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古文尚书」是否还有价值，应如何对待「伪古文尚书」？
“伪古文尚书”，此四字一出，古今学人无不侧目，其争议之烈，绵延至今，足见其分量。究竟何为“伪古文尚书”？简单来说，便是东晋梅赜（zé）献于朝廷，被认为是西周早期文献，但后世经过考证，认为其内容、语言、文字等与真实西周早期文献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可能为东晋时期伪造的《尚书》篇章。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伪孔传”所注的《古文尚书》。
那么，这“伪古文尚书”究竟还有没有价值？吾辈又该如何对待它？这绝非三言两语可以了结，需得细细道来。
一、 “伪古文尚书”的价值几何？
在我看来，“伪古文尚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伪”字之中，也存在于其历史流传过程本身。
历史的镜子：
“伪古文尚书”最直观的价值，便是它是一面映照东晋时期思想、文化、学术风貌的镜子。梅赜献书的动机、朝廷接受的过程、以及当时士人如何解读和利用这些篇章，无不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对传统的态度、对政治的期望、以及对治世理想的追求。例如，其中一些篇章所宣扬的君臣之道、德政思想，在士族门阀政治下，可能是一种对理想秩序的向往，也可能是为巩固现有统治秩序服务的工具。通过研究“伪古文尚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尤其是汉魏之际到南北朝时期，儒学如何与谶纬、玄学等思潮交织，并最终在隋唐时期形成新的面貌。
语言文字的标本：
即便被认为是伪作，其语言文字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东晋时期的士人，为了使其“逼真”，必然会模仿他们所理解的古代语言风格。通过与同时期其他文献，特别是确凿的西周文献进行比对，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的“仿古”手法，以及语言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虽然其仿古程度或许不够精妙，但其中包含的语言特征，对于研究汉语史，特别是古今汉语的过渡阶段，依然能提供一些线索。
思想文化的载体：
“伪古文尚书”中的许多篇章，如《大禹谟》、《皋陶谟》、《尧典》等，都包含着对古代圣王事迹、治国理念的描述。这些内容，即使经过伪造，也承载了后世对“黄金时代”的想象，以及对理想政治的寄托。它们在历代被传颂、被解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念、道德标准和文化心理。那些关于“明德新民”、“协和万邦”的论述，无论其来源是否纯正，都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学术研究的起点：
正是因为“伪古文尚书”的“伪”，才催生了对其真伪的辨析，进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进步。从北宋的欧阳修开始，历代都有学者对其进行严谨的考证。这一辨伪过程，积累了丰富的辨伪方法和学术成果，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重要佳话。可以说，对“伪古文尚书”的疑辨，是中国学术走向自觉、走向科学化的重要一步。
二、 吾辈当何以处之？
既然“伪古文尚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它呢？我认为，应当采取一种审慎、客观、辩证的态度。
正视其“伪”，不以真西周文献视之：
这一点是基础。我们不能因为它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就忽视其伪造的性质，将其等同于真实的西周文献。在引用、研究其内容时，必须明确其出处和性质，避免以訛传讹。例如，在学术研究中，如果引用其内容作为西周时期的史料，则必须加以明确说明，并辅以其他确凿证据。
深入研究其“伪”中之“真”：
“伪”并不意味着全无价值。恰恰相反，我们要深入挖掘其“伪”的背后隐藏的“真”。“真”指的是其作为东晋时期的文献，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思想内容、文化心态。我们要将其置于东晋的语境下进行考察，分析其伪造的动因、手法，以及其在当时和后世的传播、解读及其影响。这需要我们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辨析能力。
辨析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伪古文尚书”中的许多思想，例如关于君臣关系、治国之道、道德修养的论述，虽然可能经过了“伪造”的包装，但其中不乏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我们应当以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辨析其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对于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思想，我们应当借鉴吸收，使其服务于当下的建设。对于那些陈腐、反动的观点，则应予以扬弃。
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误导：
由于其“古文”的身份，容易被误认为是最古老的文献，从而对历史的认知产生误导。因此，在普及历史知识时，需要清晰地告知公众“伪古文尚书”的真实身份，避免其对历史真相造成混淆。
将“伪古文尚书”纳入中国学术史的视野：
“伪古文尚书”的流传和辨伪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将其作为研究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史学、文献学、哲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案例来对待。通过对这一案例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学术传统的演进脉络及其特点。
总而言之，“伪古文尚书”并非一个可以简单被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存在。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承载着历史的印记，也激发了后世的智慧。吾辈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审慎的态度，将其视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汲取养分，也从中反思历史，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方式，对待我们所继承的文化遗产。就如同对待一位才华横溢但有时也言过其实的老者，我们尊重他的智慧，也留意他偶尔的夸大之词，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他，并从他身上学到真正有益的东西。
网友意见
《書古文訓》中《今文、漢魏古文尚書》所有的部分有接近三體石經者，又比如“湯誓”、“戮”三字與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文合（顏氏引用古文尚不止此，亦可對照），《隸古定尚書·孔注》、《隸古定尚書·釋文》今日尚有殘卷，此類均是隸古定的碩果僅存，《四庫總目》對《書古文訓》的批評沒有道理，其引用《隋志》的“無有傳者”乃謂無師承相傳，非無書本，至於引用陸德明《經典釋文》的說法也衹能說陸氏如此看待，不可直接引爲定論，具體如何，仍需考察。
一般來說沒有人這麼無聊去重搞一個隸古定，尤其在宋代還有傳抄隸古定《東晉古文尚書》流傳的情況下。
至於《書古文訓》的底本有沒有在傳抄中發生形體訛變、據題名孔安國傳改正文文字乃至南北朝時將部分文字改古，那極大概率是有的，至於傳抄閱讀者、經師將經文文字改古其實也不會是多數，陸德明的說法語意指向爲何可以商討，若指《尚書》本經，那不合實際；而對比三體石經，“文（當作⿴文心，訛作⿴衣心，隸定寧）王”、古文“祗”等在隸古定本中都沒有保留，也不排除《東晉古文尚書》原來就沒完全照搬三體石經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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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颐本或有少量古字，很快就被当时学者改为今字本”，未必；
反过来说，为什么不可以认为东晋本在秘府、部分学者间传写，出土及传世残卷本、宋齐舊本、古音义书所据底本（晋代本）是民间据《今文、汉魏古文尚书》（经文自然不会失传，不然当时人何从判断梅氏本可信可宝贵，总要有个对比物吧？失传者当为注释、章句）大量改为今字、保留部分古文的俗本。这个根本无法判断，耳学陆德明，并不可取。
隶古定本特别容易变形，倒是肯定的，没有多少普通学者热心抄那些难懂字形。好古而改古，也有可能，但也是大学者或比较有知识的学者才敢作，那也是有价值的，甚至它是不是梅氏本原貌都不重要了，因为梅本就是伪书，就是故意增加古字。只要增加古字是基本有所本的，那都是六朝、唐、宋传下的文本，《四库总目》不屑一顾，自然不对，至于清末一些学者过于夸大其价值，也没必要，关键在于隶古定本古文可以作为六朝、唐宋所传古文字及当时古文字学的重要资料，且对今日古文字研究有参考价值、对《尚书》文字修正、阐释有意义，那就够了。
《书古文训》即使有改古，大体还是保留了东晋本的古文。
东晋本古文可靠不可靠，另一回事，它出现后，并没有流行常见字改本，只是少数学者使用（如范宁），反而是唐代官方再次改为常见字。这意味着今本《尚书》文字考察仍然需要参考隶古定本。
隶古定是不是《尚书》在先秦的原始面貌？肯定不是，但有可能包含一部分壁中书之类残本进去。
《书古文训》有没有伪“奇字”？大概有，也可能是我们现有出土古文字材料不够。
它有没有改古？估计有，但一般不影响东晋隶古定。
刘起釒于《〈尚书〉的隶古定本、古写本》则解释陆德明的说法实指宋齐旧本相对于隶书楷书的古文实际上还是不少的，但依偏旁类推之类所造“古文”奇字不多，陆德明所指古文，主要是这类。刘的关键证据就是唐写本《释文》。
刘氏文章可以参考。另外不妨去考察《尚书文字合编》。至于《书古文训》继腫增华的部分，如果很多的话，那也是唐以前增的，必有所据，也自有一定意义；如果反过来，唐抄《经典释文》的底本是《书古文训》祖本的改今字本，则《书古文训》价值更大。至于《尚书》先秦面貌，只有鬼知道，一定要拿这个来要求东晋本、《书古文训》没意思。
《唐写本释文》有以今文出字头，注中标以古文的现象，值得注意考察其本意，也许那个古文是别本，亦即被陆德明批评的那类系统。
隶古定《古文尚书》、《释文》，不全。《书古文训》很完整，就是有字讹、是陆德明所批评的别本，也有重要意义：
一、它保存了东晋本的基本内容，而今本《尚书》由隶古定本转写，必然有转写问题，可以据之参考。
二、它保存了奇字，有文字学参考价值。
三、过度纠结东晋本、南北朝宋齐舊本-经典释文本-某些残卷本系统、古文别本-《书古文训》系统区别，意义不大，因为我们看不到东晋传抄本。纠结于东晋本与先秦本的区别更意义不大了，先秦本就没有多少直接材料传下来。类比《玉篇》，宋本《玉篇》篡改特甚，但原本残坏不全、《篆隶万象名义》太简，宋本对探讨《玉篇》原貌的价值，还是有一定意义。而《书古文训》本毕竟是来自郭忠恕传本，则是唐代别本，亦即陆德明所见别本的后裔，相较来说，比宋本《玉篇》更有价值了。
四、严格说，宋齐舊本、古文别本（《书古文训》所出），二者必有之一是东晋本的伪书（或者古文别本改古，或宋齐舊本改今，若改今更易，若改古当出经师、文字学家的手笔，改古也当有所依据，或者偏旁类推，或者据三体石经传写本、拓本之类；我们没法直接相信陆德明的说法，至于今传的残卷文字，也是类似，毕竟隶古定不容易传抄，改今字最容易，所以陆德明说的宋齐舊本容易流传，别本如非学者好古则容易不传，隶古定抄错也很容易，而今字改古相对不容易，但反之，改古也不是绝对不可能。这是一个逻辑悖论，甚至得到一个东晋残本出土也很难定论，无法判断定案，陆德明的说法那就只是他的说法），东晋本又是汉魏《古文尚书》的伪书。然而从经文的本质说，宋齐舊本、古文别本均是东晋本的不同系统而已，它那点区别不影响其隶古定的本质，东晋本除去增加的部分也是此前《尚书》的别本系统。
五、既然无法判断，我们就要认清材料的客观现实，把《书古文训》与三体石经本、残卷本、残唐抄《释文》本结合起来，看其大致面貌，去尝试考察《古文尚书》原貌。《书古文训》至少基本忠实反映了唐末五代传本面貌，大致反映六朝、唐初某一别本系统面貌及其时代的古文字学研究面貌，能不能上推到东晋进献本不知，至于先秦本，则有那么些模模糊糊的影子。也只能这么判断。
这个问题太好了。
其实当我们说某某在『历史』上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指得完全不同的『历史』。
一种历史是真实的历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尧舜禅让的地点，商王的世系是什么，商周牧野之战到底是哪一天，周幽王怎么死的…… 当然因为我们无法重现历史，所以真实的历史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但是我们会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的研究，来逐渐的推测这些事实。这些训诂考据之学，致力于发现的就是历史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点像推理破案。尚者，上也，尚书乃上古之书。而古文尚书确实有二十五篇是被证“伪”了，其实古人倒也不迷信，这个证伪的工作很久之前就有了。从宋朝开始，就不断有人质疑古文尚书的真伪，朱熹就很不解：
《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却又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
为什么伏生记得的都是难读的，而今文尚书中存在而古文中不存在的篇章，偏偏是容易读的？因为按理说像『禹谟』这种夏朝之前的事情，文字应该更加古朴难懂才是。后来到清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终成定案。古文尚书多出来的那些篇章，基本确定不是夏商周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它所描述的上古史可信度是存疑的。
所以在夏商周断代的时候，看到引用『古文尚书』和『春秋感精符』、『尚书璇矶铃』之类的纬书的时候，还是感觉说服力要打个折扣的。
但是，另外一种历史是观念史。比如说『春秋』，是不是孔子整理的其实目前还有争议，但是就算是孔子整理的，孔子到底想在春秋中体现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孔子本人在春秋时代就是一朵小浪花，只有短暂的执政经历。他的影响是透过他的著作，他的教诲和他的弟子来流传千秋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著作不会说话，教诲也是文字，弟子的理解也未必是孔子自己的理解。
对于历史中的人物而言，『春秋』的重要性不在于孔子的原意，『春秋』描述的历史是不是真的也可以放一边，而在于董仲舒怎么理解的，孔颖达怎么理解的，朱熹怎么理解的，胡安国怎么理解的……这些人对『春秋』的解释，不管符合孔子的原意与否、符合历史事实与否，是真真切切的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古文尚书』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是不是真的上古流传下来，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实问题，但是『古文尚书』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一代代的大儒对这些伪篇做的研究和阐发，对世界是产生了真实而深远的影响的，并不随着『古文尚书』被证伪而消散。从唐朝开始，古文尚书就成为了开科取士的必考科目；到宋朝，『尚书·禹谟』中的十六字心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更是成为理学的基础之一。还是『尚书·禹谟』中，随便挑几条：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 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这都是流传千古的为政之要，不知道多少大儒和名臣用心体会这些他们当时认为的圣人名言，阐微发幽，也教育砥砺了一代代的人，尽管现在我们知道『古文尚书』为伪，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这部伪书从观念史的意义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读太平年代历史的时候，不读经书去读当时的第一手史料，往往很困难。因为太平年代，文官当政，各种奏疏的借喻，排比，往往就从『尚书』、『春秋』等经书里面信手拈来，并且有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理解奏疏作者所在的学派和自己的经学思想——因为同一个例子，不同学派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解读。典型的比如宋襄公弘水之战，『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读完全相反，一个点赞，一个反对。所以在汉武帝时代（公羊派）的奏疏引用弘水之战和汉宣帝时代（谷梁派）的人引用，可能就是不同的意思。所以即便『古文尚书』是伪书，但是它对我们理解历史，尤其是唐朝以后的历史，依然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历代官学对『古文尚书』的解读，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把握当时的官员和皇帝所希望宣传的和看到的。
观念史和考据的冲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举个例子，比如对洪秀全的评价问题。历史上真实的洪秀全是一回事，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的，孙中山口中的洪秀全就是观念史中的洪秀全。当时应该就会有不少人以洪秀全为偶像，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去。从我们现在来看，“以洪秀全为偶像来进行革命”多少有点违和感，但那是因为现在我们对太平天国运动能够更加全面的来看待了，对洪秀全的方方面面了解的也比当时要深入很多；但是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洪秀全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英雄，那如果要理解当时的人的书信往来，所作所为，我们就要从当时的观念史入手去理解，而不能因为观念史和考据的分歧而放弃。
再比如，网络文学兴起之后冉闵的走红。过上一两百年，后人研究我们的时候，冉闵的那篇伪『杀胡令』也会是观念史的一部分。冉闵在真实的历史上什么样是一回事情，但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冉闵是什么样子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后人就通过研究冉闵的走红，通过『杀胡令』这篇伪文，就可以把握当时相当一部分网民的心理和诉求，并且可以用之来理解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现象。
最后，说一说我想过的一个思想实验：
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从小看的是一本改编的宋史，书中岳飞和秦桧角色颠倒，秦桧是贤明宰相，岳飞是祸国殃民里通外国的大军阀。那么在他去执行一次九死一生的任务之前，他敞开心扉，说自己从小读宋史，立志以秦桧为偶像云云。那么作为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我们所看到的宋史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告诉他了，他可能会因为心志振荡，而不能很好的完成任务，如果不告诉他，他很可能就以秦桧为偶像尽忠报国，死在沙场上了，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我们所读的宋史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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