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历史真的很容易被篡改吗?

回答


历史是否容易被篡改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问题,涉及人类社会对过去的记录、解释与重构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主观意图以及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以下从多个角度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一、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1. 历史的不可逆性与记录的局限性
历史事件本身是过去发生的,具有客观存在性(如战争、条约、科技进步等),但人类对历史的记载和解释始终依赖于有限的信息来源。古代文献可能因战乱、政治原因被销毁或篡改(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现代历史记录也难以完全避免人为干预。

2. 视角与立场的影响
历史叙述往往带有观察者的主观性:
权力叙事:统治者可能通过官方史书、纪念碑、教育体系等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正统”历史(如苏联时期对十月革命的宣传)。
民族主义叙事:一些国家会强调本民族在冲突中的“受害者”角色,而淡化或否认其他方的责任(例如某些东亚国家对近代战争史的不同表述)。
文化偏见:不同文明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可能因价值观差异而产生巨大分歧(如西方对殖民历史的描述与被殖民地区的历史记忆)。



二、篡改历史的常见手段
1. 选择性遗忘与信息遮蔽
删除或隐藏敏感内容:例如,某些国家会通过法律禁止讨论特定历史事件(如台湾地区的“去中国化”教育)。
修改教科书:日本在20世纪末对二战时期侵略行为的表述曾引发国际争议;一些中东国家则淡化阿拉伯帝国扩张中的暴力性。

2. 伪造证据与篡改文献
古代案例:《尚书》中部分篇章被学者认为是后人伪托孔子之名添加的“经典”。
现代案例:纳粹德国通过伪造文件(如《伪造的犹太人法律》)煽动反犹情绪;苏联时期斯大林曾要求修改历史照片和文献以消除政治对手的存在感。

3. 媒体与叙事操控
宣传机器: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等政权通过电影、报纸、广播系统灌输特定的历史观。
网络时代的“信息战”:社交媒体被用来散布虚假历史叙述(如某些国家利用算法放大“爱国史观”的内容)。

4. 集体记忆的重构
一些群体可能通过纪念活动、纪念碑或节日重塑历史记忆(例如美国南方对南北战争的“美化叙事”)。
历史事件被简化为符号化标签,导致复杂性被消解(如将“9·11事件”单纯描述为“恐怖袭击”,而忽略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背景)。



三、历史篡改的动机与后果
1. 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
历史常被用作合法性工具:例如,中国近代史中“百年屈辱”的叙事强化了民族复兴的正当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通过重塑巴列维王朝的历史来巩固宗教权威。
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催生虚假历史叙述(如某些国家将邻国的领土要求解释为“历史正义”)。

2. 社会控制与身份认同
通过塑造共同历史记忆,强化群体归属感(例如俄罗斯对二战胜利的叙事),但也可能导致对少数群体的排斥。
历史被工具化为“对抗性叙事”,如某些地区将殖民历史作为当前冲突的合法性来源。

3. 经济与文化利益
旅游业可能通过选择性展示历史(如埃及金字塔的“神圣化”叙述)来吸引游客,但忽略其背后的剥削性。
艺术作品和影视改编常对历史进行重构(如《角斗士》对罗马帝国的浪漫化),引发学术界争议。



四、现代技术对历史记录的影响
1. 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与真实性危机
社交媒体放大了虚假历史叙述的传播速度,例如“阴谋论”(如认为人类登月是骗局)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关注。
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甚至可以合成“历史人物演讲”,挑战人们对历史真实性的判断。

2. 大数据与算法对历史叙事的重塑
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优先推送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导致“信息茧房”现象,使某些历史观点被强化或边缘化。
例如,部分国家的网络审查制度会过滤特定历史关键词,形成“数字记忆缺失”。

3. 档案与文献的数字化挑战
纸质文献可能因自然灾害、战争或政治原因消失,而数字记录同样面临技术过时、数据丢失或人为篡改的风险(如某些政府删除官方数据库中的敏感信息)。



五、如何应对历史被篡改的可能性?
1. 学术研究的严谨性
历史学家通过交叉验证多源文献(如考古发现、口述史、国际档案)、批判性分析不同视角,努力还原更接近事实的叙述。例如,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依赖幸存者证词、日军战报和西方记者记录。

2. 教育中的多元叙事
教育系统应鼓励学生接触多角度的历史资料(如对比中国与日本教科书对二战的不同表述),培养批判性思维。

3. 技术工具的辅助
区块链技术可用于追踪文献和文物的真实性;人工智能可辅助识别虚假信息(如分析历史文本中的矛盾点)。

4. 公众意识的觉醒
媒体与公民社会需推动透明化讨论,例如通过纪录片、学术讲座揭露历史真相。同时,个体应警惕“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化叙事。



六、结论:历史并非绝对真实,但可以通过努力接近真实
历史本身是人类对过去的主观构建,而非客观存在的实体。篡改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其影响程度取决于社会对信息的开放性、学术独立性以及公民的历史素养。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权力与真相之间保持平衡——既要承认历史叙述的脆弱性,也要通过制度和教育减少被操控的风险。

最终,历史的意义不在于“绝对真实”,而在于人类如何用理性与良知去追问过去,并以此塑造更公正的未来。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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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里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从前父母讲给我们的故事千篇一律,无非就是说,哥萨克是大坏蛋,共产党是大英雄。

  现在孩子们听的故事依然千篇一律,只不过成了,哥萨克是大英雄,共产党是大坏蛋。

  乍听起来,改变历史叙事似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把故事里的角色换换名字,事就成了。

  但是细想的话,这事绝不容易。

  就像上边这个例子,要让改变后的叙事成为家喻户晓的睡前故事,甚至在两代人之内完成平滑逆转,真的不可思议。

  乌克兰在20世纪末的确经历了剧变,但是历史叙事的这种变化绝对不是在1991年这一年当中发生的。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一定想到了“和平演变”这个词。但我得说,事情不止于此。

  这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系统工程,而是若干个体无意识的合谋,是社会意识的自然发散,动力来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乌克兰社会内部。

  CIA再神通广大,也没法玩现实版盗梦空间,篡改别人的潜意识。他们最多只是在墙倒下的过程中,推了一把。

  我不够了解乌克兰,但是我知道,西半球有个国家有着相似的经历。

  这个国家同样在20世纪初经历了浩浩荡荡的社会革命,建立起了“官方史学”,又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遭遇“修正史学”的挑战,最终“官方史学”在20世纪末落马。

  这个鲜活的案例,官方史学和修正史学的战场,正是20世纪的墨西哥。

一、百川汇聚:墨西哥革命后的官方史学

  在知乎上讲了很久的拉美,我知道,大多数读者对于墨西哥革命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还是得先介绍一下这场革命,简单来说,从革命到官方史学出现,经历了以下重要时间点:

  1910年,连续执政35年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选举舞弊,准备再干一届。

  同年,反对派候选人,自由主义者马德罗流亡到北方,号召推翻迪亚斯,引爆了矛盾深重的墨西哥社会,迪亚斯被迫下台。

  1913年,反动派的韦尔塔发动政变,马德罗遭到暗杀。韦尔塔遭到墨西哥农民军和立宪派的联合反对。

  1915年,北方、南方农民军各自的领袖比利亚和萨帕塔率军攻占墨西哥城,打败反动派,但他们无法控制政权,于是把首都让给了立宪派。

  1917年,立宪派总统卡兰萨过河拆桥,击败了比利亚和萨帕塔的农民军。同年颁布1917年革命宪法,宣称保障工农权益。卡兰萨自称马德罗的继承者。

  1920年,卡兰萨被“自己人”奥夫雷贡将军推翻,奥夫雷贡集团成为革命的最终胜利者。

  1926年,奥夫雷贡被暗杀,其同僚卡列斯成为“最高领袖”。

  1929年,卡列斯创建革命制度党,该党将在墨西哥连续执政71年。

  1930年代,墨西哥官方史学诞生。

  不难看出,这是一场混乱的革命,而在革命之后出现的官方史学,核心目标是给革命“定性”,并且给革命制度党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

  官方史学面临的头号难题,就是把革命中各个派系整合起来。

  卡兰萨派认为萨帕塔派是暴民,认为奥夫雷贡派是逆贼;萨帕塔派认为卡兰萨-奥夫雷贡派是修正主义者;马德罗派认为萨帕塔派是民粹主义者;卡兰萨派认为马德罗派是投降主义者......

  墨西哥官方史学的一大特征,就是淡化派系冲突,认为所有革命者都是英雄,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彼此之间的冲突无关紧要。在此基础上,官方史学给墨西哥革命定性,认为这是一场民众的、民主的、民族的革命,是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三次变革”(前两次分别是国家独立和自由派改革)。

  官方史学创造出一种线性、连续的宏大叙事,弱化了历史上个人乃至单个阶级的作用,让革命制度党同时成为马德罗派、萨帕塔派和卡兰萨派及其代表的各阶级的合法继承者。

  在1917年宪法第27条的基础上,1930年代的革命制度党进行土地改革和石油国有化,满足了墨西哥国民的民生和民族主义诉求。1945年后,墨西哥进入经济繁荣期,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官方史学得到了美国历史学界的欢迎。美国学界主流意见和墨西哥政府一致,认为墨西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工农阶层由此觉醒,革命后的墨西哥成功建立了秩序,并且走上了通往自由民主的轨道。

  冷战期间,凭借独特的外交站位,墨西哥在美苏之间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苏联把墨西哥视为西半球的进步派潜在盟友之一,而美国也需要一个稳定的邻居。从外部环境来说,20世纪中叶的墨西哥并没有什么压力,其官方史学也没有遭到美苏宣传机器的正面攻击。

  官方史学最大的挑战者是修正史学,它诞生并且茁壮成长的地方,都是墨西哥国内。

二、分水断流: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墨西哥修正史学

  事实上,墨西哥官方史学的垄断地位只维持了不到20年。在1940年代,批判、质疑官方史学的声音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修正史学。

  修正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墨西哥革命进行重新解释。在政治上,它和官方史学是对立的,起到攻击革命制度党合法性的作用。

  修正史学并非无本之木,这种叙事诞生的直接背景,就是革命制度党治下墨西哥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高经济增长下严重的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让许多人开始质疑,墨西哥革命是不是真的像官方党说的那样了不起。

  1950年代开始,墨西哥政府不断向美国靠拢,同时土地改革停滞、工人权益受漠视的问题越来越明显。1959年的古巴革命刺激了左派的不满,让他们认为墨西哥革命根本不够彻底。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更是直接伤害了民众对于官方的信任。

  经历了1968年事件的一批墨西哥知识分子被称为“六八一代”,这些人出生在官方史学主导的年代,却在个人经历的助推下,成为发展修正史学的主将。

  这些人没有组织,也没有合谋,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墨西哥。1960年后,大量关于墨西哥革命的新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对官方叙事形成了有力挑战。

  总的来说,修正叙事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1. 强调革命是政治斗争,而非社会变革。认为革命的主旋律是少数军阀和野心家的争权夺利,而非广大人民的参与。

  2. 破除墨西哥革命的整体性。通过对局部地区、人群的研究,说明官方史学宏大叙事的笼统、模糊和局限性。

  3. 对韦尔塔政权、天主教会等“反动派”进行重新评价。强调它们的贡献,以及某些正当性。

  4. 强调革命前后社会的连续性,认为革命带来的改变有限(甚至压根没有)。

  5. 对革命前的政权和社会进行重新评价。一些学者认为,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政权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走在正轨上,其倒台没有必然性。迪亚斯时代的土地兼并被严重夸大了,而且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是效率的基本保障。

  从学术角度来说,修正史学很有意义,它丰富了人们对于历史多维度、多层面的理解,打破了传统官方史学粗线条的叙述。但是,和官方史学一样,它在学术上也有很多缺陷,常常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标新立异、武断反对传统观点等情况。

  而从政治角度来说,修正史学和官方史学形成了对立,其力量对比随着墨西哥社会的变化此消彼长。一开始,修正史学最多只是官方史学的补充,谈不上完整的体系。但是在1970年后,随着墨西哥经济增长陷入疲软,革命制度党政权受到的批评变多,修正史学也越来越完善,受众越来越多。1980年代,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革命制度党转向新自由主义,修正史学终于有了和官方史学分庭抗礼的力量。

  1988年,萨利纳斯就任墨西哥总统,当时革命制度党内的混乱已经无以复加,派系和思想斗争都很严重。萨利纳斯本人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手,1992年,政府修改了著名的宪法第27条,正式终止土地改革,解除对私人拥有土地的限制1993年,墨西哥历史教科书删除了关于萨帕塔土地改革的内容,引发巨大争议,在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长宣布停止使用新教科书。

  由这一事件可见,修正史学虽然有了巨大影响力,但仍不足以压倒官方史学,不过两种观点的对抗足以反映出墨西哥社会的分裂和矛盾激化。2000年,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下野,之后新继任的历届政府都试图调和两派观点,继承来自墨西哥革命的政治合法性。

  2016年开始执政至今的奥夫拉多尔政府就是这种调和观点的代表:奥夫拉多尔声称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墨西哥的“第四次变革”,既表明对传统史学“三次变革”的承认,又接受修正史学对于墨西哥革命缺陷的批评。在墨西哥民间,两种叙事之间仍然存在鸿沟,革命的反对者将革命辛辣嘲讽为“Robolución”(“强盗革命”),发泄对革命制度党政权遗产的不满,还有人称赞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的“繁荣、开放与独立”。而革命的支持者感慨说,墨西哥之所以陷入当今的困境,就是因为既得利益者背叛了大革命的理想和使命。

  20世纪墨西哥革命史学的演变,或许没有苏联解体前后的乌克兰那么具有戏剧性,但是足以说明一些道理。

  篡改历史记录是容易的,创造历史观点也不困难,但是要让一种历史观取代另一种,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必然伴随着整个社会的重大变迁,体现出社会意识的变化。

  就像乌克兰人愿意成为哥萨克还是共产党,不只取决于他们自己,还要看俄罗斯人是不是想当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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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的篡改历史其实挺难,因为越重大的历史时间,留存的关联证据也就越多,你不可能把他们完全消灭。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所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只鳞片爪的证据,还原历史的拼图。有些证据就算当时被藏起来了,附带的其他证据也有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出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通过修饰历史来带节奏其实是很容易的。

举个例子吧,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宣传建国之初的工人待遇是多么多么好,现在的资本家是如何如何不当人。

但是前段时间呢,当国家宣布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上调的时候,又有人说不要忘了那些每月那几百块钱的农民如何如何。

这种发言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建国之初中国工人相对较好的待遇,正是建立在工农业剪刀差的基础上的。家里如果有80岁以上的老人,并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进的城市生活,也完全可以听他们聊聊建国前三十年农民的生活如何。实际上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公知们叙事常用的话语是描述建国前三十年农民生活如何悲惨,但到最近几年,某些人 的关注点就转移到当时的工人待遇是多么好。在前一种话语体系内,建国初年的中国可谓是民不聊生,简直比民国还要惨,而在后一种体系内,那是一个工人真正当家做出的时代,全然忘了在当时极低的城镇化率下,工人想要过上好生活需要多少农民的付出。

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有基本学术素养的历史学者,都不太会被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左右,他们关注的依然是史实与证据。但是对于不同的时代来讲,输出不同的内容却可以迎合不同的时代情绪。而问题在于,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具备查证史料与辨别史料的能力。如此一来,历史也就在民间的传播中被篡改了——就如同现在真的有不少人对建国前三十年的“工人翻身”念念不忘一样。

总的来说,篡改历史之所以难,是因为篡改历史一来无法消灭所有的证据,二来一些证据被消灭之后,事情的逻辑也会改变。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这些是可以通过考证进行复原和质疑的。但如果 要对大众传播这些东西的话,就可以片面选择事实,有时甚至都不需要考虑事实,直接传播结论的效果都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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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篡改,甚至不需要隐瞒,只需要稍微加一点主观感情色彩。

例如人类采集蜜蜂的蜜,你可以有以下多种表达方式:

人类养殖蜜蜂采蜜。

人类奴役蜜蜂。

蜜蜂无私献蜜。

每一种背后代表的意义都截然不同,而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当你看到一段内容里有大量明显褒义或者贬义的形容词时,别怀疑,创作者正在试图影响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例如:

曹操这个人很自信。

曹操这个人很自负。

曹操这个人很骄傲。

曹操这个人很自大。

这其实写的是同一个内容,改换词语往往不会干扰事情的逻辑。也不是阐述过程中必备的。

这就是私货。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暗示俄罗斯是侵略者)

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请求。(暗示俄罗斯是人心所向。同时强调俄罗斯是被动接受。)

克里米亚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请求加入俄罗斯。(你以为他在讲克里米亚政府请求加入俄罗斯?不,他在说克里米亚政府一心为民,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类似的话术一大堆。

不只是形容词,还有名词:

资本家、民族企业家……这是一个东西。

人民群众(暗示这是绝大多数人,提醒你屁股摆正)

不明真相的群众(将发起者与大多数人切割,准备弄死发起者但法不责众,不追究其他人)

暴乱分子(将发起者和追随者一起否定,准备全部干掉)

只要熟练地掌握语言技巧,歪的说成直的不是梦。


一个人谋求升职,我们可以说他为了“进步”,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也可以直接来一句“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看,语境完全不是一码事。

这是动机控制法。理论上只要一件事让一个人获益,我们就可以质疑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经典的莫过于“清君侧”。意思是说君主依然是好的,但君主被人蒙蔽了,君主身旁有坏人。如果你依旧效忠君主,那么你应该跟我一起“清君侧”。我这么做是为了百姓!

另一个说法就简单了,“造反”。

一个人定下一个目标,你可以说是“梦想”,也可以说是“野心”。

任何故事都可以两说,甚至三说,四说,五说。理论上可以不修改故事的任何一个点,讲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语境。

一般只有当作者直接在故事里开启说教模式的时候,人们才容易意识到对方在夹私货。真正的高手只需要调整叙事模式,修改形容词。


评论里有人提到死守。

死守(接到命令不惜代价守护,隐含视死如归,牺牲精神等正面成分)

防守、防御(中性词)

盘踞(占据该地,鱼肉乡里)


进阶版的还可以通过通篇褒义,但触碰读者的基本价值观,从而逆转对事情的看法,实现明褒暗贬。

例如:虽然你失去了双腿,但她失去了爱情呀!

再例如我的这个回答:



记住以下理论:

人其实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

一个人要变坏,必须有人教坏他,或者社会在他面前给予了他类似于做坏事却可以有正反馈的结果,从而带偏思想。

一个人要变好,同样必须有人教好他,或者社会氛围给予他必须好的呈现。

任何人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主观视角)。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不能洗,也没有任何人不能贬,区别只在于你使用什么笔法,什么视角。

以及……

你胆子有多肥。


再给你们讲一点:情绪。这也是我这些年的一个重要研究感悟。

除非绝对理性的论述,否则所有的文字,底层都有一条情绪链条在走。就好像音乐的节拍一样。

一个优秀的文字工作者的终极追求,应该是触碰、了解、掌握,并运用这种底层情绪链条。

具体的手段千变万化。

这追求的是什么?这追求的是掌控当读者看到你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的情绪。

你想他欢快,还是悲伤?想他纠结,还是感动?甚至复合情绪都可以做到。

具体……嗯,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这玩意只可意会。

我能告诉你的一个要诀是:暗示。

在文字中不断暗示,每一个字符都可以是暗示。通过潜意识挑动别人的思想。

只能说,文字的魅力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大许多许多。


有人说理科生歧视文科生。

其实不是理科生歧视文科生,而是中国文科不太行。不太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不可说。

你这么想:

这帮家伙,文字功底溜得一塌糊涂,一眼望去就知道文章、宣传的执笔者在打什么小九九。日常没事就探讨人性。对人性的弱点了如指掌……

惹他一个不开心,起笔就是:东风吹,战鼓擂……

把你的史迹遍成九集,拿到天桥底下每天不停轮流播……

写不了正史,丫的就写野史……说不了你功过就讨论你动机,实在不行把你闺房里那点事拿出来探讨,惹得大叔大妈一个劲地笑。

别说,普罗大众还就爱看这个。什么秦始皇与孟姜女不得不说的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寻花问柳……

忽悠是没法忽悠的,这辈子都没法忽悠,也就平时以礼相待,维持一个表面平衡而已。

呵呵,你为啥要培养这种人?培养安分守己听话的理科生,还可以用来996的理科生不香吗?

整体而言,文科生太多,对统治阶级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文化输出什么的弱鸡,是有原因滴。


十月革命

十月政变(普京原话。你看,整个意思都变了。)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地方话术最密集,那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课本和政治课本。

密集得不要不要的,全部都是既定立场下的话术花样。而且其实都不高明,但骗骗孩子够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文科生既是这些技巧的最终掌握者,又是这些技巧的第一个受害者。

虽然这种技巧是文科生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得技能之一,也是文科生最有力的武器,但现实来说,文科生绝对不会系统地得到这方面的教育。

本质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到的所谓文科,都是被阉割后的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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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根据Ifop(法国民意研究所)的调查,57%的法国人认为苏联是抗击纳粹贡献最大的国家。

2018年,再次做调研的时候发现:

英国:

50%的认为是英国人

13%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9%的认为是美国人


美国

47%的认为是美国

12%的认为是俄罗斯

9%的认为是英国人


德国

34%的认为是美国人

22%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7%的认为是英国人


法国

56%的认为是美国人

15%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11%的认为是英国人


别的国家我就不说了。

德国人居然认为是美国人。

看来挨打挨少了。


问题:那么再过50年,世界会怎么认为?

我猜,到时候二战可能是苏联发动的,而美国人帮忙德国人打赢了苏联的侵略吧。

毕竟据美国驻丹麦的大使馆都说了,解放奥斯维辛的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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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某些经典篇章都能被后世改的意思相反和前后矛盾,更别说其它了。当然你说马王堆也未必是原版,那就抬杠了。

诗词也被修改过,名著也一样,当然有抄书人的谬误,更有润色的可能,其实某些经典诗篇的修改还不错,比如李白的静夜思。可李白当年就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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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行宫伯爵 提到了墨西哥,那我就举一个阿根廷的例子。

和墨西哥相似,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物的看法,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的。

文明与野蛮?

19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总统,著名的教育家多明戈.萨米恩托,在他的著作《法贡多》里,借批判地方考迪罗法贡多,批判了被视为野蛮人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

罗萨斯长期生活在阿根廷的内陆地区,与不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印第安人的边界。被称为“荒漠”的内陆地区,那里荒凉,补给苦难,因此西班牙3个世纪也没有征服巴塔哥尼亚地区,反而有时候会被印第安游牧部落劫掠边境村镇。罗萨斯作为边境的军官,深知对付印第安人的战术,而且他也是个牧场主,还经营着许多腌肉厂,以对外出口盈利。

1806-1807年,英国人两次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民组成民兵,内陆的高乔人也进军抗敌,虽然罗萨斯错过了战役,但是他开始萌生对英国人的憎恨。

阿根廷独立后,1826-1827年,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作为总统,倾向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对各省的控制。此外作为自由主义者,里瓦达维亚接受英国的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并且允许英国人建立商业社区,甚至允许他们建造新教教堂。

当时阿根廷有两派政治力量,一是里瓦达维亚这样的中央集权派,另一派则是联邦派。联邦派认为中央集权派的做法,侵害了各省的贸易利益,也不愿意担负对首都的负担,此外联邦派倾向保守派,对于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以及对英国新教文化的容忍,感到不满,希望保持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重商主义与天主教的独尊地位。

1829年,罗萨斯作为联邦派的首领,发动内战,打进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带着他潘帕斯草原上的骑兵,许多是高乔人,也就是混血的,在边境放牧的人群。在牧场,那些牧民是债务奴,和牧场主有着人身依附的关系,对其绝对忠诚,和平时期为主人劳动,战时则骑上马,拿上长枪为主人战斗,宛如中世纪的领主与扈从。

掌权后,罗萨斯作为联邦派首领,宣布对中央集权派的反对者进行毫不留情的压制,许多人被驱逐,比如萨米恩托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知识精英被迫来到当时拉美相对开明宽容的智利。在一次策划的叛乱被发现后,罗萨斯甚至让组建起来的秘密警察们,大肆捕杀反对者,像杀牛羊那样割断他们的喉咙,然后把他们的头挑在长枪上在城里示众。

萨米恩托在《法贡多》里,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贸易、文明感到自豪,而他认为边境的荒漠,以及在那里生活的高乔人,代表着野蛮。罗萨斯带领着高乔人,统治阿根廷后,阿根廷陷入黑暗时代,正是因为边境的荒漠和高乔人,滋生着牧民对牧场主的封建依附关系,而这种关系让罗萨斯仇视自由主义,采用了专制、残暴、排外的统治模式。

1853年,对于罗萨斯的统治已经忍无可忍,地方考迪罗乌尔基萨,联合巴西帝国军队,渡过拉普拉塔河,向罗萨斯发起进攻。罗萨斯大溃,被迫流亡到英国,那个他厌恶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在那里,看到海德公园的反对者正在演说,罗萨斯对当地的英国朋友说:如果是我掌权,我就把他们都沙了。

罗萨斯被赶走后,乌尔基萨也成为了专横的独裁者,经过一系列斗争,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米特雷总统借着巴拉圭战争之机塑造国家认同,整合联邦,加上自由主义时代,工业革命下的西欧、北美对消费品、原材料的需求剧增,加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铁路、轮船、铁丝网、冷藏技术传入,还有阿根廷政府引进英国为首的外资,并且借助蒸汽轮船对跨洋旅行时间和成本的减少引进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移民作为劳动力,使得阿根廷的出口经济飞速发展。

阿根廷的牛肉、羊毛、小麦出口,为其带来巨额的财富,财富使得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政府通过关税收入,真正整合了阿根廷,不再是19世纪前期那个松散的拉普拉塔联邦。除了中央集权的有效的行政机构,还有建立起来的学校、剧院、博物馆、街道、照明设施,和西欧没有什么区别。充足的财政收入,以及引进的后膛炮、重机枪,使得阿根廷的罗加将军(后来成为总统),发动荒漠远征,最终征服了巴塔哥尼亚,获得大量土地和可供出口的资源,而原住民惨遭灭顶之灾。

最后,由于阿根廷的气候类似西欧的温带,引进意大利为主的大量欧洲移民,阿根廷正式成为了白人占主流的“新欧洲”,那个在圣马丁时期,还有可观的混血人和黑人人口的阿根廷,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这一时期,阿根廷一度成为过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社会主流拥抱自由主义,践行了萨米恩托的理想,而罗萨斯则是残暴、顽固、落后的小丑。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萧条,牛肉、小麦、羊毛的出口价格大幅度下降,需求减少,加上英国为了保护本国贸易与产业,强迫阿根廷签署条约,限制阿根廷商品出口量,更是使阿根廷的经济雪上加霜,也使得长期与英国的友好关系被重新审视。

此时和其他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古巴、智利等,大萧条惊醒了60年左右的自由主义美梦,阿根廷等国发现自己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进入文明,他们存在许多问题,政治上少数寡头精英的垄断,广大民众的边缘化,缺乏选举权和社会保障;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地方发展不均衡,出口经济对外资、海外市场的依赖,工业以初级产品加工的轻工业为主,民族工业因为长期依赖西方的工业品而被阻碍发展。必须要克服这些问题。

于是阿根廷的激进党赢得了选举,伊里戈延当选总统,得益于进步军人,以及冉冉升起的意大利移民工人阶级。但是后来,又被反动军官推翻了。军事独裁持续到1943年,最后在二战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被推翻,权力逐渐转移到胡安.庇隆手中。

胡安.庇隆(1946-1955年执政)统治下,发展民族工业,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干预,对英国资本控制的铁路等经济命脉进行国有化,还一方面在妻子爱娃(庇隆夫人)的帮助下,拉拢社会边缘人群,加强对工人的社会保障,一方面加强国家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他的统治,与巴西的瓦加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等人,被视为拉美的第一代民粹主义者。他可以说一面是提高了广大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水平,一面是加强了社会控制,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操纵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但是,庇隆对军队、对大资产阶级、对教会等特权阶层以及美国、英国列强利益的侵害,使得他们反对庇隆,在1955年军队所称的“革命”中,阿根廷空军袭击了总统府,结果把附近经过的一公交车上的群众炸得粉碎,庇隆在军队的反对下下台,被迫流亡。

阿根廷在庇隆之后,政治、经济不稳定,尤其是经济,即使经历了庇隆等人的工业化、国有化,依然因为债务过多、缺乏市场、技术落后等原因,阿根廷不仅工业化失败,而且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左右翼势力暴力不断,双方都组建准军事组织进行对抗,比如忠于庇隆的monteneros,甚至刺杀过反对庇隆的一位总统。1973年,年迈的庇隆返回阿根廷,但是不久去世。1976年,美国中情局支持下,阿根廷右翼军人政变,建立了魏地拉为首的军事统治,解散议会,禁止政党行动,对反对者进行残暴的压制,许多人被拷打、杀害,或是“失踪”(和皮大帅一样),这被称为“肮脏战争”。这激起了阿根廷国内更多的“城市游击战”,庇隆主义者和左翼游击队试图通过抵抗,结束军事统治。

1982年著名的马岛战争爆发,英国击败阿根廷,使得阿根廷收回马岛的计划破产。一方面虽然这是阿根廷军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另一方面民众也为失去收复马岛的机会感到惋惜。在对外战争失败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持续恶化下,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被迫下台,1983年进行了民主化。

此时,许多阿根廷人重新评价罗萨斯,他们认为罗萨斯也有可取之处,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岛战争前后,反英情绪,让他们想起了罗萨斯在1845-1850年,对英法联合的拉普拉塔河封锁进行的抗击。罗萨斯很大程度反对自由贸易对阿根廷本土产业的侵害,他虽为联邦派,但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建立一个整合拉普拉塔各省,维护其贸易利益的体系,维护一种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重商主义下,地方的工商业得到保护,而不是像许多拉美国家独立后选择自由主义,本土产业受到西方商品冲击而衰落的状态,因而不能满足英、法列强对拉普拉塔河自由贸易、航行的要求。

虽然罗萨斯最后妥协了,同意部分接受自由贸易,甚至放松了独裁统治,释放反对者,甚至归还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罗萨斯很大程度在这一时期,因为抗英行为,而被一些阿根廷人认为是民族英雄,是捍卫阿根廷利益的勇士,而不是自由主义时期那个一无是处的暴君。

从更深刻的角度上看,萨米恩托的《法贡多》里对于文明与野蛮的评价,如果说1870-1930年的阿根廷人,认为自己以及走向了城市文明的大道,摆脱了荒漠的野蛮,成为被西欧接受的一员。那么1930年以后,不同阶层的阿根廷人,则不得不因为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与英国的关系,看到自己虽然有了铁路、轮船、冷藏技术,有了和西欧一样的学校、剧院、大街,甚至人种也以欧洲移民为主,但仍然在不平衡的国内发展与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依然被萨米恩托所说的“野蛮”所困扰。换句话说,对文明追求的挫折,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野蛮的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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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图我能用到知乎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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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老先生说是……

但是我看到所有报道都说,他是1949年之前看到的。

所以我就知道了,一定是袁老自己老糊涂了,在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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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几个朋友聊起历史,正好有一个台湾的同学也在。当时正好提到孙立人,台湾朋友说:“孙立人是谁?”

“国军将领啊,远征军。”

“不知道。”

“汤恩伯?”

“没听过。”

“李宗仁总知道的,台儿庄那个。”

“没听过。”

“白崇禧?”

“不知道。”

“好吧,经国先生总知道吧?”

“这个肯定知道。”

“蒋介石?”

“那肯定知道”

“宋美龄?”

“知道。”

“宋子文?”

“不知道。”

“张学良?”

“那肯定知道的。”

“杨虎城?”

“他是干什么的?”

“陈诚。”

“好像听过,基本到我知识的边界了。”

“戴笠?”

“没听过”

“台湾历史都教什么?”

“就是世界宗教啊,十字军东征啊,你们刚才说的罗马帝国我都学过,不过抗日战争我们基本不讲的。”


今年是民国110年,距离民国38年败退的台湾不足八十年。且不说我共这边的诸多大佬,就是果党自己叱咤风云的诸多大佬,都已经被台湾课纲改的销声匿迹了。

至于像张自忠 王铭章这些为国家和民族流过血的英雄,更是早已消失在台湾历史课本中。

再过两年,你可以告诉他们,陈诚是唱歌的,汤恩伯是演戏的,李宗仁是跳街舞的,白崇禧是职业经纪人,捧红了李宗仁在内的好几个明星。至于孙立人,清华毕业,后来练田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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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都是人才啊,不看评论区我还以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挺好呢。

第一呢,如果你问一个大陆人,不应该举这些人问,而是拿tg的大佬们问。待会可以给简单对应一下。

第二呢,就算这些国府大佬,很多也是出现在了九年义务教育内的。就,我跟着评论区才学会了一个词叫“九漏鱼”,这,还是挺有意思吧。

第三呢,好几位看到了重点,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而是对岸那边对自己的历史已经不怎么讲了。不讲真的,就是给篡改假的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说一下这些国府大佬在大陆这边九年义务教育的印记啊。蒋介石宋美龄不用问,宋子文在讲四大家族的时候,是宋家的代表。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有一张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的照片。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陈诚在讲抗战时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时放了一张照片。张自忠在讲正面战场后续的抗战中会讲到,北京还有张自忠路。这是我的初中历史课本上都有的,而且这些都是历史课绕不过去的大事件(除了陈诚)。汤恩伯比较有趣,历史课没有他,但是语文课有一篇毛主席在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渡江战役时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个,会提到“战犯汤恩伯”,好像是在八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其他,戴笠 白崇禧 蒋经国均未出现在我的课本中。孙立人是中国抗日远征军的英雄,他可不是孙元良这样的“飞将军”。王铭章是川军的抗日英雄,在徐州会战中已经以身殉国了。

然后给各位简单把国共的大佬地位对应下,很粗略,只是为了让各位理解下对岸已经把自己的历史简化到了什么程度,觉得不对的也不用向我汇报了。

蒋介石委座-毛主席,宋美龄-刘少奇,宋子文-周恩来,蒋经国-邓小平,张学良-张学良,杨虎城-王近山,李宗仁-林彪,白崇禧-刘伯承,陈诚-罗荣桓,汤恩伯-徐向前,孙立人-许世友。如果你想找大陆人问,可以按后半的部分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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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接到一个新四军题材电影,讲述的安徽宣城新四军烈士吕辉的故事,在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感受到了历史真相的魔幻。

吕辉是安徽宣城、旌德、宁国、泾县四地党委创始人,1937年15岁时加入新四军挺进纵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泾旌宁宣边区组织抗日武装游击队,抵抗住了日军的围剿,解放战争时负责泾旌宁宣边区党委工作,1948年在国民党围剿时被敌人冷枪打中牺牲。

1946年宣城传奇新四军女战士刘光国被其感召,与好友仰惠卿女士加入游击队。

1947年仰惠卿与一名游击队苏北籍班长谈恋爱,两人准备私奔脱离游击队,被刘光国发现,刘光国劝说两人不要脱离部队,最后仰惠卿被劝离部队,由于山上仅剩一名女战士,刘光国被安排下山担任联络员工作。

以上是宣城地方党史办根据刘光国老人本人回忆,以及一些老战士回忆整理后,记载到当地党史里的历史小插曲。

宣城当地党史办把这件事当做刘光国传奇故事一部分,作为宣传资料宣传。

2018年春天五月,我与几名编剧一起,和九十多岁的刘光国老人一起求证了这段事情,老人依然能清楚回忆当时一些历史事件,与其他党史吻合。

我们一行继续前往旌德党史办寻找吕辉资料,意外在旌德看到这段故事另一个版本。

旌德党史办本地史专家在旌德县委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当时仰惠卿与班长谈恋爱,被当时的部队发现,并且抓到准备脱离部队的两人,刘光国一直不知情仰惠卿要脱离叛变的事情。

两人被抓住后,对班长和仰惠卿审判后,发现班长准备带仰惠卿前往敌占区生活,有叛变嫌疑,最后对班长进行了枪决,仰惠卿被同属地方游击队的家人带回家。

听完这个故事,我开始有些唏嘘,不知道是该信哪个故事。

我们去宁国党史办的时候,介绍宁国有一位吕辉当年警卫员仍然在世,这位老人是吕辉当年警卫员,我们又去他家拜访了他。

老人回忆到这段故事时说,他是参与者。

当时吕辉和刘光国谈恋爱,但是没确定感情,仰惠卿和班长谈恋爱却准备前往敌占区,刘光国发现这件事情后,告诉了吕辉,于是二人在被抓住后,吕辉开始担心部队稳定性。

吕辉先把事情报告给上级,上级领导派来专员接走班长进行教育,在游击队驻地外进行了交接,班长被带回上级部队。

吕辉回到游击队后谎称已经将班长击毙,并且将仰惠卿交给在游击队的哥哥,仰惠卿从此脱离游击队。

而老人作为警卫员从头到尾都参与这件事,明明这件事有两个参与者在世,却讲述出了三个不同故事。

两位老人身体均很健康,思维清楚回忆当年其他事情,讲述起来不带停顿,其他事件均与书上吻合。

那么这件小插曲都是两个人亲身参与,可是讲述的故事就各有不同,带来的确实不同的感受。

还有一件事,陈毅当年在长征开始后,被留在苏区打游击,一直被国民党高压围剿,游击队一度只有几十人,1936年国民党派出三万多人,带着火油进山,在梅岭地区全覆盖式放火烧山,准备把陈毅与队员全部杀死在山中。

陈毅当时被困在梅岭一个山洞里,由一个叫张千妹的群众送饭,陈毅才在国民党围剿的日子里熬过来,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停止烧山,陈毅躲过一劫,并写下著名的梅岭三章。

2019年我当时接手一部陈毅电影,亲自前往梅岭这个山洞,由当地陈毅纪念馆馆长亲自带领,馆长告诉我,这个山洞是当年张千妹在解放后,亲自带路,告诉大家确定位置。

可是我爬了很久山路后,来到当年陈毅躲避的山洞,发现那里根本住不了人,根本就是山洞,而是一块凸出的岩石,下面仅能站立一人,根本不可能让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在这里躲避二十多天。

而陈毅一生再也没有返回此地,张千妹已经离世很久,那么到底陈毅躲在哪个山洞,没有人知道,但是每本写陈毅这段故事的书里,都写着陈毅躲在山洞里二十多天。可是那块岩石下,根本只能容人站立。

很久之前听马未都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刘光国老人于2020年去世,她的传奇伴随她远去,当年某些人身边无意发生的事,事后几年或者十几年,才在别人那里被记下来,写在书里,有的是当事人口述,有的是旁听,有的甚至是传说。

当历史一次有一次被记载的时候,书写者未必是亲身参与者,参与者却又不是历史的书写者。

所以历史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后人猜测的结果,就如同古希腊,人们能找到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元10世纪左右,阿拉伯图书馆里,流传出来的抄本,没有流传记述,也没有早期文物,15世纪后才开始拼凑出一个古希腊,欧洲用了五百年去探索和记述古希腊,那么在资料都是二手的情况下,哪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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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修建了四万多座水库和大坝,70年代省吃俭用引进了化肥生产线,中国粮食的肥料从有机肥改变为化工肥,同时袁隆平等一批专家在搞杂交水稻,然后80年代粮食产量提高,吃饱饭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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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五十年,人们回想起2020年的新冠疫情,“历史真相”只有一本被译成多国语言的《fangfang diary》。子子孙孙们都会拿着这本书里记录的情节当作对真相、对实情的记录,纷纷称赞这是一本“在被重重压迫之下依然勇敢写出被掩盖的真相”的好书。

50年后,美国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表现彪炳史册,是当之无愧的抗疫主力——救助了最多的新冠患者、发明多款抗疫神药和疫苗,调遣了多台医疗船,连总统感染了新冠也继续奋战在工作岗位……最重要的是,美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好莱坞巨片《拯救大病雷恩》讲述了美国医疗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新冠患者的故事。华人患者河山硕气若游丝的最后一刻依然感慨着美国医疗的温情和有序,黑人弗洛伊德在因新冠病情“不能呼吸”的时刻依然感恩着美国警察的勇敢与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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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身不容易被篡改,但可以通过潜移默化地改造和转换价值观,引导人看历史的角度和背后的利益取向,从而达到事实上“篡改”的作用。

同时,辅以各种断章取义,一笔带过,“详略得当”的篇幅调整进行误导;通过各种404和“不宜讨论”,人为设置一定的讨论禁区,强化“篡改”的效果。

所以,相对于篡改“史实”,更重要的,是塑造读历史的人的价值取向,不同价值取向和立场的人,看完全相同的历史事实,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近70年来,对曾国藩、李鸿章、刘备、诸葛亮等等原本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评价那样,史实本身并没有变,但解读史实的角度变了,立场变了,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真相只有一个,我们无法改变,但如何解读真相,是我们和后世的责任,就是这种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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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很难被篡改。比如刘邦打败了项羽,秦始皇焚书坑儒,霍去病封狼居胥。

但是对后世影响较小,甚至没什么影响的历史不仅容易被篡改而且容易被遗忘。比如秦始皇的皇后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事儿就没什么人知道。再比如,兵马俑。在兵马俑出土以前,史书上对它没有半点记载。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此众多的佣人,两千多年无人知晓。可能的猜想是有人系统性的隐瞒此事,竟能如此密不透风!

秦始皇到底是临死传位给胡亥还是扶苏,这事儿也无据可考。新出土的《赵政书》就说秦始皇临死就是传位给了胡亥,这跟《史记》说法不合。《史记》说秦始皇要传位扶苏,死后李斯赵高,篡改遗诏,拥立胡亥。但是问题在于,李斯和赵高的密谋,司马迁如何得知呢?所以《史记》这段历史有很大可能是篡改的。当然真相无从得知。

只是,无论是李斯赵高篡改遗诏还是秦始皇临终传位胡亥,其实对后世没有太多区别。就像佛指舍利是不是真的出自佛陀遗体,这个事儿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历史的无数这种无关紧要的小细节都很容易篡改,而且要存在大量的误解,误读甚至误记。这也是为什么太过于纠结历史上的某些细节,尤其是权谋上的细节,没有太多意义。

大局势,大趋势是改不了的,主要的脉络是无法篡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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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竹书纪年》吗?这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例子。看完这本书,你就会开始思考:我们当下看到的历史,只是有人想让你看到的历史,而真正的事实真相,也许还长埋于古老而神秘的地底。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对《秦记》以外的史书进行了大规模的焚烧,导致后人研究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变得更加艰难,可这些史书并非全部化为了灰烬,其中就有一部史书由于长埋于地底,躲过了那场浩劫。

这部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晋朝初年,河南卫辉市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盗墓贼偷偷地挖开了一个古墓,墓中一片漆黑,目不能视,他在地上随处扒拉了下,摸到了一大把竹片,于是他点燃竹片寻找宝物,可是除了成捆的竹片,啥金银财宝都没有,他大失所望,骂骂咧咧的离开了古墓。

周围的村民发现了这个古墓,就告知了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竹片上写满了文字,密密麻麻,数量庞大,于是他们把竹片捆在一起,运往了京师洛阳。

晋武帝司马炎十分重视这件事,派中书监和中书令亲自进行整理。谁也没想到,这次意外的发现,竟然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

这本深埋于古墓的史书叫《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唯一一部躲过了“秦火”的编年通史。

它记载了夏、商、周、春秋战国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是十分宝贵的历史研究资料。

可是,当人们读完这部史书时,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仿佛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

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尧、舜、禹是脱离了低级趣味,道德无比高尚的上古圣王,他们的“禅让制”,是中国历史光辉的一页,这也是儒家推崇了几千年的一种至高精神。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舜帝杀了大禹的父亲,大禹不计前嫌,没有任何抱怨,还坚守在治水的第一线,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成功的战胜了洪水,舜帝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

这些上古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十分美好,让人神往?

可是《竹书纪年》彻底击碎了人们的幻想,里面记载道:

舜囚禁了尧,最后杀了他,然后夺得帝位。舜上台后,开始清算尧的死党,其中就包括大禹的父亲。大禹忍辱负重,靠着“治水”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就占领了夏这块地方,然后起兵击败了舜,将他流放于苍梧之地,最终凄惨而死。

再比如,《史记》说伊尹是一代贤相,先是辅佐商汤击败夏朝,建立商朝,然后教导太甲治理国家爱惜百姓,自己还不图名利,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圣人。

可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又完全不一样,里面说:伊尹流放了太甲,自己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暗杀了。

还有就是,《史记》说周朝“国人暴动”之后,是由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

但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则是:共伯和一个人代行了天子的权力。

后来历史学家们经过考证,发现事实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的那样,共伯和一个人代行了天子的权力。

除了这些,《竹书纪年》在一些细节上也比很多史书考究,比如以前有人研究史料的时候,发现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个“梁国”,搞得大家一头雾水,但是这一点在《竹书纪年》中就有合理的解释,里面说,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别称就是梁国,《孟子·梁惠王》其实写的就是魏惠王,这样整个历史就完整的串起来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竹书纪年》这么“靠谱”,为什么官方不认可它呢?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官方也没有彻底地否认《竹书纪年》,目前史学界也有很多人把它当作参考书籍,只是出于一些考虑,没有把它列为正史。

至于原因,我挨个为你分析下:

第一、中国正统流传的史书都是儒家流传,像西晋这样夺权篡位的行为,最不受他们待见。

第二、现在流传的《竹书纪年》已经不是最初的样子了,从西晋古墓出土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战乱和一些特殊原因,散落民间,流失了大量的资料。而特殊原因,比如说宋代理学大儒朱熹看到《竹书纪年》之后,觉得是对儒家圣王的侮辱,破口大骂,将其归为邪说,导致古本被遗弃,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经过南宋、元朝、明清和当朝数次收集考证重新编辑之后的版本,所以在真实可信度上,不如最初的古本。

第三、《竹书纪年》的编写时间和出土时间,让人不免产生怀疑。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竹书纪年》是什么时候编写的?平王东迁之后,三国分晋,在儒家看来,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魏国得国不正,为了给自己找到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抹黑上古圣王,让篡权夺位变成一种十分正常的事情。

再者,《竹书纪年》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的?目前公认的时间是公元279-281年,这个时间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公元279-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灭吴,结束三国时代,统一天下。

天下虽然统一了,但是司马家得国不正,一直被人诟病,所以有史学家猜测,《竹书纪年》的出现,有可能是为司马家政治服务的,既然上古圣王都是杀人夺权,我的老祖宗司马懿、司马昭的做法你们又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关于这些猜疑,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看法:

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按照可信度排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可信度最高的是“史实”,比如,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这是可以得到无数亲历者佐证的事实。

可信度第二高的是“史料”,比如,一千年后,后人在北京挖出了鸟巢和奥运村的遗址,无数证据表明:2008年,北京举办了一场奥运会。

可信度第三高的是“史书”,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史》记载:公元2008年,北京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也就是,越不容易被人为篡改的东西,可信度越高。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竹书纪年》的真实性问题。

首先,我们肯定找不到夏商周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所以了解不到“史实”。

然后,《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人为记载的,也就意味着二者都有造假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一部史书否定另一部史书。

所以,想要知道历史的真相,就必须从“史料”来入手了。

既然中国的历史记载从秦始皇焚书之后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那么,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关于上古时代的重要文物跟随秦始皇深埋地底?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从未露面的史书被完整保存?

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要等到秦始皇陵地宫开启的那一天。

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是万众瞩目震惊整个世界的一天。

原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枫冷慕诗”。

这是原文链接,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下。

记载上古历史的奇书《竹书纪年》,到底有多颠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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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无法有效描述的玩意用不着刻意篡改,你能篡改“仅用自然语言描述的代数几何”吗?你不能,你甚至不知道这玩意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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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让你把自己一生的经历记下来,你自己能不能保证没有错误?做某事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心里状态。都能记住吗?

或者同学们各自写自己在学校的见闻,我们通过分析见闻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学校,校长,部分老师,部分同学以及发生的一些大事。

我曾经听说有女生卖,我把这事记了下来。你们研究我的记录,看到了这一则,认为这件事是真的存在还是假的?

我隔壁宿舍的人说丢了一千块钱,但有人说是他自己买了一双新鞋太贵不敢说是自己花的,就撒谎说是被偷了。

我和舍友下棋被逮,本来我不想下的,但他非要下,结果被逮了。我发牢骚责怪他,他说我没担当。谁对谁错?

我成绩不错,喜欢给人讲题。我以为他们会感激我,但有一次无意听到俩个被我讲过题的人说我太骄傲了,看不起人。

历史是人和事的集合,对人对事都有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结论。

就拿最后一个例子讲。“我”给人讲题,但那人背后骂我;“我”给人讲题时太骄傲,引发别人不满;“我”讲题的语气里充满了傲慢,以至于人们都骂我。

哪个适合当历史记录的文字呢?

我语气肯定不好,你咋这么笨呢?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他听的也确实不舒服。谁对?谁错?我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我以为我在帮助他,他觉得我在侮辱他。我觉得你有求于我就该低三下四,他觉得你成绩好也不能目中无人言语辱骂。

好了,这个事件百分百是真实的历史。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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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们越近的历史,即使被改动,真相还是很容易被发现。随着时间向前推移,可靠的佐证材料越来越稀少,真正的历史也就逐渐变得“不可考”了。当然“不可考”并不是“不可信”,只是是否“可信”其实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偏主观的范畴。

就我在研究1937年华北抗战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抗战史中“篡改”这词可能有点过,但确实出现了过份夸大、过份贬低这类现象。很多时候由于缺乏佐证资料,而不得不使用文史资料中的个人回忆,导致错误大量出现。

无数的战斗被埋没,而个别的战斗被拔高而成为代表记录下来,久而久之,大量的战斗被遗忘,如果不去深挖资料,也就很难了解,有些甚至变得闻所未闻。

例如~

忻口下王庄战斗,一次打废了日军一个大队;

阳高保卫战,600中国军队硬扛日军3个大队,虽败犹荣;

中国空军突袭平型关口日本炮兵阵地,炸毙日军数十人;

第14集团军主动进攻前插至门头沟以西与第5、第6师团各一部鏖战近一个月;

沧州大血战,庞炳勋部与东北军49军密切配合,重创第10师团,毙敌数百;

……

还有涿保会战,此战刘峙部惨败,从永定河防线被日军击退至保定以南,刘也因此获得了“长腿将军”的蔑称。然而涿保日军投入的兵力实在惊人:

第14师团,第20师团,第6师团半部,战车第1、第2大队,野战重炮兵联队3-4个,还有独立迫击炮、独立攻城重炮、独立机枪大队,独立战车中队数个,更有航空兵团的支持。

涿保日军投入总兵力8.8万人,甚至超过同期淞沪战场的日本陆军人数;而刘峙手下仅有约10个步兵师,算上零零碎碎的各种部队总数不过12-15万人,国内优质作战资源被优先配置给上海战场。涿保正面防守宽度太大,除河流外无险可守,而那可忽略不计的人数优势显然不足以补偿日军的火力和兵种优势。纵使中国军队利用三条河流防线对日军造成一定的杀伤,但双方力量差距过于明显,全军败退只是时间问题。

涿保会战,中方战败不假,但以当时日军在华北方面投入的力量来看,任何将军出马都无法获得更好的结果。抛开双方实力对比而一味的贬低讽刺挖苦败者,这就是最廉价的“篡改”历史的行为。更何况,即使按照日方的统计,日军死伤4000-5000人,中方伤亡1.7-1.8万,战损比也不过1:3~1:4,中方的成绩远优于华北战场的平均表现。

那么我也来“篡改”一下历史~

9.14-9.24,刘峙部依托永定河,拒马河,大册河防线,以贫弱之部在平原地带力阻9万日军的攻势。在给予日军造成一定杀伤的同时,秉持“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重”的方针,攻守灵活,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为后续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段是个玩笑。

也许此文也是个玩笑。

完。

附涿保会战日军动用兵力:

师团直属步兵大队32个,炮兵大队12个,骑兵联队3个,工兵联队3个

战车第一大队

战车第二大队

独立轻战车第六中队

独立机枪第四大队

独立机枪第九大队

野战重炮兵第三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五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

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山炮大队欠)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一大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一中队

迫击炮第三大队

迫击炮第五大队

第三师团第一野战高射炮队

第三师团第二野战高射炮队

第三师团第三野战高射炮队

近卫师团第三野战高射炮队

近卫师团第四野战高射炮队

独立工兵第四联队

第二师团第一架桥材料中队

第二师团第二架桥材料中队

第十四师团架桥材料中队

第十六师团第二渡河材料中队

航空兵团

第一军炮兵情报班

第一军通信队

铁道兵联队、自动车部队、陆上输卒队、装甲列车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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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多少年前的历史,就说网络时代的彭宇案,李天一,马加爵案。有多少人被误导了,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真相尚且很难呈现在大众眼前,何况是以前记录手段落后,随意编写的时代。

什么是历史,比如今天皇上打了太子一耳光,这记录下来叫历史,为什么打,都是记录者和后人的猜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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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很容易,易如翻煎饼。

先说在民间,篡历史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个碰瓷的,讹了司机几千块钱,靠的就是篡历史,他说的历史和真实历史不一样。还有诬陷栽赃,也是篡历史。打官司的双方必然有篡历史的。

民间有大量篡历史的,而同样都是人,上面不比民间高尚,篡历史同样大量。

红军在井冈山、瑞金等地闹割命时,官方称他们为土匪、赤匪,说他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共铲共七,天天喊着剿匪。各地老百姓听到的消息都是江西那边闹匪患了,都巴望国家赶紧把匪除掉。

如果红军失败了呢?

肯定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书就是另一个版本了。


再说个宋朝路线豆争的事。

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政变法,好多保守派反对变法,阻挠破坏新法,例如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就把他们都打为奸党,贬的贬,罢的罢。

宋哲宗元佑年间,司马光主政,又把王安石一派打为奸党,贬的贬,罢的罢。

宋徽宗时,蔡京主政,刻了“元佑党籍碑”,把司马光、文彦博、黄庭坚、苏辙、苏轼等309个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刻了上去,说他们都是奸党。

到后来蔡京被撤职死了之后,司马光一派又抬头了,把蔡京一派打为奸贼。

历史就像翻煎饼一样。

不过从此以后进入宋金战争时期,主要精力在打仗,蔡京一派就没有人为他们翻煎饼了,他们奸贼的名号也就遗臭万年了,司马光一派就永远伟光正了。

可是,真实的蔡京并不坏。

对内,他一生都在克服保守派重重阻力,励精图治,打击豪强,充实国库,扶贫救弱。蔡京很崇拜王安石。蔡京年轻做县尉时,看到家乡水患严重,老百姓困苦不堪,就上书朝廷请求兴修水利,筹钱70万贯,修了木兰陂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利国利民。这主要是王安石新法和蔡京的功劳。但是他的这一功劳硬被后人给抹去了,甚至还是保守派官员到皇帝那里告蔡京修木兰陂水利是为了迎合古谶,想谋权篡位。这些保守派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可是现在都还夸他们好。蔡京执政后,在全国办官学,办养老院,让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让贫困老人进养老院颐养天年,给穷人免费医疗,还专门划拨土地给买不起坟墓的穷人安葬。还废科举,兴新学,办了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实行小学、州学、太学三级考试升学制度,学生考试的路费也由国库负担。我想,如果中国从那时起一直实行专业学校的话,说不定牛顿、莱布尼兹就生在中国了。蔡京废除旧盐钞,使用新盐钞,让富商巨贾辛苦盘剥的财富一夜化为乌有,使财富得到少许平均,而保守派官员则指责他坑害“良民百姓”。我想这也应该是蔡京被骂为奸贼的一个原因。至于蔡京生活奢侈,通过走后门拉关系上位,也很可能是敌对派的诬陷栽赃。

对外强硬主战,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

而司马光呢,也不是像某些人的宣传给我们造成的那个伟光正的形象,也不是与“华盛顿的斧头”类似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里说的那样聪明。他一上台就立即发布神宗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脚议,彻底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当然,我在此不说他这么做是错误的,不然又陷入了毫无结果的争论中了。但是他割地给西夏求和,真就无法洗了。

如果西夏有什么杂志的话,肯定要把司马光请到封面上。

自己都满眼的迷津,不知道他专门写给帝王指点迷津的《资治通鉴》能有几分价值。

现在都骂秦桧是汉奸,可是在秦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伟大的司马光影子。咦——

保守派把金国入侵和农民起意的原因都归于蔡京、童贯,这也是他们被骂为奸贼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把这些原因都栽到蔡京、童贯身上是不对的,保守派也难辞其咎。保守派对新派的阻挠破坏,连修水利他们都要挑刺找茬,老百姓吃不饱闹事,造成北宋灭亡,能说没有他们的原因?而且保守派认为割地赔款,当缩头乌龟就能永保太平根本就是错误的。再说,即使北宋灭亡的原因全怪蔡京、童贯,也不能说他们是奸贼,至多只能说他们的策略不当。童贯这个人,伐青海,攻西夏,平方腊,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都立下赫赫战功,凭哪一点能说他是奸贼?

但是保守派仅因为政见不合,就能骂他们是奸贼,一切的锅都甩给他们,还反说他们走王安石路线是守旧派,把自己洗得像白莲花一样,还用官编的民谣污蔑他们——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以显示连老百姓都厌恶他们。人都喜欢拿民意说事,没有什么能比让老百姓都恨还坏的了。

宋史为了蔡京,还专门首创了奸臣传,把他列为六贼之首,宋史对他的评价是: 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

今天,蔡京、童贯在大众眼里是奸贼的形象,与史书有关系,也与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有更大关系。而水浒传的作者,不能不说受到了北宋保守派史书的洗礼。

还能再翻一次煎饼不?

难啊!改历史,易,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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