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后，日本有没有做一些预备日后东山再起的事情。如果有有哪些？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是 接受战败并进行国家体制的根本性改革。这看似是一种被迫的接受，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日本能够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获得发展机会的先决条件。
非军事化与和平宪法的制定：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盟军最高司令部（GHQ）强制推行了日本的非军事化政策，并通过了和平宪法第九条，放弃了发动战争的权利和维持陆海空军的武力。这解放了日本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其能够将资源集中用于经济建设。虽然这是外部强加的，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力量，特别是社会党和部分知识分子，也积极推动了和平主义理念的传播，为宪法的接受和后来的和平发展奠定了民意基础。这种和平主义传统，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让日本在国际竞争中避免了军事对抗的风险。
民主化改革与政治稳定：GHQ推行了广泛的民主化改革，包括解散财阀（虽然后来又一定程度地复兴）、改革土地制度、废除贵族院、保障劳工权利等。这些改革打散了战前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旧势力，促进了社会公平，也为政治稳定创造了条件。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虽然改革的初衷是削弱日本的战争潜力，但其副作用却是为日本建设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率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清洗战犯与清除军国主义思想：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争议，但对战前主导战争的政治家、军事将领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清洗，也客观上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崛起和国家发展方向的调整腾出了空间。
其次，日本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展现了极强的 学习和吸收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战后的日本政府和企业积极地从美国及欧洲引进最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例如，在汽车、电子、化工等领域，通过技术许可、派遣工程师学习等方式，快速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质量管理和生产流水线技术。
强调质量与细节的工匠精神：不同于一味追求数量的粗放式发展，日本企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这种“工匠精神”在西方国家看来是日本产品独特魅力的来源，也是其在国际市场上赢得口碑的重要原因。这种对质量的执着，可以看作是一种长远的投资，为日后品牌价值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经济合作与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政府在战后采取了明显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鼓励企业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出口，赚取外汇，再将外汇用于引进技术和设备，形成良性循环。例如，通商产业省（后来的经济产业省）在协调产业发展、支持出口企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 社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重要的布局。
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战后日本政府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升国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在理工科领域，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为日本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撑。
企业内部的稳定与忠诚度培养：战后日本企业普遍实行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减少了人才流失，并鼓励了员工在企业内部进行长期的技术积累和改进。这种企业文化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战后新一代领导层的崛起：随着老一代战争领导人的退出，一批新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致力于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和平的国家。例如，岸信介、池田勇人等内阁成员，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表现出了务实和前瞻性。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 外部因素的巨大影响。
美国的援助与扶持：以“朝鲜特需”为代表的美国订单，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同时，美国在战后初期也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包括技术、资金和粮食等。美国将日本视为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盟友，因此在经济上给予了扶持。
全球冷战格局下的战略定位：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使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从而得以将更多资源投入经济建设。
总而言之，日本战败后虽然经历了痛苦的转型，但其在国家体制改革、技术吸收与创新、教育人才培养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上所做的努力，都为日后其能够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并非是“为了东山再起”而刻意为之的宏大计划，更多的是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日本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积极探索和适应，最终却意外地催生了一个经济奇迹。与其说是一种“预备”，不如说是一种“适应与积累”，这种适应和积累，最终成就了日本的经济辉煌。
网友意见
如果你说的东山再起是指屠米灭支（迫真），重建大东亚新秩序，那我觉得除了几百个右翼团体里面的几个申必组织和日推上的少数网右，大概真没人这么想也没人这么去做过。但如果是指为了日本战后重建复兴，或者是宪法修正、重建陆海军、国家正常化这些措施的话，还是非常多的。而且另一点是，一般来说“战败后”这个时间定义，最多只能指昭和二十年到昭和二十八年（即1945-1953），这段时间里面最为重要的显然是吉田内阁的战后规划。
首先从日本终战前后的物资处理问题上来看，日本本土防卫军方面对于将军队保有物资移交给联合军是颇有怨言的，而且因为战败带来的绝望心境，疲于战祸的日本国民与军人，对于最后还有一点的物资是紧紧把握在手中的。这一点除了因为日本方面对于物资的珍惜，也在于国民与军队之间产生的背离心态，造成了日本战败后军队保有物资的不正当处理，总之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日本军的物资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了日本民间，也算是为日本保留了一部分资产。
战争结束后，日本军队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而进驻日本的联合军司令部与疲于战争的日本新内阁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军人复员问题，除去在海外的日本驻军，光是本土就有近七百万军人。在8月14日，也就是终战前的一日，铃木内阁总理大臣及其幕僚制定了《关于军队及其他保有军需物资资材的紧急处理》[1]，提出了为了稳定国民生活，以及为了掌握民心而避免造成军人与国民之间的隔阂，军队应当将保有的资材和物资秘密进行紧急处理。其目的是为了将军队所保有的军需品和原材料等转移至军队以外的部门进行管理，而避免将其移交给联合军，而被指定移交的民间团体或是部门，主要是行政机构中的省、厅、县、市以及部分地方自治体或是企业与工厂。
根据此决定，陆军省向下级官厅下达了相关的组织命令，在表面的公文上，要求对战斗机型、军备武器、弹药补给、医药器材、被服等等军需物资不得隐匿或加以破坏，要移交给联合军，但是在私下的指导中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指令，要求部队将一切“对运输及对国民生活紧要的一部分军需物资移交给政府机关或是民间团体”。正因为如此，在联合军进驻日本接收军需物资之前，日本方面已经巧妙的将此藏匿在了民间。尤其是对于武备兵器的破坏，使大量军用车辆与仅有的石油流向民间，并且将军队中保有的粮食分发给复员军人或是国民。根据陆军（当时已经是第一复员省）的报告[2]，终战时的军队保有粮食物资其中大米、小麦、杂粮等共计17万吨，终战后十天之内就有超过3万吨流入民间，5万吨分发给复员军人，交给联合军的只有一半约9万吨。而被服方面也是一大流入物资，终战时有军服760万套，其中175万套流入民间，185万套分发给复员军人，移交给联合军的只有400万套。可以说为了保留仅有的物资，日本方面是想足了办法的。
而谈一谈吉田内阁的战后规划，实际上在大致方向上还是非常清楚的，即认清日本战后的困难局面，暂时放弃日本的武装以及政治地位，以经济建设为目标，先为日本谋求经济大国的地位，而此前提也就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完全依赖与美国，吉田茂在《时事新报》上所发表的政评就谈到了这一点[3]：
这种政策的结果是考虑到日本的独立和国防的安全两方面，且日美两国有相互防卫的体制，和平条约及安全保障条约都存在，但世人对《安全保障条约》往往有许多责难，其中很多不好的评论，要么向美国一边倒，要么说依赖美国生存是国家的耻辱。但是不得不从近代历史来讲，这些人对国际关系上是完全无知的，现在的英国的外交也是向美国一边倒的，这是很明确的事实。但这样不仅没有是英国政府成为国民攻击的对象，且美英协调得到了国民的一致赞成。
吉田茂在政评中完全是倒向美国，为日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做辩解，从这点来看，日本左翼学者藤原彰对其的评价[4]“吉田茂的内阁总理大臣宝座，完全是在美国的对日占领体制下保证的，一但《旧金山条约》签订，对日占领结束后，吉田茂依靠美国进行的独裁就结束了。”是完全正确的。吉田茂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的亲美主义者，在外交军事上完全倒向美国依赖美国。但虽然这么说，吉田茂的决策大方向是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的。例如，在昭和二十八年（1953）7月14日的国会施政演说上就明确提出了要对于美国在韩半岛的军事政治行动予以配合[5]。这也是基于日本在战后的窘迫局面下也只有牺牲军事外交上的独立来换取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空间，使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暂时只需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此后的岸信介内阁等也是如此执行，而在岸内阁时期，以岸信介东南亚谈话为契机，日本取得了在东南亚广大市场，重新走上了经济帝国主义道路并且经济超乎想象地发展后，说明吉田茂的政治规划从大方向来看确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至于谋求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地位，则是日后内阁总理大臣的目标与规划，这一类的资料可以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对于日本近年的政治规划走向有非常清楚的说明与优秀论文可以参考，笔者也不多做延伸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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