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黑船事件之前的日本对外完全封闭，那么佩里等人是如何跟日本人交流的？
1. 事前准备与“敲门砖”
历史的铺垫： 在佩里来之前，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西方人踏足日本。荷兰人自17世纪以来，每年都有船只来到长崎的出岛，与日本进行贸易和有限的交流。虽然这种交流受到严格管制，但至少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些了解外部世界和西方语言（尤其是荷兰语）的渠道。日本人对西方人并非一无所知，也并非完全无法沟通。长崎出岛的荷兰人是日本与外界接触的唯一窗口。
语言的障碍与准备： 佩里深知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他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招募了一批懂荷兰语、对东方文化有研究的人员，包括翻译、学者和熟悉航海事务的人员。例如，他特意带上了在亚洲有经验的船员，并且在行程中就开始让船员学习简单的日语和荷兰语。出岛的荷兰商人也间接成为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和翻译的潜在人选，尽管幕府严禁他们直接协助佩里。
2. 佩里带来的“震撼教育”——强制性的初步接触
武力展示的信号： 佩里之所以被称作“黑船”使者，在于他带来的船队本身就是一种无声却极其有力的交流方式。巨大的蒸汽船、坚固的炮管，这些在当时日本人看来是前所未有的技术和军事力量，直接冲击了日本固有的世界观。这是一种“我们在这里，你们必须面对”的宣告，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日本的封闭。
“文明”的示范： 除了武力展示，佩里还带来了许多“西方文明”的象征。他带来了望远镜、蒸汽火车模型、电报机、照相机等先进的科技产品，这些新奇的东西让日本人目瞪口呆，也让他们窥见了西方社会的强大和进步。在进行交流之前，先让他们见识到什么是“更先进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沟通”。
3. 官方的接触：谨慎、仪式化与对峙
登陆地点的选择： 佩里选择了浦贺（今横须贺市）而非长崎作为登陆地点。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目的是显示美国不愿被日本限制在特定的港口，而是要自己选择接触的地点，这本身就带有一种挑战幕府权威的意味。
书信的传递与外交辞令： 佩里来日本并非直接要求谈判，而是首先递交了美国总统的国书。这封国书用荷兰语和英语书写，并配有官方印章，表明了美国的来意——请求开放港口、保障美国船只的补给和美国人在日本的安全。递交国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外交行为，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尽管双方都试图在其中占据主动。
幕府的反应与应对方略： 幕府对佩里的到来感到极度恐慌和为难。一方面，他们不能简单地拒绝，因为佩里的武力令人生畏；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坚持锁国政策，以免动摇统治根基。因此，幕府的回应极其谨慎，任命了高级官员来处理此事，并尽量拖延时间，同时派遣大量士兵在周边戒备，严密监视佩里及其船员的行动。
“官方翻译”的登场： 为了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幕府不得不动用他们在长崎出岛积累的语言人才。他们找到了在出岛的荷兰商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关于如何与佩里沟通的建议。同时，幕府也组织了精通荷兰语和一些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翻译人员成为了双方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通过荷兰语进行翻译，虽然有时会出现误解或信息损失，但至少保证了基本的沟通。
谈判的舞台： 初步的接触和书信往来后，双方开始进行正式的会谈。会谈地点被选在特定的地点，例如幕府为佩里搭建的临时会所。这些会谈充满了仪式感，双方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流程进行。佩里和他的代表会提出具体的要求，而幕府的官员则会回应，通常是含糊不清或者委婉拒绝。
4. 非官方的接触与文化交流
贸易与礼品交换： 除了官方会谈，佩里还利用贸易和礼品交换的方式与日本人进行非官方的接触。他会向日本人展示各种新奇的商品和技术，也会接受日本人赠送的礼品。这种交换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信息和文化上的。日本人对佩里的船员送来的巧克力、火腿、布料等非常好奇，而佩里也会向他们解释这些东西的来历。
好奇与观察： 尽管有严格的限制，日本民众对“黑船”和船上的“外国人”充满了好奇。在允许的区域内，日本人会偷偷观察佩里船员的生活和活动。同样，佩里和他的船员也在观察日本的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和技术水平。这些非正式的观察和交流，虽然没有直接的对话，但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
船员的活动： 佩里为了展示美国的力量和“友好”，也允许部分船员登陆进行有限的活动，例如参观神社、测量海岸线等。在这些过程中，他们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日本人产生短暂的接触，通过手势、简单的词语来沟通，或者通过随身携带的物品来表达意思。
总结来说，佩里等人与日本人的交流，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博弈的过程。 它不是基于平等的、自由的对话，而是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由美国主导，日本被动回应的交流。这种交流首先是通过展示压倒性的武力和先进技术来“敲开”日本的国门，然后通过官方的、仪式化的外交途径，在严格的管控下进行初步的沟通。而荷兰语成为了连接双方的唯一官方语言桥梁。同时，非官方的贸易、礼品交换和相互的好奇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和文化的传递。佩里采取的是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他创造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局面，迫使日本不得不进行接触和回应，从而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封闭状态。
网友意见
实际上英国在日本锁国前的1613年-1623年间，通过华商李旦、英国落难水手三浦按针的关系，与德川家康取得了联系，并且在日本平户岛建立了商馆，不过后来因为荷兰为了垄断香料贸易，袭击英国在印尼安汶岛的商馆，英国便单方面撤出了在平户的商馆。
此后在王政复辟时期，查理二世试图恢复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但是德川幕府以单方面撤出和查理二世和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公主结婚为由进行回绝，从此英国和德川幕府便没再有官方往来。
因此，虽说德川幕府会通过荷兰商馆提交的《荷兰风说书》（阿兰陀风说书）了解英国等国家的情况，可由于没有官方往来，导致在此之前虽有日本人懂英语，但是随着断交而失传了。
日本最早的英语翻译
这一情况直到拿破仑战争期间才有所改变。因为荷兰执政威廉五世被拿破仑驱逐，流亡到了英国。所以英国名正言顺地开始“帮助威廉五世”接收世界各地的商馆和殖民地。1808年10月，英国军舰菲顿号悬挂奥兰治旗驶入长崎，在绑架了两名不明真相的荷兰商馆办事员后，与长崎奉行所、前来支援的九州各藩藩兵陷入对峙状态。
虽然事件最终和平解决，但是德川幕府也由此意识到了英国的侵略性，于是在1809年下令，要求长崎的荷兰商馆教授六名荷兰语通词（翻译）吉雄忠次郎、吉雄权之助、本木庄左卫门、末永甚左卫门、马场为八郎、马场佐十郎、西吉右卫门说英语。
刚刚抵达日本的仓库管理员扬·科克·布洛霍夫（后来担任馆长）曾经在军队服役时，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所以全商馆就数他的英语说得最好。荷兰商馆馆长亨德里克·德乌夫和他聊得不错，便安排他作为日本翻译们的英语老师。
于是，上述的六个人便成了日本锁国后第一批会说英语的日本人。其中以本木庄左卫门为中心，他们几个人在1811年编写了英语会话集《谙厄利亚兴学小筌》、1814年又编写了第一部日英辞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
在另一方面，布洛霍夫虽然英语说得看似不错，但是荷兰口音很重而导致英语发音非常不标准。因为他发音本来就不好，所以也没有那个本事去纠正日本翻译们更加糟糕的发音。这导致上述的两本书错误很多，就算日本人认真学习了，最后和英语母语者交流时也会比较费劲。
詹姆斯·贝特尔来航
由于德川幕府对英国的警惕，在1824年英国船员于水户藩登陆的“大津滨事件”后的第二年，幕府颁布“异国船驱逐令”，下令驱逐除荷兰船只外的一切靠近日本近海的外国船只，这也导致了虽然日本的荷兰语翻译们不得不努力学习英语，但是却几乎没有英语母语者可以对话的尴尬局面。所以大部分日本翻译的英语说得很不怎么样。
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失败深深刺激到了德川幕府，这才取消了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英语翻译才再度有了用武之地。
比如说1846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詹姆斯·贝特尔在与清朝签订《望厦条约》后，率领两艘风帆战舰抵达日本浦贺，试图和日本也签订类似的条约。然而日方却拒绝他们下船，从而陷入僵局。
在贝特尔停留的期间，幕府一侧就派人去长崎找来懂英语的翻译。这些翻译抵达浦贺后，拿着英荷辞典，逐条把贝特尔送来的英文条款翻译成荷兰语，然后自己再从荷兰语翻译成日语，可见他们的英语基本上是哑巴英语，而且之前的日英词典也没派上什么用途……
在相持阶段，贝特尔本人试图下到日方的小船上登陆，结果就因为某个翻译的失误，导致小船上的武士产生了误会，还把贝特尔暴打了一顿。虽然最后德川幕府道了歉，但是贝特尔还是无功而返。
这件事也导致了后来佩里决心采用武力威胁手段迫使日本开国。
第一位英语母语教师的来航
然而，在1848年，却有一个名叫拉纳尔德·麦克唐纳的加拿大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式的前往日本。
麦克唐纳是加拿大红河殖民地的副州长和支奴干人公主之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支奴干人的语言在北美原住民里颇有些格格不入，因此住在太平洋沿岸的支奴干人，在学习了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后，便开始自称祖先是从日本渡海而来的。麦克唐纳受到母方族人的影响，自幼便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他放弃了父亲给他安排的银行工作，跑去做了美国捕鲸船的船员，就是为了到日本一探究竟。
麦克唐纳在抵达北海道的近海后，说服船长给他了一艘小艇，然后他独自划着小艇抵达烧尻岛。结果发现是无人岛，又划船抵达利尻岛，在和阿伊努人一起生活了几天后，终于被闻讯赶来的日本人抓获，接着送往长崎的崇福寺关押。
麦克唐纳对日本人的态度十分友好，和之前因为漂流而抵达日本的美国捕鲸船船员抗拒的态度很不一样。因此长崎奉行对他招待也很周全，又派森山荣之助（森山多吉郎）在内的十四名荷兰语翻译向他学习英语。
由于这些日本翻译本身有家学和自学的底子，因此麦克唐纳主要是教他们发音而不是单词和句型。虽然他在长崎只待了七个月就被美国船只救了回去，但是由于他本人是母语者，注意到了日本人辅音发音困难、R总发音成L的问题等等，特意进行了纠正，所以对于这批日本的英语翻译们的帮助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佩里来航的日侧翻译
1853年佩里第一次来航的时候，日方首席翻译叫堀达之助，也是长崎的荷兰语翻译。堀达之助通过阅读前人的作品，加之和懂英语的荷兰人多多交流，自学学成了英语。之前贝特尔来航的时候，他就负责过日英翻译。
这一次堀达之助作为日方首席翻译，替浦贺奉行所的中岛三郎助翻译佩里说的话。不过实际上最有名的场面是他坐船靠近佩里的舰队的时候用英语大喊：“I can speak Dutch!”（我会说荷兰语！）
虽然堀达之助会说英语，美国人也觉得他说英语没什么问题，但是最终他还是使用荷兰语和美方的荷兰语翻译波特曼（Anton L. C. Portman）之间进行对话。据说是因为日本一侧为了让日本和美国处于平等位置，所以决定不主动使用对方的语言，而是使用第三方语言进行对话。交涉时，波特曼负责把佩里的英语翻译成荷兰语，然后再由堀达之助从荷兰语翻译成日语告知给中岛三郎助。而后再反过来进行回复的翻译。
而美方的另外一位翻译、传教士卫三畏似乎不太懂荷兰语，所以他主要是负责汉文的文书以及直接使用日语、汉语对话（比如说和非正式外交人员直接提出要求）、以及对日语内容确认的翻译工作。
1854年佩里第二次来航的时候，这一次幕府又增派了专门向麦克唐纳学过英语的森山荣之助作为首席英语翻译，而堀达之助则退居次席。
但是美国人对森山荣之助的英语水平评价很一般，认为他听、说英语，只是刚刚达到能交流的程度。甚至觉得自学成才的堀达之助都说的比他流畅很多。不过森山荣之助作为翻译官的时候落落大方，佩里等对他的评价很不错。
而堀达之助虽然英语说的好一些，表现的也对欧美人比较友善。但是卫三畏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堀达之助“不值得信赖，请他办事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小气而又优柔寡断”，而且在森山荣之助翻译的不好的时候，堀达之助去帮忙翻译时总会越帮越忙。
由于森山荣之助作为翻译，技术层面上不怎么合格，而堀达之助作为翻译，在处事方面上不合格，所以最后他们还是绕回了用他们最拿手的荷兰语和佩里他们交流的起点上。
虽然森山荣之助说得一般，但是读写文书还是合格的，最后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时，美方的日文翻译版本是由卫三畏签名，而日方的英文翻译版本则是森山荣之助签名，据说森山的签名字还挺不错。
其后的事情
而堀达之助在下田停留阶段购买了不少美国人带来的翻译书，还遇到了冒充美国人、想要替德意志关税同盟签订通商条约的鲁道夫，由于堀达之助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幕府，所以被抓了起来关了四年。
在狱中，堀达之助和想要偷偷坐佩里的船前往美国的吉田松阴成了笔友，所以出狱后被吉田松阴委托，教授松阴的妹夫——久坂玄瑞为首的松下塾学生英语，这批人都成为了长州藩倒幕人士中的主力。
此外，堀达之助利用坐牢时间努力提升自我，后来还编写了第一部正式的日英辞典。
另一方面，森山荣之助则在江户小石川开设了英语塾，福泽谕吉在内的许多名人，都在出国留学前，在他这里速成学习过。
此外，由于和英美之间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幕府在1858年在长崎建立了专门的英语传习所，聘请外国教师培训英语专业人才。长江后浪推前浪，森山荣之助、堀达之助这些长崎翻译世家子弟，也终于被专门的英语学习者所取代，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黑船事件美方的首席翻译是通晓日语的汉学家卫三畏。
卫三畏（1812~1884），是第三位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后担任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在中国生活数十年，先后居住于广州和澳门，著有《中国总论》。他曾参与过中美《望厦条约》的文书翻译工作，而他能随佩里前去日本担任首席翻译，要从一次偶然的事故说起。
1832年11月，一艘从长崎开往江户(今东京)的日本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遭遇风暴，偏离了航向，在太平洋上漂流了许久到了美国西海岸，船上的14名日本船员中只有3人存活下来。在哈德逊湾公司( Hudsons Bay Co.)哥伦比亚地区负责人约翰·麦克劳林( John McLaughlin)的帮助下，他们从美国出发经伦敦、好望角，于1835年12月来到澳门。到澳门之后，英国总领事和商务监督义律( Charles elliott)将他们交给秘书郭实腊( Carl Gutzlaff)照管。郭实腊开始向他们学习日语。1836年又有4个日本船员因为船只失事流落到菲律宾，1837年3月,他们也辗转来到了澳门，卫三畏此时正在美国传教团设在澳门的印刷所工作，4名船员中的两名仍由郭实腊照管，另外两名则被安排到卫三畏的印刷所工作，卫三畏也开始向他们学习日语。
之后不久，美国商人查尔斯·金( Charles w.King)提议送这7名日本水手回国，并欲借此机会与日本建立贸易往来。此提议得到了郭实腊、卫三畏等人的赞同。1837年7月3日，“马礼逊号”载着卫三畏等38名乘客和船员前往日本，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送还日本船员和建立贸易往来的目标都没有实现，他们于8月29日回到澳门。归国不成，其中2名日本船员随“马礼逊号”的船长前往美国，另外2名日本船员仍在卫三畏的印刷所工作，成为卫三畏的日语老师，其余3名日本船员仍受雇于郭实腊。虽然此次日本之行毫无收获,但卫三畏仍坚持学习日语,为之后的传教工作做准备。在两位日本船员的帮助下，卫三畏先后将《马太福音》、《创世记》译成了日文，并编纂了一个日语词汇表。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在太平洋上贸易往来的增加，常有落难的海员漂流到日本后被监禁和虐待的报道出现，这一问题逐渐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贸易,美国商人也希望在太平洋上寻求一个供给站和中转站。在此情况下，1853年7月，美国政府派佩里率领海军舰队出使日本，其目的有二：一是与之订立通商条约，二是为落难海员寻求保护。
也许正是因为随“马礼逊号”前往日本的经历、对日语的学习和掌握、以及对东方社会文化的了解，卫三畏被佩里亲选为前往日本的翻译。1853年4月6日佩里率军抵达香港，4月9日卫三畏收到佩里邀请他担任日语翻译的信函。虽然他开始以日语基础薄弱且许久没有练习为由再三推辞，但在佩里的坚持和朋友们的劝说下，最终接受了这一任命。1853和1854年，卫三畏两次随佩里前去日本，他的表现也的确没有让人失望。除担任翻译外，他展现出良好的外交素质和谈判能力，对于和平签订《神奈川条约》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佩里既不是外交官也没有外交经验，而是一名严肃的军人，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烈意志，并认为自己是美国政府的代表，没有打算做出任何让步，卫三畏从一开始就不太赞成他刻板而缺乏技巧性的语言，往往在翻译的时候使用更缓和、更具外交辞令的语言。比如,日方为了表示尊重，在海滩上搭建了围帐,从迎宾的房舍一直延伸到海滨。佩里对此极为不满，派卫三畏和另一位随从去要求日本人拆掉这些东西。卫三畏在与日本官员交涉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表达佩里的不满，而是假装不经意地提出，由于他们的船比较多，拆掉两边的围帐会更方便登陆,日方立即命人拆掉了围帐和木桩。卫三畏用温和建议而不是强硬要求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此外，卫三畏在《神奈川条约》中加入“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建议也得到了佩里的采纳。此条款的加入得益于卫三畏此前参与翻译《望厦条约》的经历，它保证了日后美国在日本的最大利益。
当时的各种书刊报纸都报道了卫三畏在日本之行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佩里对卫三畏的工作也给予极大的肯定，他在日本之行结束之后，致信卫三畏称：
在日本之行中，你，我们的首席翻译，的确功不可没。对于你过人的才华，你的工作热情，还有你的尽忠职守，我想我是最好的见证人。我能够率舰队顺利完成这一项棘手的重大任务，与你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像你这样出色地完成任务的人。
此外，波士顿商会也赠予卫三畏一枚银制奖章，以表达他们的感谢和敬意。
总而言之，卫三畏在此次翻译和谈判中展现出的外交技巧和能力使他赢得了广泛认可。让他得以在后来担任外交官员，在早期中美外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把枪顶在脑门上，这还需要什么翻译？
有钱给钱，有粮给粮，有婆娘给婆娘。啥都没有了 ，赶紧跪下，痛哭流涕，鼻子眼还要冒几个泡泡出来，以显示自己的惶恐，求得一条生路。
日本还给佩里塑像，感谢佩里带来了文明，促进了明治维新，然后过了几十年上等人生活。
1964年，在日本国会参议员、自民党国防部会长源田实提议下，李梅获颁日本最高级别的“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这种特么的事情，还需要什么翻译。
那么大的火烧起来了，瞎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小眼神一瞟，懂的自然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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