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摊丁入亩后没有土地佃农还用交税吗？
摊丁入亩：一个以人为本的赋税改革
在摊丁入亩之前，清朝的赋税制度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头税”，也就是以人口多少来征收赋税。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没有土地，只要他活着，他就有可能需要缴纳人头税，这被称为“丁银”。而土地的赋税则相对独立。
“摊丁入亩”这项改革，最核心的改变在于将原本以人口为征收基础的“丁银”摊入到土地税中。简单来说，就是取消了独立的人头税，将这部分税收压力转移到土地所有者身上，并根据土地面积和质量进行征收。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导致人头税负担过重，以及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例如隐匿人口、官吏贪腐等。
那么，没有土地的佃农在摊丁入亩之后还需要交税吗？
答案是：理论上，他们不再需要直接缴纳以“人头”为征收依据的丁税了，但他们仍然会间接承担税负，并通过其他方式反映出来。
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1. 取消了直接的人头税：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摊丁入亩后，国家不再向没有土地的个体征收独立的“丁银”。这意味着，如果您是一位没有土地的佃农，您个人的“人头”就不再是国家直接税收的征收对象。
2. 税负转嫁给土地所有者： 摊丁入亩的改革，是将全国总的丁银数额，按各地的土地数量和质量摊入到土地税中。也就是说，原本由人口缴纳的税，现在由拥有土地的人来承担。这些拥有土地的人是谁呢？主要是地主、自耕农等土地所有者。
3. 佃农的间接负担： 虽然佃农不再直接向国家缴纳丁税，但他们的赋税负担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在租金中。地主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承担了更重的土地税（包含了原先的丁税部分）。为了弥补这部分增加的税负，地主很自然地会提高佃农的租金。
租金上涨是主要途径： 想象一下，地主原来只需要交土地税，现在因为摊丁入亩，他需要缴纳的土地税增加了，因为这部分税额是由全国的总丁银摊到土地上的。地主不可能自己承担这笔增加的费用，他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笔增加的税费转嫁给佃农。所以，佃农支付的租金中，自然就包含了地主代为缴纳的赋税。
“交租”即是“交税”： 从这个意义上说，佃农通过缴纳租金的形式，实质上是帮助地主履行了国家赋予的纳税义务。虽然名义上他没有直接向官府交钱，但他交给了地主，而地主则是按土地面积和税额上缴国家。
4. 社会经济的复杂性： 当然，这种税负的转嫁并非一成不变，它还受到很多市场因素的影响：
租金管制或约定： 在一些地方，可能存在租金的约定或一定的市场行情，地主一下子大幅提高租金也可能遇到佃农的抵触，或者导致佃农难以承受。
土地的稀缺程度： 如果人口众多而土地相对稀缺，地主提租的空间就更大。反之，如果土地充裕，地主可能不敢过分加租，否则佃农会选择其他土地。
经济发展水平： 在经济相对发达、商品流通活跃的地区，赋税的转嫁可能会更加灵活和高效。
总结一下：
清代摊丁入亩后，没有土地的佃农不再直接向国家缴纳以人头为基础的“丁税”了。然而，由于赋税的重心转移到了土地上，土地所有者（地主）的税负增加。为了弥补这一增加的成本，地主几乎都会通过提高地租的方式，将这部分税负转嫁给佃农。因此，佃农虽然名义上没有直接交税，但实际上通过支付更高的地租，间接承担了赋税的负担。他们的纳税义务，就体现在了他们交给地主的租金之中。这项改革并没有减轻佃农的经济压力，只是改变了税收的征收方式和转嫁链条。
网友意见
我不研究这个领域，没法说得很全面，尚待方家指点。“摊丁入地”“丁随地起”的改革，形式上讲，的确废除了丁银这一法定人头税制度。理论上讲，实行“摊丁入地”以后，没有在政府登记田土的无地农民，不再需要缴纳赋税。
但事实的情况无比复杂。这里简单谈两点。
第一，部分省份“摊丁入地”改革完成得很晚。经常被用来举例的区域有三个：贵州、山西和东北地区。
贵州由于少数民族聚居，无法进行丁口册的准确编审，不能“审丁征银”。有土司处往往将“粮差”归于土司名下认纳。直到乾隆四十二年，贵州的“摊丁入地”才完成。
山西的情况是，“居民置产者少，逐末者多，且地土瘠薄”，换言之，山西省财富多集中于商人家族而非地主。这实际上与“丁随地起”背后以田地为财富标志的隐含假设相违背。因此“摊丁入地”引发的反弹非常严重，直到道光年间才初步解决，而个别州县如兴县的最终定案还要更晚。
东北地区则是因为旗民杂居，土地关系复杂，且清朝统治者的管理思路与行省区有异之故。盛京、吉林等处直到道光后期才开始推行“摊丁入地”改革，大约于光绪时期才最终完成。
因此，在大多数省份推行“摊丁入地”改革后，对于这三个区域的佃农来说，他们依然要缴纳丁银，直到改革完成为止。
第二，重役省份的新增差役，很可能不是按照地亩摊派的。
“摊丁入地”之所以能实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盛世滋生人丁”无需缴纳丁银，因此理论上讲全国丁银永为定额。但丁银本供徭役之用，在传统政治的逻辑里，政府临时性摊派不可能禁绝，那么在丁银以外另行派差就势不可止。清代一些省份差役极重，林则徐曾有“东南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之叹。重役省份在派差时，很可能不都是根据地亩来摊派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隶。直隶一直有两项重要差务，一个是夫马，一个是河工，这里只说夫马。夫马之役，缘于直隶环绕北京，朝廷官员及其家属、赍折人、出差侍卫等等往来不绝，輓运事务极多。由于征调派差太多，民间困苦，道光二年曾有“减差均徭”、按田派差的改革动议，当时直隶总督颜检力言不可，提到当时派役“有按地亩出差者，有按骡马出差者，有按行户出差者，名色各不相同”。可知此时无地农民，倘若有骡马，也是会被摊派差役的。颜检还提到有“轮流派差”的制度，亦即以户为单位轮流执行，那么这和人头税可能就很接近——毕竟户口不依赖田土。
此外，包税人较多的华南省份，包税单位里面是否会按人头承担钱粮，或应付临时性差役，实难断言。
从理念上讲，“摊丁入地”废除人头税，是十分伟大的改革；但财政体系的运行，不仅依靠理念，更要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称。虽然整个明清时期商业一直有着长足进步，农业生产水平一直也有所提高，但距离现代国家的经济模式毕竟还很远。而只要长期高度依赖农业税所提供的物质财富和农村廉价劳动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黄宗羲定律”的问题；变相人头税作为设计成本最低的征税方式（当然，征收成本不一定低），不太可能完全废止。而且其实完全“丁从地起”也确有不便之处，如山西沁州“地素称瘠土，虽当乐岁，仅给租赋”，富贵之家根本不依赖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差归粮内”也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可参考郭松义：《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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