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清粉丝在褒己时用的都是前中期的历史，贬他时用的都是中后期的历史。？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明清时期文人在历史叙事中的一种惯性思维和情感倾向。简单来说，他们“褒己”时倾向于选取明朝或清朝前中期的历史，因为这些时期通常伴随着王朝的建立、巩固、辉煌以及一些被认为值得称道的政治成就和文化繁荣；而“贬他”时则乐于挖掘中后期历史中的衰败、腐败、危机，用以映衬自身王朝的优越，或者为自己王朝的问题寻找历史的“借鉴”和“解脱”。
咱们一层一层来掰扯掰扯：
一、 “褒己”时，为什么总是盯着明朝或清朝的前中期？
1. 建立与开创的辉煌：
明朝： 想想“洪武之治”、“永乐盛世”。朱元璋从乱世中起家，建立了一个全新而强大的帝国，扫荡了元朝的腐朽，重建了中央集权。随后朱棣的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等，都是开疆拓土、威震四方、文化昌盛的象征。这些都是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后代王朝文人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资本。
清朝： 同样，清朝入关建立政权，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被誉为“康乾盛世”。这时期，清朝疆域空前辽阔，民族融合取得显著成效，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文化上也出现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巨著。这些都是一个王朝最光辉、最值得炫耀的时刻。
2. “正统”与“合法性”的构建：
每个王朝都希望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选择前中期的历史，尤其是在王朝建立初期，更容易找到符合儒家道统的叙事，例如“天命所归”、“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朝）、“君临天下，万邦来朝”（清朝早期）。这些叙事有助于巩固统治，赢得人心。
通过强调前中期的“开国之君”的雄才大略和“承平之世”的政治清明，可以塑造一个理想化的王朝模板，用来对比和衬托“当时”的现实（无论是为了改革，还是为了辩解）。
3. 理想化的政治范式与制度典范：
前中期往往是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关键时期。例如，明朝的内阁制、奏折制度，清朝的军机处、奏折制度等，在早期可能还有其积极运作的方面。文人可以从中提炼出“君臣和洽”、“依法行政”等理想化的政治实践，作为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如果当时朝廷要推行某些改革，或者为某些政策辩护，很容易会引用前中期那些被认为“有效”的制度和做法，来证明这些思路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4. 回避现实的压力与矛盾：
明清两朝，特别是后期，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矛盾、政治腐败、对外危机（例如明朝的党争、宦官专权、农民起义、北方边患；清朝的腐败、财政危机、外国侵略等）。直接面对和反思这些，往往是敏感而危险的。
将目光投向前中期，就像是躲进历史的避风港，那里有光鲜亮丽的过去，可以暂时忘记眼前的困境。
二、 “贬他”时，为什么总爱挑中后期的历史？
1. 对比现实的政治靶子：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一个王朝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和问题。文人（尤其是对现实不满的文人）会选取与自己所处时代相似的“衰败”时期，然后将自己王朝的弊病与之类比，比如指责当权者“不如XX朝中期某某皇帝”、“重蹈XX朝晚期覆辙”。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警示、批判，甚至煽动。通过放大历史上的“失败案例”，来强调当下问题的严重性，或者为自己的批判提供“历史依据”。
2. 寻找历史的“借口”与“合理化”：
当一个王朝自身也存在严重问题时，文人也会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找“普遍性”的解释。比如，如果一个朝代后期腐败严重，他们可以说“历朝历代，到了后期，腐败都是难以避免的”，然后引用某个朝代晚期的例子来佐证。这是一种“洗白”或“解脱”的策略，暗示王朝的困境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常态”。
这种叙事方式有助于减轻王朝自身的责任，将问题归咎于“历史规律”，从而让当权者或改革者感到压力可以稍缓，或者为改革的艰难提供理由。
3. 揭露“恶”的根源，强化改革的紧迫性：
有些时候，文人选取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是为了凸显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如，描述某个朝代晚期的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是为了强调现在不改革就会重蹈覆辙。
这是一种“苦口婆心”的劝谏，通过描绘最糟糕的场景，来促使当权者正视问题，采取行动。
4. “他”也包括“前朝”或“同代不同派系”：
需要注意的是，“贬他”的对象不一定总是指代自己的王朝的“前史”。在明清时期，有很多文人会对比其他朝代，例如他们会拿唐宋的某些方面来对比，或者在同一王朝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也会互相攻击，引用对方宗族或派系曾经的“污点”历史来攻击对方。
但总的来说，选取中后期历史来贬低，是因为中后期历史往往有更多的“负面素材”可供挖掘，更容易找到“共同点”来批评。
举个例子：
假设在明朝后期，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们普遍感到政治腐败。
褒己时： 他们可能会怀念洪武初年的严刑峻法，歌颂永乐年间的大规模基建和对外贸易，强调那时君臣之间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的党争和宦官专权。
贬他（比如指责当时的皇帝或权臣）时： 他们可能会引用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后，皇帝被俘，国家一度陷入混乱，或者引述明朝晚期一些朝代的昏君和奸臣乱政的例子，来批评当朝的统治者不如前人，甚至说“这是重蹈XX朝晚期的覆辙”。
再比如，在清朝后期，面对内忧外患，一些知识分子可能会歌颂康熙皇帝的御驾亲征、开疆拓土，赞扬雍正皇帝的勤政爱民、整顿吏治，乾隆朝前期的“十全武功”和文化建设。同时，他们可能会批评晚清的腐败无能，并将之与清朝中期（例如道光、咸丰时期）的混乱相比，或者借用明朝晚期政治腐败、天灾人祸的例子来渲染危机的严重性。
总结来说，这种选择性地使用历史材料，是明清文人一种常见且有效的叙事策略。 它既是一种情感寄托和思想表达，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和话语建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
强化自身王朝的合法性与优越感。
为改革或批判提供历史依据和情感共鸣。
逃避或合理化现实的困境。
这种做法反映了历史叙事并非完全客观，而是常常被当下的需求和情感所塑造。
咱们一层一层来掰扯掰扯：
一、 “褒己”时，为什么总是盯着明朝或清朝的前中期？
1. 建立与开创的辉煌：
明朝： 想想“洪武之治”、“永乐盛世”。朱元璋从乱世中起家，建立了一个全新而强大的帝国，扫荡了元朝的腐朽，重建了中央集权。随后朱棣的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等，都是开疆拓土、威震四方、文化昌盛的象征。这些都是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后代王朝文人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资本。
清朝： 同样，清朝入关建立政权，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被誉为“康乾盛世”。这时期，清朝疆域空前辽阔，民族融合取得显著成效，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文化上也出现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巨著。这些都是一个王朝最光辉、最值得炫耀的时刻。
2. “正统”与“合法性”的构建：
每个王朝都希望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选择前中期的历史，尤其是在王朝建立初期，更容易找到符合儒家道统的叙事，例如“天命所归”、“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朝）、“君临天下，万邦来朝”（清朝早期）。这些叙事有助于巩固统治，赢得人心。
通过强调前中期的“开国之君”的雄才大略和“承平之世”的政治清明，可以塑造一个理想化的王朝模板，用来对比和衬托“当时”的现实（无论是为了改革，还是为了辩解）。
3. 理想化的政治范式与制度典范：
前中期往往是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关键时期。例如，明朝的内阁制、奏折制度，清朝的军机处、奏折制度等，在早期可能还有其积极运作的方面。文人可以从中提炼出“君臣和洽”、“依法行政”等理想化的政治实践，作为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如果当时朝廷要推行某些改革，或者为某些政策辩护，很容易会引用前中期那些被认为“有效”的制度和做法，来证明这些思路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4. 回避现实的压力与矛盾：
明清两朝，特别是后期，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矛盾、政治腐败、对外危机（例如明朝的党争、宦官专权、农民起义、北方边患；清朝的腐败、财政危机、外国侵略等）。直接面对和反思这些，往往是敏感而危险的。
将目光投向前中期，就像是躲进历史的避风港，那里有光鲜亮丽的过去，可以暂时忘记眼前的困境。
二、 “贬他”时，为什么总爱挑中后期的历史？
1. 对比现实的政治靶子：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一个王朝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和问题。文人（尤其是对现实不满的文人）会选取与自己所处时代相似的“衰败”时期，然后将自己王朝的弊病与之类比，比如指责当权者“不如XX朝中期某某皇帝”、“重蹈XX朝晚期覆辙”。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警示、批判，甚至煽动。通过放大历史上的“失败案例”，来强调当下问题的严重性，或者为自己的批判提供“历史依据”。
2. 寻找历史的“借口”与“合理化”：
当一个王朝自身也存在严重问题时，文人也会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找“普遍性”的解释。比如，如果一个朝代后期腐败严重，他们可以说“历朝历代，到了后期，腐败都是难以避免的”，然后引用某个朝代晚期的例子来佐证。这是一种“洗白”或“解脱”的策略，暗示王朝的困境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常态”。
这种叙事方式有助于减轻王朝自身的责任，将问题归咎于“历史规律”，从而让当权者或改革者感到压力可以稍缓，或者为改革的艰难提供理由。
3. 揭露“恶”的根源，强化改革的紧迫性：
有些时候，文人选取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是为了凸显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如，描述某个朝代晚期的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是为了强调现在不改革就会重蹈覆辙。
这是一种“苦口婆心”的劝谏，通过描绘最糟糕的场景，来促使当权者正视问题，采取行动。
4. “他”也包括“前朝”或“同代不同派系”：
需要注意的是，“贬他”的对象不一定总是指代自己的王朝的“前史”。在明清时期，有很多文人会对比其他朝代，例如他们会拿唐宋的某些方面来对比，或者在同一王朝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也会互相攻击，引用对方宗族或派系曾经的“污点”历史来攻击对方。
但总的来说，选取中后期历史来贬低，是因为中后期历史往往有更多的“负面素材”可供挖掘，更容易找到“共同点”来批评。
举个例子：
假设在明朝后期，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们普遍感到政治腐败。
褒己时： 他们可能会怀念洪武初年的严刑峻法，歌颂永乐年间的大规模基建和对外贸易，强调那时君臣之间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的党争和宦官专权。
贬他（比如指责当时的皇帝或权臣）时： 他们可能会引用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后，皇帝被俘，国家一度陷入混乱，或者引述明朝晚期一些朝代的昏君和奸臣乱政的例子，来批评当朝的统治者不如前人，甚至说“这是重蹈XX朝晚期的覆辙”。
再比如，在清朝后期，面对内忧外患，一些知识分子可能会歌颂康熙皇帝的御驾亲征、开疆拓土，赞扬雍正皇帝的勤政爱民、整顿吏治，乾隆朝前期的“十全武功”和文化建设。同时，他们可能会批评晚清的腐败无能，并将之与清朝中期（例如道光、咸丰时期）的混乱相比，或者借用明朝晚期政治腐败、天灾人祸的例子来渲染危机的严重性。
总结来说，这种选择性地使用历史材料，是明清文人一种常见且有效的叙事策略。 它既是一种情感寄托和思想表达，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和话语建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
强化自身王朝的合法性与优越感。
为改革或批判提供历史依据和情感共鸣。
逃避或合理化现实的困境。
这种做法反映了历史叙事并非完全客观，而是常常被当下的需求和情感所塑造。
网友意见
因为任何一个已经结束的政权兴衰都是前中期武德充沛，锐意进取，奋发图强。中后期屡战屡败，贪腐成风，行政僵化，民不聊生。然后这政权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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