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学习历史，可相似的事情却在不停地发生，以史为鉴，人们做得到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中的复杂性，并从多个维度来探讨。
一、 为什么相似的事情会不断发生？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历史的循环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深层原因造成的：
人性的恒定与弱点： 纵观历史，驱动人类行为的核心动机——权力欲、贪婪、恐惧、嫉妒、追求安全和归属感——从未根本改变。这些人性中的光明与黑暗，是历史事件反复上演的土壤。无论是古罗马的政治腐败，还是近代欧洲的殖民扩张，亦或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对权力和财富的无尽追求，以及对自身利益的狭隘考量。
认知局限性与短视： 人们往往受到当下环境和自身经验的束缚，难以跳出当前的视角去深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即使有了历史的“前车之鉴”，决策者和民众也可能因为对未来的乐观预估、对风险的低估，或是为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后果。例如，金融市场的泡沫一次次破裂，但每次都有新的投机者涌入，期待自己能成为“最后一个离开者”。
利益集团的操纵与信息扭曲： 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掌握话语权和资源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会选择性地强调或淡化历史教训，甚至故意扭曲历史真相，以误导公众或掩盖自己的行为。宣传机器在历史重演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环境与条件的非完全复制： 虽然很多“相似”的事件发生，但它们发生的具体环境、参与者、技术水平、文化背景等都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使得人们可以辩称，当前的状况与过去的事件存在差异，从而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回避历史的警示。比如，有人会说“这次不一样”，以此来解释为何要采取与过去失败经验相似的行动。
历史的周期性与演变： 有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更深层次的周期性演变。例如，经济周期、政治变革周期等，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其内在逻辑却有共通之处。理解这些周期性规律，本身就是一种“以史为鉴”，但如何在这种演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仍然充满挑战。
知识的传承与遗忘： 尽管有教育和历史记载，但知识的传承并非完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和记忆，历史的细节容易被淡忘，深刻的教训也可能被浅薄化。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容易被碎片化的信息淹没，难以进行系统性的历史反思。
二、 人们“做得到”以史为鉴吗？—— 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现实
那么，在这些重重阻碍下，人们究竟能不能做到以史为鉴呢？答案是：既能，又不能，并且这是一个持续的、充满斗争的过程。
1. 能够以史为鉴的方面：
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教训。了解过去的决策是如何导致繁荣或衰败，可以帮助我们在制定政策、做出选择时避免同样的错误。例如，二战后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战争罪行的深刻忏悔，成为了其国家认同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
塑造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 历史事件中的英雄事迹、道德困境以及社会变革，塑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例如，对奴隶制度的批判，对人权进步的追求，都离不开对历史上不公义的反思和抵制。
提供分析工具和方法论： 学习历史，不仅是学习事件本身，更是学习历史学家如何分析原因、评估影响。这些分析工具和方法论可以应用于理解当前社会现象，并预测未来可能的走向。
警示作用： 即使相似的事件在发生，历史的记忆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历史的教训能够阻止某些极端错误的发生，或者至少让一部分人对潜在的风险保持警惕。例如，对种族灭绝的恐惧，促使国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潜在的类似事件。
2. 难以做到以史为鉴的现实困境：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完全、普遍地以史为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
“遗忘”与“不愿记住”的倾向： 历史的某些部分，特别是那些令人痛苦、羞耻或揭示人性黑暗面的部分，往往容易被遗忘或被选择性地回避。个人和群体都存在“遗忘”的倾向，以保护自我认同和减少心理负担。
“这次不一样”的幻觉： 如前所述，人们总是有理由相信“这次不一样”，从而忽视历史的警示。这种心理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充满变革和不确定性的时代。
教育和传播的局限性： 历史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历史的传播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历史知识没有得到有效、深入的普及，那么“以史为鉴”就无从谈起。
群体性盲目与非理性： 在群体狂热或恐慌的氛围下，个体很容易丧失理性和批判性思维，跟随大众的行为模式，即使这些模式曾经导致了灾难。历史事件中，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屡见不鲜。
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尽管人性相近，但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得过去的教训不一定能直接照搬。如何将历史经验与当下复杂的现实相结合，需要更高的智慧和能力。
三、 如何才能更好地“以史为鉴”？
尽管挑战巨大，但放弃“以史为鉴”的努力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以史为鉴”的可能性：
深化历史教育与普及： 历史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反思能力，鼓励他们去探究事件的深层原因和长期影响，而不是仅仅记忆年代和事件。同时，要通过各种形式（如纪录片、书籍、展览等）将历史知识更广泛地传播给大众。
鼓励跨学科的对话与研究： 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相结合，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模式和历史发展规律。
警惕信息操纵与培养媒介素养： 在信息时代，要特别警惕虚假信息和片面宣传，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鼓励独立思考和信息辨别能力。
建立有效的反思与问责机制： 对于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决策，应该建立有效的反思机制，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深刻剖析，并追究相关责任，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以史为鉴”。
认识人性的复杂性并保持谦卑： 深刻认识到人性的固有弱点，并对权力、欲望保持警惕，是“以史为鉴”的基础。在面对未知和挑战时，保持谦卑的态度，承认自己可能犯错，并愿意从历史中学习。
关注“历史的细微之处”： 不要只关注那些宏大的、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更要关注那些在历史的缝隙中被忽视的细节，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这些细微之处往往蕴含着更深刻的普遍性意义。
培养“历史同理心”： 尝试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决策，即便那些决策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这种“历史同理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并从中获得更宝贵的启示。
结论：
总而言之，人们学习历史，但相似的事情仍在不断发生，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以史为鉴”并非一个自动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深刻反思、不断斗争的过程。 人类确实有能力从历史中学习，并从中获得智慧和教训，也确实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导致错误反复出现。
我们能否做到以史为鉴，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人性的弱点，是否愿意直面历史的真相，是否能够抵制短视和私利，是否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理性的社会环境，以及是否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 历史的教训并非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它更像是一种永恒的提醒，要求我们在每一次新的选择面前，都更加审慎、更加清醒、更加负责。 历史的循环或许难以完全避免，但我们可以努力缩小循环的幅度，缩短循环的周期，并在其中不断进步。
网友意见
说的很好了。我补充一点：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
以史为鉴，了解了处境，有的过去的问题能够避免，有的还是无力回天。有的人以史为鉴，受益了。有的人没有以史为鉴，犯下了和历史上一样的错误。
好了，那么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我们看到最显著的是什么？是那些犯下了与历史上一样错误的人。
说着“以史为鉴没有用”这句话的人，可以历数那些犯下与历史上类似错误的案例。但是那些以史为鉴，回避了错误的案例，却淹没在茫茫史料之中，往往无人知晓。
泻药。
我觉得当年明月显然偷换了以史为鉴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偷换是非常巧妙的，文学式的咏叹调令不少人都沉溺其中，感觉又一次摧毁了古人口中的某句真理。
事实上，仔细思考这些话，不过是一种摇滚式的发泄罢了。
以史为鉴，从字面上讲，是用过去的事情作为参照物，来明白自己，家族，集体，国家的处境，这和“不犯错误”没有什么关系。
了解目前的处境，如果境况好，可以参照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来把握机会，增大收益。
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了解了目前的处境，只是知道目前的境地毫无希望而已，了解这个世界是改变世界和命运的基础，但是基础是不够的。很多时候观察历史，就像检测出了绝症，历史上的毁灭，会同样出现在自己身上罢了。
所以，以史为鉴，或者说了解了目前的处境，是个“是不是”，是什么的判断。和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增大收益并无直接关系。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直接毁灭于农民起义的有秦朝，新朝，隋朝，元朝，明朝，隋炀帝博学多才，元朝的末代宰相脱脱才华横溢，明末的孙传庭，洪承畴，那个不是饱读经史？难道我们能够相信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权处在类似秦末，新末的痛苦之中吗，问题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难道胡亥和王莽的处境不能够称之为绝望么？
孙传庭即使有通天之能，也不能让天下雨，空的粮仓突然被新稻装满，弥漫数省的瘟疫就此消灭，再多的粮食，也不能够镇抚揭竿而起的农民，何况一旦英雄开始饱尝鲜血，就再也吃不下其他的东西呢。
相反，在明朝建立前夕，李善长已经明确对朱元璋指出，元末的情况和秦末，新末是类似的，要他向汉高祖，汉光武帝学习，去夺取天下。
朱元璋听进去了，他也做到了。
这是另一种以史为鉴，这种观察是有正面效益的。
而我们提到的孙传庭，如果他看懂了这个局面，又决心做大明的忠臣，那么历史上他的死亡，也是符合这种认知的。
所以，反过来看当年明月的这段感叹，你就超越了过去的认知——当年明月眼中的以史为鉴，就是看到了前人杀忠臣，现在我不杀（扪心自问，袁崇焕那么胡搞怎能不死）。看到了前朝会毁灭，现在本朝就可以不毁灭，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并不能令人在认知层次上更上层楼。
再回到题主提到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我看过这本书，我认为作者混淆了知识和智慧的概念。
举例说明，这个例子正是我新书中的一个逻辑序列。
历史知识告诉我们，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成就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是在欧洲人没有接触到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没人能知道中世纪什么时候结束，也没人知道人文主义所描绘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由于人类的知识总是在增长，知识匮乏的古人不可能预测到未来的发展。
这是根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的反驳如下，和历史知识相对的，是历史智慧：
历史智慧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剧变，尤其是思想领域的剧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信息传递和承载成本的大幅度递减，其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会大幅度冲击旧有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老子说的圣人辈出，而大盗横行。
造纸术和印刷术并不是第一次缩减信息传播的成本。
第一次是竹简，竹简扭曲了西周。
第二次是造纸术，造纸术扭曲了西晋。
第三次是印刷术，印刷术扭曲了北宋。
以上的逻辑已经阐述明白，而史料的对应要写在书里。
我想，我已经全面阐述了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区别。
人类的知识确实是在不断地增长，但是智慧是一个衡量。
掌握了这个衡量，也就掌握了历史和未来。
综上所述，我反对当年明月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观点。
哎呀， 认真写一个回复不容易呢。
我要为过去简短轻佻的回答方式做十分钟的忏悔。
喵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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