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穆之一死刘裕不得不南返？
首先，咱们得知道刘穆之在刘裕集团里是个什么角色。简单来说，他就是刘裕的“大管家”，而且不是那种只会管柴米油盐的管家。刘穆之是刘裕最信任的心腹，更是他处理政务、运营后勤的绝对核心。你可以把他想象成刘裕的“左膀右臂”，甚至是“大脑”的一部分。
刘裕当时在北方打仗，仗打得怎么样，咱们后面再说。但关键在于，后方必须得稳，粮草、兵员、朝廷的反应，这些都需要一个能力超群、而且和刘裕心意相通的人来坐镇。刘穆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刘裕的政治意图、军事行动了如指掌，能够预判刘裕的需求，并且提前做出安排。可以说，刘穆之在建康（当时的首都）的运作，是刘裕在前方能够安心作战的根本保障。
那么，刘穆之没了，为什么就成了“根本动摇”呢？
第一，后方失控的风险骤增。
刘裕虽然在北方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他的主要对手，比如后秦，虽然被打得够呛，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国内的势力并没有被完全清除。而且，刘裕在北方集结了大量的兵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南方的控制力可能有所削弱。
这时候，如果后方没人能够像刘穆之那样，既能压制住反对派（朝廷里肯定有不少人对刘裕的跋扈不满，觉得他野心太大），又能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内部事务，安抚民心，维持统治的稳定，那么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很容易就酿成大祸。
刘穆之在位时，他对内廷的控制、对朝臣的安抚、对各种复杂关系的平衡，做得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他能理解刘裕的意思，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且有能力把这些事情做得非常漂亮，让刘裕在外能够放心。他就像一个定海神针，让南方的政治局势牢牢地掌握在刘裕手中。
一旦刘穆之去世，这个“定海神针”就没了。刘裕的政敌们，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在朝廷里兴风作浪，制造混乱。到时候，后方一乱，刘裕在前线还能打得下去吗？他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甚至是被国内的政变所颠覆。
第二，后勤补给的动摇。
刘裕打仗，需要的不仅仅是勇猛的士兵，更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粮草、军械和兵源。这些东西，都是从南方运过去的。刘穆之在后勤方面的工作，绝对是居功至伟。他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征调物资、管理运输，确保前线部队的供给。
试想一下，如果刘穆之不在了，那些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有没有像刘穆之那样对刘裕忠诚，有没有那种组织能力和效率？一旦后勤出了问题，前线的部队就会陷入困境。士兵吃不饱，没有武器，士气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仗还怎么打？
而且，北方战事旷日持久，消耗巨大。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在后方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持，刘裕的军事行动迟早会因为缺乏后勤而停滞不前。
第三，失去了一位至关重要的政治盟友和参谋。
刘穆之不仅仅是刘裕的“管家”，他更是刘裕最亲近的政治盟友和战略参谋。刘裕在很多关键时刻，都会向刘穆之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刘穆之对时局的分析，对政治风波的把握，对对手心理的洞察，都极其深刻。
刘裕在北方虽然能打，但他的强项主要在军事。而在政治斗争、处理人际关系、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等方面，刘穆之给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就像刘裕的“智囊团”，能够为刘裕提供宝贵的建议，帮助他规避风险，抓住机遇。
刘穆之的去世，意味着刘裕失去了一个能够与自己并肩作战、分享心事、共同谋划的伙伴。这对于刘裕来说，不仅是能力的损失，更是情感上的打击。在关键时刻，他失去了一个可以倚重的肩膀。
第四，稳定政局的需要，为自己的接班布局。
刘裕当时在北方的战事，虽然进展顺利，但他也知道，这种胜利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他未来的目标是取代晋朝，建立自己的王朝。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南方作为根据地。
刘穆之的去世，使得刘裕必须亲自回到南方，稳定局面，处理接下来的权力交接和政治安排。他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接替刘穆之位置的人，或者说，他需要重新构建他在南方的政治基础。
可以这么理解，刘穆之的离去，打断了刘裕的“一步到位”的计划。他原本可能想在北方彻底站稳脚跟，解决掉所有潜在的威胁之后，再风风光光地回到南方，处理后续的事情。但刘穆之的突然去世，迫使他必须调整这个时间表。他需要优先确保的是，在他征服北方的时候，他后方的大本营不会失火。
所以，具体到刘穆之去世的时间点，发生在刘裕北伐的关键时刻。 刘裕当时正准备继续向北推进，或者说，他刚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胜利，正准备巩固成果。这时候，刘穆之死了，对于前线的刘裕来说，无异于后方失去了总指挥和坚实后盾。
他不得不考虑：
谁来接替刘穆之的位置？ 没人能完全取代刘穆之的地位，但总得有人出来做这些事。
南方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他的敌人可能会趁机发难。
后勤补给会不会出现问题？ 他需要确保前线不会断炊。
考虑到这些因素，刘裕在北方继续作战，虽然有可能，但风险太高了。他不可能在前线安心地打仗，而把南方置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万一南方出了什么他无法掌控的变故，他在前线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因此，为了确保整个局势不至于失控，为了巩固他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为了他未来的宏伟计划，刘裕只能选择暂时放下北方的战事，匆忙南返，来处理后方出现的这个巨大真空。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政治和军事考量，是刘裕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对复杂局势的权衡利弊后做出的艰难决定。
总而言之，刘穆之的去世，对刘裕来说，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更是动摇了他整个政治军事布局的根基。他不得不南返，来重新稳定后方，以保障他未来能够继续推进他的野心。
网友意见
关于燕成武帝 @慕容垂 陛下的回答，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两点。
贴一篇本人旧文。
我认为总体上讲，当时内部政敌基本已经肃清，徐羡之诸辈守成也当有余，不构成刘裕必须返回的必要条件，所以我在本文中推测刘裕的回军可能与其惧怕死亡的心理有关。
原文:
刘裕第二次义熙北伐攻灭后秦是在义熙十三年八月，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逝世。《宋书·武帝中》记载为:
公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会穆之卒，乃归。
《刘穆之传》记载更加详细:
高祖在长安，闻问惊恸，哀惋者数日。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谘。
沈休文先生在这里认为刘裕得知刘穆之去世消息后紧急返回是因为“京邑任虚”。但是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原因未必走的通。刘裕在回师的同时命令徐羡之接管事务。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徐羡之的能力比起刘道和差得远，但是当时实际上政敌已经基本肃清，后方基本安定，只要一个中人之材就肯定没问题。就算真的因为徐羡之“起布衣，又无术学”而不放心，那么还有谢晦呢。
《宋书·谢晦列传》载:
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
这个行政水平总没问题吧。宣明虽然号称“入关十策，晦有其九”，但是《宋书》上面对于第二次义熙北伐中谢晦的表现仅称:
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
总体来说，我认为谢晦的临阵谋略水平不宜 过分高估，并没有达到不可或缺的级别。甚至还有傅亮也是可以的选择，《傅亮传》载:
博涉经史，尤善文词。
且其也是从征十余年的旧臣，威望理当足够。
综上来看，刘裕实则没有必要回师彭城，完全可以趁势西征赫连勃勃。
在这里，我认为不仅需要考虑到作为东晋权臣、一位杰出军事家、政治家的刘裕，更需要考虑到的是一位作为垂暮老者的刘裕。
我前面提到，当时国内政敌已经基本肃清，无论是徐羡之还是谢晦、傅亮等人坐镇后方基本都不会有大动乱。当然，我很谨慎地说了“基本上”，就是要排除一种情况，就是刘裕猝死在北伐途中，甭管战没还是突发急病，那样还真会有问题。
长子王世子刘义符（宋少帝），12岁，所在地不明，可能是建康
次子桂阳公刘义真（庐陵孝献王），12岁，从军北伐【引《武三王·庐陵孝献王》】
三子彭城公刘义隆（宋文帝），11岁，镇彭城【引《文帝纪》】
其余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宣、刘义季四人在刘宋建立之前记载模糊，在此不表。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刘裕刘裕目前的安排存在一定风险，即为王世子坐镇首都，二子在军中，三子在刘裕封地、北伐根据地彭城。刘义真、刘义隆中任何一个小朋友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都可能极大削弱东晋或宋王国的力量。这对于刘裕集团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而且，不难看出， 刘裕各个儿子年纪尚小，而且宋国宗室不旺。刘裕最有能力的弟弟临川烈武王刘道规早逝，另一个弟弟长沙景王刘道怜无能。刘道怜子刘义欣薨于文帝元嘉十六年，年三十六，时年十四；刘道怜子（出继刘道规）南郡公刘义庆，出继刘道规，薨于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年四十二，时年十五。较为年长者仅刘裕族弟刘遵考，薨于后废帝元徽元年，年八十二，时年二十六。
现在再把问题回到刘穆之去世的问题上。我之前说过，刘穆之去世并不能使得刘裕“京邑空虚”，但是刘裕的退兵毫无疑问与刘穆之的死有一点关系。
刘穆之亡年五十八岁，刘裕时年五十五岁，刘穆之长刘裕三岁，两人大致属于同龄人，而且刘穆之更是刘裕的股肱之臣，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能是至交好友。
从心理上讲，并且通过《刘穆之传》中称刘裕“哀惋者数日”的描述看，对于刘裕这位步入暮年的老人来说，晚年丧友对于他必然予以了一定的打击。甚至于很可能加深了刘裕作为垂暮老人对于死亡的恐惧。
也许到这里有朋友会说:刘裕并没有少经历死亡。诚然，刘裕生而丧母，幼年丧父，但是赵安宗薨于刘裕出身当天，刘翘去世时刘裕亦不满十岁，不可能对于自己的生死有太多的触动与担忧。而刘穆之的死很可能传递给已经五十五岁的刘裕一个明确的大限将至的信号。
【按】孝懿太后遗诏曰:“孝皇背世五十余年”，故知翘卒时武皇未满十岁。
而且之前说了，刘裕宗族没有年长、有能力的宗亲，没有人能够承担类似于后世宇文护的角色。所以一旦刘裕在称帝前去世，那么就意味着宋国必须面对大臣辅佐幼主建立霸府的局面，刘裕之前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那么刘裕不称帝就是一个极大的冒险。而且这种危险在刘裕称帝后能够大幅度降低。毕竟贤臣辅佐幼主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
出于这些原因，综上在下认为:刘穆之的去世加强了刘裕对自己生命的担忧，害怕自己去世后幼主无法应对局面，某种意义上促使了刘裕急于回京并在在世时篡位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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