一支持者是医生，不是病人。给病人一个有限的选择——比如说两、三个医生任其挑选，要是病人还不满意，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对人对己要一样——医生也应该有机会选择病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要的是疗效，而不是名医啊。

4.医务工作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解放出来，要想到整个社会，要意识到健康和经济上的保障是分不开的。

让我们抛弃自己的孤立状态，了解当前经济危机这一现实。世界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变化。医神之舟已开始感到，在它的龙骨底下日益高涨的世界潮流正在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不顾一切地洗刷着昔日的陈迹。我们必须顺应潮流前进，否则就要葬身波涛。

5.今天的世界上有两种人在竞争：一种是那些相信为了生存必须进行残醋斗争的旧的个人主义者；另一种是那些相信为了使大家都生活得好一些，就必须进行共同努力的人们。

人民已经准备实行医疗制度的社会化。保障人民健康的障碍来自医学界内部。要承认这个事实。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人摆出一副反动派的讥讽面孔或者装出宿命论者没精打采的神情，他们打着“保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神圣关系”，“非盈利性的国有化企业没有效率”，“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和“个人自由”等等旗号来宣传他们的主张。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医学界的敌人。

今天医学界所面临的局面是医学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主张，要紧的是维护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维护我们的私有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一派主张，医学界的作用比保持医生的地位要重大得多；保障人民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职责，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权应高于职业的特权。因此，莎士比亚《亨利第四》中一个剧中人的挑战性的话，虽然说了几世纪，今天仍然在回响着:“白莎尼安啊，你生或死于哪个国王的麾下！”

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在解决好和坏的问题。

没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民病了怎么办呢？

1.拖

2.等死

3.跳大神

4.喝符水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正规医生。

狐仙、黄大仙、中医、萨满、巫师护佑下的中国，皇帝都难以活过60岁，更别说农民。

看几张表：

林森. 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的今昔[J]. 百科知识, 2009, (16):11-13.

赤脚医生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一般头疼脑热常见病还是看得好的。在无法培养出足够合格医生的前提下，赤脚医生是现实选择。也许赤脚医生不知道麦氏点，不知道毕1毕2。但是起码知道发烧就吃安乃近，发炎就吃青霉素。知道阑尾炎要往医院送。从比例看，疑难杂症才占多少？

以前是大多数人生病只能等死和拖，有赤脚医生后是大多数人能得到基本治疗。

我也知道电灯比煤油灯好，可没有灯泡我还不能点煤油灯吗？

问“为什么不培养大量专业医生”的人都有帝王之资，晋惠帝的帝。

（晋惠帝的帝，楚襄王的王…spire k y 补完）

医疗卫生事业最好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卫生事业比作看病养生的话，问题就很容易推演了。

一个低收入的人，必然不可能在医疗保健上投入太多，他的投入与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匹配，最多就是维持的程度。

即便他明知道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正确，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对，什么状态治疗一下会更好，养生节目说的不错，公共账号讲的有理等等，可只要不是影响挣钱或者危及生命的问题，他是没法负担和改变的，因为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收入上，把主要收入用于维持生活必须和积蓄上（用作滚动投入，提高收入的主要依靠）。

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局面呢？因为这个人如果支出了超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医疗养生投入，那么他在病死之前就先饿死了，毕竟国际上没有社保，没有偏向弱者的保护性条约，更没有人为福利买单。

所以，70年代的医疗，不靠赤脚医生，就只能靠赤脚大仙了。

我姥爷是赤脚医生，本来学的是中医，后来tg教会了他做小手术跟打抗生素之类的西医手段。

看病是收费制度是包医，也就是看病前估价，达成协议后看好了才收钱，医生出药。不过，这样大概只能看些小病吧。慢性病哪有看好之说。

据说他当时在大队里声望很高，虽然没有一官半职。有多高我不清楚，只知道那一年大队里唯一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的是我妈，去的省里最好的医科大学。当然，跟我妈文化课好应该也有很大关系。

因为交通问题，农村人去城里县里看病很不方便，专业医生农村也养不起，也不愿意去农村，就算我父母那种农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也一样。所以培养不脱产的赤脚医生，是个很好的注意。

为什么不快速改善交通状况呢？之前政府的确考虑过上马大量工程，改善陆路水路运输，那叫大跃进。这是当年大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不要提民国的纯中医了。想理性分析就看看死亡率跟平均寿命的统计，想感性分析就看看鲁迅的回忆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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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嫌弃赤脚医生文化水平低，说这是民粹。

很多美国人也觉得中国现在让人付一万刀都不到的学费、上五年本科就出来做医生，甚至是动手术，是一件很民粹很落后的事，平时都当笑话讲的，讲的时候带着普世价值的优越感。

五十步何必笑百步。

30年前，早产&难产双脚先出来，生下来以后已经没呼吸的我被一个受过几个月培训的赤脚医生用人工呼吸救活了。

你说赤脚医生有没有用？

楼上多是从社会需求角度来谈赤脚医生，我换个角度来聊一聊。

赤脚医生是一个具备双重身份的角色。一方面，他根植于传统乡村社区，容易得到农民信任，采用的治疗手段也多是传统的中草药，跟传统乡绅社会中半农半医的读书人很相似。另一方面，他是现代文明社会动员的结果，接受了一定的科学训练，被充分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所以又并不是旧乡绅的复活。

文革之中的赤脚医生形象，基本上是贫下中农出身，又为贫下中农服务，出身好，阶级觉悟高，与城市老爷卫生医务人员截然不同。他们积极配合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农民同不良的卫生习惯做斗争。赤脚医生被赋予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国家向底层渗透意识形态的载体。赤脚医生即是政治动员的结果，同时又强化了政治动员和党国对农村的控制。

同样，我朝开国初期的一些明显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行动，如解放妇女、如扫盲运动，皆于赤脚医生相同，乡村教师、杰出妇女、赤脚医生是前三十年我朝统治农村的基石。

我们及我们父辈这两代人，正是在这些农村精英的规训下成长起来的。于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农民知道了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地方，但都是中国人，知道妇女也是半边天，要喝热水，要饭前洗手。总之，像个现代人，与上一代人不太一样了了。而这些丰厚的成果，又为之后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高效的政府以及庞大的受过教育的健康的高素质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赤脚医生并非人们印象中的那么廉价，其背后的社会动员需要的是百年屈辱所积蓄的动能，需要战时体制对群众激情的透支。当没有了这些，赤脚医生及乡村教师都消失了。

30年后，当城市已将农村完全的纳入统一市场之中，伴随着减免农业税、新型合作医疗、转移劳动力、村村通等诸多政策的出台，城市再次向农村发起了冲锋的号角……但这次，已经是和原来不一样的故事了。

本回答没有评价赤脚医生，答主是因为看到有人说赤脚医生都是文盲，所以想给知友提供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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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赤脚医生。我十几岁时，曾从箱子里翻出来他的第一本医生执照，上面的一寸照片已经没有了人像，只剩下了泛黄的光板。第一页写着“华主席说……”

我爸爸读过高中，可只上完高一就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而辍学了，他的一个同村同学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当了县财政局长。他们两人应该是那个时代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之二。

在我初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他只记得廖廖几句英语，是“毛主席万岁”、“好”之类，这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只怕现在他一句也不记得了。

在十八岁那年，他被指定为村里的赤脚医生培养对象，上过半年的医学校（我忘记是什么学校了）。就业后又陆续接受了一些培训，具体频次我记不清楚了。

几十年来，我爸爸背坏了好多个药箱。他先是骑自行车，在我上初中后又骑摩托车出诊。我老家是丘陵地区，住户非常分散，到处都是坡，骑车真是很辛苦。我读高二的时候骑车卖过雪糕，只坚持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实在太累了。我从小干农活，在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以前每年两季水稻的种与收全靠我们的双手完成，就这样，我还是觉得那份卖雪糕的工作是我干过的最累没有之一的活。

从去年开始，我爸爸总算有机会去宠幸他最喜欢的钓鱼这一爱好。因为此时镇上的卫生社开始医保报销，住院报75%，门诊报25%还是50%来着，非常便宜，村民们都去那里看病了，所以我爸爸也就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了。

手机码字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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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从十九岁起，每天用自行车丈量村里下雨就泥泞，天晴就扑灰的坑坑洼洼的路。直到他快四十岁时，才买了摩托车代替自行车，从此告别“全村最快自行车驾驶员”的称号。

但是赤脚医生绝对不是他们那个时代农村人的最辛苦的工作，相反，是不算特别辛苦的工作。这份工作受人尊敬并且收入过得去，算不差的了。

我家里有两个房间是我爸爸的工作室，墙上贴着药品价格表，上面有几乎所有他能用到的药品。 。。。。。。。。。。。。

又想起一个被我忽视的细节，答题草率真是要不得。

大概从四五年前开始，我爸爸这个赤脚医生终于有组织了，属于拿工资的人。上面给他配了电脑，要求把每个人的病历和疫苗接种情况全部录入到系统中。这个太高大上了，知道了这件事后，我这个已经变成城里人的人表示羡慕嫉妒恨。

就这样，一个快六十岁的农民，要学着干办公室内勤的活。。。

因为他不会拼音，我弟弟就给他配了手写板，到现在好像已经用坏三块了。

前两年，我们家附近的年轻人只要是放假回老家，就会被我爸爸抓壮丁当秘书，因为手写板录入速度实在太慢了。但大部分时候都是他自己利用接诊间隙的零碎时间泡在电脑前工作，他一直爱穿白衬衣，只有此时才俨然一副白领形象。再加上经常加班加点到很晚，就让人感觉真的很白领了。。。。

健康档案话了一两年时间才完全弄好，后来出来镇卫生所看病报销的事，要不是还有工资领，他就算是被过河拆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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