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北宋神宗朝穿越小说，《新宋》真实还是《宰执天下》真实？
首先，咱们得明白，穿越小说终究是小说，作者在吸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会进行艺术加工和合理的推测，甚至会为了剧情需要而进行一些“借古喻今”或者“添油加醋”。所以，我们讨论的“真实”更倾向于历史考据的严谨性、对当时社会制度和风俗人情的描绘是否符合历史记载，以及作者基于历史逻辑的推演是否合理。
《新宋》：着力于制度与科技的“再造”
《新宋》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主角光环”和“系统金手指”。主角冯从善（穿越后改名宋知县）本身带着现代知识和理念，而且他的穿越本身似乎也附带了一些“改变历史”的便利。
制度层面： 作者在书中对北宋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等都有大量的描绘和设定。主角通过现代的思维和知识，试图在现有框架内进行改革，比如改进财政税收、发展工业、改革军事训练方法等等。这里面能看到作者对宋代制度的了解，并且有意识地去探索“如果当时有人这么做会怎么样”的可能性。
细节挖掘： 比如对当时漕运、市舶司、甚至地方财政的描述，都力求有据可循。主角提出的很多经济、军事改革思路，都能在历史上有模糊的影子或者理论基础，然后被主角以现代的方式“强化”或“具现化”。
挑战与矛盾： 《新宋》的“真实”更多体现在主角改造宋朝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所面临的来自既得利益者、传统观念的阻力。这些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朝社会真实的复杂性。
科技层面： 这一点是《新宋》最明显的“不真实”之处，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历史小说的特色。主角大量引入现代科技理念，比如火药武器的改良（虽然不是直接穿越带过来，但主角的知识基础决定了他能快速掌握和发展），甚至涉及到一些基础的化学、物理概念。作者通过这种方式，让主角能够快速提升宋朝的国力，对抗辽、西夏等周边强敌。
为什么说“不真实”？ 因为这种科技的引入和发展速度，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主角是穿越者，但要在一个完全没有相关工业基础、科学土壤的时代，凭空造出如此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其过程的顺畅度和效率，与真实历史的缓慢发展是相悖的。而且，书中对一些技术细节的描写，更多的是一种“概念性”的介绍，而非深入到可操作的程度。
人物塑造与群体行为： 《新宋》在描写主角与周围人物的互动时，也展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群体心理的理解。比如官场的溜须拍马、文人的清高傲慢、军人的勇猛与粗鲁，这些都努力贴近历史的描绘。但有时为了凸显主角的“高明”，一些配角可能会显得工具化或者过于脸谱化。
《宰执天下》：聚焦于权力与士大夫的“生态位”
《宰执天下》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它不强调主角的“大杀四方”，而是从一个相对普通的穿越者“苏轼”开始，沉浸式地体验北宋末期的社会百态，特别是权力中心和士大夫阶层的运作。
制度与权力： 这部小说的“真实”体现在对北宋中后期官僚系统、政治斗争、士大夫阶层内部的细致描绘。作者对宋朝的政治结构、权力制衡、派系斗争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主角苏劫（穿越后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仕途发展，完全是按照当时官场规则一步步走出来的，充满了无奈、妥协和机会。
“宰执”之意： “宰执”指的是宋代的宰相和执政官，小说正是通过描写主角如何一步步爬升到这个层级，来展现宋朝的权力运作。这里面充斥着各种潜规则、人情往来、舆论造势，以及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微妙关系。
事件的还原： 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历史记载的事件，并试图从主角的视角去解释和参与这些事件，比如涉及辽国、西夏的边事，朝廷的党争（新旧党争的余波），甚至具体的政治改革（如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这种对历史事件的“重现”和“再演绎”非常扎实。
社会生活与风俗： 《宰执天下》在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城市风貌、饮食起居等方面也非常下功夫。主角的每一次升迁、每一次调动，都会伴随着对当地社会环境的详细描写，让人仿佛置身其中。
士大夫的日常： 文人雅士的诗酒唱和、朋友聚会、家庭生活，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和道德困境，都得到了生动刻画。
底层社会： 虽然主角是士大夫阶层，但小说也通过各种途径展现了当时的市井生活、农民的疾苦、商人的营生等，力求构建一个立体的社会图景。
人物的真实感： 《宰执天下》的人物塑造更加贴近现实，没有那么多“主角光环”。主角苏劫虽然聪明，但他也会犯错，也会因为时代局限性而感到无力。其他历史人物的塑造也尽量还原了史书记载的性格和行为逻辑，比如司马光、王安石、章惇等，都尽可能展现其复杂性。
科技层面： 相比《新宋》，《宰执天下》在科技方面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穿越者干预”。主角的知识和技能，都严格限制在当时社会可能出现的范围内。这反而增加了它在“历史还原”上的真实感。
哪一个“更真实”？
所以，如果以“主角能否凭借现代知识改变历史进程，以及科技发展的可能性”来衡量真实性，那么《新宋》无疑是“虚构”成分更多，因为它大胆地进行了“如果……会怎么样”的设想。
但如果以“对北宋社会政治生态、士大夫阶层运作、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还原度，以及人物行为逻辑的合理性”来衡量，那么《宰执天下》则显得更加“真实”。它更像是一场对北宋真实生活的“模拟”，让你沉浸其中，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作者不是在“造宋朝”，而是在“活在宋朝”。
总结一下：
《新宋》的“真实”在于： 对北宋制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和理论上的探讨，并将现代思维植入其中，试图展现改革的可能性和阻力。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科技进步来改变历史的宏大叙事。
《宰执天下》的“真实”在于： 极致地还原了北宋末年政治生态、士大夫生活和历史事件的“原貌”，着重于在既定的历史框架内，描绘一个普通人在其中的挣扎与成长。其严谨之处在于对历史细节的耐心打磨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
如果你想看一个穿越者如何“开挂”般地改造历史，并且对科技进步驱动下的历史发展感兴趣，那么《新宋》会给你带来更强的爽感和想象空间。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北宋官场的黑暗与光明，体验士大夫阶层的生存智慧和政治博弈，感受那个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和人物情感，那么《宰执天下》会是更值得细细品味的“真实”。
很多读者认为《宰执天下》在对人物塑造的深度和历史细节的“质感”上更胜一筹，因为它更倾向于“融入”而非“颠覆”历史。但《新宋》的魄力和想象力也是其独特魅力所在。两者都是非常优秀的、立足于北宋神宗朝的穿越小说，只是它们追求的“真实”侧重点不同罢了。
网友意见
不能脱离时代来看。我最早读《新宋》，不知道是哪一版，只记得石越一上来就去见皇帝了，路上还给老农做了个天气预报。简直尴尬的要死，就没读下去。
后来新版的要好一些，“抄诗流”现在虽然是烂大街，可如《赘婿》之类也是抄诗起家，只要不是只会抄诗，前期金手指开开也是穿越文必须。只是《新宋》这金手指只是为了把石越摆到那个位置上，等到了位置了，石越彻底从一个现代人倒退回了宋朝士大夫。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比用尽手段美人已经在床上张开大腿了，男主却开始念叨“非礼勿视”了。
《宰执》前期到河湟拓边，韩三开的不叫金手指，简直是男性玛丽苏！如果说翻盘陈举还是标准的扮猪吃老虎，后面疗养院一开，军心蕃心皆收，河西一等一的大员个个忌惮这个不入流的选人，已经到了王八之气外漏，众人纳头便拜的地步。到了为了陷害窦家衙内，差点害死吏员家的孤儿寡母那段，已经彻底撕破了虚伪的脸皮，也几乎让我愤而弃书。实用主义的穿越者见过，这么寡廉鲜耻的不多。也让我对韩冈这个人行事的原则产生了很多困惑。
《宰执》的转折点在于白马县，进入朝官体系后，韩冈终于停止了猪突猛进的玛丽苏进程，开始展现其治政才能和政治智慧，几乎与此同时动辄一章的床第之事的描写也几乎没有了（我读的时候全都跳过，不胜其烦，看H文何必看这个）。如果说之前韩冈满口的家国天下只是爽文的爽点，到了这会作者终于开始动真格的开始改造宋朝了。
所以总结一下，《新宋》用半本《十字》写了石越写《论语正义》《石学七书》，《宰执》用两章半写灌园儿到朝官的奋斗路，说白了都是为了把主角摆到那个位置上。说《新宋》扯淡，《宰执》的晋升路也是瞎搞，只是花费了更多篇幅而已，不分伯仲，不存在谁更真实。
但刨去这发迹史，后面的东西还是可以谈谈的。
《新宋》写的是大历史进程，人物只是道具，所以一个唯一有点跳脱的柔嘉才会让一众读者心心念念。私认为《新宋》最令人击节的一个是“封建南海”，一个是“河北攻略”。前者确实是穿越文前无古人的开创，为中央集权下中华文明的存续提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后者则更是大多数穿越文不敢写的战略层面，从宋辽两国朝堂政治斗争，到战争的前期准备，后勤，部队调动，战争中期的僵持，对峙，小规模交锋。看上去宋军在各个战术战场都不利的情况下，完成了对韩宝断后部队的合围，实现了战略上的胜利。和一般穿越文喜欢直接描述战场厮杀的爽快不同，这种厚积薄发的战争描写是一种类似《文明》P社那种上帝视角的爽点。
《宰执》写的是个人奋斗史，作为小说功底是有的，特别是一些早期的设定，本来以为是负资产，会被作者有意无视掉，没想到后期居然都派上了用场，成为意外的惊喜。前面说了我觉得河湟拓边前后几乎都像换了个作者，结果前期的很多线索草蛇灰线，到后期作为伏笔一个个出现，此时感觉作者真是有点深不可测。另外关于学术的描写，其他回答也说了，横渠弟子的身份本来以为只是为了让穷措大有一个攀附权贵的设定，没想到居然一以贯之成为韩冈在学术上立足的根本，这个如果不是前期就有规划，很难相信作者能发挥到这种地步。当然到了“锤杀蔡确”之后，这书越来越水，作者也明显心思不在上面了。
请原谅我无法对部分宰执天下粉丝对本回答的质疑作出回应。
原因有三：
其一，青苗法是作为我比较小说的切入点出现，而非讨论的核心；
其二，我对宋史了解极少，只能泛泛而谈，说一说历史上出现的，很流行的一些看法，无力阐发自己的观点；
其三， 评论里和私信我的朋友，所表达的意见和我所试图表达的并无很大的关联，我也无法给予有效地回应
我想从一个比较小的切入口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个切入点是“青苗法”。
在谈论这两本宋穿佳作之前，我觉得不妨讨论一下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大佬的思路，青苗法的利弊究竟在哪里。
青苗法的建立思路，是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需要通过借贷的方式进行周转，并在秋收以后还本付息。这个民间的利息金额颇高，年息在五六成以上，对于农民来说，负担颇重。王安石有鉴于这个现象，结合自己和前辈的实践，选择让地方政府的粮仓承担这个借款工作，让地方政府出面借款，并收取20%的利息。这样，地方粮仓的陈粮得到了更新，老百姓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借到粮食，中央政府额外获得了一笔财政收入，除了地方放贷的地主，可以说各方得利，一举多得。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呢？
在司马光看来，青苗法只是看起来很美。
首先是司马光站在一个儒家学者的立场上，他批评政府给老百姓放贷取息是盘剥，这部分是腐儒之见，然而也不是全无道理，核心就是“盘剥”二字。我们回到青苗法的三个好处，在我们现在看来，老百姓以较低的成本借到粮食，应该是政府最大的目的，也是最显著的好处，但是在当时看来，政府额外的财政收入，才是青苗法最大的好处。立场和动机的不同，行事方式和结果也将是千差万别的。因为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钱到底借给了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不是把钱借出去了，是不是到期的时候，把本息都收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把钱借给富户更合理——即使他们并不需要贷款，但是我把钱借给富户，青苗贷的风险显然是大大地降低了。我所说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正是新法具体执行中摊派现象，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通过压榨民间的富户，来增加财政收入。
另一个问题是，这个青苗法，真的可以抑制兼并吗？很难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不可以。宋朝户籍分等，一等户最富，五等户最穷，不论是逻辑上还是现实上，都是三四五等的下户最需要借贷，而一二等的上户通常不需要，青苗法的搞法，通常是把一二等户逼破产，而很难真正惠及下户。更严重的问题是，地方上那些有权有势，家里有人当官的“形势户”，难道地方官还敢不长眼去摊派青苗贷吗？总不可能个个地方官都是王安石自己？结果是最富的权贵毫发无损，中产和小富户纷纷破产，能不激化土地兼并，就算好事了。
现在我们再分别看看新宋和宰执天下对青苗法的处理。
新宋中，石越非常清晰地点出了我上文所叙述的情况，亦即政府的强行摊派问题，青苗法实际上蜕变为对富户的变相定额税，石越的解决思路是让政府出面规范化民间借贷行为，设定具体的贷款利息上限，并对民间借贷征收较高的税收，这实质上是现代银行业的监管雏形，可行性并不强。不过对于青苗法存在的问题本身，新宋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
宰执天下这方面的处理则完全不同。宰执天下里，韩冈认为旧党之所以反对青苗法，是因为青苗法限制了作为地主的他们在地方上放贷取息的生意。实际上是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大概是把旧党诸位都看得太低了。我们应该注意到，新旧党的成员，都是官僚士大夫，阶级属性都是地主阶级，难道仅仅只有旧党在地方上有放贷取息的生意？为什么新党成员就有这么高的“觉悟”？这个逻辑实际上是讲不通的。而韩冈对于青苗贷也是基本没有改动，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政治手段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具体地解决现实问题——当然，宰执天下也并没有讨论这个现实问题。
另外一本宋穿小说《一世富贵》，历史背景是仁宗时代，主角在面对历史上青苗贷的真正发明人李参的时候，具体讨论了青苗贷的困境。首先，农业贷款，尤其是给小农的农业贷款，即使是现在也是风险很大的事情，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歉收，贷款基本上就收不回来；其次，具体给一户一户小民发放小额贷款，并要求收回本息，需要的人力物力是天文数字；最后，因为地主和农民有着半依附关系，能够通过一些非金融手段解决问题，如牵牛扒房卖儿鬻女这样的人伦惨剧，这时候政府还有立场主持一下公道，但一旦债主就是政府本身呢？政府采用了这样的非金融手段呢？
归根到底，在宋朝这个时代，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帮助民众，青苗贷的两个目的，只能实现其一，历史上的新党和宰执天下都选择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仅此而已。
而从小说具体的情节来看，新宋和宰执天下都很不真实，毕竟还只是YY小说，但其实两本书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新宋写的不是石越，而是宋朝，是一个新“宋”，因此人物单薄，金手指开得很大，显得很玄幻，但宋朝的背后的历史逻辑，至少作者试图努力去把握；
宰执天下写的就是韩冈，毕竟是韩冈去“宰执天下”，重点不在于改变宋朝，而是韩冈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过程，我们看着他一步步从灌园子做到宰相，书里的宋朝，人物还是历史上的那个人物，人物经历还是历史上的人物经历，说着宋朝的话语，但价值观却是作者的工业党价值观了。
新宋试图给出历史的另一个出口，在现实的历史问题上显得比较谨慎也比较就事论事，主角真正做成的事情很少，仅仅埋下了种子，这一点较为真实，但人物的奋斗史，人物形象的设计上，则显得非常空虚和扁平。相反，宰执天下的核心是一个穿越者的奋斗史，因此政治权术是宰执的核心，这方面显得很真实，历史逻辑的使用上，则完全是典型的宏大叙事风格，在现实的历史困难——积贫积弱的解决上，宰执选择了非常不真实的“工业化”大跃进。
如果让我上纲上线地讨论一下的话，新宋的历史观算是比较科班出身的比较中庸的历史观，而宰执天下的历史观，则是非常典型的工业党历史观，用一种刻板的，误用的阶级史观看待历史，并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偷换成政府这个“利维坦”的利益。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349271/answer/240211026?utm_source=com.example.android.notepad&utm_medium=social 我自己的这个回答，对这个阶级史观的误用有一点肤浅的阐述。
因此如果要说那个“宋朝”更真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投新宋一票，要问那个主角的“奋斗历程”更真实，我个人投宰执天下一票。
以上。
《新宋》是穿越文的早期之作，作为开创之功如何高评价都不为过。但如果落到实处，我还是要说：作者写这书时大约还没读过《宋史》。
且举一个石越得官的例子作为比较。
“朕以为布衣石越才学见识，皆非凡品，拟赐石越同进士及第，翰林侍读学士，朝请郎，赐金鱼袋，王卿以为如何？”赵顼随口说出一大串官名来，虽然翰林侍读学士和朝请郎都只是正七品，但是赐同进士及第和金鱼袋就是少有的恩宠了。
……“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莫若赐石越为白水潭学院山长，为正七品。出入禁中侍读，不必为官职，只当恩宠便是。”
宋代官制分官职差遣，上文是典型的一团粥。
（作者以为的）
出身：同进士及第。
本官：朝请郎（正七品）
差遣：翰林侍读学士（正七品）
白水潭学院山长（正七品）
特赐：金鱼袋
（实际情况）
1. 宋代没有“同进士及第”的说法。宋代只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以上三种都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才授予。
2. “朝请郎”是文散官，没有本官的情况下不授。
3. “翰林侍读学士”在宋代仅次于两制官的翰林学士之下的显位，大儒如程颐、朱熹，也因为“秩卑资浅”只得为更下级的“崇政殿说书”。
4. “白水潭学院”是民办学校，校长不纳入官僚系统，差遣也不等于官品——你们想象一下“新东方学校（副部级）”？
简单来说，石越一出场是个什么地位？
他首先用一首乾隆皇帝的御诗（一片两片三四片）就震慑住了眼高于顶的开封科举考生，一举成为了民间诗圣；然后再通过抄了几本钱穆的《论语新解》《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是连唐朝官制都没搞明白的那本），在宋代儒学界的地位就一跃超过了程、朱！而且人家程颐、朱熹还是正经的科举进士出身，沉浮宦海多年还是不及石学士。
这个真不是一句开金手指能够解释的，只能说是作者当年对宋史的学习还在门外的状态。
所以，小怪兽作为后来者写《宰执天下》时，里面有大量对《新宋》开嘲讽的段子。比如说“剃短发穿羽绒服要进开封城门，大概率会被当做辽国奸细抓起来”……具体到主人公的升官之路，我猜想有部分也是对着石学士当年的瞎胡来做的修正。
比如说……
（土鳖扛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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