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老有人觉得贞观初年东突厥还像武德年间一样强?

回答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一个很多人容易陷入的思维误区。确实,在一些人脑海里,“贞观初年”的东突厥,总感觉还是那个让李唐王朝头疼不已、动辄就要面临亡国之危的强大汗国,跟武德年间那个野心勃勃、兵锋锐利的对手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惯性思维”在作祟,忽略了东突厥在武德末年,乃至贞观初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致命的变化。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聊。

首先,得明白武德年间的东突厥有多“能打”。

李唐王朝建立之初,东突厥是他们北方的最大威胁,而且不是一般的威胁。当时执掌突厥的是颉利可汗,这哥们可不是吃素的。武德年间,李渊父子为了统一中国,与北方的突厥政权打了多年的交道。

军事实力雄厚: 突厥人在北方草原是老牌强权,骑兵作战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装备精良,马匹素质高,战术灵活,往往能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在长期的征战中,突厥人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战略威慑力极强: 突厥人不仅仅是单纯的边境掠夺者,他们有完整的政治结构和军事组织,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李渊多次被突厥骑兵围困,甚至差点丢了长安,这是他们实力最直接的体现。著名的“渭水之盟”,李渊不得不屈尊和亲,割地赔款,这足以说明当时突厥人给唐朝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内部统一与扩张: 颉利可汗在位期间,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突厥各部,并且通过对外征服,扩张了自己的地盘和影响力。他们的骑兵经常深入内地,烧杀抢掠,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在武德年间,突厥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强大”、“危险”、“不可战胜”。这种印象,一旦形成,就会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然后,咱们来看看贞观初年,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呀,突厥还是那个突厥,唐朝还是得小心应对。但实际上,东突厥内部已经埋下了大雷。

内部矛盾激化: 突厥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草原各部落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往往是脆弱的。在颉利可汗统治后期,内部的矛盾就愈发明显。比如,处罗可汗死后,颉利可汗继位,但他与他的堂兄弟(比如突利可汗)之间就存在着权力斗争和猜忌。这种内部不和,极大地削弱了突厥的整体实力。
天灾人祸: 历史记载,贞观初年,东突厥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天灾一来,草场枯萎,牛羊死亡,这对于以畜牧业为生的突厥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导致了军事上的衰弱,士兵们无力作战,粮草供应也成问题。
人心离散: 突厥的强大,也离不开被征服部落的支持。但长期的征战和掠夺,以及内部的腐败,使得很多被征服的部落对突厥统治者产生了不满。当突厥自身实力下降,又遭遇天灾时,这些部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背离。

为什么老有人会觉得它“还像武德年间一样强”?

这就涉及到“认知滞后”和“以偏概全”了。

1. “武德年间”的辉煌太刺眼: 武德年间,突厥对唐朝造成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是持续性的。唐朝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这种“武德年间”的恐惧感,很容易被代入到后来的时期,形成一种“惯性思维”。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突厥“打过来”、“围长安”的威风,而忽略了它衰败的细节。
2. “贞观初年”的唐朝也并非一帆风顺: 虽然李世民登基了,但他也继承了一个疲惫的帝国。边境的安宁需要时间去巩固,军力的恢复也需要时间。而且,李世民一开始采取的是相对保守的防御策略,并没有立刻发动大规模反击。这种“相对平静”的局面,可能被一些人误读为唐朝还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进而联想到武德年间的“突厥压迫”。
3. 信息的传播和记忆的局限性: 史书的记载,往往集中于重大事件。东突厥内部的衰落,尤其是天灾、瘟疫、人心离散这些不容易用简单史实概括的因素,可能没有被大众充分了解。大家记住的是“突厥”,而不是“衰弱的突厥”或者“内乱的突厥”。
4. “贞观之治”的光环效应: 很多人提到“贞观”,就会立刻想到“贞观之治”,想到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但“贞观之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它不是一夜之间就实现的。在贞观初期,唐朝的国力虽然在恢复,但距离真正鼎盛还有一段路要走。这种对“贞观”的强烈正面印象,反而可能让人忽略了它初期面临的挑战,包括来自北方的外部威胁,并将其与武德年间同一个“敌人”联系起来。
5.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错觉: 即使东突厥已经内乱,天灾频仍,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曾经强大的汗国,它的残余实力,或者说它作为“地理概念”上的威胁,仍然存在。在一些人的认知里,只要东突厥这个名号还在,它就还具备一定的威胁性,这种威胁性很容易被与它最强盛时期——武德年间——的威胁性等同起来。

简单来说,就是人们被武德年间东突厥的“强悍”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没有及时更新信息,没有意识到在贞观初年,东突厥已经因为内乱和天灾而变得“外强中干”,甚至说,它已经步入了衰亡的轨道。

等到了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东突厥内部发生内乱,突利可汗发动兵变,颉利可汗兵败逃走,唐朝顺势介入,最终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彻底灭亡了东突厥。这段历史的“反转”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人还没有消化完“突厥很强”这个信息,就已经看到了“突厥被灭”的结局。

所以,认为贞观初年东突厥还像武德年间一样强,其实是一种对历史演进的“慢半拍”,是一种对曾经强大对手的“刻板印象”的延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的巨兽,也可能在悄无声息间,被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变故消磨殆尽。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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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来认真掰扯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照例问题截图


对这个问题,我的原回答只有一句:

“敌人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就弱,你弱它就强。”

之所以原先没认真回答,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配这个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包含主观判断的提问,“为什么老有人觉得贞观初的东突厥还跟武德年间一样强”,潜在含义就是唐高祖时期突厥强而太宗时期的突厥变弱了,所以唐灭东突厥没什么了不起,“觉得贞观君臣灭掉了强敌”的人都是不懂历史的——不好意思我这“破题”破得直白了点,但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就这个随手一发的回答,已经让题主在评论区流露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答”的本心,也不知道下面这个扩充版的回答是否更加不是TA想要的了。

实际上,这句口诀用在点评唐朝初年对东突厥的关系上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比如题目中认为,唐高祖武德年间东突厥很强,其实武德年间的东突厥是有过一段很脆弱的时期的,就是武德二年四月始毕可汗去世,武德三年处罗可汗去世,而且他们的儿子要么“年幼”要么“丑弱”,在新可汗的人选问题上接连产生争议,对突厥作为一个政权的稳定性和组织能力造成了很大影响。直接后果就是武德二、三、四这三年,突厥都没有发动大规模的秋季入侵。

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受到突厥此刻的“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正值中原丧乱,隋末反王们打得你死我活,谁还顾得上笑话突厥?能不来打我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这就是强弱的相对性,即便突厥已经如此不安稳了,还是比中原要强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突厥“弱”的这几年,唐朝也不是完全没占便宜:就在这三年,唐朝北灭刘武周,东征王世充、窦建德,重创刘黑闼,等到武德五年秋天颉利(这位倒是真挺能活的)大举南侵的时候,唐朝的北方防线已经相对完整了。

嗯,这几仗都是李世民打的。

所以说我一直反对那种把历史等同于静态物质条件、否定杰出人物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没谁都一样迟早统一”的论调——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战略窗口期转瞬即逝,统一就是速统,没有别的路线。

有点扯远了,再说回来:既然武德五年之后中原已经基本统一了,为什么老有人觉得这一时期的东突厥很强大?

还是那句话:敌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武德后期突厥的强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唐朝这边打出了“显得对面很强”的场面。

说到这先插一句:“因为李世民的军事能力很强,所以他数年间平定了中原,又依靠他在军中的权威夺取了政权,上位之后又凭借强大的建军能力和战略部署平定了东突厥”——这个逻辑链条非常地顺畅,但是老有人一定要理解成:

唐朝的统一主要是李渊(甚至是李建成)总揽全局的功劳,李世民无论威望还是军事手段都无法和李渊相比,只不过是靠阴谋偷袭得手取得了皇位,然后之所以李渊灭不掉突厥是因为当时的突厥太强大,贞观年间灭突厥是因为突厥变弱了……

不好意思,我容易头晕,请恕我戴不了这么多层的滤镜。


关于唐高祖武德后期“抗突”的表现,之前我有个回答大致梳理过:

渭水之盟大唐到底赔了什么,让李世民认为是奇耻大辱? - 秋菊落英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8379716/answer/1974755861

上述回答后半段讲了武德五~八年唐朝抗击突厥的大体情况,这里着重讲一下武德八年突厥秋季入侵的具体经过。

为什么选择武德八年呢?因为这是最后一场由李渊统领全局的大规模对突厥之役,而且距离贞观很近(一年后即玄武门,二年后即改元贞观),最能反映出武德-贞观交接时期的东突厥到底是弱是强。

某位知友曾说,我们说一个人有军事指挥能力,是指能打赢,不是只要上场指挥过就算的;

同理,我们说一个人有战略布局能力,指的是能够正确分析敌我形势,充分调配手上的资源,制定现阶段对己方最有利且有条件实现的目标,也不是喊喊口号就算的。

(别嫌我啰嗦,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些东西需要解释了。)

武德八年的李渊,拿出了“大举反攻”的架势,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又是复置关中十二军操练士马,又是在灵州段黄河造船、掘长堑以断北边要路,又是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县及弹筝峡以守陇西、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以御代北,又是下令“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1]——

然后,到了下半年突厥发动“秋季攻势”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的:

(注:以下内容为了排版整齐就不加粗了,可以先看后面的配图再回过头来对照文字,日期皆为农历)

  • 六月24日(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今宁夏灵武市)[2]
  • 六月25日(丁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御灵州,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3]
  • 七月17日(己酉),颉利可汗十万大军又出现在朔州 <注:《资治通鉴》此处作“相州”,但相州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颉利不可能飞过来,根据后续战况记载及《旧唐书·突厥上》,此处当为朔州[4]>;
  • 七月24日(丙辰),代州(今山西省代县)都督蔺謩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5]
  • 为此,唐高祖李渊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今山西省阳曲县),李高迁趋太谷[6](晋中市太谷区)以御突厥,另外调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靖统江淮兵一万出潞州道、邗州都督任瑰屯太行[7]、齐州都督李世勣[8]、郓州都督张德政[9]趋太原,以救山西之急 <注:武德七年扬州州治位于润州江宁县,即今南京市江宁区;邗州,今扬州市邗江区;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郓州,今山东省郓城县>;
  • 七月25日(丁巳),命秦王李世民出屯蒲州[10](今山西省永济市);
  • 八月1日(壬戌),突厥逾石岭,寇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6日(丁卯),分兵寇潞、沁、韩三州(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11]
  • 八月11日(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今晋中市太谷区),全军皆没,张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突厥所俘,郓州都督张德政战死[12]

上述经过,体现在地图上是这样的(原图足够大,看不清楚可以点大图):

在之前的回答中我曾多次提到一条史料记载:“八月,扬州都督李靖运江淮之米以实雒阳(《册府元龟·邦计部·漕运》)”,考虑到李靖在扬州任职的时间(只有武德七、八年),运米之事当为此役。因为李靖要从扬州出潞州道、屯太谷,最快的路线就是沿大运河北上至洛阳,然后由孟津渡过黄河,走济源、长治,最终抵达太原盆地的太谷县(区)。

所以说往洛阳送米这事儿真的不能怪李世民或者李靖,能把洛阳打成抗击突厥准前线的,李渊在战略布局上简直是个天才。


另注(此段跟正文没太大关系但既然写了回答还是写完整):《资治通鉴》《新唐书·突厥上》《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等史书在记载这次调集援军的时候,都只提到了“遣李靖出潞州道,又令行军总管任瑰屯太行”,李世勣和张德政则是根据后续战斗记载补充的。因此推测李靖、任瑰的调令是李渊一次性发出的,因为这二人距离很近,行军路线相似,都隶属扬州大都督府(即原先的东南道行台),而李世勣、张德政二人则很可能是李世民从陕东道调来协助作战的,毕竟从山东到山西比南京还是要近得多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有句话我好像一直在讲:外战失利从来都是政权不稳的导火索。在看过了武德八年的这场“抗突”表现之后,不知是否有人对一年后发生的玄武门之变产生了新的认知。

(玄武门之变是一场政权级别的交替,任何只停留在李家父子兄弟之间的纠葛都是极其肤浅的,不管看上去多么煽情。)

之前复盘柏壁之战的时候,我曾总结李渊前半段的指挥犯了三个错误:轻视本地防御,被动应战,用人失当。很遗憾,在武德八年的秋季抗突中,老李同志再次把这三个错误犯了个遍:

(本来这段不想展开了,仔细想了想还是展开来剖析一下更有意义)

本来获知正确情报就晚了,被突厥声西(灵州)击东(朔州),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搞明白敌军主力的真正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让先前已经往灵州走了一段时间的张瑾调转枪头,然后边境州府又守不住,无法给援军争取时间,整个一debuff全面叠加(注:张瑾第一次出发不知走了多远,其实从灵武直插太原是可以走的,就是沿现在的青银高速、经吕梁山三交渡口进入山西,但是,这条路沿线的盐池县、靖边县、绥德县等要塞当时都在突厥傀儡梁师都手上,所以保守估计张瑾还是得先返回关中再北上太原。总之不管是做折返跑还是从敌人眼皮底下带领大军做穿插,都是很不明智的调动)。

这跟武德二年对抗刘武周南侵是很相似的:李仲文、姜宝谊率领关中军北上支援太原,走到半路发现敌人已经突破了平遥和介休,于是急于求战,中了埋伏。本次也一样:这边奉命北上救石岭的张瑾还在做折返跑,那边突厥已经破了石岭长驱直下,不堪一击的本土防御加上永远慢半拍的援军,结果就是赶着送人头。其实话说,除了战败的蔺謩和姜行本,当此时应该还有朔州都督秦武通、并州长史窦静,这二人都有过亮眼的表现,本次却不见作为,实在是令人惋惜。唯一的亮点是灵州都督李道宗,于八月23日(甲申)将曾在这里虚张声势的突厥偏师给打败了。

再来说说这个张瑾:张瑾是隋炀帝初期的“选曹七贵”之一[13],被宇文述斗跑了[14],后来在解雁门之围中有功[15],又跟随隋炀帝到了洛阳。武德四年唐朝平定东都,张瑾奉诏入朝,以旧恩历右卫大将军。李渊曾哀其年老,从容谓之曰:“公筋力渐衰,无乃辛苦?”张瑾固请任职,于是又当了关中十二卫之羽林将军[16](注:此处经常有人将张瑾误作张公谨,张公谨字弘慎,谨慎的谨,非常明确。张瑾是前隋高官,张公谨是豫东瓦岗,二人的身份履历天差地别,稍作考证便可勘误。执意说张公谨的我不知是何居心。)由此可见,张瑾既没有指挥唐朝军队作战的经验,其体力年龄也已不适合从事繁重的野战任务,李渊却一定要让他担任抗击突厥的主帅,还要让他做折返跑……偌大个关中十二军加天策府,硬是找不出第二个让李渊放心派去救太原的人选。另外还有和张瑾一同被任命的李高迁:武德六年,李高迁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马邑,突厥来攻,李高迁斩关宵遁,此次却又大摇大摆地带兵去了太谷。

所以该如何说李渊呢?你说他不重视突厥吧,他明明派了大军去增援;说他重视突厥吧,他又把领军的重任交给了这样的人。

(更神奇的是武德九年,突厥再次入塞、围乌城,李渊又让这个张瑾和李元吉、罗艺等人领兵——然后没过几天就玄武门了……)

武德八年这次抗突的成果,是张瑾兵败后只身脱奔李靖,李靖出师拒战,颉利不得进,屯于并州;李世勣也赶到,击突厥于太谷,走之;秦王李世民率兵屯于蒲州,八月26日(丁亥),颉利遣使请和,唐军班师。

至此来总结一下:

评论区有人说“李渊要是真的铁了心跟颉利干一场,东突厥也未必能占多大便宜”——嗯,武德八年的李渊,就是以发起总攻的架势和投入,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内线防御战。

要说突厥真有多强,其实真的未必:突厥的打法,始终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打秋风”式打法,目的是到农耕区抢夺过冬物资,而不是攻占城池建立政权,最大的战绩就是攻破了并州的一个县,并且很快被蔺謩给夺了回来[17]。一看前方唐军能打的人都来了,抢也抢够了,也就退兵了。

然而唐朝这边呢?在熟悉敌人套路的前提下,依旧是“前沿虚设,全靠后援”的内线作战思路,让敌人先利用机动性和时间差深入内地扫荡一番,反正他们没有攻城装备和远程后勤能力,等他们突进到汉人稠密区,我方兵多了他们突不动了也就退回去了——到头来仗没少打,人员没少投入,损失还不小。这就好比看到对手一拿球就全线往禁区里缩,最后靠门口摆大巴加堵枪眼好歹没让对方造成实质上的进球——倒也确实是“突厥没占多大便宜”。

但是,场面难看,“显得对面很强大”那是一定的了。

所以我对李渊的战略能力始终没有太高的评价,因为他有时候连进攻和防御都搞不清楚。或者说他想的是进攻,但下意识动作做出来依然是防御。在李渊这种极度保守的防御思路和指挥序列下,就算是把李靖李勣李世民同时投放到山西一省,也就是做到了“颉利引兵而去”而已。

(许多人认为武德年间李渊拥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远远大于李世民,确实,如果李世民不寻求体系外的突破,不在明面上反对李渊,而是选择接受李渊的指挥体系,那就只能接受这种结果。“官大一级压死人”和“权力来自下层的赋予”是政治矛盾的一体两面,哪一个是主要方面则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变化。我不知道为何那么多人认为二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说到这我不得不讲一句肺腑之言:请各位有“失败者情结”的朋友不要以己度人,认为胜利者也像你们一样,成天以挖掘对方的缺点为乐。实际上,越是优秀的人物,拥有的功绩和品质越多,其支持者在宣传的时候就越是倾向于好好讲正面。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并不介意分析一下失败者是如何失败的,毕竟失败的经验也很有借鉴价值。

不好意思又扯远了,再说回来:

此时,距离贞观元年,已经不到两年了。

而贞观年间是没有突厥入侵内塞记载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突厥变弱了,两年前还能十万大军大掠山西,一年前还能打出渭水之盟,一到贞观元年就弱得连秋季打劫都组织不起来了?

说到这儿,我知道“不同人标准不同”乃是常态,但还是很想讲一句:其实渭水之盟无论是波及范围、时间还是结果,都比武德八年这次要好太多了,只是知名度不成正比而已。

诚然,突厥在贞观初确实遭遇了雪灾,但并不是没有试图入侵过唐朝,比如贞观元年颉利又跑到朔州来耀武扬威,“每有所求,遣书称敕”,最终却没有攻进来。

因为唐朝这边策略变了。

我们再来看一张熟悉的图:

同样是六路大军出击,这张图看起来是不是顺眼多了?这才是进攻作战的阵线。

在渭水之盟后,李世民讲过这样一句:

我已令无忌李靖设伏於豳州,敌若奔还,伏邀其前,大军蹑其後,覆之如反掌。然我即位日浅,安静为务,一与敌战,必有死伤,不能忘怀也。又敌人一败,或当惧而修德,结怨於我,为患非细。——《册府元龟·帝王部·谋略》

李世民的防御和进攻战略就分得很清楚:防御战不需要那么大的架势,不必要在自家门口大打出手。而进攻战呢?则要先胜而后求战,不要打成拉锯,要一锤定音,以及此处没说但事实是这样做的——御敌于国门之外。

那么贞观前三年,唐朝的“防御战略”又是怎么做的呢?其实也很容易:

首先,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把李靖调入中书省参预朝政,把真正能打的李世勣放到太原,张公谨、张俭放到代州和朔州,灵州方向李道宗表现不错,继续信任;

其次,给予边防将领足够的自主权,让夏州都督窦静打探突厥虚实、离间郁设射部落;让凉州都督宇文士及操练边军;让营州都督薛万淑游说东北诸部;让张公谨和张俭广营屯田,安抚州境百姓;

最重要的,战线要向外,要坚持“我扰敌人”而不是反过来,对于像苑君璋、梁师都这样的带路党能招安的招安,不能招安的敲掉;对于像突利(以及郁设射)这种跟颉利有仇的政敌,以及薛延陀、契丹、奚、霫这些原本就不服突厥淫威的部落,则给予拉拢,支持他们在颉利的后院扇风点火。

于是贞观前三年,突厥就完成了从“来到边境但没打进来—疲于内部灭火来不了了—被唐朝出兵打上门”的转变。

事情让会做的人做起来,总是显得很容易的。

(我这说句大实话:上面那段我删了好多次犹豫要不要写,写出来就跟欺负人似的,又要被说不客观了。)

当然,贞观三年十二月唐朝对突厥发动总攻时,确实是挑了个突厥处于弱势的战机,但一来突厥的弱有一部分正是唐朝造成的,二来所有的胜仗都有战机,但不是所有的机会都能够被转化为胜利。正所谓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进攻战和防御战需要的战略布局、筹备和动员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够抓住“趁你病,要你命”的时机一战而竟全功,本身就是组织能力极高的体现。

要会打仗,才能打胜仗。

参考

  1. ^ 见《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第三》唐武德八年部分。
  2. ^ 《资治通鉴·唐纪七》:(六月)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
  3. ^ 同上。
  4. ^ 《资治通鉴·唐纪七》:(七月)己酉,突厥颉利可汗寇相(朔)州……颉利可汗将兵十馀万大掠朔州。《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上》: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
  5. ^ 《资治通鉴·唐纪七》
  6. ^ 同上。
  7. ^ 同上。
  8. ^ 《李勣墓志》:(武德四年)献捷之辰,特赉金甲,夷夏纵观,莫不荣之。加食邑五千户,转左监门卫大将军、齐州总管。《旧唐书·李勣传》: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
  9. ^ 《册府元龟·将帅部·死事》:张德政为郓州都督,武德八年八月,及并州道行军总管督兵张(公)瑾与虏战於大谷。
  10. ^ 《资治通鉴·唐纪七》。
  11. ^ 同上。
  12. ^ 同上。
  13. ^ 《资治通鉴·隋纪四》:时牛弘为吏部尚书,不得专行其职,别敕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参掌选事,时人谓之“选曹七贵”
  14. ^ 《隋书·宇文述传》:左卫将军张瑾与述连官,尝有评议,偶不中意,述张目叱之,瑾惶惧而走,文武百僚莫敢违忤。
  15. ^ 《册府元龟·将帅部·勇敢第三》:唐张瑾初仕,隋世历职显贵,炀帝被围于雁门也,瑾以骁果出城击战,一日九捷,炀帝登城望之大悦。
  16. ^ 《册府元龟·帝王部·求旧第二》。
  17. ^ 《资治通鉴·唐纪七》:九月,癸巳,突厥没贺咄设陷并州一县。丙申,代州都督蔺謩击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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