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一个一个不断崛起与中原政权对峙，那么在一个游牧民族崛起后其他的游牧民族在干嘛？

中国古代北方，这片广袤的草原，是无数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家园。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又一个游牧民族如同草原上的野火，熊熊燃起，然后或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或被中原王朝征服，甚至融入华夏文明。然而，当某个游牧民族正处于其崛起的巅峰时期，与强大的中原王朝你死我活地斗争时，其他的游牧民族又在做什么呢？这是一个被历史书常常一带而过的，但却极富深意的视角。

首先，我们要明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是拥有统一领导的“游牧帝国”。他们更多的是以部族、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其社会结构、经济模式、甚至是内部的派系斗争都极为复杂。因此，在一个族群崛起时，其他族群的“干嘛”也各有不同，绝非简单的“旁观”或“等待”。

1. 伺机而动，相互牵制：

草原上的生存法则，从来不是简单的合作。更多时候，是竞争与相互制衡。当一个游牧民族（例如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开始扩张，在中原边境制造压力时，其他原本就存在于北方草原的族群，他们的首要任务往往是 “自保”。

被吞并的风险： 崛起的强权，首先会试图吞并或控制周边的弱小族群，以获取更多的兵源、牲畜和资源。因此，那些相对弱小的部族，他们的主要精力会放在如何不被同化、不被征服。他们可能会选择隐匿、避战，或者寻找盟友。
地缘政治的影响： 游牧民族的生存与迁徙，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崛起，必然会改变原有的族群分布和势力范围。那些不直接与崛起族群接壤的部族，则会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如果崛起族群过于强大，可能会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向更远的地方迁徙，寻找新的牧场。
利用机会，扩大自身： 另外一些族群，则可能看到这是一个“浑水摸鱼”的好机会。当崛起族群的兵力被牵制在中原战场时，他们可能会趁机蚕食崛起族群的边缘地带，或者袭击其后方，以期获得利益。这种行为，虽然风险很高，但也是草原民族性格中冒险精神的体现。

2. 内部的整合与分裂：

每一个游牧民族的崛起，其内部往往经历了一个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其他的游牧民族也可能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成为崛起民族的附庸或盟友： 在整合过程中，一些原本就与崛起民族有紧密联系（可能是同源、通婚，或是被其征服过）的部族，可能会选择加入其联盟，成为其附属或盟友。他们参与到对中原的征伐，或者负责守护崛起的游牧政权的后方。
抵抗与内耗： 并非所有同源或邻近的族群都愿意被某个特定族群领导。因此，在某个族群的扩张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来自同源族群的抵抗。这种内部的冲突，虽然表面上是“其他游牧民族在干嘛”，但实际上是草原民族自身内部力量平衡的一种体现。比如，鲜卑族在崛起时，内部的部落之间也存在着合纵连横，有些部落会成为拓跋鲜卑的盟友，有些则可能成为其对手。

3. 适应中原政权的策略：

中原王朝的强大，也是北方游牧民族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当一个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对峙时，其他的游牧民族也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

依附于中原王朝： 一些游牧民族，尤其是那些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或者实力相对较弱的族群，他们可能会选择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成为其“藩属”或者“外援”。他们会在中原王朝的鼓励下，去骚扰或者攻击与其对峙的强大游牧民族，以减轻中原王朝的压力，从而换取中原王朝的庇护和贸易机会。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是中原王朝应对北方威胁的常见手段，而游牧民族内部的相互利用，则是这种策略的必然结果。
保持中立，发展自身： 还有一些族群，可能选择与中原王朝和崛起的游牧民族都保持距离，专注于发展自身的实力。他们可能会在动荡的局势中寻找贸易机会，积累财富，等待时机，或者仅仅是像草原上随处可见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不参与风暴的中心。

4. 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与碰撞：

游牧民族的“干嘛”，也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博弈。

贸易的活跃： 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也从未完全中断。崛起的游牧民族需要中原的丝绸、铁器、粮食等物资，而中原王朝也需要来自草原的马匹、皮毛等。其他游牧民族，特别是那些不直接参与战争的，也可能成为重要的贸易中间商，或者继续进行他们原有的贸易活动。
文化的影响与吸收： 随着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频繁接触，也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和吸收。即使是与中原对峙的强大游牧民族，其内部也并非完全排斥汉文化。其他游牧民族，尤其是那些选择依附中原王朝的，则可能更早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举例说明：

匈奴鼎盛时期： 当匈奴在冒顿单于时期崛起，强大的势力笼罩北方时，东胡（后来的鲜卑、乌桓等）在初期可能更多的是被匈奴压制，被迫向东或向南迁徙，并面临被吞并的威胁。一些东胡的部落可能选择依附匈奴，成为其附庸；另一些则可能在匈奴的压力下，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人逃亡，一部分人选择隐匿，等待时机。
鲜卑崛起时： 到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特别是拓跋部）崛起，统一了漠北。此时，其他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的残余部落（如刘氏匈奴）、丁零、乌桓等，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复杂。有些可能被鲜卑族征服，成为其部下；有些则可能被中原王朝（如曹魏、西晋）招抚，成为其边境的“胡人军”，用来对抗鲜卑或者其他北方民族。比如，匈奴的左部帅刘虎就曾在边境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并一度与西晋王朝合作。

总而言之，在一个游牧民族崛起并与中原政权对峙的时代，其他的游牧民族绝非无所事事。他们或在生存线上挣扎，或在夹缝中求发展，或被卷入战局，或在背后伺机而动。他们的行为，受到自身实力、地理位置、内部结构以及与中原王朝和崛起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影响。他们的“干嘛”，构成了北方草原历史上更为丰富和动态的画面。这其中充满了生存的智慧、竞争的残酷，以及无数族群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与选择。

网友意见

古代草原民族实际很多仅仅是部族。一个部族兴起后，其它部族都作为主体部族的附庸而加入到主体部族之中。就像匈奴，除了五个贵族部族以外。其余自号匈奴的，都是匈奴别部。有的和匈奴完全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这也就形成了草原部落政权的金字塔结构。第一层的是匈奴王族，和匈奴贵族。这些人是真正的匈奴直系和旁系。然后就是与匈奴有姻亲关系的别部。最底层就是被匈奴征服而加入匈奴的那些部族。这些人因为臣服匈奴，因此仆随主言。慢慢文化就接受并且匈奴化。另一个例子就是蒙古黄金部落和汪古、奈曼和克尔克蒙古等别部的关系。在蒙古黄金家族被明朝剿灭后，剩余的蒙古诸部就没人再能够出面称帝，维持北元的政权。

因此草原部落形成的政权有其不稳定性。一旦主体部族衰落。原本打着他们旗号的别部就会恢复原本的名号。或是加入到新产生的主体部落当中。在匈奴失败西迁后，留在蒙古草原的匈奴别部，最后大多加入了鲜卑集团。西部地区没有加入鲜卑的部落，逐渐形成了高车、柔然、铁勒、丁零等部落。这些部落随着强盛与衰落，在草原上走马灯一样的轮换。

邀请了两回，我结合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瞎扯一点。

一点思考和联想：中原古代政权通常首先面对的是北方游牧民（此处强调是游牧民，自然有排除渔猎民之考虑）中最为强势的一支，这支游牧民通常活动在漠南和漠北南部，进可图晋北、冀北、陕北、辽西乃至陇右等边区，退可越大漠以避中原之兵锋。而漠北的北部，尤其是漠西北：萨彦岭山地、山脉以北的地区和勒拿河流域，多为等待时机的游牧民所居，每到草原生乱或原先的主导族群南迁，这里就是新的民族蜂巢。

大概示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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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拿丁零举个例子：

丁零，即敕勒，又称高车、铁勒。秦汉游牧于蒙古高原北部-贝加尔湖一带。

a,秦汉，匈奴、鲜卑主导草原的时代。

秦末战乱，匈奴冒顿王东征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北服丁零。势力存在于西至辽河，北抵北海，南达战国长城，西至葱岭（包纳西域）的区域内。

此时丁零是匈奴的附属。

48年，南匈奴内附；89-91年后，北匈奴西走。鲜卑，源起兴安岭北部，匈奴衰弱后占有其故地及其势力范围。

此时丁零是鲜卑的附属。

b，三世纪鲜卑军事霸权瓦解，民族蜂巢出现了。

一部留在原地，为东部高车；

一部南迁漠北，在487-541年间建立其西至西域，东至东胡的霸权；

一部迁入漠南，这一支又再次分散：

1、迁入黄河流域，建立起翟魏国；

2、留在漠南，在居延海至河套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游牧。

c、唐代漠西北再次成为输出地，东部高车，即铁勒，是回鹘汗国的前身。

d、蒙元时期林中百姓诸部南迁漠西，即是卫拉特部前身，这波游牧民构成了明清漠北-西北（伊犁-库伦）势力的核心。

漠西北地區的一個民系就這樣輸出了至少四次（我還沒提這篇地區也向勒納河中游地區輸出了雅庫特族），提問者還可以查一下漠東北的輸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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