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否视一切遣使来访国为朝贡者？大国统治者是否知道自己是来“朝贡”的？
首先，我们得明白“朝贡”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的内涵。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进贡”或“朝拜”。“朝贡”在中国古代语境下，是一种以政治合法性和承认中华正朔为核心，夹杂着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复合性关系模式。
朝贡体系的内在逻辑：
1. “天朝上国”的自我认知： 古代中国，尤其是汉唐宋明清时期，长期以来秉持着一种“天下共主”、“文明中心”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建立在强大的经济、文化、军事实力和悠久的历史传承之上。皇帝被视为“天子”，受命于天，是天下万国的最高统治者。这种观念使得来自四方的国家，无论其实力如何，在“天下”的秩序中，都应被置于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需要向“中心”表示臣服和认同。
2. 政治合法性的象征： 一个外国统治者要想获得中原王朝的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往往需要通过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来背书。例如，获得中国的册封，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不仅能提升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还能在中原王朝的支持下，稳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并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这种承认，在中国看来，就是对方承认了中华帝国的宗主地位，因此其遣使来华的行为，自然就被纳入了朝贡的框架。
3. 经济与贸易的驱动： 虽然朝贡的政治意义重大，但经济利益也同样不可忽视。朝贡贸易（又称“朝贡附市”）是“朝贡”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访使团除了进献方物（礼物）之外，往往也带来了本国的特产，希望能与中国进行贸易。中国王朝在接待朝贡使团时，会给予比进献物品价值更高的赏赐，同时允许他们进行贸易。这对于那些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济机会，是“薄来厚往”的互利互惠（至少在中国看来是如此）。
来访国君主是否知道自己是在“朝贡”？
这是一个 nuanced 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 国家实力对比和历史习惯：
实力悬殊时： 当一个国家国力远逊于中国，且长期以来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其统治者无疑是清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国际交往模式和政治现实。例如，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关系，都是围绕着朝贡体系来展开的。他们的君主也清楚，通过朝贡来获得中国的承认和支持是维护其国家稳定和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他们知道这是在“朝贡”，但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维持与强大邻国良好关系、获取利益的政治策略，而非纯粹的屈辱。他们会精心设计朝贡的规格、频率和进献的物品，以最大程度地体现自身的外交智慧和诚意，同时又不失国体的尊严。
实力相当或中国衰弱时： 当一个国家拥有较强的实力，或者中国王朝正处于衰弱时期，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例如，一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如后来的蒙古或满族，在崛起初期可能并未将中国的朝贡体系视为唯一的交往模式。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强硬或更灵活的方式。但即便如此，当他们最终在政治或军事上占据优势，选择承认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即便只是形式上的）时，其来访的使节也同样会被中国视为朝贡者。而这些国家自身的统治者，可能更多地是将这种承认视为一种政治上的“羁縻”或策略性的妥协，而非心灵深处的臣服。他们知道自己是来“朝贡”的，但可能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王朝真正的臣属。他们更像是以一种战略性的姿态来参与这个体系。
2. “朝贡”概念的模糊性和灵活性： “朝贡”并非一个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概念。在中国内部，根据不同时期对“天下观”的理解和实践，朝贡的含义和执行标准也会有所变化。对于来访国而言，他们会根据自身对这些变化的判断，来调整其行为。例如，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某个特定时期主动恢复中断的朝贡关系，或者在 terms 上的谈判中争取更自主的空间。
3. 表述方式和政治辞令： 即使是名义上的朝贡，双方的政治辞令也会有所讲究。中国王朝会强调“藩属”、“效忠”、“进献”等词汇，而来访国则可能强调“友好邦交”、“朝觐问候”、“通好结邻”等。这种语言的运用，虽然掩盖不了朝贡的实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方保留了颜面和模糊了界限。
中国如何看待来访使节？
绝大多数是朝贡者： 从中国王朝的官方立场和主流认知来看，只要是一个非中华政权派来的使节，且其来访是按照某种形式（即使不完全是严格的朝贡流程）进行的，就基本上被归类为前来“朝贡”的。因为中国的政治秩序就是以“天下”为中心展开的，外来的就自然是“外夷”，前来都是为了表示对“中心”的认同或寻求联系，因此都被纳入了朝贡的范畴。这是一种“默认”的分类方式，是其政治思维模式的自然延伸。
区分不同类型的“朝贡”： 即便是朝贡，中国也区分对待。有的是“内附”（直接纳入中国版图），有的是“藩属”（承认宗主国地位，但保留内部自治），有的是“羁縻”（象征性承认，实际交往以实际控制力为准）。对于那些真正被纳入朝贡体系的国家，其使节自然被视为“朝贡者”。对于那些实力强大、中国难以直接控制的国家，即使他们有时也会派使节来华，中国也可能将其视为“款塞”（类似一种间接的交往），但本质上，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里，这种来访依然是为了寻求与“天朝”建立某种联系，并承认某种秩序。
总结来说：
古代中国确实倾向于将大多数外国来访使节视为朝贡者，这是其“天下观”和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而对于来访国君主是否知道自己在“朝贡”，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时期、国家实力对比以及双方的政治考量。强大的国家可能会将其视为一种策略性参与，而弱小的国家则可能更直接地认知到这是一种维护关系和获取利益的必要途径。无论如何，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深刻地塑造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
与其说中国“视一切”都为朝贡者，不如说中国将其纳入了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天下秩序”中，而“朝贡”是这种秩序下与外国交往的主要形式。来访者是否“知道”自己在朝贡，更多地在于他们如何理解和诠释这种关系，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在其中争取更大的自主性。
网友意见
其实是都知道的。而且古代中国不仅是“要求来访国使者称臣纳贡”，还要主动派出中国使臣到外国，要求外国国王下跪称臣。这才是真正显示宗主权的表现。而跟很多人想的相反，古代很多时候并不是中国皇帝在自欺欺人，反而是外国“大国”在自己内部自欺欺人。一个典型例子是隋唐时期的日本。
比如众所周知的故事，隋朝时日本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日本（倭国）试图跟隋朝建立对等外交，隋炀帝不悦，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隋炀帝在自欺欺人。其实这事还有后续，因为日本表现出的这种“平等意识”威胁到隋朝的“天下秩序”，隋炀帝随即派使者裴世清到日本，要求日本下跪称臣。这事在日本官方史书里记载很隐晦，高明士对此有考证：
按《通典》开元礼纂类记载，中古时期皇帝遣使蕃国宣读诏书时，外国国王必须下跪接诏：
使者称：“有诏。”蕃主再拜。使者宣诏讫，蕃主又再拜。执事者引蕃主进使者前，北面受诏书
然而《日本书纪》却记载，隋使向倭王下跪，“时使主裴世清亲持书，两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类似的，后来唐使孙兴进赴日本，《续日本纪》只记其“上唐朝书，并贡信物”，似乎唐使向日本天皇下跪并上贡。然而实际上，《续日本纪》记载当时日本领唐客使等奏“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踏。今领唐客，准据何例者？”答“进退之礼，行列之次，具载别式，今下使所，宜据此式，勿以违失。”也即对接待唐使，实际使用的是不同于日本接见新罗渤海使臣的“别式”。这个“别式”在日本官方史书里讳而不载，但据大泽清臣藏壬生家文书记载：
维宝龟十年岁次己未四月卅日，唐国使孙兴进等入京。五月三日将欲礼见，余奉敕撰朝仪。时有大纳言石上卿（宅嗣）言称：“彼大此小，须用藩国之礼。”余对曰：“昔仲尼辱齐侯于夹谷，相如叱秦王于渑池，自古以来，贤人君子皆欲致己君于他君之上，不以大小强弱而推谢，此忠臣义士之志也。今畏海外一个使，欲降万代楷定天子之号，是大不忠不孝之言也。”时人皆服此言之有理。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不任愤郁之怀。聊缉此论，垂示后昆。
真相是日本天皇对唐使要按“藩国之礼”、天皇折节接旨，以至于日本当时深以为耻，不敢对外公开。按隋书，裴世清见倭王之后，“其王与清相见大悦”而且“朝命既达”，显然没有发生礼仪之争，倭王应当按藩国之礼接了诏，也就是后来日本深以为讳的“别式”。因此高明士认为当时的真相是：
而且当时日本天皇是推古女皇，而隋书看似是男王，推测可能是圣德太子代为接见，履行仪式。这本质上和后世南宋初年向金称臣，由秦桧代替宋高宗、用小吏扮演百官，跪接金使诏书，是同样的道理。由于隋唐时期日本需要向大陆派遣留学生学习，而且畏惧隋唐武力讨伐，因此只能硬着头皮下跪。当然，日本“妄自尊大”，并不是每次出使都能迫降日本，《新唐书》记载唐太宗时“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发生了礼仪之争，“由是复绝”，事后日本上书谢罪，到唐高宗时才又恢复遣唐使。中唐以后日本锁国，不需要再派遣唐使，就再不用受此耻辱了。
中亚地区也是同理。早在秦末匈奴崛起就进兵西域“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后来汉朝强盛，通西域，匈奴在汉朝打击下也称藩，中原王朝对中亚建立的宗主权影响深远。以嚈哒为例，嚈哒尽管强盛一时、称霸西域，然而面对北魏使臣，嚈哒王照样要跪拜接旨：
(嚈哒王)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王张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洛阳伽蓝记》卷五）
魏使到北印度乾陀罗国，乾陀罗当时已为嚈哒所灭，嚈哒人为王已是二代，自恃强盛，“凶慢无礼，坐受诏书。”魏使叱责说“嚈哒、乌场王并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王答曰：“我见魏主则拜，得书坐读，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书，犹自坐读。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读书，于理无失。”最后虽然没有下跪，但也不敢质疑北魏宗主权。
中古时期，面对使臣明确不跪、甚至反过来要使臣下跪的，往往会招致两国纷争。比如吐蕃，起初执婿礼甚恭，后来强大了追求对唐对等外交，演变成长期战争。此类往往被中原王朝视作“敌国”，史书记载很多，不必赘述。
自唐朝衰败以后，到宋朝，不轻易遣使外国，大多是外国使臣入觐，之后由外国使臣带国书回国。即便如此，一旦使臣外出，天朝体面依然要维持，比如北宋遣使高昌回鹘，《宋史》记载：
时四月，师子王避暑于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国，先遣人致意于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来，礼不当拜。”复问曰：“见王拜乎？”延德曰：“礼亦不当拜。”阿多于越复数日始相见，然其礼颇恭。师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其王遣人来言，择日以见使者，愿无讶其淹久。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
宋朝国力不济，很少遣使赴外国，那种外国来使的“朝贡”就很难说真伪了。事实上，宋史甚至也明确记很多朝贡是商人用国王名义入贡。这种情况其实在古代并不奇怪，《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奥勒良举办凯旋式时，观礼人群里也有中国使臣，这显然是商人冒用名义、甚至可能都不是中国人。
元朝明朝又回归古典模式，明初使臣四出，威胁各国下跪接旨、称臣入贡，典型比如明初朱元璋遣使浡泥：
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阇婆，又逾月至其国。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秩责之，始下座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所侵，颇衰耗，王辞以贫，请三年后入贡。秩晓以大义，王既许诺，其国素属阇婆，阇婆人间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阇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阇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八月从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明史》）
此外很有名的还有明使向帖木儿帝国催贡等。郑和下西洋，所到均要求国王下跪接旨，比如到孟加拉，《西洋朝贡典录》记载：
其接天诏之日，明甲马队千余，设于左右长廊，明光甲，巨汉秉剑，持弓矢以侍。孔雀翎之盖百具设于丹墀，象队百设于殿上。其王升八宝座，横剑于膝，乃有持银杖者二人引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复有持金杖者二人引导如前。其王肃恭拜迎诏敕，叩首而加额。其开读赏赐之讫也，是陈绒毯于殿，以宴天使。
也门的例子更典型。明人记载也门“其王甚尊中国”，《瀛涯胜览》记载明使到也门，“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赏，至王府，礼甚尊敬。咸伏，开读毕，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阿拉伯史书里也有记载也门素丹向明朝皇帝效忠，“世上的国家都属于您”，但又在史书里评论说“中国国王认为所有人都是王的仆人”“中国人对诸国的情况愚昧无知”。值得注意的是，也门史料并没写也门苏丹下跪接诏的场景，只写中国使臣见也门素丹时，“在他面前不行跪拜在地之礼，而是说，你的君主中国皇帝向你问候，并忠告你要安仁守法。”也门苏丹对使臣说“欢迎！欢迎您的到来！”考虑到明朝明确记载也门苏丹下跪接诏、也门史料也明确承认向中国称臣，估计跟隋唐时期日本一样，国王下跪的场面并没有被也门臣民广泛传播。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政策全面收缩，对外也逐渐又回到宋朝模式，轻易不再遣使。清朝也一样，除了对朝鲜、越南、琉球之外，就没有派使者亲临其国，自然也就避免了国王下跪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理解“朝贡”，往往是清朝模式，于是就产生了皇帝是否是在自欺欺人的疑惑。
最后回到题主的问题上，嚈哒王面对北魏使臣需要下跪接诏，虽然南朝并没有使臣到过西域，但嚈哒王肯定知道中国的朝贡制度是什么回事。嚈哒既然向北魏称臣，为何还要向南朝入贡？这其实没什么可奇怪的，嚈哒对中原王朝称臣，可能只是延续汉朝以来的传统，即使也有畏惧武力讨伐的层面，更多恐怕是贪图商业利益。梁朝职贡图滑国使臣名字“何了了”“康符真”，应该是粟特人，南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在中国广泛经商，产业极大，甚至汉化较深，同为昭武九姓的一支建康史氏甚至冒籍江南成为著姓，这种背景下嚈哒同时向南北朝朝贡也就不足为奇了。
嚈哒跟波斯是宿敌，波斯也一度向嚈哒称臣，加上波斯语言文化跟粟特非常接近，肯定知道到中国朝贡有政治意义。问题是，波斯王是否要跪接中国圣旨？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魏书》记载北魏“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隋书》也记载“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没有记载发生过礼仪之争。再考虑到后来波斯被阿拉伯攻灭，末代波斯王向唐朝借兵，受封都督，复国失败后全家移民长安，从这里看，波斯王室应该清楚和中国的关系。面对中原使臣，波斯王或许也像隋唐的日本、明初的也门那样下跪接诏，但没广泛公开的可能性比较大。
新兴的阿拉伯就没有这种顾虑，因此唐人明确记载了大食使臣拒绝下跪。严格来说，汉唐时期中国使臣没有到过波斯以西，波斯以西国家的“朝贡”是否是真实朝贡、使臣是否是商人冒认，很难考证。不过，即使东汉时期的大秦、宋朝的拂菻、明后期的鲁迷使臣真的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的官方使臣，那种“入贡”也是类似英使马嘎尔尼见乾隆皇帝那样，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
而且其实即使是清朝式的“朝贡”制度，也正如英国人嘲讽荷兰人那样，“荷兰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竟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双方其实也都知道朝贡的政治意义，只不过荷兰人断定清朝无法到欧洲、甚至无法到东南亚对荷兰及荷属殖民地产生实际宗主权，为了经济利益他们甘愿在东亚装作清朝藩属。英国人就追求对等外交，并最终用战争迫使清朝承认，真正的大国，是不可能接受哪怕单方面认知的不平等地位的。
那么为什么汉唐元明能建立真实版的天朝上国，而宋、明后期、清朝只能建立封闭版单方向的天朝？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汉唐时期中国以外的地区开化程度低，比如日本，从原始社会就向中国朝贡、一直到南朝倭五王时期，即使隋唐时自认为已经强大，这种惯性的影响也必然依然存在。再比如吐蕃，松赞干布崛起以前青藏高原文明程度很低，唐朝在其崛起阶段就对其加以羁縻，用和亲建立的政治关系要求吐蕃“执婿礼”臣服，后来吐蕃文明化程度提高，就要求对等外交了。而中古时期中国使臣广泛活跃于各藩属国，能“以夷制夷”，唐初王玄策出使印度受挫，就征调属国吐蕃和尼泊尔的军队，洗劫了北印度。北魏宋云在北印度面对乾陀罗王的无礼，就搬出嚈哒也臣服北魏作为威胁，迫使其承认“大魏如我父母”。而宋以后世界文明化已经很高了，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元朝、明初要建立天朝上国的权威，就必须用强大的军队进行威胁。明朝中期以后国力不支，就只能回到宋朝式天朝模式，清初看似强盛，其实横向比较差距汉唐元明甚远，也只能跟宋朝、晚明一样，满足于虚假版的天朝模式了。
这个得分情况而论：
朝鲜知道，朝鲜一直是中国最忠诚的小弟，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高句丽/渤海、南安，知道但不承认，渤海/高句丽对内对外都称帝，只不过对中国称臣；安南则是对内称帝，对北称王，他们认为这是权宜之计；
日本，唐朝时知道，明朝时不知道，而且由于使者两头骗的缘故，日本一度认为大明向他们称臣纳贡；
蒙古，不知道，蒙古人长期宣称大明向他们称臣纳贡，大明也不敢管；
天方，唐朝时候不知道，使者不肯下跪，被轰了出去；明朝时就更不知道了，因为它已经灭亡几个世纪了；
鲁迷，罗马帝国也不知道，原因同上；
察合台汗国，当然是知道的，而且编了几十个小号一起朝贡，嘉靖年间甚至一边劫掠甘肃，一边向大明朝贡，大明隐约的知道这一点，但是不敢深究；
撒马尔罕国，帖木儿帝国一开始是知道的，但是不来进贡，沙哈鲁坐稳皇位后就不关心东方的情况了，不过没关系，察合台人替他们朝贡；
其实翻译是最会骗人的家伙，国书里到底写了啥，还不是全凭使者自己翻译；同样，中国皇帝回信里写了啥，也都是翻译瞎编的，这也是北元能与大明和平共处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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