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多次侵略中原？
首先，最根本的，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生存的压力和资源的匮乏。
古代北方，尤其是草原地带，环境恶劣，水草往往是有限的。这些游牧民族，比如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等，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为生。一到旱季或者冬季，草场枯黄，牛羊大量死亡，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就受到了威胁。这时候，目光自然就投向了富饶、温润、水草丰美、农业发达的中原地区。中原的农作物、粮食、牲畜，甚至手工业制品，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沙漠中的绿洲，是维系族人生存和发展的希望。
想象一下，一个部落，眼看牲畜越来越少，食物越来越紧缺，孩子饿得哭，老人受不了严寒，他们能怎么办？不“打”，难道就坐以待毙吗？这种生存的本能，驱使他们冒险南下，抢夺他们迫切需要的物资。
其次，经济上的互补性与掠夺的诱惑。
中原地区，得益于农耕文明的发展，拥有大量的粮食、丝绸、铁器、手工艺品等。而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在畜牧业上发达，但缺乏这些精细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他们需要通过贸易或者掠夺来获取这些必需品。
虽然历史上存在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贸易，但这种贸易往往是不平等的。游牧民族的马匹、毛皮等，价值往往被中原王朝低估，而他们需要的粮食、丝绸等，则价格昂贵。而且，贸易的规模和稳定性也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武力掠夺就成了一个更直接、更“高效”的获取资源的手段。一次成功的劫掠，可能就够他们度过一个艰难的冬天，甚至能让部落的实力得到增强。这种“成本低、收益高”的诱惑，对饥饿和贫困的游牧民族来说，是难以抗拒的。
再者，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
一些游牧民族的兴起，往往与部落联盟的形成有关。当一个强大的首领出现，能够整合各个部落，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时，他们就有能力挑战中原王朝。这种挑战，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中原王朝在某些时期，政治不稳定，内部矛盾重重，边防松懈，这都会给游牧民族南下的机会。游牧民族的骑兵，以其机动性和冲击力，往往能在中原军队措手不及的时候，深入腹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此外，一些游牧民族的首领，也可能将对外征服作为提升自身地位、巩固统治的手段。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可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建立更强大的权威。
还有一点，就是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生活方式、价值观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游牧民族崇尚力量、自由、勇敢，他们的社会结构往往更加松散，但也更具侵略性。而中原王朝则更加注重秩序、礼仪、稳定。这种差异，使得双方在处理关系时，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更容易产生冲突。
游牧民族可能并不理解中原王朝为何会因为“土地”和“人口”而固守，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够直接获取的生存资源和战利品。
最后，也要看到中原王朝自身的问题。
并非所有的侵略都是因为游牧民族的“强大”。很多时候，是中原王朝自身衰弱，导致边防空虚，无力抵御。比如，当一个王朝晚期，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内部发生叛乱时，北方边境的防御力量就会大幅削弱，给游牧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
例如，历史上很多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都发生在王朝的末期，或者国家分裂的时期。
总结一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中原，并非单一原因可以解释。它是生存困境、资源争夺、经济需求、政治机遇和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个循环：北方缺东西，中原有很多；北方人要活下去，就得想办法弄点中原的东西；如果和平贸易不行，或者不足以满足需求，就只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而中原王朝的兴衰，又会影响到这个平衡。
每一次侵略，都伴随着双方的血泪和历史的变迁，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历史。
网友意见
先说结论：本文献作者认为，持续两千余年的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动力的。负向的气候冲击，通过对游牧地区经济的影响，与游牧部落向中原王朝的劫掠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军事冲突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都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研究军事冲突的诱因是我们努力阻止类似冲突发生的前提。
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冲突横贯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可能是世界上绵延时间最长的文明冲突。我们这里所指的游牧民族主要生活在中亚、蒙古和东欧草原，这些部族通常被汉民族和罗马政权称为蛮夷(barbaric)。游牧民族的经济系统比较简单，主要以畜牧业为经济支柱。但是畜牧业高度依赖天气条件。当气候正常时，游牧民族可以维持畜牧和人口的平衡发展，但是当出现异常气候时（干旱），由于草料的短缺，直接导致了人口粮的减少。袭掠周边的农业民族，似乎成了游牧部落唯一的求生方案。
在一切靠天吃饭的古代中国，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进攻与当时气候异常变动所造成的经济危机紧密相关。
本文作者根据主要经济类型，以长城作为防御前线，将古代中国划分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农业区域（主要是中原地区，Region 1）和以“蛮夷”为主体的畜牧业区域（Region 2）。
作者使用的军事冲突数据来自《中国王朝战争年表》，该书详细的记录了自公元前220年至公元1839年发生在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冲突，包括冲突的时间、地点及发起方。参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以10年为间隔，游牧民族平均每10年侵袭中原2.52次。
中原王朝的史学家有可能会刻意隐瞒游牧民族的进攻，并且夸大中原王朝的军功，以便进行政治宣传。为了验证数据的客观性，作者将该数据中17~18世纪中原政权、女真、蒙古三股势力的冲突记录与Perdue (2005，China Marches West) 的相似记录进行了比较。这24此冲突记录中，有18次与Perdue的记录完全一样，5次有记录但未命名，只有一次清军与罗卜藏丹津在1724年的冲突未在Perdue的记录中发现。通过交叉对比收集自不同国家的数据，说明本文献所使用的数据是较为客观可信的。
作者使用的基准回归模型以游牧民族进攻中原政权的次数作为自变量，这里所谓的中原政权，是指当时全国性统一政权，包括元代、清代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统治政权。（作者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政权，仍然采用了中原的耕种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架构，从这一角度来说，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并未彻底改变中原的生产方式，而是被同化为农业政权了。）
衡量恶劣天气的理想变量应该是游牧区域的实际降水量偏离值，但是，回溯中国近2000年的气候学详细量化记录似乎是不可能的（温度已经有人量化，但是降水目前还没有）。作者发现，在两个同属东北亚季风气候的区域，降水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并且使用当代气象数据（1957-1990）验证了这一相关性。
因此，作者使用每十年间中原东北亚季风区（长城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发生干旱的年份比例来代理游牧区的少雨情况，使用每十年间黄河发生水灾绝口的年份比例来代理游牧地区的多雨情况。作者特别强调，干旱与水灾对于两个地区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由于畜牧业的特殊性，干旱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比中原地区严重，但是水灾反而对中原地区影响较大。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还在回归中控制了大雪灾、霜冻的影响（代理方法同降水）以及平均温度变化的影响。
军事冲突本身很少是孤立的事件，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一次游牧民族发动的进攻可能会遭到随后中原政权的反击，因此作者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进行估计，即在自变量中加入使用AIC判别滞后期数的滞后项，用以估计“冲突”这种路径依赖的事件。
其中表示期游牧民族主动进攻中原王朝的次数；,自变量，分别表示每十年间中原地区干旱、黄河绝口的年份比例；为7x1阶控制变量，分别为雪灾、低温灾害、平均气温、三次中原被游牧民族统治（317-589，1126-1368，1644-1839）以及时间趋势项。基准回归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基准回归实证结果表明降水的减少与游牧民族进攻中原的次数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边际效应看，游牧地区的少雨情况每增加一年，游牧民族每十年中进攻中原王朝的可能性就提高26%；游牧地区的多雨情况每增加一年，这种进攻的可能性就降低36.35%。
作为稳健性检验，作者使用相同的逻辑，对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的发起的进攻也进行了分析，发现只有洪水和雪灾会显著减少中原主动进攻的概率。有趣的是，虽然一阶滞后的少数民族进攻并不能显著提高中原报复的概率，但是二阶的滞后项系数却是显著为正的，这可能是由于中原王朝需要相当的时间来调动军事力量和物资，等我怒气格满了我再报复（大误）。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认为，持续两千余年的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动力的。负向的气候冲击，通过对游牧地区经济的影响，与游牧部落向中原王朝的劫掠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历史现象也相吻合。
Update：
@无霜期 朋友的回答里提到小冰期（The Little Ice Age），小冰期确实是个可能的解释。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小冰期仅持续了220年左右（1550年至1770年），但是本文使用的数据跨度有2000年(公元前220年至公元1839年)；其次，在本文的模型中作者已经控制了雪灾和霜冻，可以作为小冰期天气表现的一个代理，但是在回归结果中这两个控制变量也并不显著。从目前这个模型结论来看，即使小冰期的假设是成立的，也并不能削弱本文的基础结论，或许需要更多工作来量化验证其解释机制。
Update：
@田君潇老师的补充非常好。陈强老师发表于Economica 2015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Bai & Kung 2011的结论，即干旱对于游牧民族对中原进攻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进一步考虑了王朝周期对于这种进攻是否能够达到“问鼎中原”的影响。感谢！
还是要写一些本不该写的话：空口白牙谁都会说，个人感受缺乏建设价值和讨论价值，下结论之前做到有理有据，是科学的基本素养。你说是因为A导致了B，凭什么？！缺乏怀疑精神和询证态度的论断，适合发在百度知道，请出门左转。
-完-
Reference:Bai, Ying, and James Kai-sing Kung. 2011. “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3): 9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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