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墙是否要比欧洲古代的坚固？
首先，我们得明确“坚固”指的是什么。在古代，城墙的坚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度与厚度： 城墙有多高，底部有多厚，这是抵御攻城槌、撞击等最直接的物理屏障。
2. 材质与结构： 使用什么材料建造，砌筑工艺如何，是否有夯土、砖石、木材等不同层级，这些都影响其抗冲击能力。
3. 整体防御体系： 城墙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城壕、角楼、敌楼、箭楼、城门楼以及内层防御工事（如月城、瓮城）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影响整体的坚固性。
4. 适应性与维护： 城墙能否适应当地的地形，能否及时维护和修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长期的“坚固”程度。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看中国和欧洲的情况。
中国古代城墙的特点与演变：
中国很早就开始修建城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夯土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修建规模宏大的城池，例如秦国的都城咸阳，其城墙已经相当高厚。
夯土技术是早期中国城墙的基石： 中国古代最标志性的城墙建造技术是夯土（rammed earth）。简单来说，就是在模具中一层一层地夯实泥土，使其变得非常坚硬。这种技术成本相对较低，又非常有效。尤其是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侵蚀，夯土城墙的外层土会板结，形成坚固的外壳。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保存较好的古代城墙遗址，如西安古城墙、平遥古城墙，很多主体结构依然是夯土，表面再覆盖一层砖石。这种夯土城墙在抵御冲击波和箭矢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大规模攻城战中，要彻底摧毁坚实的夯土层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甚至需要专门的攻城器械。
砖石结构的成熟： 随着技术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城墙大量采用了砖石结构。明朝时期修建的都城和边境城墙，如北京、西安、南京的城墙，许多都是用巨大的条石作为墙基，然后用砖砌筑墙身，表面也用砖包砌。这些砖石城墙不仅外观宏伟，而且在坚固性上有了质的飞跃。墙体的厚度惊人，例如西安古城墙，底部厚度超过15米，顶部也达到12米多，高度近13米。如此的体量，即便是现代工程设备也难以轻易撼动。
完整的防御体系： 中国古代城墙非常注重整体防御体系的构建。城壕（moat）是常见的配套设施，可以阻碍攻城方接近城墙。城门（gate towers）更是集防守与通行于一体的复杂建筑，常常建有高大的门楼（gatehouse）、箭楼（arrow tower）和敌楼（battlement/turret），以及甕城（barbican），即在城门外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附属城墙，形成“口袋阵”，能够将突入城门的敌人围歼。这种多层次、纵深配置的防御体系，使得攻破一道城墙并非胜利的终点，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设计往往能给守军提供充分的射击平台和掩护。
适应性： 中国的城墙修建也考虑到了地理环境。例如，在山地地区，会巧妙地利用山势，使城墙顺应地形，增加了防御的难度。
欧洲古代城墙的特点与演变：
欧洲的城墙发展历程同样悠久，从早期的木栅栏、土垒，发展到石砌城墙，再到近代出现的棱堡（Vauban fortifications）。
石材的广泛运用： 欧洲许多地区的城市普遍拥有丰富的石材资源，因此石砌城墙在欧洲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些石墙以其坚固的石块砌筑而闻名，例如英国的约克城墙、法国的卡尔卡松城墙等。它们同样高大厚实，能够抵御当时的攻城器械。
适应热兵器时代的改造： 随着火炮的出现，欧洲城墙的建造理念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的垂直墙体在火炮的轰击下显得脆弱。因此，欧洲人发展出了棱堡系统（bastion system）。棱堡是突出于城墙之外的星形或多边形结构，具有多个射击角度，可以提供交叉火力，消除火力死角。这些棱堡的墙体通常非常厚实，而且外倾，以分散炮弹的冲击力。这种新式城墙建造的核心是为了应对炮火，而不是单纯的刀剑和攻城槌。著名的军事工程师沃邦（Vauban）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城壕与配套： 欧洲的城墙也普遍带有城壕，且很多城壕被设计成可以蓄水，增加防御的难度。城门的设计同样复杂，有吊桥、闸门等多种防御措施。
对比与结论：
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古代城墙是否比欧洲古代的坚固？
我认为答案是在某些时期和某些方面，中国古代城墙展现出了惊人的坚固性，尤其是在抵御冷兵器和早期攻城器械方面，其设计理念和规模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冷兵器时代（尤其宋元明时期）： 中国古代城墙，特别是明朝时期修建的砖石夯土混合城墙，在高度、厚度以及整体防御体系的完整性（如甕城、箭楼、敌楼的密集分布）上，其坚固性是毋庸置疑的。巨大的夯土层和坚固的砖石包砌，结合复杂巧妙的城门防御设计，使得攻破这些城墙并非易事。相比之下，同期欧洲的石砌城墙虽然也坚固，但中国城墙在“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完整防御布局上，可能更有优势。
热兵器时代（火炮时代）： 随着火炮的出现，欧洲人对城墙的改造更为彻底和系统化。棱堡系统是针对炮火专门设计的解决方案，它彻底改变了城墙的形态和防御逻辑。中国在清朝时期也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但晚清的城墙建设在规模和体系上，相较于欧洲同时期顶尖的棱堡工程，可能就略显逊色了，并且很多时候受到内外动荡的影响，未能得到持续和大规模的更新。
打个比方：
如果把城墙比作盔甲，那么
冷兵器时代，中国古代城墙更像是全身覆盖着厚重链甲和板甲的重装骑士，虽然笨重但防护全面，尤其擅长抵御刀剑和撞击。欧洲同期可能更像是身披锁子甲的骑士，同样坚固，但中国在细节防护（如多层防御体系）上可能更胜一筹。
热兵器时代，欧洲的棱堡就像是针对火炮设计的专门防御工事，能够有效分散炮弹的冲击，并提供火力支援。而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城墙，虽然依然有厚重的夯土和砖石，但应对火炮的专门设计（如外倾墙体、分散的射击点）可能不如欧洲的棱堡系统那么彻底和高效。
所以，不是简单地说哪个“更”坚固，而是要看是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的辉煌和坚固程度，无疑是世界古代军事工程的杰出代表。而欧洲人在热兵器时代的创新和适应能力，也同样令人瞩目。它们都是各自时代和环境下，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结晶。
网友意见
这个要分时代，大体上中国在明朝以前的大型都城【首都或者要塞】的城墙是要更加厚实的，但明朝中期之后，中国城墙的设计思路和设计重点就逐渐落后于欧洲了
从史前时期，中国就用巨大的防御工事把村寨环绕起来时就开始了。龙山时期（前3000年——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小邦城子崖（大约前2500年）就是由一段宽8—10米的长围墙环绕。[插图]到商朝（前1600年—前1046年），中国城市的城墙就更雄伟了。郑州的商城遗址一直是重大考古研究的对象，那里的城墙有10米高，底部超过20米厚，顶部也有5米厚。【可惜最近大水冲坏了一角，让考古学者们很心疼】
下一个千年，中国人继续修建高广的城墙。明朝，几乎所有县、省的省会都由高墙防卫，墙底部厚10米至20米，顶部厚5米至10米。
中国城墙是用古法夯实，筑起坚固的城墙。工匠首先用模板搭一个预定高和宽的框架，再往里铺上一层泥土，压扁夯实，接着再来一层，重复之前的过程，周而复始。直到城墙达到既定高度，工匠撤去木板，再利用它修建下一段城墙，这就是孟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一句的由来
这种土方夯实法造出的城墙异常耐久。有些古城墙经历了4000年风雨依旧不倒。为了避免腐坏，工匠有时要在土方表面包上一层砖头或石头，这个做法在宋朝（960—1279）开始流行。
到了明朝，有些城市也这么做，明朝重建的长城就是如此：石头和砖头包裹的是夯实的泥土芯（有时石头和碎石是掺在泥土里的）。
欧洲的墙就大为逊色了。罗马人是欧洲古代最擅长修建城墙的，罗马城墙通常有10米高——和中国很多城墙的高度差不多——但厚度只有1.5米至2米。罗马最宏伟的墙要数罗马城的墙，它的塞维安墙底部可以达到3.6米厚；在奥勒留皇帝统治下，重建的城墙最终达到约4米厚，6米高。[插图]远离帝国的罗马城墙也能达到4米厚，比如戴克里先时期的撒克逊海岸城堡城墙就有4.3米厚。这比同期的中国城墙薄了很多，后者通常在底部就有20米宽
古代西方最高大的城墙应该就在君士坦丁堡：有着外墙厚2米，内墙厚4米，中间间隔15米的无人区。“君士坦丁堡在文明世界里就是以城墙坚固、防卫严密而著称的。”还有人把君士坦丁堡叫作“最无懈可击的古代城堡体系”。但是君士坦丁堡外墙的厚度也只有中国主要城市城墙的十分之一，更为敦实的内墙也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其防御能力确实叹为观止，并且和中国长期使用的夯土城墙不同的是，欧洲文明使用的城墙材料大不相同，石块的常见的材料。
针对一些伪史论者所提到的西欧在中世纪的城墙情况，这也是分时期的，在1200年前，西欧统治者自己建立的城墙屈指可数，大部分依赖罗马遗存，这个时期的欧洲镇子是用壕沟、栅栏和低矮的泥巴墙围起来的，和当时西欧落后的组织形态有关，没有强大的国家体制和生产力只能如此。
在火器时代开始的13世纪和14世纪，全欧洲都筑起了新墙。有时候会赶上罗马城墙的厚度、高度和长度，但极少超过。中世纪后期，法国的大多数城墙厚度通常不超过2米。英国的更薄：南安普顿的只有0.76米厚，什鲁斯伯里的只有1.37米厚。英国其他城镇的墙和法国的厚度差不多：布里斯托的在1.5—2.5米之间，巴思的是1.9米，纽卡斯尔的有2.1米。
这也是西欧国家发展火炮攻击城墙的原因，而同时期明朝初期很少有用火炮攻击城墙的案例，轰开2米厚的墙当然比击穿15米的容易太多，但这还不是欧洲的城墙在火炮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的唯一原因。原因还在于它们修建的方式。欧洲墙是石制的，常常混合着砂砾和碎石，用石灰石灰浆作黏合剂，这种建造工艺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中国墙则是泥土胚子，虽然在传统攻城法下容易被大水泡坏，但泥土工事可以吸收火炮的动能。它们在攻击下常常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每个孔洞都不会很深，也不至于整座墙都被击垮。
有趣的是，令人引以为傲的中国城墙虽然成功抵挡了火炮的威胁，但在历史的潮流中，却让中国经典火炮的发展陷入长期停滞，欧洲的君主王公不惜巨资，还是因为火炮值这个价钱。他们知道，火炮一定能洞穿敌城，甚至逼得守城部队投降。而在中国，炮兵就无法回报这样巨大的投资。当然了，中国人还是会用投石车，也许还有火炮，去打击城头的城楼工事，但巨型的夯土城墙是阻碍火炮发展的致命武器。就算是穆罕默德的怪兽巨炮也难以撼动西安城墙分毫。
中国的经典火炮和城墙的基本形态在明朝初期以后基本上失去自主发展的动力，此后的渐进式发展，更多是一直应激性反应，在明朝仿制了意外获得的欧洲火器之后，便进行了有限的仿制和改良， 从袁崇焕使用的仿制大炮，到清朝中期仿制的准噶尔人的赞巴拉克大鸟枪，此后的中国人对于火器的态度，一直是遇到敌人的时候产生的应激性反应，也在中国在军事科技领域上只剩下长久的遗憾。
以上是中国和欧洲古代城墙的比较，客观来说中国的城墙因为中国古代相对先进的组织形式和夯土制作的相对优势在体量上占据优势，但总的来说这一切都是基于文明所处的地域因地制宜的结果，和武器的发展一样，是因为地缘生态的需求所推动的，在对比这些要素时，切忌文明斗兽棋式的较量，那只会显得很幼稚。
本文参考了美国学者欧阳泰的著作《从丹药到枪炮》，里面详细对比分析了中西方火器发展和中西方城防发展的历史，总体展现出中国火器发展从领先到停滞，从停滞到中兴，从中兴到沉沦的过程，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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