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的古城墙是否已经失去价值?

回答
中国的古城墙是否已经失去价值?这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是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古城墙并未完全失去价值,反而是在时代变迁中,其价值得到了新的定义和升华。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历史价值的传承与见证

历史的实体见证: 每一段古城墙都是历史的活化石。它们承载着王朝更迭、战争冲突、城市发展、民生变迁的宏大叙事。例如,西安城墙不仅是明朝朱元璋为防御北方蒙古骑兵而建的军事防御工事,更是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标志;平遥古城墙见证了晋商的兴衰,也是中国古代县级行政机构的完整保存范例。触摸这些厚重的砖石,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
文化基因的载体: 城墙的设计、建造工艺、材料选择,都蕴含着当时的技术水平、建筑理念和审美情趣。它们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军事防御体系、甚至社会结构的直接体现,是中华文明独特发展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记忆的触点: 对许多人来说,古城墙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实体桥梁,是唤醒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它们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然而,仅凭历史价值,在现代社会功能上确实显得“失去”了部分“原有的”价值。 古代城墙最核心的价值是军事防御,在火器和现代战争面前,这种价值几乎为零。因此,我们不能仅以古代的眼光来评判其“价值”是否还在。

二、 现代价值的再发现与重塑

现代社会赋予了古城墙新的生命和意义,这些价值是古代所不曾设想的:

文化旅游的吸引力:
地标性象征: 许多古城墙已成为其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和旅游名片,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西安城墙的骑行体验、平遥古城的古朴风貌,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项目。
文化体验的载体: 城墙不再仅仅是观看的对象,更成为体验的场所。在城墙上漫步、骑行、欣赏夜景,参与城墙相关的文化活动,都能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古城的魅力。
城市形象的提升: 完好保存的古城墙显著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形象和国际知名度,成为城市独特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景观的独特组成:
历史风貌的保护: 城墙作为城市肌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和修复有助于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避免被现代建筑完全覆盖。它为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深度。
休闲娱乐的空间: 经过改造和利用的城墙(如部分城墙段允许市民在上面散步、骑行),成为了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丰富了城市生活。
学术研究的宝库:
建筑考古: 古城墙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材料科学、工程组织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对城墙的修复和维护过程,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
历史地理学: 城墙的布局、规模、与城市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城市选址、军事布局、人口分布的重要依据。
社会史研究: 城墙的建造和维护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劳役制度、经济能力等。
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 在全球化背景下,古城墙作为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它们是中国人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
教育意义: 古城墙是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对于培养年轻一代对历史的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挑战与争议:如何“活化”利用

尽管古城墙拥有丰富的现代价值,但在利用和保护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有时会被解读为“失去价值”:

过度商业化与景观化: 一些古城墙在旅游开发中,为了吸引游客,可能会进行过度商业化包装,引入不符合历史风貌的商业设施,甚至进行不当的“景观化”改造,损害了其原有的历史真实性。
“文物活化”与“过度开发”的界限模糊: 如何在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活化利用”,让古城墙融入现代生活,而不是变成僵化的“石膏像”,这是一个持续的挑战。部分地区在利用过程中可能走向了极端,如大规模的商业表演、不恰当的灯光秀等。
保护资金的压力: 古城墙的日常维护、修复成本高昂,许多地方政府面临着资金压力,如何在有限的资金下做好保护和利用的平衡,也是一个难题。
对历史真实性的破坏: 一些重建或大规模修复的城墙,如果缺乏严谨的考证和科学的方法,可能反而会破坏其历史信息,造成“假古董”的争议。
与现代城市发展的冲突: 在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古城墙可能与现代交通、城市建设等产生冲突,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公众参与度不足: 在一些古城墙的保护和利用规划中,公众的声音和意见往往被忽视,导致部分利用方案无法获得广泛认同。

结论:

综合来看,中国的古城墙并未失去价值,而是价值的属性发生了转变。它们已经从纯粹的军事防御工事,转变为承载历史记忆、展示中华文化、驱动文化旅游、丰富城市景观的多元价值载体。

“失去价值”的说法,更多地是指它们失去了古代最重要的军事功能,以及在一些不当的保护利用方式下可能出现的价值异化或损害。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以更科学、更尊重历史的态度,去理解和利用这些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
在利用中突出其历史文化价值,而不是盲目追求商业利益或表面上的“热闹”。
加强学术研究,深入挖掘古城墙蕴含的丰富信息。
鼓励公众参与,让更多人成为古城墙的守护者和受益者。
不断探索更科学、更可持续的保护利用模式,让古城墙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因此,与其说中国的古城墙“失去价值”,不如说它们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重新找回并展现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价值,但这需要我们以更审慎和智慧的方式去对待它们。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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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大部分古城墙是建国后才拆除的,严重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事实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高票答案正是如此,他说“建国以后的大规模拆除……使得我国数千座城墙只剩下如今不到十分之一的留存”。

那我有几个问题——大规模有多大?数千是2000还是9000?“不到十分之一”又是多少?这么言之凿凿地说我国城墙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年代拆除的,为什么没有给出相关数据?

既然他不给,那我就只好上数据来打脸了。

清末以来城墙拆除的阶段、动因与地区差异

这篇文章根据地方志的原始资料,整理了畿辅(大致相当于京津冀)、湖南、浙江三地所有的城墙拆除记录,数据如下:

三地共有341座城市,有拆除记录的共有190座,

其中145座的首次拆除发生在1949年以前,占比76%;

拆城总次数共323次(有的城市经历过多次拆除),其中190次发生在1949年以前,占比59%。

具体如图:

(三个阶段分别是37年抗战以前,37-49,建国后)

好的,现在具体说明,先明确几个概念。

1.首次拆除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拆

2.多次拆除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再拆

3.以上讨论的都是有计划拆除的城墙(这样才被记录),而不包括非计划的损毁,如战争、民众豪绅自发拆除、天然损耗等。

我就以成都为例,让大家有个感性认识。

1.首次拆除

成都城墙的首次拆除发生在1912年,当时除了主城外,成都还有一座满城和一座皇城,居住着当年平三藩后留下驻防的八旗子弟,其中满城价值非常高,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完全按照规划图纸建造的城市,而它也是最先被拆除的。

原因大家可能想不到——清末八旗子弟生活困窘,实在没钱花,只好卖地换钱。但是满城十分封闭无人购买,为了抬高地价,八旗与成都军政府协商,拆掉满城北段改修靖国路,也就是现在的东城根街,并且将城北的菜园改修成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

对了,拆城墙,并用这些砖头就地修路是当时最常见的城市改造方式,天津、广州等地皆是如此。

2.多次拆除

21、35第二第三次拆除行动,满城城墙全部消失,原因除了八旗卖地以外,还有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个下面会讲到。

3.非计划的损毁

1932年,刘文辉、刘湘二人为争夺地盘展开了著名的“二刘之战”,成都部分的主战场在今天的天府广场附近,不远处就是刚刚提到的皇城。

战争非常激烈,导致皇城的城墙完全垮塌。这是战争造成的损毁。

战争结束,难民流离失所,这里沦为贫民窟,贫民当然没钱盖房,于是就地取材,残垣断壁上的砖瓦自然难逃一劫,不久后皇城就完全消失了。

基本概念解释清楚以后,我们来具体说说城墙为什么会被拆除。

还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以前。

这一时期的城墙拆除活动主要发生在大型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比如天津、广州、上海。

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近代以来生产力提高,城市人口暴涨,原有城市范围无法容纳,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逐步拆除城墙。

其次就是这些城市文化开放,临近租借,了解到了西方城市的建设管理水平并渴望加以学习。比如广州,1888年张之洞就有著名的《堤岸折》建议广州市向沙面租界学习,重新按照现代城市结构进行规划。随着铁路、电话电报、自来水、公共交通等现代化市政服务的传入,城墙对于城市建设的阻碍越来越大,于是,大部分都被拆除然后就地修路,护城河也被填平形成环城公路。

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对城市进行完整规划,到1921年,几乎全部城墙都被拆除。

第二阶段:37-49年,抗战与内战期间

这一时期是城墙拆除的最高峰阶段,尤以华北地区严重。原因非常简单——战争需要,注意,这里讲的不是战争损毁,而是战争期间主动拆除。

原因是这样,一般的城墙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并没起到多大的防御作用,相反,由于“主动撤退”的部队过多,许多城市几乎完好无损地落入日军手里;即使城墙受到一定损坏,也会被就地取砖改装成碉堡进行防守。

等到国军想要收复这些城市的时候可就难了,面对坚固的城墙,大部分部队损失惨重。于是,每当国军弃城撤退的时候,都会将城墙彻底炸掉,以防止日军建立据点。

第三阶段:49年以后

这一阶段城墙的拆除原因与第一阶段比较相似,都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但是侧重点有不同。上文提到张之洞的《堤岸折》中还写到,由于广州城墙年久失修,残砖破瓦特别多,发展成贫民窟、垃圾堆等等,影响交通、滋生疾病,因此必须加以拆除。

建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乱,城墙损坏更加严重,以上现象更加普遍。50年代初期,我国发动了“群众卫生运动”,整理城市市容,预防各种传染病,成果斐然(最著名的就是消灭了血吸虫病),清理这些损坏的城墙也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建国初期百业凋敝,农村还好解决,城市中工厂商场大都毁坏,闲散人等众多,拆除残存城墙既可以为下一步规划建设做准备,也起到以工代赈的作用。

之后又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城墙拆除活动,分别发生在1958年1968年和1980年,尤其是58年前后还引发了一场讨论,影响很大,但事实上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其拆除规模远不能和之前相比了。

所以,可以这么说,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对城墙的拆除有推波助澜作用,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实质影响十分有限。

最后,再说一下高票答案中出现的其他问题。

四川作家东夫著《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中提到成都市的城墙在年被大规模地拆毁,这也是受到北京拆墙之风的波及。

这个……只能说作家还需要学习相关知识啊,我的老师就有研究成都城市发展史,课上刚刚讲到90%以上的成都城墙在49年以前就已经完全毁坏,修复难度基本和重建一样。

1957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政协会刊》上发表了《拆除城墙问题》一文。文中提到:……三五百年以前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高压的……。

这个……也只能说郑振铎先生还是要加强相关学习,一直到1980年那次拆城运动,主要目的都是修筑马路,当然砖头要经过简单加工。

北京城墙的拆除实际上是各地拆墙运动的“始作俑者”。

这个……毛主席当时的讲话是这样的:“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明显北京不是“始作俑者”,而且当时讲这话的时候是1958年,全国城墙早就拆得差不多了,它的政治意味是大于实际意义的。

所以,希望我们杜绝印象流,用事实说话,更不要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歪曲事实。

一点微小的贡献,谢谢大家!

——————3.18补充——————

高票答案来反驳我了,我想说几点。

1.为啥 还是没干货呢?一如既往的文风:

民国时期的拆除,很多是因为交通、军事原因的局部拆除,即使部分保存条件很差,也未必需要尽数拆除。而建国之后是连根拔起,不留回环余地,区别你们懂吧。

咱在严肃讨论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出现这些民科词汇?“很多”是多少?“局部”是哪部?“部分”是哪部分?“未必需要”是怎么个未必?“连根拔起”又是什么个程度?分别有哪些城市?

2.我引用那篇文章所在期刊等级低,引用量为0,他“不敢苟同”。

额,首先这是一个集刊,复旦大学主办,原来每1-2年出一辑,新世纪以来逐渐改为每年两辑。我引用的这篇文章是去年下半年出版的,至今也只有半年多时间,又不是什么热门方向,没有引用量很正常吧?

况且,我引用这篇文章,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统计,之前有关城墙拆除的统计都是针对某城市或者某地域进行的,比如对上海、广州等。我只是用了他的统计结果而已,并没采用分析过程和结论,无非是去新方志上找到资料数个数,是个简单的体力活。类似这种工作,某知名教授做还是某大学生做都不会有差别,你又何苦质疑数据呢?

就算质疑,证据在哪里?民科动动嘴,专家跑断腿吗?

还好我不是专家,可以继续在通吃岛上钓鱼捉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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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城墙的实用价值肯定是没了,但文物和旅游价值是有的。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城墙存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以西安为例,城墙存在最大利是城市名片,是历史景观群重要组成部分。弊是非常影响交通,没法修高架桥,周边所有建筑都要限高。

让一个城市权衡决定留还是拆,是做不到的。但从全国角度,是可以的。在我看来,全国如果能保留8-10座完整城墙,是比较理想的,再多也没必要,因为城墙这东西结构很简单,走三座,基本就审美疲劳了。但现在完整城墙只有四座,感觉略微有些少。多数城市,其实像开封,洛阳,肇庆,赣州那样保留一段,或一截城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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