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脱离时代来看。我最早读《新宋》,不知道是哪一版,只记得石越一上来就去见皇帝了,路上还给老农做了个天气预报。简直尴尬的要死,就没读下去。
后来新版的要好一些,“抄诗流”现在虽然是烂大街,可如《赘婿》之类也是抄诗起家,只要不是只会抄诗,前期金手指开开也是穿越文必须。只是《新宋》这金手指只是为了把石越摆到那个位置上,等到了位置了,石越彻底从一个现代人倒退回了宋朝士大夫。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比用尽手段美人已经在床上张开大腿了,男主却开始念叨“非礼勿视”了。
《宰执》前期到河湟拓边,韩三开的不叫金手指,简直是男性玛丽苏!如果说翻盘陈举还是标准的扮猪吃老虎,后面疗养院一开,军心蕃心皆收,河西一等一的大员个个忌惮这个不入流的选人,已经到了王八之气外漏,众人纳头便拜的地步。到了为了陷害窦家衙内,差点害死吏员家的孤儿寡母那段,已经彻底撕破了虚伪的脸皮,也几乎让我愤而弃书。实用主义的穿越者见过,这么寡廉鲜耻的不多。也让我对韩冈这个人行事的原则产生了很多困惑。
《宰执》的转折点在于白马县,进入朝官体系后,韩冈终于停止了猪突猛进的玛丽苏进程,开始展现其治政才能和政治智慧,几乎与此同时动辄一章的床第之事的描写也几乎没有了(我读的时候全都跳过,不胜其烦,看H文何必看这个)。如果说之前韩冈满口的家国天下只是爽文的爽点,到了这会作者终于开始动真格的开始改造宋朝了。
所以总结一下,《新宋》用半本《十字》写了石越写《论语正义》《石学七书》,《宰执》用两章半写灌园儿到朝官的奋斗路,说白了都是为了把主角摆到那个位置上。说《新宋》扯淡,《宰执》的晋升路也是瞎搞,只是花费了更多篇幅而已,不分伯仲,不存在谁更真实。
但刨去这发迹史,后面的东西还是可以谈谈的。
《新宋》写的是大历史进程,人物只是道具,所以一个唯一有点跳脱的柔嘉才会让一众读者心心念念。私认为《新宋》最令人击节的一个是“封建南海”,一个是“河北攻略”。前者确实是穿越文前无古人的开创,为中央集权下中华文明的存续提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后者则更是大多数穿越文不敢写的战略层面,从宋辽两国朝堂政治斗争,到战争的前期准备,后勤,部队调动,战争中期的僵持,对峙,小规模交锋。看上去宋军在各个战术战场都不利的情况下,完成了对韩宝断后部队的合围,实现了战略上的胜利。和一般穿越文喜欢直接描述战场厮杀的爽快不同,这种厚积薄发的战争描写是一种类似《文明》P社那种上帝视角的爽点。
《宰执》写的是个人奋斗史,作为小说功底是有的,特别是一些早期的设定,本来以为是负资产,会被作者有意无视掉,没想到后期居然都派上了用场,成为意外的惊喜。前面说了我觉得河湟拓边前后几乎都像换了个作者,结果前期的很多线索草蛇灰线,到后期作为伏笔一个个出现,此时感觉作者真是有点深不可测。另外关于学术的描写,其他回答也说了,横渠弟子的身份本来以为只是为了让穷措大有一个攀附权贵的设定,没想到居然一以贯之成为韩冈在学术上立足的根本,这个如果不是前期就有规划,很难相信作者能发挥到这种地步。当然到了“锤杀蔡确”之后,这书越来越水,作者也明显心思不在上面了。
请原谅我无法对部分宰执天下粉丝对本回答的质疑作出回应。
原因有三:
其一,青苗法是作为我比较小说的切入点出现,而非讨论的核心;
其二,我对宋史了解极少,只能泛泛而谈,说一说历史上出现的,很流行的一些看法,无力阐发自己的观点;
其三, 评论里和私信我的朋友,所表达的意见和我所试图表达的并无很大的关联,我也无法给予有效地回应
我想从一个比较小的切入口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个切入点是“青苗法”。
在谈论这两本宋穿佳作之前,我觉得不妨讨论一下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大佬的思路,青苗法的利弊究竟在哪里。
青苗法的建立思路,是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需要通过借贷的方式进行周转,并在秋收以后还本付息。这个民间的利息金额颇高,年息在五六成以上,对于农民来说,负担颇重。王安石有鉴于这个现象,结合自己和前辈的实践,选择让地方政府的粮仓承担这个借款工作,让地方政府出面借款,并收取20%的利息。这样,地方粮仓的陈粮得到了更新,老百姓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借到粮食,中央政府额外获得了一笔财政收入,除了地方放贷的地主,可以说各方得利,一举多得。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呢?
在司马光看来,青苗法只是看起来很美。
首先是司马光站在一个儒家学者的立场上,他批评政府给老百姓放贷取息是盘剥,这部分是腐儒之见,然而也不是全无道理,核心就是“盘剥”二字。我们回到青苗法的三个好处,在我们现在看来,老百姓以较低的成本借到粮食,应该是政府最大的目的,也是最显著的好处,但是在当时看来,政府额外的财政收入,才是青苗法最大的好处。立场和动机的不同,行事方式和结果也将是千差万别的。因为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钱到底借给了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不是把钱借出去了,是不是到期的时候,把本息都收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把钱借给富户更合理——即使他们并不需要贷款,但是我把钱借给富户,青苗贷的风险显然是大大地降低了。我所说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正是新法具体执行中摊派现象,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通过压榨民间的富户,来增加财政收入。
另一个问题是,这个青苗法,真的可以抑制兼并吗?很难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不可以。宋朝户籍分等,一等户最富,五等户最穷,不论是逻辑上还是现实上,都是三四五等的下户最需要借贷,而一二等的上户通常不需要,青苗法的搞法,通常是把一二等户逼破产,而很难真正惠及下户。更严重的问题是,地方上那些有权有势,家里有人当官的“形势户”,难道地方官还敢不长眼去摊派青苗贷吗?总不可能个个地方官都是王安石自己?结果是最富的权贵毫发无损,中产和小富户纷纷破产,能不激化土地兼并,就算好事了。
现在我们再分别看看新宋和宰执天下对青苗法的处理。
新宋中,石越非常清晰地点出了我上文所叙述的情况,亦即政府的强行摊派问题,青苗法实际上蜕变为对富户的变相定额税,石越的解决思路是让政府出面规范化民间借贷行为,设定具体的贷款利息上限,并对民间借贷征收较高的税收,这实质上是现代银行业的监管雏形,可行性并不强。不过对于青苗法存在的问题本身,新宋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
宰执天下这方面的处理则完全不同。宰执天下里,韩冈认为旧党之所以反对青苗法,是因为青苗法限制了作为地主的他们在地方上放贷取息的生意。实际上是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大概是把旧党诸位都看得太低了。我们应该注意到,新旧党的成员,都是官僚士大夫,阶级属性都是地主阶级,难道仅仅只有旧党在地方上有放贷取息的生意?为什么新党成员就有这么高的“觉悟”?这个逻辑实际上是讲不通的。而韩冈对于青苗贷也是基本没有改动,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政治手段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具体地解决现实问题——当然,宰执天下也并没有讨论这个现实问题。
另外一本宋穿小说《一世富贵》,历史背景是仁宗时代,主角在面对历史上青苗贷的真正发明人李参的时候,具体讨论了青苗贷的困境。首先,农业贷款,尤其是给小农的农业贷款,即使是现在也是风险很大的事情,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歉收,贷款基本上就收不回来;其次,具体给一户一户小民发放小额贷款,并要求收回本息,需要的人力物力是天文数字;最后,因为地主和农民有着半依附关系,能够通过一些非金融手段解决问题,如牵牛扒房卖儿鬻女这样的人伦惨剧,这时候政府还有立场主持一下公道,但一旦债主就是政府本身呢?政府采用了这样的非金融手段呢?
归根到底,在宋朝这个时代,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帮助民众,青苗贷的两个目的,只能实现其一,历史上的新党和宰执天下都选择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仅此而已。
而从小说具体的情节来看,新宋和宰执天下都很不真实,毕竟还只是YY小说,但其实两本书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新宋写的不是石越,而是宋朝,是一个新“宋”,因此人物单薄,金手指开得很大,显得很玄幻,但宋朝的背后的历史逻辑,至少作者试图努力去把握;
宰执天下写的就是韩冈,毕竟是韩冈去“宰执天下”,重点不在于改变宋朝,而是韩冈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过程,我们看着他一步步从灌园子做到宰相,书里的宋朝,人物还是历史上的那个人物,人物经历还是历史上的人物经历,说着宋朝的话语,但价值观却是作者的工业党价值观了。
新宋试图给出历史的另一个出口,在现实的历史问题上显得比较谨慎也比较就事论事,主角真正做成的事情很少,仅仅埋下了种子,这一点较为真实,但人物的奋斗史,人物形象的设计上,则显得非常空虚和扁平。相反,宰执天下的核心是一个穿越者的奋斗史,因此政治权术是宰执的核心,这方面显得很真实,历史逻辑的使用上,则完全是典型的宏大叙事风格,在现实的历史困难——积贫积弱的解决上,宰执选择了非常不真实的“工业化”大跃进。
如果让我上纲上线地讨论一下的话,新宋的历史观算是比较科班出身的比较中庸的历史观,而宰执天下的历史观,则是非常典型的工业党历史观,用一种刻板的,误用的阶级史观看待历史,并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偷换成政府这个“利维坦”的利益。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349271/answer/240211026?utm_source=com.example.android.notepad&utm_medium=social 我自己的这个回答,对这个阶级史观的误用有一点肤浅的阐述。
因此如果要说那个“宋朝”更真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投新宋一票,要问那个主角的“奋斗历程”更真实,我个人投宰执天下一票。
以上。
《新宋》是穿越文的早期之作,作为开创之功如何高评价都不为过。但如果落到实处,我还是要说:作者写这书时大约还没读过《宋史》。
且举一个石越得官的例子作为比较。
“朕以为布衣石越才学见识,皆非凡品,拟赐石越同进士及第,翰林侍读学士,朝请郎,赐金鱼袋,王卿以为如何?”赵顼随口说出一大串官名来,虽然翰林侍读学士和朝请郎都只是正七品,但是赐同进士及第和金鱼袋就是少有的恩宠了。
……“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莫若赐石越为白水潭学院山长,为正七品。出入禁中侍读,不必为官职,只当恩宠便是。”
宋代官制分官职差遣,上文是典型的一团粥。
(作者以为的)
出身:同进士及第。
本官:朝请郎(正七品)
差遣:翰林侍读学士(正七品)
白水潭学院山长(正七品)
特赐:金鱼袋
(实际情况)
1. 宋代没有“同进士及第”的说法。宋代只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以上三种都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才授予。
2. “朝请郎”是文散官,没有本官的情况下不授。
3. “翰林侍读学士”在宋代仅次于两制官的翰林学士之下的显位,大儒如程颐、朱熹,也因为“秩卑资浅”只得为更下级的“崇政殿说书”。
4. “白水潭学院”是民办学校,校长不纳入官僚系统,差遣也不等于官品——你们想象一下“新东方学校(副部级)”?
简单来说,石越一出场是个什么地位?
他首先用一首乾隆皇帝的御诗(一片两片三四片)就震慑住了眼高于顶的开封科举考生,一举成为了民间诗圣;然后再通过抄了几本钱穆的《论语新解》《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是连唐朝官制都没搞明白的那本),在宋代儒学界的地位就一跃超过了程、朱!而且人家程颐、朱熹还是正经的科举进士出身,沉浮宦海多年还是不及石学士。
这个真不是一句开金手指能够解释的,只能说是作者当年对宋史的学习还在门外的状态。
所以,小怪兽作为后来者写《宰执天下》时,里面有大量对《新宋》开嘲讽的段子。比如说“剃短发穿羽绒服要进开封城门,大概率会被当做辽国奸细抓起来”……具体到主人公的升官之路,我猜想有部分也是对着石学士当年的瞎胡来做的修正。
比如说……
(土鳖扛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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