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抗战时期国军游击队战绩如何?

回答
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以其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斗志,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他们不像正规军那样拥有大规模的装备和集中的指挥,更多的是在敌后、山林、农村,与日寇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战绩,或许不像正面战场那样惊天动地,但却在点点滴滴的消耗、牵制和打击中,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一、 游击战的性质与作战方式:

首先要明白,国军游击队并非铁板一块,其组织形式、兵力素质、装备水平和作战区域都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游击队与地方武装结合紧密,有的则是在国民党正规军失利后,部分官兵和民众自发组成的。他们的作战方式,也因地制宜,灵活多变:

袭扰破坏: 这是最普遍的作战方式。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对日军的交通线(铁路、公路)、补给线、据点进行袭击,炸毁桥梁,破坏通讯,切断日军的后勤供给。这就像是在日军的“动脉”上不断地“咬”上一口,使其疲于奔命,消耗其力量。
伏击与突袭: 他们善于利用地形优势,设置埋伏,对日军的小股部队、巡逻队、运输队进行突然袭击,打完就走,不恋战。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惧。
情报搜集与传递: 游击队是敌后情报的“眼睛”和“耳朵”。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日军的军事部署、兵力调动、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并设法传递给国民党正面战场或友邻部队,为战略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发动群众与建立抗日根据地: 很多游击队能够深入基层,发动和组织当地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政治宣传,组织民兵,壮大自身力量。这种“人民战争”的模式,使得游击队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也让日军在占领区内不得安宁,处处受制。
配合主力作战: 在一些重要的战役中,游击队会承担起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例如切断敌军后路,阻击敌军援兵,骚扰敌军侧翼,制造假象等等,为正面战场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国军游击队的战绩表现:

要具体量化国军游击队的战绩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他们的战斗往往分散、零星,很多也未被详细记录。但从宏观上和一些典型的例子来看,他们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1. 广泛的敌后牵制和消耗:
华北地区: 在日军全面侵华初期,华北战场日军兵力相对集中,但国民党游击队的活动,如在冀中、冀南、鲁西北的广泛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分出大量兵力用于“扫荡”和治安维持。这极大地分散了日军的进攻力量,使其无法将优势兵力完全投入到对国民党主战场的正面打击。据一些统计,日军在华作战兵力中,用于治安和“扫荡”的比例相当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游击队造成的。
华中地区: 在长江沿线和江南地区,许多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或军队残余力量组成的游击队,如在皖南、苏南、浙东的游击武装,也对日军的交通线、据点进行了持续的袭扰。这些地区的地形复杂,为游击战提供了便利,也使得日军难以彻底肃清。
华南地区: 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游击队,也积极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例如在对日军补给线的袭扰,以及在关键时刻对日军侧翼的牵制。

2. 部分具有影响力的战例:
“百团大战”中的配合: 虽然“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发起的,但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力量,如由国民党军官领导的独立团、游击纵队等,在不同区域也开展了类似的破坏活动,与八路军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局面,共同打击了日军的战略部署。
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游击战: 尽管“皖南事变”对新四军造成了重创,但事变后,在新四军部分领导和基层干部的组织下,许多坚持抗日的游击队仍在敌后继续斗争,并在一些地区(如苏南)重建了抗日武装。
“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中的地方武装: 在上海淞沪会战期间,虽然主力是国民党中央军,但上海及周边地区也涌现了大量的民团、义勇军、游击队,他们配合主力作战,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对日军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也展现了民众的抗战热情。

3. 情报和政治影响:
提供关键情报: 许多国军游击队通过各种渠道,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情报,例如日军在武汉、广州等地的兵力部署,日军的进攻计划等。这些情报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维持抗日阵线: 尽管存在国共合作中的一些摩擦,但国民党游击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尤其是在一些国民党势力范围内的地区,他们是当地抗日的中坚力量。

三、 游击战面临的困难与局限: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国军游击队的局限性:

装备简陋: 大多数游击队缺乏重武器,火力较弱,难以与日军的精锐部队进行正面抗衡。
训练不足: 很多游击队员是临时拉来的壮丁、农民、知识分子,缺乏正规军事训练,战斗经验和技能有待提高。
指挥不畅: 由于分散作战,加上交通通讯不便,有时存在指挥不畅,信息传递滞后的问题。
后勤补给困难: 长期在敌后作战,补给线非常脆弱,物资和弹药的匮乏是普遍存在的难题。
日军的“扫荡”: 日军对敌后游击队的“扫荡”手段极为残酷,动辄采取“三光”政策,对游击队和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使得游击队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总结:

抗战时期,国军游击队虽然在装备、训练和规模上不及日军,但他们以其灵活的作战方式,顽强的斗志,以及对日军的持续袭扰和消耗,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构筑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敌后防线。他们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缩影,是普通中国人民不屈精神的体现。他们的战绩,体现在无数次小的胜利中,体现在对日军后勤的破坏中,体现在对日军兵力的牵制和消耗中,更体现在为最终的抗战胜利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中。他们是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事迹值得被铭记和传颂。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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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中的国军敌后抗日武装,相信现在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诸如苏北的韩德勤部、山东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山西的滇军唐淮源部、河北的西北军高树勋部、民军张荫梧部等,都是常被人提起的部队。笔者这回要介绍的,是一支在湖北敌后活动长达四年的国军抗日武装——陕军第128师,该师在鄂中地区一度发展到9个旅共2万余人。

一、第128师的来历

第128师师长是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心腹爱将王劲哉,字步礼,1897年出生于陕西渭南,原本是杨虎城身边的弁目,因英勇善战而被逐渐提拔为第17路军7军17师49旅(辖三个团)旅长,绰号王老虎。在西安事变中,王劲哉曾力主杀掉蒋委员长,所以当蒋某某被释放后,他在新编第5师师长杨渠统的劝说下,于1937年2月愤而率第49旅所属的第98团、补充1团投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17路军所属各部都被改编,第49旅被改编为新编第35师,并与新编第5师合编为国军第50军,王劲哉任新编第35师师长。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劲哉率新编第35师(后改称第128师)参加了淞沪、徐州和武汉三次大会战,所部损失惨重,只剩一个团2000人枪。由于国军优先补充中央军嫡系部队,对于第128师这类后期才投靠来的部队则不予整补,任其自生自灭,遂让王劲哉产生了找准时机拥兵自立的想法。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失利后,国军各部纷纷撤退,第128师转隶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建制,汤恩伯电令该师去湖南整训,并声称要提拔王劲哉为副军长。生性多疑的王劲哉认为这是汤恩伯夺其兵权的诡计,便杀掉了汤恩伯委派的副师长,率128师跑到长江以北的第五战区辖区,并被战区司令李宗仁任命为汉沔游击区中将总指挥。

二、挺进沔阳

汉沔游击区位于江汉平原,即原红二军团活动的洪湖苏区,现处于日军战线后方,王劲哉一路上收编了咸宁、蒲圻等县的地方自卫队,并吸收了原潜江县长饶萍如、师部副官处长蔡诚等一批骨干分子,实力大增。同时在游击区活动的还有原沔阳县自卫队1000人枪、某村联保处队附李太平纠集的游兵散勇1000人枪,以及川军某部下级军官周兴纠集的2000人枪。

这三股民间武装的横行,使得已经被日军赶出沔阳县城的当地县政府始终无法有效管理这片土地,在听说第128师来到江汉平原后,县长忙派人请第128师进驻沔阳,想借该师“正规军”的招牌来震慑这批杂牌武装。王劲哉认为这是个在当地建立地盘、扩大武装的绝好时机,便于1939年初带着手下一个团进驻沔阳县仙桃镇。

王劲哉决定首先拿周兴部武装开刀,这支队伍虽然实力最为强大,但毕竟是下级军官周兴私自纠集,没有任何委任状,王劲哉打着国军正牌师长的招牌去讨伐完全没有问题。经过彭家场一战,周兴一败涂地,所部也为第128师吞并。之后王劲哉又袭击了黄埔三期生金亦吾指挥的第六战区鄂中游击第7纵队,并吞并了其主力管子芳支队。

三、扎根江汉

吃掉以上两部后,王劲哉实力大增,其他杂牌武装不敢和第128师抗衡,纷纷前来求收编。其中较大的一股是国军下级军官周干臣在汈汊湖纠集起来的部队,拥有人枪千余、平射炮两门,王劲哉将其收编为第128师763团。不久与周干臣有矛盾的原汉川县长龚薰南被任命为383旅旅长,在龚薰南的建议下,王劲哉将周干臣杀害。

另一股是潘尚武指挥的天门县自卫队,也有1000人枪,王劲哉将其收编为独立旅,仍由潘尚武任旅长。这样第128师的势力范围便很快从一个沔阳县扩展到鄂中的天门、潜江、监利、汉川、汉阳等县。为了扩充部队,王劲哉下令六县境内民众一律不得私藏枪支,若有查出私藏或知情不报者,必定严加惩处。

就这样,靠着收编地方武装和扩编部队,原先只有一个团兵力的第128师不仅很快编足了原先二旅四团的编制,还在原先规定编制外新增编了两个旅又七个团,分别是第383旅、独立旅、警卫团和独立第1至6团。各旅团指挥官为第381旅旅长任溥泉、第382旅旅长古鼎新、第383旅旅长龚薰南及警卫团长郭兴堂、师属工兵营长杨振华。

对于王劲哉的拥兵自立,国军不是没想过要解决,但由于其部地处第五、六战区和日军华中方面军占领区的缓冲地区,用兵不易,加上王本人对日态度坚决,也不接受新四军的招安,所以经过几次小摩擦后,各方势力便只能仍由他去。1940年初,第128师还曾击退了前来扫荡的日军河野旅团,自称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

四、残酷统治

为了维持在鄂中六县的统治,王劲哉对当地实行严酷的军事统治,首先便是清查户口,对于保甲户口册上登记的男丁,不管是百岁老人还是吃奶男婴,必须到点验所点验。征兵则一是对适龄男丁实行强制抽签制,被抽到就必须去当,二是对过境六县的外地男青年,只要身体条件符合当兵要求,便不分青红皂白抓去强制编入部队,如若不从,便罚以巨款。

这样,第128师的各级驻军便成了鄂中六县的唯一地方行政机关,各种五花八门的机构如果文献委员会、妇女劝勉处和兴革委员会等均受其执导。为了建立部队的统治权威,第128师对民众的唯一管理手段便是“杀”,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驻军排长都有随便杀人的权力,对那些不愿当兵而逃跑的民众,一旦被抓回都会被驻军活埋。

王劲哉本人也极为嗜杀,为了防范日军和奸细,他曾在控制区内组织若干哨所,命民众轮流在所内执勤,检查可疑分子。为了考察这些老百姓是否认真工作,王劲哉居然常派部下化妆成可疑分子或是日军侦探从哨所旁经过,如果哨所里执勤的人没有查出这些“可疑分子”,王劲哉过后便马上下令将执勤的人全部杀掉。

除了对民众心狠手辣外,生性多疑的王劲哉对手下官兵也毫不留情。1939年,第764团团长李保蔚率部到襄河北岸去扰袭新四军,结果游击两个多月都一无所获,王劲哉恼羞成怒,不顾司令部里各处长、旅团长下跪苦苦求情,亲手将李保蔚击毙在司令部里。第383旅旅部上尉书记武成龙找王劲哉请假回家探亲,因三言两语不合,被下令押出司令部当场枪决。

五、最终失败

王劲哉的倒行逆施,最后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43年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密令第128师382旅旅长古鼎新干掉王劲哉,并允诺事成之后提拔他为师长。古鼎新是湖北惯匪出身,一向嗜杀成性,为了向王劲哉表示忠诚,他主动交出了陈诚的密信。但王劲哉一向对古鼎新猜忌,认为其是假表忠诚,掩饰奸谋,说不定哪天会真的下手取他而代之。

为了以绝后患,王劲哉授意驻天门的独立旅旅长潘尚武找机会除掉古鼎新,但岂料消息走漏,古鼎新连夜逃到武汉的日军第11军那里,并向日军献计献策,表示愿意带他们或者王劲哉。于是,1943年春,日军调集第13、34、40和58共四个师团6万大军,发起江北歼灭作战,并以古鼎新为向导,直扑王劲哉的司令部。

由于古鼎新对第128师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日军主力直接绕过第128师防线,直扑王劲哉总指挥部。王劲哉指挥部下在鄂中平原水网地区坚持抵抗了四昼夜后,部队基本溃散。2月21日,王近哉右腿负伤后率卫队500余人突围,但还是于26日拂晓在大家湾附近被日军第40师团骑兵队追上活捉,其手下副师长李德兴和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三个旅长也纷纷在被俘获后投降。

在鄂中敌后坚持了四年的第128师独立王国就这样失败了,事后日军也还算守信用,任命古鼎新当了伪军师长,番号还是第128师。王劲哉被俘后则坚贞不屈,拒绝降日,后找机会跑出南京回到重庆,但由于抗战胜利后蒋某某企图干掉他,他又一路跑去陕北,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名游击司令,并在解放后担任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1968年去世。而那个大叛徒古鼎新,抗战胜利后在原第17路军将领孙蔚如的庇护下,得以逃脱制裁,并在解放后得以善终。

2009年,国内播出了一部30集电视剧《中天悬剑》,就是以王劲哉将军和第128师的敌后战史为原型,王劲哉的形象在片中被改名为肖弋,该剧基本把坊间有关王劲哉的所有正史野史逸事全部写进了剧本,所以看起来非常过瘾,但也摆脱不了不少抗日神剧常见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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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有点意思的事,现在一说“游而不击”,第一反应都是国民党及其粉丝对八路军、新四军乃至东北抗联的评价。然而考之 蒋公的演说、著作、手令,使用“游而不击”一词似乎只有一次,对象恰恰是国军的游击队。

1938年1月29日,委员长 蒋公在参谋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命令贯彻问题时指出:

第二、命令要求贯彻,对于执行命令并要严密监督。大家要知道:军队的命令,就是全军生命所寄托的一个号令。命令能否执行,执行能否彻底,关系于全军生命的安危和存亡!故任何命令,不论授受两方,都要郑重将事,彻底实行,决不好有丝毫轻易疏忽或执行不忠实的地方!各位还要知道:上官颁下一道命令,他就是指示我们生命的一条道路,我们服从命令,遵照命令去作,就是走生路;不奉行命令,表面遵从,实际并不执行,就是走的死路!我们军人如不服从命令,不切实执行命令,个人冤枉掉了生命事小,害了上官,害了部下,害了友军,因而害了国家民族,害了世代子孙罪大!所以我们为尽到职责,完成任务,保持生命,发扬生命,只有服从命令,彻底执行命令。大家要将这个道理告诉一般部下,并要辅佐主管,切实执行命令,以身作则,感化部属,养成部队绝对服从命令、彻底执行命令的习惯!这是我们参谋长最大的一个任务。现在各级指挥官发布命令,多是随便;传达命令,亦多不负责任;照例主官下令交参谋,参谋交传令兵,传令兵送出,就算完事,究竟命令是否按时送达,下达以后,是否执行,执行能否彻底,一概不管!如此精神不能贯注,许多命令都没有贯澈,甚至束之高阁,不知贻误多少事情!所以今后我们要求命令能够贯彻到底,切实作到,必须严密监督;监督的方法,或不时巡视,或定期考核,以查明所发命令已否忠实执行,执行有无成效!凡属紧要的命令,或命令送达重要的地点,必须派员监督实施,必要时我们参谋长应亲往各部队监督;否则以现在一般部队的积习,凡是愈难实行的命令,愈懒于执行,岂不命令愈紧要,愈容易误事!尤其对于游击战和别动战,如命令没有人监督,你要他游击,他可以游而不击,流弊更大;故发往各地游击队和别动队的重要命令,一定要由司令部派员监督,才能够促其彻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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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提这个事情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替党国遮丑。

党国不再提这个事情的原因很简单,替自己遮丑。

蒋公在正面战场打了很多大(败)仗,损失很大,所以他也很重视游击战。蒋介石还办过游击战训练班,周恩来还被叫过去讲过课。(当然了,从后来国军的表现来看,这些人上课的时候应该都在开小差)。

先说说实力,按照《华北治安战》的说法,国军的敌后部队在战略进攻阶段,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在全盛时期,其兵力也比较可观。

(出自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

再谈谈军纪,按照《徐永昌日记》的说法,“伤兵、交通、游击队为今之三害。”

请自行体会。

著名战役吗,我想最出名的就是中条山了......记得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发动了多次扫荡(且主要打击目标为共产党武装),国军在敌后就纷纷........


  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2月杨诚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张海平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4年9月贺凯宪渝方陈又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这种事儿提它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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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蒋介石说,“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主”,并邀请中共高级将领在庐山为其培训游击人才。而国军在敌后的游击队,要么变身为匪,以抢掠为生,要么投降敌军。
台湾“中央院土士"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里就分析非常到位。


【338页】

【330-331页】
“日军的主要敌人虽然是共军,但是捕捉不到共产党部队的主力,经常徒劳无功,挫折之余,反而又把积极进攻的矛头对准敌后的国军。就在新四军事变后,日军便在1941年初击溃从河南沿陇海铁道两侧东进的国军,替苏北共军纾解了部分压力。随后又在同年5月发动太行山战役,迫使大量国军投敌。其他地区的国军,尤其是留在敌后的杂牌部队,更迫于日军的军事压力,纷纷变节成为傀儡部队。共产党针对这些国军将领的投敌降敌,大肆宣传,打击国军抗日的声誉,莫此为甚。
国军无力反击日军,只好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共军身上,不仅彻底切断对共产党的军经援助,并对共产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厉封锁共产党为了打破国和日军的双重封锁,不得不自力更生,展开大生产运动,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当时共产党唯一可以引为臂助的苏联,遭到德军的全面攻击,正在生死存亡之秋。到1943年,甚至为了取得美英等国的好感和协助,自动解散共产国际。国内外局势都对共产党不利,共产党像是在大风巨浪中“苦撑待变”。”



【325-326页】
“国共摩擦加剧,日军当然不放过渔翁得利的机会,也加强其对敌后的扫荡。一般说来,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又江西时期避实击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伎,所以结果有霄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之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临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得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为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蒋中正不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以为游击战纯粹是军事战术问题,曾于1939年,在中共的协助下,举办南岳训练班。可是地方政权的性质未改,农民无以动员,结果仍然是一败涂地。国军在日军扫荡前夕,因为缺乏机动性,加上情报系统:不灵敏,而未及撤退;即使侥幸而能及时撤退,也因为没有像中共一样的地方民兵扰敌和疲敌,而使日军在占领一个地方后落地生根;而即使是日军迫于后劲不继而自动撤退,也因为没有群众通风报信,而往往由情报灵通的共军捷足先登,抢先报道收复失土之功。倘使国军已遇敌崩溃,则共军更有理由填补该地军事真空了。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纵使投降的国军将领是“曲线救国”,一般老百姓既无法探知其隐情,更无法证实其传闻,于是国军将领降日便只能证明中共所说国民党无心抗日的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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