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西方典型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多数人暴政？
“多数人暴政”的定义与担忧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多数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这个概念。它通常指的是，在民主制度下，占据多数的群体可能利用其人数优势，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和执行压迫少数群体利益或权利的政策。这种压迫可能不是通过武力强制，而是通过合法的、多数人同意的法律和制度来实现。
这种担忧在西方民主思想史上由来已久。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对雅典民主的批判，到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关于“公意”可能吞噬个体自由的警示，再到现代政治学家如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中多数人统治潜在弊端的观察，都体现了对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警惕。
西方民主制度中可能体现“多数人暴政”的方面：
1. 议会主权与立法压迫：
在议会制民主中，立法权集中于民选的议会。如果一个政党或联盟赢得议会多数，理论上他们可以制定任何他们想要的法律，只要这些法律在程序上合法。
如果多数人的价值观、偏好或利益与少数群体存在根本冲突，而少数群体在政治上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去阻止，那么多数人就可以通过立法来限制少数群体的某些权利、自由或经济机会。例如，历史上一些国家曾通过投票将特定宗教、种族或社会群体边缘化，剥夺其财产或政治参与权。
即使在更现代的民主国家，一些经济政策（如高税收）或社会政策（如某些形式的福利分配）也可能因为多数人的偏好而对少数纳税人或特定经济群体造成“负担”，虽然这通常不被视为暴政，但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这些政策系统性地损害了少数群体的生存基础，则可能带有压迫性质。
2. 选举制度与少数群体代表性不足：
许多西方国家采用的“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如一人一票的相对多数制）可能导致在区域或全国层面，少数党派或代表少数群体利益的政党难以获得足够席位来影响决策。
即便少数群体在人口比例上占有一定比例，但由于地理分散、政治动员能力不足或社会歧视等原因，他们可能无法形成足够大的选票集团来支撑代表他们的候选人当选。
这种制度性劣势使得少数群体在政治舞台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其声音和诉求可能被忽视或边缘化。
3. 社会文化与非制度性压迫：
“多数人暴政”不仅体现在法律层面，也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如果社会主流文化或价值观对某些少数群体存在偏见或歧视，这种偏见会通过社会舆论、媒体传播，甚至个人行为影响到少数群体的生活。
即使没有法律强制，但如果多数人普遍持有排斥或不认同的态度，少数群体可能会感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限制其表达、交往和融入社会，这是一种无形的压迫。例如，在对待LGBTQ+群体、某些移民群体或特定少数民族时，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往往比法律本身更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和尊严。
在某些社会问题上，民众的“民意”可能是不理性的、情绪化的，甚至带有偏见。如果政治家过度迎合这种“民意”，就可能推动一些不公正的政策。
4. 对个人自由的潜在侵犯：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意”是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个人应该服从“公意”。然而，“公意”的解释权至关重要。如果“公意”被少数精英操纵，或者被简单地等同于多数人的即时意愿，就可能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例如，一些社会道德规范的强制执行（如关于公共场所行为、言论内容的限制）如果过于宽泛，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也可能侵犯到那些行为或表达方式不符合主流规范的少数人的个人自由。
西方民主制度如何试图避免“多数人暴政”：
尽管存在上述风险，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并非完全没有防范措施，而是设计了多种机制来限制多数人暴政的发生：
1. 宪法与权利法案：
几乎所有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都拥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其中包含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公平审判权等。
这些权利通常被置于普通立法之上，即使多数人通过立法想要剥夺这些权利，也面临巨大的法律和制度障碍。
2. 司法独立与司法审查：
独立的司法系统是制衡立法和行政权力的重要力量。法院有权审查法律和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和基本人权。
如果一项由多数人推动的法律被法院认定为侵犯了少数群体的宪法权利，法院可以宣布该法律无效，从而阻止多数人暴政。
3. 分权制衡：
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国会内部的两院制（如美国参议院与众议院）都构成了权力制衡机制。
即使某个党派控制了众议院，如果另一党派控制了参议院，或者总统有否决权，那么少数派的意愿或少数群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和保护。
4. 代议制民主的设计与反馈机制：
代议制民主不是直接民主，而是通过选出代表来反映民意。理论上，代议士应该在考虑选民利益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福祉。
定期的选举、广泛的政治参与渠道（如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公民社会组织）也为少数群体提供了表达诉求和寻求支持的平台。
5. 比例代表制与少数党参与：
一些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使得小党派和代表少数群体利益的政党更容易进入议会，从而增加少数群体在政治决策中的代表性。
即使在赢者通吃制度下，政治家也需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往往会试图争取边缘化群体的选票，从而间接保护其利益。
6.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NGOs）：
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各种NGOs是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重要力量。它们可以为少数群体发声、提供法律援助、进行政策倡导，并监督政府行为，增加多数人决策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结论：
总而言之，西方典型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多数人暴政的潜在风险，但程度因国家、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而异。
潜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无论是在法律制定、政治代表性、社会文化态度还是对个人自由的潜在侵犯上，少数群体都可能因为其非多数的地位而受到多数人偏好或行为的压制。
但现代民主制度并非无药可救。 通过宪法保障、司法独立、分权制衡、比例代表制（部分国家）、公民社会等多种机制，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了复杂的防火墙，以限制和纠正多数人暴政的发生。
这是一个持续的张力关系。 民主的核心在于平衡多数人的统治权与少数人的权利保护。这种平衡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在每一次政治实践和制度演进中不断寻求和维护。
因此，与其说现存的西方民主制度“就是”多数人暴政，不如说它是一个在理想的民主原则与现实的政治运作之间不断博弈的系统，其中多数人暴政的阴影始终存在，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法治精神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来警惕和化解。每一次关于少数群体权利受损的争议，都是对这一系统运作的一次检验和反思。
网友意见
先讲我的基本判断：
现存民主制度本身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较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度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容忍，以及容忍的制度外化：宪政。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只学民主，不学容忍，带来的便是多数人的暴政。
先讲多数人的暴政。
概念由托克维尔提出。民主的核心概念是一人一票。假设一个民主社会内有80个雅利安人，20个犹太人。某雅利安人在议会中提出议案：处死所有犹太人。民主投票，80人赞同，20人反对。因此处死。这就是民主带来的多数人暴政。
这个假设虽然貌似荒诞，但其实很常见。埃及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是什么样的：穆兄会民主上台，心里默想“老子被世俗之人压迫了几十年了，终于上台了！世俗的人滚蛋！”于是修宪稳固自己权利，是为多数人暴政。然后世俗政府民主上台了：“穆兄会还敢整我们！老子上台了搞死你们！取缔你们组织！”是为多数人暴政。这情况不少见：北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争，伊斯兰世界逊尼什业之争。实行一人一票民主不过给了多数人上台搞死少数人的机会。当民主上台的多数人的心态是憎恨少数人的时候，民主可以变得很坏。
民主需要多数党上台后对于少数人的容忍甚至是尊重。
怎么办？
这就要牵扯到两部影响西方民主制度形成的著作：密尔《论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多数人不能剥夺的是什么？少数人的自由：自由做任何不影响其他人的事情（密尔）这种容忍于是外化成了权利法案：不管任何时候民主上台的多数人不能剥夺少数人宪法所规定有的权利。
这点只要看看美国三权中最不民主的是哪一权就好了：司法。 联邦大法官 （多谢
@张洪为指出不严谨之处，已修正）由总统任命，终生任职。为什么？避免受到短期政治波动（或者说，多数人）的影响。这样脱离于多数人的制度保障了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容忍。
新兴民主国家多学一人一票，而忽视了西方较成熟民主国家的实质，因此多数人暴政频发。
ps. 西方民主制度当然也问题不断：前1%统治社会、司法政治化等，不过比起新兴民主国家的多数人暴政，好多了。
pps.欢迎关注相关问题中我的回答：
现在的中国还“民智未开”么？
至少在理论上不是。
杰佛逊在总统就职演讲中说，国家应当被多数人统治，但少数人享有和多数人完全平等的权利。
我们举一个例子，篮网的欧文公开抵制打疫苗，但美国社会对他的处罚，也仅仅是不让他打比赛（主场不行，客场可以），除此之外，无论是球队，nba联盟，纽约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都无法给他更大的处罚。而如果是其他国家的球员这么做，估计已经身败名裂加免费吃牢饭了。
不存在。目前西方的宪政体制有一整套的机制确保这套体系运转。
1.法治，of the law，而不是by the law。不是用法律去统治，因为恶法非法，有违宪审查。凡是有悖于宪法条款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等，会被判决无效。
2.公权力的相互制衡，纵向的通过联邦体制，横向的通过三权分立，相互监督制衡。
3.party 自由，freedom of speech等等，第四权的强大存在，对公权力也形成了强大的监督。
当然西方的宪政体系有其致命短板，如决策效率低下，面对类似战争瘟疫等突发事件时，宪政体系的很难迅速动员，所以民主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几乎就是躺平状态。
而且西方宪政体系移植到后发国家，基本没有成功案例。主要原因就是宪政体系无法构建一个高效政府，导致政府治理能力非常薄弱，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整个社会陷入囚徒困境。更严重的地方，导致政治权威无法建立，国家陷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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