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6月29日)PNAS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现了一种可能引发大流行病的新型猪流感病毒?

回答
您提到的 PNAC(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于 6 月 29 日发布的一项研究,关于发现可能引发大流行病的新型猪流感病毒,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科学发现。以下是我对此研究的详细解读和看法:

研究背景与重要性

流感病毒的演变性: 流感病毒以其高度的变异性和重组性而闻名。它们不断地在人群中传播,并且能够从一种动物(如禽类、猪)传播到另一种动物,甚至感染人类。当流感病毒发生新的变异,特别是那些能够有效在人群中传播的变异时,就可能导致季节性流感爆发,甚至更严重的大流行病。
猪的“混合罐”(Mixing Vessels): 猪在流感病毒的演变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同时感染人类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甚至其他动物的流感病毒。在猪体内,这些不同的流感病毒可以进行基因片段的交换和重组,产生新的病毒株。这些新产生的病毒株可能同时具备从人和禽类获得的新抗原特性,而人类对这些新特性缺乏免疫力,因此具有大流行病的潜力。
监测的重要性: 为了预防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对可能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进行早期监测和识别至关重要。这包括监测动物种群(尤其是那些与人类有密切接触的动物)中的流感病毒活动,以及评估这些病毒感染人类的能力和潜在传播性。

PNAS 研究的发现(推测基于您提供的信息和通常这类研究的内容)

虽然我无法直接访问具体的 6 月 29 日 PNAS 研究报告,但我可以根据通常此类研究的范畴,推测其发现的重点和可能的影响:

1. 新型病毒株的鉴定: 研究可能识别出一种在猪群中普遍存在或新出现的猪流感病毒株。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 A 型流感病毒(如 H1N1、H3N2 等亚型的新变种,或者更罕见的亚型)。
2. 遗传构成分析: 研究会详细分析该新型病毒株的基因组成。这包括识别它从哪些来源获得了哪些基因片段。例如,它可能结合了来自禽流感病毒的基因,来自人类流感病毒的基因,以及猪自身流感病毒的基因。这种“基因重组”是产生新病毒的关键。
3. 对人类的潜在感染能力:
受体结合研究: 研究可能会评估该病毒株是否能够有效地与人类呼吸道上皮细胞表面的受体(如唾液酸受体)结合。不同的流感病毒株对不同物种的受体有不同的亲和力,这是决定其跨物种传播能力的关键因素。猪流感病毒通常可以感染人类,但要实现大规模人传人则需要病毒对人类受体的亲和力有一定程度的适应。
体外实验(Cell Culture): 可能通过在人类细胞系中培养该病毒,来评估其感染和复制的能力。
动物模型实验: 可能使用经过基因改造或本身对流感病毒敏感的动物模型(如雪貂、小鼠)来模拟人类感染,评估其致病性和传播性。
4. 潜在的免疫逃逸能力: 新型病毒株可能携带一些基因突变,使其能够逃避人群现有的免疫力。这意味着即使人们曾经感染过或接种过流感疫苗,对这种新型病毒株的保护作用也会减弱。
5. 传播潜力评估: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研究会试图评估这种新型病毒株是否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有效传播。这通常很难直接通过实验室研究完全确定,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推断:
病毒在呼吸道中的复制能力: 在动物模型中,如果病毒能够在呼吸道中高效复制,并且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么其人传人的潜力就更高。
基因特征: 某些基因的改变已被证明与流感病毒在人类中的传播能力有关。

研究的意义和可能采取的对策

早期预警系统: 这类研究是构建全球流感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基石。发现潜在的“大流行病前体”病毒,能够让我们在病毒进一步演变或传播到人群中之前采取行动。
疫苗研发: 一旦识别出具有潜在威胁的新型流感病毒,公共卫生机构和疫苗研发公司可以开始着手研发针对该病毒株的疫苗。虽然疫苗的广泛生产和分发需要时间,但早期准备可以大大缩短应对时间。
公共卫生措施的调整: 了解病毒的特性有助于指导公共卫生部门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例如加强对相关人群(如养猪从业者)的监测和防护,以及在必要时采取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科学研究的深化: 这类发现可以促进对流感病毒演变机制、跨物种传播途径以及病毒致病机理的更深入研究。

如何看待这项研究的发现?

1. 科学的进步是必然的: 发现新型病毒株是科学研究的正常进展,特别是对于像流感这样不断演变的病毒。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发现了“新型”病毒而过度恐慌,而应该认识到这是科学界正在努力监测和理解病毒演变的重要一步。
2. 保持警惕,但不恐慌: “可能引发大流行病”意味着存在潜力,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许多在动物中发现的新型病毒株最终并没有成功地在人类中传播开来,或者仅引起零星的、有限的感染。关键在于其能否有效且持续地在人际间传播,并引起严重的疾病。
3. 监测和应对是关键: 这项研究强调了持续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包括对动物和人类的监测)的极端重要性。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更早地发现风险,并为应对做好准备。
4. 合作至关重要: 应对流感大流行需要全球科学界、公共卫生机构、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紧密合作。这项研究的发现也需要被及时分享给相关方,以便协调一致的应对。
5. 公众教育和信息透明: 科学研究的发现需要以清晰、准确的方式传达给公众,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或误导。公众了解流感病毒的特性和应对措施,也能更好地配合公共卫生部门的行动。

总结

PNAS 的这项研究,如果其发现属实,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警报。它提醒我们流感病毒的威胁依然存在,并且新型病毒的出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科学界正在积极工作,通过监测、研究和早期预警来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的责任是支持这些科学工作,保持理性的警惕,并为可能的健康威胁做好准备。 这不是第一次发现有潜在风险的猪流感病毒,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正是科学监测和预防的意义所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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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至今,人类的第一大灾难不是战争,而是传染病。以死亡人数计算的话,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一战,7000万人死于二战,而这个数字在传染病面前却是小巫见大巫。

仅20世纪,仅天花一个病,就带走了这个星球上超过3亿条生命。战争能改变一国政治,传染病亦可。当天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消灭后,人类头号传染病就换成另外一个病了。


我们今天要说的事,发生在1976年的美国。


1976年2月,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

2月3日这天,19岁的列兵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告诉他的训练教官,他感到有些虚弱和乏力,不过还不是太差,他认为还没有糟糕到需要取消接下来的长途行军训练。

然而刘易斯步行13英里之后就晕倒了,被紧急送回了营地。第二天,他突然就去世了。


尸检结果显示,他感染了一种猪流感病毒。2月中旬,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马修斯向公众宣布,刘易斯感染的是病毒株和1918年引起全球大流行的西班牙流感很类似,这个流感病毒将于当年秋季爆发。

「There is evidence there will be a major flu epidemic this coming fall. The indication is that we will see a return of the 1918 flu virus that is the most virulent form of the flu. In 1918 a half million Americans died. The projections are that this virus will kill one million Americans in 1976.」(有证据表明,今年秋季将出现一场重大流感疫情。这意味着我们将看到1918年流感病毒的回归,这是最致命的流感形式。1918年有50万美国人死亡。据预测,这种病毒将在1976年杀死100万美国人。)


西班牙流感是一种猪流感病毒,在1918年全球大流行期间,全球有超过5亿人感染,死亡5000万人。这是20世纪人类遇到过的最强大的传染病之一,近20年来引起人们恐慌的SARS、新冠和埃博拉,没有任何一个能比肩西班牙流感。这次的流感甚至导致了一战提前结束——因为许多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参战了。


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流行期间,有超过28%的美国人被感染,预计有50~85万人因此死亡,并且很多人发病迅速。例如时年5月29日,一名49岁的德裔美国人在跟儿子散步时,突然感觉非常不舒服,结果第二天就不幸去世了。

这名美国人在16岁时乘坐蒸汽船,花了12天时间从德国不莱梅漂洋过海来到纽约,初到时不懂英语,依靠自己的奋斗开始了创业之路——这有点像电影教父柯里昂的故事,但他却没想到自己的美国梦最终会结束在一个病毒身上。


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希· 特朗普(Friedrich Trump)。他是当今美国总统的祖父。



回到1976年。


美国政府对新出现的猪流感病毒非常重视,初步判断是这次发现的病毒株致命性可能更强。为了预防流感爆发,有专家预测至少应当有80%的美国人需要接种疫苗。

3月下旬,福特总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计划为“全美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种疫苗。在政府强力推动下,国家猪流感免疫计划(National Swine Flu Immunization Program)在当年4月15日很快被国会通过,政府将投入1.35亿美元让每个人都能打的上疫苗。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立场却不一样。WHO经过研究之后认为,这次的流感病毒可能不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再现或者升级,应当先采取观望态度。而到了当年7月份,许多美国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冷静下来,他们的研究发现1976年提取到的猪流感病毒毒力,实际上远低于1918年的病毒。他们认为之前「猪流感会导致百万美国人丧生」的判断是不合理的,并开始质疑全民接种疫苗计划的巨额开支以及对公共卫生资源的消耗。


但如同美国作家Rebecca Kreston后来在她的书中写到的,当时大家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是病毒过于强大,而是美国政府已经势不可挡了(The U.S. government was unstoppable)。

到了当年10月,预想中的猪流感爆发还没有出现。但是随着当时福特总统的连任竞选活动迫在眉睫,疫苗接种活动被加进去了更多的政治动机。福特总统的竞选团队认为这是一个吸引选民的好机会,推动疫苗接种能体现总统本人对于全美人民健康的关心,福特总统甚至亲自上马,他本人在白宫接种猪流感疫苗的照片被刊发在了许多报纸的封面上。


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加上当年7月份一场类似流感的疫情感染了在费城参加退伍军人大会的两百多人,虽然后来证明病原体其实是军团菌,跟流感毫不相关,但这还是加重了人们的恐慌。于是当年有4600万美国人(相当于当时全美人口的1/4),接种了猪流感疫苗。


1976年11月,佛罗里达。


朱迪· 罗伯茨(Judi Roberts)是雷克兰市凯特琳高中的助理校长,11月的一天,她开始发现自己小腿和脚有点发麻。她是位非常健康开朗的女士,她还跟朋友开玩笑说,如果症状持续的话,她到那周星期五可能膝盖以下都会失去感觉。

她说的确实不是真的,因为实际情况远比她想象的严重。在罗伯茨说完这话一周后,她全身都瘫痪了。

罗伯茨在接下来的半年内都处于四肢瘫痪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必须使用机械通气维持生命,因为她负责呼吸的肌肉也出现了麻痹。

在她1979年接受热门节目《60分钟》访谈时,她的状态恢复了不少,但是嘴唇的活动性仍然比较差,不能吹口哨,手部仍然乏力,行动需要借助轮椅。


当时的节目主持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同样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他向参加节目的政府官员和医学专家们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他告诉观众们,美国还有几千个像罗伯茨女士这样的患者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了诉讼。而这些患者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接种了猪流感疫苗。


罗伯茨和其中一些患者得的病,叫做「格林巴利综合症」。

听说过这个病的人可能不多,一些医学生甚至只在神经病学的教科书上看过这个病。


格林巴利综合症(Guillain-Barré Syndrome, GBS)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最早是由法国的Guillain和Barré两位神经病医生在1916年描述症状,并因此得名。简单来说,格林巴利综合症是由于免疫系统攻击周围神经系统,导致急性肌肉瘫痪的疾病。

在初始阶段,患者会从四肢远端(即手和脚)出现感觉异常,然后症状逐渐向躯干蔓延。这个病的死亡率约4%~7%,但经过正规治疗大多数患者预后还是比较好的,60%~80%患者可以在6个月内恢复走路,另外也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的无力症状。



格林巴利综合症的病因至今未明,可能跟感染有关,有2/3的患者在出现症状前几个星期有过上呼吸道或者消化道感染。由此出现的一种假说是,某些病毒或细菌表面的抗原决定簇和宿主自身的抗原决定簇类似,感染这些病原体后自身产生的抗体攻击了自身的神经系统——相当于杀敌八百,自损三千。



格林巴利综合症在全球各国的发病率大约是1~2人/10万人,确实少见,但也不是说压根见不到——比如美国曾连任四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


然而过去往往都是散发病例为主,但是在1976年10月~12月期间,美国超过四千万人接种了猪流感疫苗,在其期间有532例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发病。这一严重后果直接导致了美国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终止。1976年的猪流感疫苗接种是否直接导致了格林巴利综合症,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只知道两者一定有相关性,也很可能有因果关系,但具体是怎样一个机制,尚不清楚。

而目前研究发现,除了流感疫苗以外,一些别的疫苗在接种之后也出现了零星的格林巴利综合征病例,但都没有1976年猪流感疫苗导致的后果那么严重。


那么那年的猪流感本身,最后到底有没有「杀死100万美国人」呢?事实证明,福特政府出现了严重了误判,到1976年流感季结束,全美一共有不超过两百位猪流感患者,全都集中在迪克斯堡这个地方,当年的猪流感并没有人传人的能力。


1976年是美国200周年纪念日,是总统选举年,是水门事件导致前总统尼克松辞职两年后,共和党无比渴望赢的这场总统大选,福特总统想利用把民众从瘟疫中解救出来这一机会,赢得人们的好感和选票。

结果不但没有赢得好感,反而还翻车了。瘟疫并没有出现,让人们受到伤害的却是疫苗。


这一事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1976年,政治是否取代了科学,这个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被各界讨论。


当年的猪流感疫苗并没有经过严格测试,然而在福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几千万美国人还是接种了这个匆匆上马的疫苗。在这次疫苗事件中,福特总统、美国国会、疾控中心和各大药企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次事件曾经有过多少次可以刹车的机会,这些机会又是怎样被错过的,答案在历史中众说纷纭。

而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在1976年11月的大选中,由于疫苗事件和其他原因,杰拉尔德·福特连任失败,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美国第43任总统。2020年和1976年一样,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同样是面临传染病疫情,同样是共和党,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交出了怎样一份答卷,大家都看在眼里。



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反疫苗的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拜当年福特政府的草率决定所赐,一些美国人对于疫苗的恐惧至今挥之不去。

一次不谨慎的、违背科学的政治决策,就能直接耗竭民众的信任,而想再次建立这种信任,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在新冠疫情肆虐下的世界,初步控制疫情,可以靠国家的严格隔离和做好个人的卫生工作,但长远来看,还是需要依靠疫苗。只有疫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免疫」。疫苗是人类对抗传染病最为强大的武器,我们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靠的就是疫苗的广泛接种。



目前全球在研的新冠疫苗有超过125个,我个人认为至少也会有一两个可以最终获批,然而疫苗一旦上市,接种人数是以「亿」为单位的,哪怕有万分之一的严重副作用概率,放在人群之中都是数以万计的存在。

1976年美国猪流感疫苗的教训告诉我们,为了保护民众的健康,为了维护民众对于科学的信任,在批准疫苗上市之前,严格的临床测试比什么都重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我们又能给后人留下什么经验。在杜牧所写《阿房宫赋》的最后有一句话,常读常新。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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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王亚丽, 侯永芳, 董铎, 刘翠丽, & 王丹. (2011). 疫苗和格林巴利综合征关联性研究进展. 中国药物警戒(09), 549-552.


原文已授权丁香园公众号独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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