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最大的才能是什么?

提到刘邦，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那个出身草莽、最终开创大汉王朝的传奇皇帝。但要说他“最大的才能”，这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刘邦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不过，如果真要挑一个最核心、最能体现他过人之处的，我觉得那得是他的“善于用人，并能凝聚人心”。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细想起来，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想想，在那个战乱年代，群雄并起，像项羽那样勇猛无敌的猛将，还有萧何、张良、韩信这样才能卓绝的谋士、将才，都是一时之选。但最终能把这些人凝聚在自己身边，并且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最后打败项羽、建立汉朝的，偏偏是出身平庸、年轻时连个像样的官职都没做过的刘邦。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用人”和“凝聚人心”这两点，绝对是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们来拆解一下，刘邦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1. 识人、容人之能，关键时刻不犯错：

刘邦不像项羽那样，只看重武力，对文臣谋士不屑一顾。他很早就认识到，打天下不仅仅靠个人勇武，更需要智谋和组织。

萧何：萧何是刘邦早期最重要的支持者，他稳固后方，保障了刘邦前线的补给和后勤。刘邦对萧何的信任到了什么程度？有一次，萧何因为一些原因在家中接受别人馈赠，被别人举报了。刘邦二话不说，直接把举报的人给杀了，然后继续信任萧何。这在当时可不是小事，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萧何是我的人，谁敢动他，就是跟我作对。这种不惜代价的信任，自然会让萧何死心塌地。
张良：张良是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的谋士之一，他点石成金的计谋，例如“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刘邦对张良的态度，也是极尽尊崇。他曾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并且，关键时刻，刘邦敢于采纳张良的建议，即使那些建议有时候看起来胆大包天。比如鸿门宴上，张良跟着刘邦一起去，在关键时刻表现得体，化解了危机。这种虚心求教、言听计从的态度，自然会赢得张良的全力辅佐。
韩信：这一点更是经典。韩信最初投奔项羽，项羽根本不重视他，只是个小小的郎中。韩信转投刘邦，刘邦也只是个普通的亭长，把他当个小将。但当韩信说出“愿佣（耕种）王田”这样的话时，刘邦却立刻觉得此人不一般，亲自去拜访。后来，尽管萧何和曹参都觉得韩信很重要，但刘邦还是亲自去亲自请，并且“操刀割了他的头发，他才肯出来。” 之后，刘邦更是打破常规，隆重地举行拜将仪式，把韩信封为大将军。这种“事不三思终有败，兵不勇猛会受擒”的魄力，以及对人才的尊重，让韩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才有了后来韩信那个“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神话。

更重要的是，刘邦在用人方面，并不拘泥于出身、资历，甚至连小毛病他都能容忍。比如曹参，喝酒误事，惹了不少麻烦，但刘邦还是重用他，因为他知道曹参能打仗。他更看重的是这个人有没有真才实学，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2. 懂得放权，不揽权：

这一点也是刘邦和项羽最大的区别。项羽事必躬亲，什么都要自己来，结果累死累活，却得不到属下的真心拥护。刘邦则不同，他能把事情交给合适的人去做，然后信任他们。

他让萧何去管理后方，让他放手去干。
他让张良去出谋划策，给他自由发挥的空间。
他让韩信去指挥军队，从不干涉具体战术。

这种放权，不是因为刘邦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擅长的是什么，不擅长的又是如何。他把自己定位为“CEO”，而把萧何、张良、韩信这些人定位为各部门的“总监”和“经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这才能形成一个高效的团队。

3. 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极强的韧性：

刘邦在创业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他被项羽追杀得狼狈不堪，多次差点丢掉性命，甚至在逃跑时为了减轻车上负担，把自己的儿女踢下车（虽然这点饱受争议，但也能看出他在极端压力下的“现实”一面）。

然而，他从来没有被打垮。他总能在绝境中找到一线生机，重新振作起来。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让他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最终胜利。他不像项羽那样，一旦受挫就情绪失控，一蹶不振。

4. 极强的政治手腕和厚黑学功底（褒义）：

刘邦虽然文化不高，但他情商极高，非常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鸿门宴：这是他政治手腕的集中体现。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他能屈能伸，对项羽示弱，保全了自己。
对项羽的策略：他不跟项羽硬碰硬，而是抓住项羽的弱点，例如项羽的残暴、猜忌，然后利用这些弱点瓦解项羽的阵营。
分封诸侯：建立汉朝后，他为了巩固统治，分封了许多刘氏宗室和有功的功臣。虽然这导致了后来的七国之乱，但至少在当时，他成功地安抚了各方势力，稳固了统治。

5. 具有“天下为重”的格局：

与其他许多野心家不同，刘邦虽然有权力欲，但他更清楚自己的目标是“天下”。他能够为了这个目标，放下个人的面子和情绪，去争取那些真正能帮助他实现目标的人。

总结一下：

刘邦最大的才能，我认为是“善于识别、吸引、凝聚和使用人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高效且忠诚的团队，最终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这个能力，包含了识人之明、容人之量、用人之智、放权之勇以及强大的政治情商和韧性。

如果要把所有这些提炼成一个词，那可能是“领导力”。但“领导力”又显得有些空泛。具体到刘邦身上，他的领导力体现在一种非常接地气、非常现实的方式上：他懂得“跟我来”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建立在让他人感受到被需要、被尊重、被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你问我刘邦最大的才能是什么？我会说，他是一个“能够集结最优秀的资源，并且让这些人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去奋斗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种才能，比单纯的武力、智谋，甚至比他所谓的“厚黑学”，都来得更为根本和关键。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才能，他才能从一个无名小卒，最终问鼎天下，建立起一个辉煌的王朝。

网友意见

刘邦以及整个丰沛集团在秦末群雄中有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特殊优势，那就是没有国仇家恨的心理负担，最容易接受秦始皇的治国理念，继承大一统的历史重担，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刘邦。

自周天子东迁，王权衰微，对各诸候失去控制和影响，战国七雄历经几百年发展，各自创立了语言文字度量衡系统，齐人、燕人等民族意识逐渐形成。尤其是楚国，其语言文化本就与中原诸候差异很大，立国800余年比周王朝还长，所以楚人的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很强，对大一统最为抗拒，将秦视为野蛮入侵者。

东周诸候国大多是宗室及功臣，但有三个较大封国比较特殊，一是白狄的中山国，二是殷商遗民的宋国，三是楚国最为特殊，其它诸候都是周的臣属，楚国更像是藩属并且一度自立为王与周王朝分庭抗礼。丰沛地区(现属徐州市)长期属宋，公元前286年宋亡后归齐，公元前284年楚伐齐后才归楚，至公元前223年楚亡，楚国统治丰沛地区只60余年，加之丰沛地区处于楚国边疆与魏齐接壤(今日的徐州仍处于苏鲁豫皖四不管地带，徐州人仍是四不像)，所以楚文化的影响力微弱，丰沛人对楚国的认同感不强，也谈不上认同魏齐宋，缺乏仇秦的情感基础。刘邦及丰沛集团核心成员萧何曹参等都是秦帝国小官吏，不是旧六国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犯不着留恋前朝，所以也没有反秦的利益诉求。开上帝视角说，丰沛集团是当时最没有归属感和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群人，不受国仇家恨羁绊，能以最平和的心态最开阔的心胸面对秦的天下。

在《史记》中，我们看到了项羽张良等六国旧贵族对秦的切齿痛恨，也看到了四面楚歌时楚军士兵浓厚的家国情结，可没有看到刘邦以及丰沛集团成员表现出强烈的仇秦恋楚情绪，相反，刘邦对秦始皇心向往之，“大丈夫当如是也”，萧何将秦朝的档案典籍视若珍宝。换作其他人或集团，都很难善待老秦人，坦然接受秦帝国的遗产，或多或少都会开历史的倒车。

这个题目是常见的“汉高祖何以得天下”这个疑问的一个反映。

哲人常说，读史可以明智。但是现实中，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古人以秉笔直书为史家的道德楷模，涌现出了不少秉笔直书的英雄。与此同时，也不乏曲笔。理想与现实之间，既有重合，又有疏离。

就刘邦这一历史人物而言，很多人越读越不明白，为什么刘邦可以得天下。

有人试图解释说，司马迁没有讲明白这个道理，目的是为了神化刘邦。也有人说，司马迁对汉朝皇室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被汉武帝阉了，所以故意不写明白。这两个说法，都可以说是言之成理。就这两个解释来说，司马迁写史记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以神化刘邦的观点来说，这个观点如果要成立，那么司马迁在自序里说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就一句也没有了，全是谎话。因为这既不通，又不究，也不成。以丑化刘邦的观点来说，司马迁毕竟是汉武帝阉的，又不是刘邦阉的，素来以人格高尚、秉笔直书闻名的司马迁，会因为汉武帝而对刘邦进行这样的伤害吗？如若这样，又哪里有“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呢？这两个观点，都有明显的硬伤，是很难成立的。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司马迁不是因为一些庸俗的政治原因，或者偏激的个人原因，而将刘邦的事迹写得令人费解和产生疑惑的。

作为出身于“文史星历”的知识分子，在文章里将信陵君写得慷慨豁达的司马迁，与同样钦慕信陵君人格魅力的刘邦，心态并不相同。司马迁曾经这样以愤懑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出身：“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看上去，这是对自己出身寒微的一种描述。但是我们看刘邦。刘邦做竹冠，号为刘氏冠。那么刘邦怎么就没有这种“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的心态呢？司马迁在心理上敏感于“流俗之所轻”，那么何为流俗，流俗何重呢？在司马迁的心里，是有一个影子的。这个影子徘徊在他浑浊的眸子后面，让他没有察觉到内心深处的立场问题：

司马迁应该是站在了特权阶层、剥削阶级一边，并感到自己不被承认，所以才在行动上拼命追求认同。

与之相反，作为封建皇帝，刘邦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剥削阶级，但是刘邦生活在领主败亡、地主革命的时代，他反而表现出了革命性。作为开国皇帝，刘邦修建长陵时，明确要求各地豪强迁来守陵。尽管这是给了安家费的。然而这种近似于赎买的强制迁徙，依旧起到了将各地垄断地主阶级和垄断领主阶级连根拔起的作用。就是近现代社会的土地改革，也只能创造理论、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很难像刘邦一样，直接用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堂而皇之地说：“你们向皇帝尽忠的时候到了！”这一政策延续了西汉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到公认灭亡了汉朝的汉元帝才废止。后来斩杀匈奴单于的西汉名将陈汤，就因为谋划重启刘邦这一制度而遭到了连绵不断地政治打击，被流放到了边疆。看惯了古代各种改革戏码，我们总觉得儒家是很喜欢讲“祖制”的一群人。但是一旦看到西汉史，我们就会发现，西汉的儒家特别不喜欢讲“祖制”。在西汉后期，讲“祖制”，那就意味着“扫黑除恶”、“打击垄断”、“铲除豪强”、“土地改革”。这样我们就知道所谓儒家到底是在干什么了：

儒家基本上就是代表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办事。

儒家有两个特点：

在口号上，迎合广大民众的一般道德观念；

在措施上，阻止民众采取有力措施打击豪强地主限制剥削等核心问题。

发展到理学，他们又演化出了“在道德问题上采取有力措施限制民众，在经济问题上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豪强”。

无论是不是理学时代，儒家的共同点，都是：

“依靠豪强权贵，团结豪强权贵，敷衍广大民众，压制广大民众。”

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总能够在乱世生存下来并得到入侵者的青睐。新的入侵者也需要剥削、敷衍广大民众。儒家代表了旧的豪强权贵，是新入侵者可以倾心结纳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陈汤无法恢复打击豪强的“祖制”，为什么汉朝的儒家不肯恢复“祖制”，为什么后来的儒家特别喜欢“祖制”，为什么明朝正德年间的儒家在激烈反对六年一次的京察的情况下，面对有人提出一年一次“考察”的建议，却摇身一变成了京察的坚定拥护者，跳出来坚决维护六年一次京察的“旧制”（后来张居正对京城各部采取一月一调度，于是京官们憋着坏要弄死他。然后清朝打进来以后改成三年一次京察，于是清朝的行政效率瞬间超越了明朝），原因就在这里。

西汉是一个在当时具有明显进步性的王朝，他的“祖制”是反动势力反对的对象。东汉乃至后来的宋代、明代，则越来越带有时代的反动性，他的“祖制”是反动势力拥护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汉儒，他们就很喜欢讲创新，和后来的宋儒明儒似乎是相反的。很多人会误以为汉儒是进步的。我早先也觉得有点怪异，也觉得汉儒更好。后来我才发现，儒家说的“新”其实是“旧”。

司马迁也是一样的人。他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完全两种人。司马谈尊奉的是道家一类的思想，讲的是“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司马迁信奉的是儒家，信奉的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他才会哀痛自己是“流俗之所轻”。

流俗是什么？不就是倾慕权势吗？

这和刘邦完全相反。

刘邦钦慕信陵君，钦慕的不是权势。因为没有权势，刘邦甚至被自己的父亲看轻。然而刘邦一遇风云便成龙。

司马迁是得不到主人的青睐，他所希望的主人，也只不过是权势而已。刘邦是人生的主人。他不追求权势，权势只是他的工具。二者之间相差得不只一个层级，不可以道里计。

司马迁这种怀才不遇，和孔子是相似的状态。

孔子也经常感叹类似的问题，所以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孔子和司马迁其实是一个层次的人，只不过在这个层次里面，孔子要比司马迁高级一点。孔子是破落贵族出身，无法依靠祖先的余荫飞黄腾达，只能一心一意走偏门去出人头地。

我们看古代文人讲“怀才不遇”，其实孔子、司马迁就是他们的先行者。

或者说，孔子和司马迁，是先不遇者。

出现这种心态很正常，搞不定这种心态也很正常，不知道这种心态也很正常。但是不知道自己是这种心态，就不太容易改正。

或者说，你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你也知道自己改不了，这其实也没什么。你在做事的时候，注意问题的影响，别因为自己的问题把事情搞砸就可以了。

这从办事的角度来说，就是所谓负责的态度。从决策的角度，则是为了优化决策。

目前这个事情，问题就出在司马迁的事情办得不地道。

他在记录中丑化了刘邦，以至于人们无法知道刘邦是如何胜利的。

越读，就越不知道刘邦是怎么赢的。

有的人很讨厌阶级叙事，觉得世界没有那么险恶。然后他们就去一个好心老板的公司里工作，接受着刚好可以交房租、吃饭的工资，几乎攒不到先辞职再找工作的储蓄。于是只好一边工作一边求职，然后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招聘都和自己公司无法抽身的时间重合。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了什么叫阶级叙事。

阶级叙事不是因为叙事的人冷酷无情，而是因为阶级一直在给你找事。

司马迁的描述方式，就也是一种阶级叙事。

他代表的是特权贵族希望无限制扩大特权的心态。刘邦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为了能够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必须打击豪强。客观形势迫使他展示出了地主革命时代的革命性。没有这个革命性，他就会变成项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