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军八旗和日本幕府武士作战谁比较强（西化之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西化之前”这个概念的指向。 这指的是在19世纪中叶（通常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军事技术和思想大规模涌入中国和日本之前。在这个时期，清朝已经统治中国超过两个世纪，而日本则处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时代。
清军八旗：辉煌与衰落的交织
清朝的八旗制度是其立国之本，也是其军事力量的核心。八旗并非单纯的军队，而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结合体。
起源与优势： 八旗最初由努尔哈赤整合女真各部建立，其核心优势在于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机动性。满洲八旗（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以及后来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构成了清朝的核心军事力量。八旗士兵从小接受骑射训练，精于骑兵作战，尤其是在广阔的草原和开阔地带，其骑兵的冲锋和弓箭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八旗制度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将战斗力与政治特权紧密挂钩，士兵享有免除劳役、获得俸禄的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战斗意志。
装备与战术： 在早期，八旗的装备以弓箭、马刀、长矛为主，辅以少量的火器（如火铳、抬枪）。其战术也以骑射、围歼、分割包围为主。在征服明朝的过程中，八旗的骑兵优势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配合汉军的火器和攻城技术，最终取得了胜利。
衰落的迹象（西化之前）： 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八旗制度开始显露出其固有的弊端。
腐化与堕落： 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加之俸禄优厚，许多八旗子弟养尊处优，骑射技艺荒疏，体质衰弱，战斗力大大下降。他们更多地变成了“御用”而非“御战”的力量。
制度僵化： 八旗的组织结构和训练方式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火器的应用在早期虽然有所贡献，但其发展和革新缓慢，未能有效与骑兵战术整合。
军事效率降低： 臃肿的编制、腐败的军官、士气低落的士兵，都使得八旗的实际战斗力与其名义上的规模严重不符。虽然表面上仍有庞大的八旗军队，但能够有效作战的精锐力量已经不多。
日本幕府武士：武士道与近代化前夕的变革
日本的幕府武士阶层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核心，其军事力量的代表便是各个藩（大名）所拥有的武士军队。
起源与优势： 武士阶层起源于日本的军事贵族，他们以“忠诚”、“勇武”、“荣誉”为信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武士的核心是其个体战斗能力和对主君的忠诚。日本武士擅长近身格斗，尤其以长刀（日本刀）的使用闻名于世。长期的内战（如战国时代）塑造了武士们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娴熟的格斗技巧。
装备与战术： 武士的标志性武器是日本刀，此外还有弓（和弓）、长枪（薙刀、枪）、以及早期的一些火器（铁炮）。在装备上，虽然早期也依赖冷兵器，但德川幕府时代，铁炮（火绳枪）的制造和使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各藩也都在不断尝试改良。战术上，武士们擅长小规模的近身搏杀、突袭、以及阵地防御。在战争中，武士往往会组成战斗小队，发挥个人勇武和战术配合。
变革的萌芽（西化之前）： 尽管幕府时代（尤其是后期）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但并非完全停滞。
军事改革的尝试： 一些有远见的藩主已经开始引进西方的一些军事知识和技术，例如在荷兰商人那里了解到的火器和战术。虽然规模和深度有限，但这种学习和模仿的种子已经埋下。
对火器的重视： 尽管日本刀是武士的象征，但对铁炮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一些藩的部队已经开始形成使用火炮和火枪的单位。
“尚武”精神的延续： 尽管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但武士道精神仍然是武士阶层重要的精神支柱，这保证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士气和决心。
直接对决的设想：谁更强？
如果抛开任何外部干预，让这两个力量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巅峰状态进行一场公平的较量，情况会比较复杂，难以简单下定论，但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 骑兵 vs. 步兵/近战：
八旗的优势： 如果在开阔的平原作战，清军八旗的骑兵尤其是满洲八旗的骑兵，凭借其数量、机动性和弓箭的远程杀伤力，将对以步战为主的日本武士构成巨大威胁。八旗骑兵的冲击力可以轻易撕裂相对密集的步兵阵型。
武士的优势： 在复杂地形、山地或城市作战，武士的近身格斗能力和对地形的熟悉程度可能更占优势。日本武士在近距离搏杀中，其精湛的刀法和对体术的运用，可能比八旗士兵的马刀更具威胁。
2. 组织与纪律：
八旗： 在其鼎盛时期，八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其核心竞争力。然而，在“西化之前”的晚期，这种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大打折扣。
武士： 武士的忠诚是其组织性的基础，但其组织更多是藩内的，跨藩的协同作战能力可能不如统一的八旗（尽管八旗内部的协调也存在问题）。然而，日本武士的个体素质和对命令的执行力，在普遍衰落的八旗面前，可能反而显得更为突出。
3. 武器与技术：
火器： 在19世纪中叶之前，双方都拥有火器，但都不是非常先进。清军的火器发展受制于自身制度，而日本武士的铁炮虽然有学习西方，但规模和技术水平也有限。在这个层面，双方可能处于一个相对均势，但都远远落后于同期西方。
冷兵器： 八旗的弓箭和马刀，武士的日本刀和长枪。弓箭的远程优势和马刀的劈砍，对抗日本刀的精妙格挡与斩击，各有千秋，取决于战场环境和战术运用。
4. 士气与战斗意志：
八旗： 整体士气在晚期普遍不高，很多士兵是为了俸禄而战，而非出自真心。
武士： 武士道精神仍然是其重要支柱，对荣誉和忠诚的追求，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可能表现出更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
总结性的考量：
如果硬要做一个“谁更强”的判断，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关键点：
“西化之前”的哪个具体时间点？ 如果是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的八旗，那其战斗力远胜当时的日本武士。但如果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八旗的衰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作战的场景和规模？
倾向性的判断：
考虑到“西化之前”更倾向于指19世纪中叶，且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相对普遍的评估：
在19世纪中叶（即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日本幕府武士的整体战斗力，可能要优于同时期已经出现系统性衰落和腐化的清朝八旗。
理由如下：
1. 八旗的制度性衰败： 八旗制度在财政、军事训练、士气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国家机器”的维护效率远不如早期。虽然拥有数量优势，但精锐成分已经非常稀少。
2. 武士阶层的相对精锐： 尽管日本也面临内部问题，但武士阶层作为实际的统治和军事力量，其个体素质、战斗技能和对战争的准备程度，在19世纪中叶，可能仍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在局部冲突或小规模战役中，武士的个人勇武和战斗技巧，加上藩的军事改革尝试，可能会让他们在与衰败八旗的交锋中占据上风。
3. 对新技术的适应性： 虽然都未大规模西化，但日本在幕末时期，已经表现出更强的学习和吸收西方军事技术的意愿和能力（尽管是有限的）。这种潜在的适应性，使得他们在面对变革时，比陷入僵化体系的八旗更有可能焕发生机。
当然，这依然是一个推测。任何一场战争的胜负都取决于太多因素，包括指挥官、战略、战术、后勤、地形，甚至偶然性。但从力量的“内在健康度”和“现代化前夕的动能”来看，日本幕府武士的整体状态，可能比当时已经开始显露出“病态”的清朝八旗更为可靠。
网友意见
清刚入关那会没得比
直接上彼时到过清国的日人所写的《鞑靼漂流记》
前面弓马甲装备什么的都不是重点，最让日人震撼的应该是最后一段
这才是真正的从制度到思想再到个人素质的全面碾压
反观日本从乱世基本结束之后半个世纪，有战国记忆的一代基本全都逝去后，本土武士的军事素质退化速度是想而易见的（岛原警告），这是日方自己也心知肚明的
所以郑芝龙给幕府的那些“倭甲天下一”的恭维话，听听就好啦
明末八旗比明正规军强，明正规军比本子强。
幕末，武士比八旗开眼的多。有很多不修众道习兰学和两者皆修的武士。
参觐交代是江户幕府一项制度，各藩的大名需要前往江户替幕府将军执行一段时间的政务。每年一次，每次半年，然后返回自己领土执行政务。参觐交代是个非常讲究排场的事务，大名去江户参觐的队伍动辄上千人。这些人一路浩浩荡荡，所到之处，乡民要么看到后远远避让，要么就地跪倒在路边头都不能抬。乡民若是无视回避的规定，从队列中横越或表达不敬——被称为无礼讨，就会被大名手下的武士毫不留情地斩杀。
1862年9月14日，英国商人查理斯·理察逊及其店员克拉克，以及一对住在香港的英国商人马歇尔夫妻共四人，在生麦村（现横滨市鹤见区）的东海道上骑马行走时候，恰好遇到了参觐交代路上的攘夷派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和他700多人的仪仗队。四人不知退让，坚持要各行其道。
由于忌惮对方不是本国平民，武士并没有立刻砍杀。但英国人却仗着日不落帝国公民的身份以及对东亚人的蔑视跟他们僵持着。这时，马歇尔夫人的马突然受惊冲入了仪仗队，这给了那些武士动手的口实。武士奈良原喜立刻拔出了刀，砍伤了为首的查理斯，紧接上来的武士杀死了他，还重伤了其他两位商人，而马歇尔夫人被砍掉帽子侥幸逃脱。
怀着对蛮夷之地的蔑视的大英自然是将此事作为奇耻大辱。但英军正在大清陷于对太平天国的战事，暂时无暇顾及萨摩藩。而在日本的英国人呢？据当时驻日本的外国外交人员回忆录中描述：外国人在日本大街上，一遇见日本武士，就赶紧站在马路两边，毕恭毕敬。等武士走过后，个个默念上帝保佑。
1863年中旬，从中国抽身的英国舰队主力抵达日本江户。幕府为了平息此次事件，向英国代理公使约翰·尼尔赔偿了十万英镑。
1863年8月12日，英舰队继续推进，至距离鹿儿岛城下町附近前之滨约一公里处锚泊。英方向访舰的萨摩藩使者提交国书，要求处罚生麦事件的犯人。根据协议，萨摩藩作为主要责任方，还应在赔偿受害者遗族2万5千英鎊，并交付在生麦事件中的责任人，由英国海军枪决。萨摩藩持保留态度，并提议翌日于鹿儿岛城內会谈。当然，把指挥官骗上岸，命运就不由自己掌控了，最高指挥官做了人质，那主动权就掌握到了萨摩藩的手上。英方也不是傻子，于是拒绝了城內会谈的提议，要求萨摩藩立刻提出答复。萨摩藩于提交英舰队的答复书中表示，萨摩藩关于生麦事件并无责任可言。
时任江户幕府的翻译福泽谕吉，由于翻译失误在用语上造成事件责任者和藩主之间模棱两可。萨摩藩将英国方面要求惩处的直接杀人责任人，误认为是萨摩藩的藩主岛津茂久。所以岛津茂久接到江户送来的信件大为火光，拒绝了英国的要求。
另一方面，事件当事人的奈良原喜左卫门等人，则计划偷袭英国舰队。由海江田信义、黑田清隆、大山岩等人，分别伪装成国书答复使者，与卖西瓜的商人。其中伪装成使者成功登舰，但其他人包括奈良原等，则因为英方戒备森严不允上船而退去。由于西方人对狡猾的亚洲人不诚信的警惕，偷袭策略遭到失败。
代理公使约翰·尼尔通告萨摩方的使者，若不接受其要求即会行使武力。此时萨摩方已经决定开战。藩主岛津茂久（日后的岛津忠义）与其掌握实权的父亲岛津久光，判断鹿儿岛主城位于英舰炮射程范围之内，而将本营移向较远处的千眼寺。
1863年8月15日晨，英军冲入浅滩，掳获了萨摩藩三艘现代蒸汽船白凤丸、天佑丸与青鹰丸，以为萨摩藩已经失去抵抗力，可以逼其就范。萨摩藩对这种盗贼行为很是恼怒，于是向炮台下达了追讨令。正午12点，萨摩藩湾内各所陆上炮台上的80门炮先发制人进行攻击，炮弹飞向没做任何防备的英国军舰，英国被打的措手不及。旗舰尤里雅里斯号居然不能马上应战，因为存放幕府10万英镑赔偿金的箱子堵住了弹药库的大门。甚至直到背炮击2小时之后，尤里雅里斯号才开始进行反击。
英国舰队集中手头的100门炮，炮击萨摩藩炮台、鹿儿岛城城下町，并将掳获的3艘蒸气船收集贵重物品后烧毁。英国舰队的炮火不仅砸向了萨摩岸防炮阵地，还打向了城下町（萨摩中心），引发了熊熊大火。
但近代以来日本似乎总是受到命运女神的垂青。虽然英舰阿姆斯特朗大炮射程3000—4000米，萨摩藩陆上炮射程只有1000米。但是萨摩藩陆上炮台还是造成英国舰队重伤1艘，中伤2艘，死伤者63人。数发炮弹命中旗舰尤里雅里斯号，造成10名人员阵亡，其中就包括舰长、大副等。最乌龙的是，阿姆斯特朗大炮频频发生不能发射状况。因为炮尾栓瓦斯漏出事故而状况连连，搭载的1门还炸膛了，炮员全员死亡。
开战时暴风雨突然来临，舰队摇晃严重、准备不足的火炮命中率极低、而英国舰队停泊的地方、正好是萨摩常常军演训练的地方，并且海域狭小，不利于发挥英军火炮射程远的优势。经过激战，英国舰队慌张的砍断锚，逃到了樱岛附近。第二天，英军重整旗鼓，炮击樱岛，然而仍旧没有占到便宜，并且弹药耗尽，只能再次撤退去了横滨。
从近代西方殖民史的标准来看，对于落后的东亚来说，跟西方战争打出如此战绩在近代史以来都是罕见的。而同时期的仅仅是三年前的泱泱中华呢？京城被攻破，圆明园被烧毁，咸丰北狩。在战后更是签订了两大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者对比，高下立判。
于是，按照历史的常理来说，岛津久光应该因此而拍手称庆，犒赏战士，然后再宣布对英夷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才对。但他作出了一项意想不到的举动：向英国投降了。
作为后人，我们不能去亲自询问他当时的想法，然而我们可以作出合理的揣测。英军的大炮的射程和威力远远超过萨摩藩的大炮。这次虽然萨摩军依靠天时地利，伤亡较小，但装备及设施损坏却很严重——萨摩藩苦心经营多年的集成馆（近代工厂区）和铸币局被严重破坏。鹿儿岛城城门、箭楼被毁，房屋被毁者达500 多间。萨摩藩实力损失惨重，虽然人命在东亚世纪历来不被看重，死伤对于当权者来说不过是个数字。但对于影响国力的工厂被毁，必定是极大的打击。如果再进行一次战争，萨摩藩的实力必然一落千丈。
于是，原本是坚定的攘夷派的岛津久光于10月主动派出使节去江户向英国公使谢罪求和，不但拿出了25000英镑的赔偿款，还作出了惩处生麦事件凶手的承诺。而大英基于对萨摩藩实力的认可，决定与萨摩藩合作。
在战争硝烟尚未消散之时，萨摩藩重建了集成馆。第二年6月，创办西学学校，并且在1865年向英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这些学生也成为日后的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在戊辰战争中，英国更是与萨摩藩结为联盟，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从此，日本的近代化道路一路畅通，对中对俄关乎国运的战争皆胜，以黄种人的身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那么中国就没有相同的机会吗？当然不是，况且中国也从不乏清醒的人。但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下，这种机会白白失去了，更是在义和团事件中携民意对抗历史的潮流，这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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