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家灭亡后，相比京都和江户而言大阪在日本处于什么地位？
曾经的辉煌：丰臣秀吉的大大阪
要理解大阪在丰臣家灭亡后的地位，我们得先回顾一下丰臣秀吉时代的大阪。秀吉的大大阪，以雄伟的大坂城为中心，可以说是他集权统治的象征。这座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要塞，更是他经济和政治策略的枢纽。
商业中心的光芒： 秀吉非常重视商业，他推动了“乐市乐座”等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商业活力。大阪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淀川水系的出海口，成为全国的粮米交易中心，以及其他商品的集散地。商人们在这里汇聚，带来了财富和活力。可以说，在秀吉时代，大阪的商业繁荣程度，是当时日本独一无二的。
政治影响力的附庸： 虽然京都依旧是天皇的所在地，保持着其作为皇室和传统礼仪中心的地位，但大阪在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分配上，却是举足轻重。秀吉将丰臣政权的大本营设在这里，虽然他晚年也曾考虑过其他地点，但大阪无疑是他权力的心脏。
德川时代：地位的转变与再定义
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战胜了丰臣秀赖，并建立了德川幕府，这标志着日本政治中心的转移。
江户崛起： 德川家康选择江户（即现在的东京）作为他的政治中心。这并非偶然。江户地处关东平原，背山面海，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它位于当时德川势力强大的关东地区。家康在这里建立起江户幕府，开启了长达260多年的德川统治。江户成为了新的政治、军事和行政中心，全国的权力都围绕着它运转。
京都的象征性地位： 京都则继续作为天皇的居所，保留其作为国家象征和传统文化中心的地位。虽然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但天皇的权威，即使是象征性的，也赋予了京都特殊的尊严。京都依然是学术、宗教和艺术的中心，许多传统文化在此延续和发展。
大阪的“商业重镇”标签： 那么大阪呢？它没有成为政治中心，也没有成为皇室象征。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衰落，反而是在新的框架下，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角色——日本最繁荣、最重要的商业和经济中心。
米粮市场的霸主： 德川幕府虽然将政治中心移到了江户，但它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日本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以米为基础的。大阪继续牢牢掌握着全国的米粮交易。尤其是“藏屋敷”制度的确立，使得各地大名的米粮需要运往大阪进行统一交易和存储，这进一步巩固了大阪作为“天下厨房”的地位。许多大名都在大阪设有“藏屋敷”（米仓），这不仅是储存和销售他们领地出产的米粮的地方，也是他们了解市场行情、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据点。
强大的商业网络： 大阪的商家，如“五代商人”（堂岛、天满、船场、平野、泽田）等，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强大的商业网络。他们不仅仅是交易商，更是金融家，为幕府和各地大名提供贷款，参与到幕府经济的运转中。大阪成为了一个拥有独立经济影响力的城市。
幕府的“经济棋子”： 尽管大阪的商业地位如此重要，但它始终处于德川幕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幕府将大阪视为其经济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控制大阪的商业活动，来巩固其在全国的经济统治力。大阪城虽然不如丰臣时代那般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但其作为幕府在西日本的重要军事据点和经济管理中心，地位依然显赫。幕府也会在那里设立“大阪城代”（大阪城代官），负责管理城池及周边地区的事务，并且对当地的商业活动进行一定的监督。
文化与艺术的活力： 繁荣的商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催生了新的文化现象。大阪成为了庶民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歌舞伎、净瑠璃（木偶戏）等艺术形式在这里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艺人和作品。大阪的市民生活充满了活力和娱乐性，这与江户的武士文化和京都的贵族文化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总结：一个“经济首都”，但非“政治首都”
所以，在丰臣家灭亡后，日本呈现出一种“三足鼎立”但重心已定的格局：
江户： 毫无疑问的政治、军事和行政首都。
京都： 象征性的精神和文化中心。
大阪： 事实上的经济首都，一个在德川幕府体系内，以其无与伦比的商业繁荣和经济影响力而独树一帜的城市。
它不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但它成为了日本经济的动脉，是财富集聚和流转的关键节点。大阪的地位，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而且是一种非常强大、独立但又受幕府制约的经济地位。它的繁荣，支撑了整个德川幕府的统治，也塑造了日本早期近代社会的经济格局。
网友意见
大阪号称“天下的厨房”，在城市性质方面和京都，江户有明显的不同。
大阪地处连接东，西日本的海陆要地，原本是丰臣秀吉的根据地，他很早就在这里集散物资，把这里当成全日本的物流中心。最重要的是，大阪还以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近畿地区作为依靠，这是大阪从原本的本愿寺寺内町发展成为大都市的有利条件。
在近畿地区除了大米之外，商品经济发展在江户时代特别茂盛，他还种植着以大城市为消费对象的农作物，比如蔬菜，水果，棉花，麻，蓼蓝，烟草，菜籽，茶叶等。以摄津，河内，和泉，大和为中心的棉花种植产业发展尤为迅猛。
到了元禄年间，上述各国大约有20%的水田用作种植棉花。当时的棉花价格高于大米，虽然种棉花要花费两倍的肥料和劳动力，但是只要不歉收，种植棉花肯定比种植水稻要划算得多。这些地区普遍采用多样，立体的耕种模式。水田出了种植棉花和水稻之外，还种植麦类，菜籽，旱田种植蓼蓝，茶叶，烟草，蔬菜等农作物。当然，商品生产中获利最大的还是上层“高持百姓”（你可以理解成有地和房屋，承担年租的农民），土地在一町以下的门屋百姓（寄居在主家门屋中的贫苦农民），水吞百姓（以喝水为生的百姓，指没有固定土地，靠打短工为生的穷人）等半自耕农在缴纳地租后，自留收入所剩无几。无地的水吞阶层大量增加是元禄年间畿内地区的主要特征。他们沦为佃农或短工，送子弟到地主家做一年的长工。不过同样是长工，只有上层高持百姓家的长工才能到堺港，大阪等城市商家做工。
这样一来，大阪周边的畿内地区生产地带的农民，不论是地主还是贫农，都养成了极其敏锐的商业嗅觉，有不少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来自他们的发明创意，这些创意还顺利成为了他们致富的手段。在《日本永代藏》中记载着：大和国一个叫做川端九介的农民发明、改良了铁耙、千齿、千石通（风力选谷机）、唐弓（棉打弓）等多种农具，并以此成为了大和人尽皆知的棉花商，三十多年间家财万贯，这就是当时社会现实文学性的表现。
到1703年（元禄十六年），大阪人口达到35.1万，以中之岛新兴批发商业街为中心的打扮呈现出繁荣的商业景象。
从事生产，经营，一手推动元禄年间繁荣盛况的大阪商人，与自大阪初创以来担任总年寄，町年寄等职的门阀町人并非出自一系。《日本永代藏》中指出：“总体而言，大阪有能力的町人不能保证代代如此。众人到最后只有吉藏，三助一夜暴富......这些商人都是大和，河内，摄津，和泉附近手工业者的儿子......他们依靠天生的毅力成为富翁。”作者井原西鹤还提到近代商人不过是近三十年才出现的。他还举了鸿池，住友等当时的豪商的例子。
1619年（元和五年）大阪总年寄初创之时，大阪三乡（位于大阪城下的三个町组的总称，分别为北组，南组，天满组）的总年寄达到21人。到了1703年，却减少到了16人。堺港也是如此。在门阀商人中，顺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转型成为藏元（大米批发商），批发商的案例也不是没有，但整体来看，也难以掩盖门阀商人已经没落的事实。
元禄年间，近畿地区的农村和在乡町的发展不但使大阪商业资本内部发生势力更迭，同时还将大阪推上了天下厨房的位置。
1714年日本全国运往大阪的商品有119种，银两达286561贯，特别是最大宗的大米，每年大约有400万俵大米在大阪兑换成现金。
由于交易活跃，大阪堂岛市场还出现了投机性的期货交易，这使得大米以外的很多商品领域也开始流通期票，投机商们利用地区间的价差积蓄资本，藏元，挂屋，货币兑换商用这些资本发放大名贷，或给商人和农村放高利贷。1704年，货币兑换商鸿池将资本投放在自己开发的河内的大河川流域的新田开发上。除鸿池外，其他豪商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具有寄生地主性质（不事生产，靠收租为生的地主）的豪商越来越多。
正德年间（1711-1715）的大阪町人中，各类批发商有5655人。买卖中介有8765人，各行生意人有2343人，各行手艺人有9983人，城代的承办商有481人，各藩的承办商有483人。可见，大阪町人的核心势力是批发商，买卖中介，金融业等典型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他们从全国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润，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因此得名“天下商人”。
在规矩和礼仪方面，大阪的新兴町人和诸多有讲究的武士不同，他们“不拘泥于俗世道理，仅以金银为家系图”（《日本永代藏》）。大阪町人在这一信条下，秉持智慧，才智，诚信，节约的处世原则，通过“舍弃虚荣，辛勤劳动，以此货殖”的经营之道积累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大阪町人甚至产生了“主人是人，下人也是人”、“武士不高贵，商人不低贱，贵在胸中物”（《夕雾阿波鸣门》）等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与江户町人所说的“插两把刀的真可怕，难道要吃田乐吗”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士腰上要插两把刀，烤田乐豆腐一般要串两根竹签）。但江户因为是在将军脚下，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有瞧不起外地人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在大阪人身上是很少见的。
町人的家族关系也和武士有所不同，“货殖”是町人之道，维护家业和家产的安全是一家之长的义务，其他家庭成员，仆人也必须服从这一原则。虽然，町人没有理由的休妻现象较为普遍，对妻子通奸的惩罚也很严厉，江户初期的幕府法律甚至规定，妻子通奸将被绑在柱子上用矛刺死，但是如果离婚的话，嫁妆，衣物不但要归还妻子，而且妻子再婚也不会背上不义骂名。如果后嗣夭折，财产则全归母亲所有。这样看来，町人妻子的地位要高于武士的妻子。武士重视礼节，严格遵守，要求夫妇之间的尊卑之别。但町人则会毫无顾忌的公开表明夫妇之情：“肯疼爱老婆既不吃亏，也不丢人”——《萨摩歌》町人的妻子和农民的妻子一样协助丈夫维护家业，她们付出的劳动也相应地提高了她们的地位。另外在町人社会中，以孝为第一要义的封建道德也没能发挥其巨大影响力。
大阪的新兴工商业者为了保障商业利润，很早便结成了行会，幕府起初并不认可这些组织。1657年的大火过后，幕府将其认定为“一味同心”（为了同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的人，与谋反同义），禁止了这些行会活动。这是因为，通过町年寄，名主等町吏来掌控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价格是江户幕府的既定方针，而这些行会违背了这一方针。
但到了1651年，幕府开始向澡堂，梳头店办法“鉴札”（营业许可证）。宽文年间，大阪也开始承认“三所棉花批发商”“三乡棉花批发商”等行会。此时，幕府的方针从单纯的打压，转变为利用这些行会来管理市场。1721年（享保六年），幕府下令“诸商人，诸匠人确立行会，共同商讨月事事宜”。不但允许行会的存在，幕府还让行会取代町吏，编制商品市价总目，调查商品种类等。
幕府就是这样利用行会的功能开始管控全国市场，行会商人也在幕府的保护下垄断原料和产品的采购，销售渠道，占据新的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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