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学识高，但是人品差的人？
曹操：乱世枭雄，才智绝顶，亦奸诈残忍
提起曹操，绕不开他那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几乎是他人生轨迹最真实的写照。
从个人能力上说，曹操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文学家。他的诗歌，雄浑悲凉，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如《观沧海》、《龟虽寿》，至今仍为人们传颂。在政治上，他推行屯田制，恢复了北方的生产，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军事上，他善于用兵，指挥了官渡之战等关键战役，将分散割据的局面转变为北方一统。
然而，曹操的人品，却饱受诟病。他的奸诈和残忍，是他身上难以抹去的污点。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杀吕伯奢全家”事件。为了躲避董卓，曹操投奔了好友吕伯奢。当他听到吕家磨刀霍霍的声音，误以为吕伯奢要加害于他，于是便将吕伯奢一家老小全部杀死，即便后来发现只是在杀猪，也丝毫没有悔意。这种多疑、冷酷，将个人安危置于一切之上的做法，让人不寒而栗。
他对人才的渴求，有时也显得极为不择手段。他为了得到人才，甚至会采取一些不光彩的手段。虽然“三顾茅庐”的故事展现了他的求贤若渴，但也有许多传闻说他为了拉拢或压制人才，会使用阴谋诡计。例如，他对杨修的猜忌和最终的处死，虽然有杨修自己恃才傲物、招惹祸端的成分，但曹操的防范心和手段，也显示出他性格中残酷的一面。
曹操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乱世之中，生存与道德之间的残酷权衡。他的才华，让他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但他的品行，也让他成为一个争议极高的人物。
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奠基人，现实主义的冷酷代言人
如果说曹操的品德问题还带有那个时代战争的烙印，那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则将“人品差”推向了理论的高度。
马基雅维利是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著作《君主论》至今仍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领域的重要参考。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政治就是权力的艺术”，并且为君主提供了一系列如何获取、巩固和扩张权力的“实用”建议。
他的学识体现在他对政治现象的深刻洞察和精辟分析。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为了国家利益和君主权力的稳固，可以采取欺骗、暴力、甚至背信弃义的手段。在他看来，仁慈、信实、人性等美德，在政治斗争中反而可能成为君主的弱点，导致其覆灭。“人人都会다고说好话，但很少有人會 있다고說真話，”他写道，“所以，一個明智的君主，與其講究信實，不如懂得掩飾。”（大意）
“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个词，至今仍然是贬义词，特指那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策略。他提倡的“结果可以证明过程的正当性”，在许多人看来，是对道德底线的公然挑战。
比如，在《君主论》中，他详细讨论了君主应该如何对待臣民，如何处理敌人，甚至如何使用武力。他并不回避那些看似残忍的手段，反而认为在必要的时候，残忍比过度仁慈更为“人道”，因为它可以避免更大的混乱和痛苦。他甚至建议君主在人民和贵族之间，选择更容易控制的那一方。
他这种完全以政治利益为导向的思考方式，将人性的善恶抽离出来，只关注权力和国家机器的运转。这种冷酷的理性，确实极具说服力，但也让人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他就像一位冷酷的外科医生，用锋利的手术刀解剖政治的肌体，却对病人承受的痛苦视而不见。
他的学识是巨大的，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方式。但他的“人品”——或者说他所倡导的“政治道德”，却被后世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
丘吉尔：伟大的战时领袖，亦有其粗暴与傲慢的一面
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英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的伟大领袖，毫无疑问是历史上的巨人。他的演讲振奋人心，他的决心坚定不移，他的学识渊博，他的文笔也极具力量。
从学识和成就上看，丘吉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还是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对英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敏锐的把握。他在战时的领导才能，更是毋庸置疑，他用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将英国从最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
然而，在光辉的形象之下，丘吉尔也并非完美无缺。
他的性格中带有明显的粗暴、傲慢和固执。他对待反对意见时，常常显得不耐烦，甚至出言不逊。他也有一些极具争议性的言论和决策。例如，他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消极态度，以及对某些殖民政策的维护，在今天看来，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偏见。他曾经轻蔑地称印度为“印度人民”，并认为他们需要英国的统治，这种言论，显然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
更令人诟病的是，他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常常带有个人好恶和政治立场。他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中对很多事件的描述，都被认为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为自己辩护的意图。例如，他对斯大林的态度，从战时的盟友，到战后的警惕，他的评价也随之变化，有时显得不够客观。
丘吉尔的“人品差”更多体现在他对待一些政治问题和人物的态度上，以及他身上固有的阶级观念和帝国主义思想。他的学识和能力，使他能够做出伟大的贡献，但他的个人性格和某些过时的思想，也让他身上带着时代的烙印和道德上的瑕疵。
结语
历史上的这些人，他们的学识和成就，是他们留给世界的宝贵财富。但他们的品德，同样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镜子。他们告诉我们，才华和人品并非总是一致。一个人的智慧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同时他的缺点又可以暴露得多么彻底。
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并非完美无瑕，他们的故事才更具警示意义和人情味。他们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历史伟人，也同样是血肉之躯，有着自己的欲望、偏见和局限。了解他们，不仅仅是学习他们的知识，更是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这或许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课题。
网友意见
我不太赞同一些对郭沫若的指责，虽然他德行有亏，但也不能因为对他的不喜欢，就把缺点无限放大，甚至造谣扭曲。
这里面事情有挺多是真实的，但是结论太主观臆测了。
1、郭沫若在公开反蒋前，有着国军的中将军衔，位高权重，生活优渥
1926年3月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建议郭沫若去黄埔军校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不久赴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蒋介石加封郭沫若为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加发200元津贴。1926年到1927年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如此背景下，他放弃这一切，依然公开反蒋，这怎么能说郭沫若没有文人傲骨呢？
九江三一七惨案与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就郭沫若个人来说，这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革命的黑暗时代公开讨伐蒋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更代表了郭“旗帜鲜明”的革命态度。之后郭沫若几乎失去了他拥有的一切地位，被国民政府通缉十年（1927-1937）。
至于《蒋委员长会见记》是人格分裂，我也不能赞同。当时全面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中日矛盾大于国共内部矛盾，郭沫若为了顾全大局，跟随TG，选择和国民党合作有什么问题呢？难道一定要学“攘外必先安内”，跟日本人一起，把蒋介石骂个狗血淋头才对吗？
而且根据夏衍回忆，郭沫若本人不愿意见蒋介石，后经周总理做思想工作方改变看法。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陆上海，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为淞沪抗战鼓动宣传。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歌颂，不久拜见汪精卫。夏衍回忆：“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
至于这位答主说《蒋委员长会见记》在大陆不见踪影，但其实此文网上随便都可以搜到，链接见后。其中有原文：
“目系而道存”，储蓄在脑子里所想说的话顿时感觉着丝毫也没有说的必要了。因为我感觉着蒋的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只要有这一决心就好，就能保证抗战的持久性。抗战既坚决而能持久，民（和谐）族的幸福还能有超过这一点的吗？
蒋又说，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
我自己也感觉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为最适宜的。我因为耳朵聋，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的机构。别人的议论我既不能听取，自己的意见也就无从交流。我把这个情形直率地说出了，我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我不敢接受。
蒋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我没有再多说话了。
我推荐大家读一下，就知道这篇文章并没有太多好指责的，夸个眼神明亮，抗日有决心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如果郭沫若那个时间，在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还公然写文称国家领袖“眼神黯淡，抗日没决心”，这才是卖国。
我认为不同的时间（1927和1937年），不同的境遇（内战和抗战），对同一人物有不同评价，根本没什么可被责备的。
举例来说，毛泽东主席在不同时期里面，对蒋介石也有完全不同的评价。1938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在延安，在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报告说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就是蒋介石。所以1938年毛泽东称蒋介石是伟大领袖，是最高统帅。但是到了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称蒋介石是人民公敌。
我举一份毛主席在1940年（民国29年）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亦是如此，其他还提及当时周总理也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先生盛德，钦佩无余）。这种话有的时候是客套，有的时候是政治需要。大人物如此，“小”人物郭沫若也是如此。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敬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之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以及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意。
致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至于建国后，尤其是1966之后的表现，我并无异议。我不接受，不赞同郭沫若的这些表现，但是考虑到那个时代背景，钱学森这种大科学家都能写出亩产万斤是可能的社论。我对他表示一定程度上的谅解。不是每个人都有为义殉道的风骨。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强求他冒着死亡的风险去批评当时的政府做法，要求可能过高。
郭沫若《蒋委员长会见记》原文
https:// zh.wikipedia.org/wiki/% E9%83%AD%E6%B2%AB%E8%8B%A5#.E6.B5.81.E4.BA.A1.E6.97.A5.E6.9C.AC
吴晗，具体事例自行百度吧。文革打到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绝大部分都是很冤屈的，但是吴晗可是真不冤
看了评论更新一下，好好说说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件事真不能说郭沫若不厚道。键盘侠们太容易听风就是雨了。
郭沫若和沈从文的论战，或者说左翼和沈从文的论战发生在1946到1948之间，起因是46年沈从文发表的《从现实学习》，其中提到闻一多被杀是愚者一击，这当然引起了民盟和郭沫若的极大反对。之后是47年写的《一种新希望》，指责民盟被kmt解散要从自己内部找原因。由此郭沫若在1948年3月写了《论反动文艺》，指责沈从文，这篇文章里说沈从文的也就400个字。考虑到1948年3月这个时间节点，完全就是论战而已，和迫害完全扯不上边。按这个标准鲁迅迫害了多少人？更何况沈从文自己得罪了民盟，写的文章说白了就是说你们民盟死了人被解散都是自找的，还不允许别人骂回来？
郭沫若和沈从文关系并不是那么差，沈从文最有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还是郭沫若写的序，里面可全都是好话啊，难道说郭沫若跪舔沈从文？
至于张爱玲胡兰成，我只能呵呵。兄弟是天生的，鲁迅不能替周作人背锅。张爱玲认识胡兰成的时候，抗战如火如荼，胡兰成可是发表了《战难和亦不易》的大汉奸，自己号称和平运动第五号人物，我不知道怎么洗这个地。
顺便说一下，胡兰成战后逃到日本，70年代回台湾教书，被台湾文化界群起而攻之，群情激愤要赶走汉奸，胡灰溜溜的回了日本。40年前对岸可比现在的键盘侠们底线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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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排第一的答案，笑喷了。
郭沫若的一生，写过些溜须拍马的文章，吹捧过无数的人，可目前来看从来没有检举过谁，也没有揭发过谁，从私德的角度比无数著名人物强多了去了。
更何况私德之上还有公德，论公德郭沫若甩民国一票大师十万八千里。
郭沫若入党是27年四一二以后，南昌起义那个月。白色恐怖时期入党，分分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好说是投机吧。至少比组织清党的蔡元培强点吧。
七七事变的时候郭沫若在日本，想方设法尽快回国，寻找各种帮助，在7月25日上船回国。
27日在船上，郭沫若写了首诗：
此来拼的全家哭，
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岳岱早安排。
不知道批评郭沫若文人无行的键盘党们有几人有这样的决心。
如果比无耻，周作人张爱玲之流比郭沫若无耻多了。郭沫若私德有亏，对朋友从不落井下石，对事业始终真诚，大节一直都在的。
人品差这种词，还是留给周作人张爱玲之流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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