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走向共和》中李鸿章说的「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李鸿章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说出“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这句话，并非简单的一句感慨，而是他对历史进程、时代局限、个人命运以及中国近代转型期复杂现实的深刻洞察和无奈的总结。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他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定位。
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1. 时代背景与历史局限：
剧烈的变革期： 晚清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入侵、内部矛盾激化、传统王朝摇摇欲坠的剧烈变革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出路却异常模糊。
技术与思想的代差： 西方国家在工业、军事、政治制度等方面已经远超中国。而中国社会的许多思想观念、教育模式、组织形态都 still 停留在过去。这种巨大的代差，使得任何试图“一步到位”的改革都显得不切实际。
个人能力与时代诉求的矛盾： 李鸿章作为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肩负着“中兴”大清的使命。然而，他所能调动的资源、他所能接受的思想、他所能推行的政策，都受到那个时代方方面面的制约。他即便有超凡的远见和能力，也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束缚。
2. “一代人”的界定：
这里的“一代人”不仅仅指年龄上的一个代沟，更重要的是指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思想观念和实践能力。
“老一代”的局限： 李鸿章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老一代”官僚，他们成长于传统的科举制度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思维模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带有浓厚的旧时代烙印。他们熟悉的是“内政”、“外交”的旧式玩法，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国际规则的理解是有限的，甚至是有抗拒的。
“新一代”的萌芽与挑战： 尽管如此，在李鸿章的时代，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有更深的理解，也更渴望变革。然而，这些“新一代”的力量在当时非常弱小，缺乏经验和实权，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旧势力。
李鸿章的定位： 李鸿章清楚自己是“老一代”的代表，他无法成为那个能够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新一代”的引领者。他的任务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为中国保留火种，为后来的“新一代”创造一些基础和可能。
3. “只能干”的含义：
“只能干”并非完全放弃或消极等待，而是指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特点和能力，尽力而为，接受历史的限制。
“苟且偷生”的无奈： 在强敌环伺、国力衰微的情况下，李鸿章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国家的生存和稳定，避免更惨烈的结局。他所推行的许多政策，如购买洋枪、建立海军、兴办实业，都是在“苟且偷生”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他深知这些治标不治本，但却是当时条件下最现实的选择。
“补漏”的姿态： 他更像是一个在漏勺里舀水的人，明知漏勺无法盛水，但还是努力地舀，希望能减少一些损失。他知道自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尽力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
“为后代铺路”的意图（有限的）： 虽然他无法实现彻底的革新，但他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改革者和新思想的传播埋下了伏笔。这是一种“埋头苦干，不问前程”的姿态，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放弃“一步登天”的幻想： 他也认识到，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西方强国。那种激进的改革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他所能做的，是循序渐进，接受改革的缓慢和痛苦。
4. 这句话在剧中的意义与李鸿章的人物塑造：
自我认知与历史担当： 这句话深刻地展现了李鸿章对自己所处历史位置的清醒认知。他知道自己不是那个能够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但他依然承担起当时的责任，尽力而为。
辩解与辩护： 在某些时刻，这句话也带有一定的辩护色彩。当被后人指责其政策保守、未能彻底改革时，他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自己所受到的时代局限。
悲剧色彩： 这句话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它意味着一代人即使拼尽全力，也可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只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难题。李鸿章作为晚清政府的核心人物，他所做的一切，都无法阻止清朝最终走向灭亡。
对后代的启示： 放在更宏观的意义上，这句话也提醒我们，任何社会改革都需要时间、需要积累，也需要不同时代的人们各自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将解决所有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或一代人身上。
举例说明：
洋务运动： 李鸿章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引进西方技术。但他所引进的更多的是“器物”层面，而非制度和思想层面。这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器物之学”是相对容易被接受的。而触及制度和思想层面，则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甚至可能危及统治。他知道这是“治标”，但这是他“一代人能干的事”。
甲午战争的失败： 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李鸿章作为主和派和签订《马关条约》的代表，承受了巨大的骂名。但他或许会认为，在北洋水师已经战败、陆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继续抵抗只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他所做的，是在那个糟糕的局面下，尽可能地保全一部分中国。
与孙中山等年轻一代的对比： 剧中经常会展现李鸿章与孙中山等年轻一代的交流。孙中山主张革命，推翻帝制。而李鸿章则更倾向于改良，维护旧秩序。这种对比，正是“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的最好体现。李鸿章无法一下子跳到革命的阶段，而孙中山也无法在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就立即实现共和。
总结来说，李鸿章的“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是一种：
对时代局限的清醒认识。
对自身能力和责任的明确界定。
在巨大压力下的“补漏”与“求存”策略。
一种无奈的、充满悲剧色彩的自我陈述，同时也包含着对后代寄予的微弱希望。
这句话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漫长而复杂转型期的国家，历史的进程是如何被一代一代人所影响，又如何被时代所塑造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任务和挑战，而身处其中的人们，都只能尽力而为，完成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使命。
网友意见
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李鸿章说的。无论哪种观念正确，在知乎上一个右狗尚无法说服一个五毛，一个五毛亦无法说服一个右狗，试想把某种理念灌输给一代人该有多难。
有些话我知道一定是李鸿章说的，便是他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用政治经济学回击美国的排华法案。要知道自由经济理念是英国170年前的思潮，如果20年算一代人，从李鸿章掌握那套思想起，到现在怎么也有5代人了吧，然而现在知乎上有多少人就此问题还在跳。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有点高估现状了，应该补充一句“有时候几代人要做一件事情”。
坦白说，这句话没错，但是清末民国那一帮“大佬”并没有资格说这个话。这句话在他们嘴中无非是洗白自己，推卸责任。
既然一代人做一代事，那么李中堂又做了些什么呢？你对人民和国家又做了些什么呢？宰相合肥天下瘦吗？甚至可以往大的说，清末民国的很多高官厚禄的人又为国家进步做了些什么呢？答案是没有！从1840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中国还是一个极度贫困、文盲遍地、地方割据、工业匮乏的农业国。与此相比，隔壁的日本却在几十年内就已及时转向，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强国。这些所谓中堂、总统（常凯申不要看别人，我说的就是你）的当权者，如果真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我们又怎么会被日寇屠戮半壁中华呢？
事实上他们那一代并没有做他们那代人该做的事，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全都留给了新中国。新中国才是一代人干了几代人的活，让我们有了今天的成就。
1949年到今天不过70年，可新中国所创下的壮举简直是惊天动地。土地GM、扫除文盲、平定土匪、男女平等、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全面工业化、改革开放等等，哪一件事不是伟大的丰碑？我们常说老一辈的人很苦，的确如此。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代人做了好几代人做的事，把之前欠的债全部还清了。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去开垦土地，修建水渠；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还是用算盘打出了原子弹；他们没有补给，没有棉衣，还是把强大的联合国军挡在了国门之外。如果不是这些伟大的中国人，我们今天能在电脑手机面前敲着字，刷着知乎吗？
所以，李鸿章说这句话，他不配。
这个话错误。
宰相合肥天下瘦，中堂他老人家用一代人的时间捞了好几代人的钱，怎么能说“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呢？
这句话应该是出现在《走向共和》电视剧中的，所以我们就电视剧论电视剧。
《走向共和》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在于他保存了大部分史实的同时，以自己的角度探求了不少问题，比如慈禧为什么做出向十一国宣战这种无脑行为？比如中日关系经历了怎样的转折变化？一些事情书上是写了的，一些事情书上写了但得费点心思读出内涵的，还有一些事情书上没写，咱们只能猜，比如这个情境下，编导抛出的问题是：
- 李鸿章是否认为大清吃枣药丸
- 李鸿章如果认为药丸，他会怎么做
我们把这段场景复盘一下：
李鸿章和侍女红儿在庭中抽陀螺，梁启超来访。（此处省去对陀螺的怨念和康党三头六臂的梗）
李鸿章上来就说：我曾经跟太后说过，我也是个康党。可我背了康党的恶名，却没有见过康党的恶人。（笑）梁先生，我这里可是龙潭虎穴啊。
梁启超：北京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吧。
李：梁先生有何见教
梁：不敢当。但目前局势，中堂大人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
李：哦？你说说
梁：乱世出英雄。晚生为大人计，摆脱朝廷，先拥两广自立，然后挥军北上，为亚洲创建一个君主立宪国，这就是上策。
李（沉吟许久）：嗯……那，谁来当你说的那个新皇帝呀？
梁：晚生在拜会大人前，先行拜会了香港总督卜力先生。他答应晚生，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政府，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
李：嗯？
梁：呃……晚生还遇见了孙文先生。
李：孙文？
梁：他说曾去天津拜会过您。
李：噢噢噢，就是那个满口革命的后生吧？记得。
梁：孙文先生说，倘若两广在中堂大人的策动下，率先独立，革命党将支持大人做president。
李：什么？
梁：请中堂大人，当总统。
李（沉吟）：谋反呐？……那中策是什么呀
梁：带领兵马，北上勤王，彻底剿灭义和团，以此与各国交好于前。
李：嗯……那你的下策，我就知道啦：奉诏进京，跟八国联军谈判，投身虎口。是这样吧，梁先生？
梁：中堂大人，晚生万没料到，中堂竟然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下策。
李（拍梁肩膀）：卓如啊，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梁：晚生只是为中堂可惜。
在此之前的主线剧情可以概括如下：
- 义和团运动进攻天津租界
- 1900年5月31日开始，各国派军保护使馆
- 6月10日，各国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摩尔率领
- 次日，义和团与联军在廊坊进行遭遇战（即所谓“廊坊大捷”）
- 16日，联军进攻大沽炮台，一天后占领。慈禧于是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
- 17日，慈禧收到一封假造情报，其中表示洋人出兵是为了逼她归政光绪，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载勋任步兵统领，带领一帮亲贵统领义和团（这是一条有争议的说法，电视剧采用了）
- 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成为开战导火索。
- 21日，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向十一国宣战
- 8月14日，联军逐步攻占北京各城门，慈禧、光绪出逃
- 9月，清廷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
上述电视剧情节应该发生在慈禧出逃到辛丑条约签订之前。而在清廷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等人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借口入侵，同时秘密商议如果北京失手，而光绪帝、慈禧太后遭到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刘坤一、张之洞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与各国商定《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对中央“支持义和团”的命令做出判断，“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故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回到电视剧的环境中。李中堂面临的环境是：
- 北京陷落，太后皇帝生死未知
- 东南各省由于互保协议，暂时处于和平状态
- 由于互保协议与拒绝支持义和团，地方已经有违逆的口实
- 民族冲突有所抬头，驱逐鞑虏的口号也已出现
- 清朝多年的改革让所有人都认识到，要想调转如此庞然巨舰的船头，有多么困难
- 李鸿章自己带出来的直隶、北洋势力早已脱管
可以说东南已经进入半无政府状态，而所有的总督之中，李鸿章经营最久，在外国公使中地位最高，群臣中威望也最高。剧中梁启超所提，多半就是当时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可能性。然而李中堂的每一句回答都异常谨慎，因为他的顾虑也同样明显：
首先，以儒学忠君为根基起家的他，做出“谋反”之举，自己的声誉与做人的立场如何自圆其说。
其次，合作对象孙文与香港总督的承诺有多少可信度（孙大炮大家都是知道的）。
再次，皇帝生死未知。如果皇帝死了，李鸿章要继续搞君主立宪，岂不是得自己当皇帝？那么他的下场很有可能参考袁世凯。的确，那个时代依旧是皇权主导，但不代表谁当皇帝都镇得住天下。如果皇帝没死，其行为无异于逼宫，将皇权让渡于议院。然而对君主立宪这个概念，即使到了八年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十一年后组成首批内阁，人们都没搞清楚立宪到底立了个什么。1900年是否有足够的民意基础和办事人员去贯彻？
李鸿章一辈子办北洋，兴新学，穷尽一生都是在试图探索，是否有一剂良药救得活大清江山。他在有限的时间做到了最好，却也无力回天。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做新的尝试了，一生的无奈都融进了这句话当中。而对于革命，剧中的他应该是“隐约觉得恐怕这才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却无法直言”。
电视剧在这里相当于补充了自己对李鸿章心态的揣摩：他知道需要改变，所以自称康党；他是儒家子弟，就不可以谋反；他想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却已无法实现；他所有的尝试都已经走不通，只能指望后人代劳。
反正后人肯定比我们聪明，他们会有办法的……
首先，李鸿章没说过这话
其次，这句话的出处来自香港电影《一刀倾城》，而原片里，说这句话的是谭嗣同：
你也别惊讶，《走向共和》这电视剧就是一部台湾野史大集锦，估计蒋介石蒋经国看了都感动——“老子授意手下胡编的历史，台湾没人拍，大陆倒给整理了一遍”。所以摘抄一部香港电影也没啥大不了的。
比较缺德的是，《走向共和》这电视剧大肆夸大、描摹了二流人物李鸿章，而忽略了一流人物谭嗣同，把这句话按到了李鸿章身上，且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赫然鼓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梁启超作的伪诗（的确是谭嗣同原诗，《留庵日钞》为证，梁启超只是将“吾”改为“我”），说什么谭嗣同绝命诗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这诗出自清末神魔小说《绣像康梁演义》）
人家谭嗣同还留给后人论什么罪啊？他就是第一大反贼，势力比当时孙中山、兴中会大得多，两湖会党新军遍布其门生故旧，“誓杀尽天下君主，使血满全球，以泄万民之恨！”，号召“冲决君主之罗网”“冲决纲常之罗网”，说的那话好像是个五四青年穿越回去似的，这么个人，会向清廷低头？
至于“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事”这种思想本就是极端消极、不负责任的，《一刀倾城》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谭嗣同的赴死是不合理的，谭嗣同为什么赴死？并非梁启超宣称的“为变法流血”“程婴杵臼，我为易，君为难”，谭嗣同和梁启超并不熟，认识没几天，两人互相利用而已，谭利用变法的声势，梁利用谭在两湖的势力。谭之赴死与他认为自己病入膏肓、命不久矣有直接关系，“晦气满面，又内伤症已见，干咳不能寐，肝气横烈”，谭嗣同是以自己将死之身，迎清廷冷血屠刀，绝两湖志士变法苟安之念，激中国革命奋起之心。——所以在谭死后，中国革命闹得最凶的就是两湖，后来两湖革命领袖都与谭嗣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谭嗣同一没后悔自己的作为，二不是为变法而死，三没推卸责任“把事情留给下一代人”，在这点上《一刀倾城》的立意就是错的，而摘抄其的《走向共和》更是荒谬绝伦，啥叫“一代人做一代事”？做啥事？
今儿我革命，明儿我就可以反革命？（蒋）
今儿我维新，明儿我就心安理得的保皇？（康）
今儿我不负少年头，明儿我就大东亚共荣？（汪）
今儿我爽够了，明儿哪管洪水滔天？（慈禧）
不过《一刀倾城》有一点说对了，中国的确走了谭嗣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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