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和军统明明是情报机构，但为什么名称都是“统计局”？
要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回到它们成立的那个年代，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
一、历史的开端与“统计局”的演变
咱们先从“中统”说起。中统的前身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调统局”。这个名字，是不是一下子就跟“统计”沾边了？它是在国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北伐战争前后成立的。当时，国民党正要统一中国，但内部派系林立，外部还有各种反动势力、共产党活动等等。为了巩固统治，掌握社会动态，尤其是要了解和控制党内外的各种思想和行动，国民党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收集信息、分析情况，并据此采取行动。
“调查统计”这个词，在当时看来是一种比较含蓄、也比较“学术化”的说法。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在包装。毕竟，“特务机关”、“政治警察”这些词听起来太刺耳，容易引起反感，也显得过于赤裸裸。用“调查统计”这个词，既能掩盖其政治斗争和镇压的本质，又能在形式上显得更加“正规”、“科学”，像是为国家发展进行信息服务。
后来，这个机构几经演变，逐渐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统计调查局”，简称“中统”。这个名字的延续，可以说是一种策略的延续。它依然保留了“统计”的字样，但在实际运作中，它的核心职能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数字统计。它更侧重于掌握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动态、党员思想、以及社会上可能影响国民党统治的各种信息。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器”，将收集来的各种情报、思想、人物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然后找出“关键点”，再根据这些“关键点”来制定“对策”。
二、军统的由来：“国家化”与军事掩护
再说“军统”。它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这个名字的由来，跟中统又有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军统的前身，同样是军事委员会下面的一个情报单位。在国民党政权稳固之后，蒋介石需要一个更强大、更直接、能够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情报系统，来对付共产党、地下组织以及一切他认为的“异端”势力。
军事委员会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这个框架下设立情报机构，有两个好处：
1. 军事掩护和合法性： 将情报工作放在军事体系之下，可以为这些行动披上一层“军事行动”的合法外衣。毕竟，在那个动荡年代，军队的行动往往比党派的政治行动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容易获得资源。
2. 渗透与控制的便利： 通过军事系统，可以更方便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军队本身，以及与军队相关的行业和人员。军统的特务们很多都是穿着军装，或者以军职人员的身份出现，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行动便利性和隐蔽性。
那么，为什么又带上“统计”呢？这同样是一种 “去政治化”和“专业化”的包装。
“统计”的迷惑性： 和中统一样，“统计”这个词起到了迷惑作用。在很多人看来，军队里的“统计”无非就是兵员数、武器装备数、后勤物资数这些，听起来是军事运营中非常正常和必要的一部分。用这个词，可以大大降低外界对其实际情报收集和镇压行动的警惕性。它试图营造一种“我们只是在做好军事上的信息管理和分析”的假象。
情报工作的“科学”外衣： 情报工作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收集、分析、比对、判断等过程。这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被类比为一种“信息统计”和“大数据分析”的雏形。使用“统计”这个词，也试图将这些黑暗、血腥的活动包装成一种“科学”、“理性”的专业行为。这符合当时一些进步思想的潮流，即重视科学和技术，将一切都理论化、技术化。
资源获取的便利： 加上“统计局”的名称，也可能在争取军事资源方面有一定的好处。毕竟，在军事预算中，“统计”和“信息分析”更容易被列为必要的开支，而“特务活动”则可能面临更多审查和限制。
三、名称背后的策略：隐蔽、包装与权力运作
总而言之，中统和军统之所以都带有“统计局”的名称，并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 策略。这是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达到以下目的而采取的包装和掩饰手段：
隐蔽真实意图： 避免直接暴露其作为政治和军事特务机构的性质，降低社会对它们的警惕性。
争取合法性与社会认同： 以“统计”这个相对中性、专业的词语，试图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和社会接受度，尤其是在当时国民党正努力塑造国家机器形象的背景下。
方便行动与资源获取： 通过军事或党务的“统计”名义，可以更容易地获取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并为特务活动提供掩护。
塑造“科学化”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将情报工作包装成一种基于“统计分析”的“科学”行为，符合当时对现代化和专业化的追求。
可以说，“统计局”这三个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用来蒙蔽敌人、麻痹民众、迷惑上级的 一张“保护伞”。它们的实际职能，早已远远超出了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统计”工作，而是深入到政治斗争、社会控制、情报侦察等各个层面，成为国民党统治机器中令人胆寒的触角。这种命名方式，也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情报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各种复杂而隐蔽的手段。
网友意见
之所以“军统”和“中统”都带“统”字，是因为中文的“调查统计”正是情报部门的基本职能。
现代国家90%以上的情报来自公开信息的搜集和分析，职工大多是来自各个专业的普通技术人员，主要工作是数据整理和研究。秘密行动和特种作战只在极端的情况下使用，是用来验证情报、填补特定环节的非正常手段，是最后的选择。在CIA和MI6的名称中，intelligence是“聪慧”和“信息”的意思，并不包含007特工横扫四方的内容。国民党情报机关建立之初，心气还是比较高的，参考了西方情报机构的运行模式，所以机构都以“调查统计”为名，用手段来指代目标。新中国的对应机构则是中央调查部（建国前为社会部），1983年改为安全部。
航空照片判读是情报机关的重要工作，美国在二战期间有数千人专职看照片，寻找照片上的微小变化。图为CIA航拍古巴之后，比对历史照片做出的标注。这几张照片上的文字促使肯尼迪下决心发出核战争威慑。
不过，民国实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国民党在1927年后也缺乏对知识分子的凝聚力，所以情报机关迅速地偏离了设立的初衷，从现代文官系统堕落为帮会化的秘密行动组织，把特种作战作为主要成就来吹嘘。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军权为基础，资金分配靠暴力抢夺，所以军统中统都迅速帮会化、军事化，用暗杀和掌握治安部队（类似武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高级干部几乎没有能沉下心研究数据的，本职情报工作搞的乱七八糟。
“两统”相比较，“军统”的核心是戴笠替蒋介石组织的一批浙江黑帮（外地人蒋介石信不过），靠地域关系和江湖规矩提供凝聚力，所以善于抢钱和暗杀，在占用正规军资源的同时，情报方面没有突出表现。倒是“中统”愿意接纳中共叛徒，对文职工作和档案数据比较重视，所以提供的情报质量比较高，反共成效也比较大。
总而言之，情报部门的“正经”工作是广撒网，以各种低调手段搜集对手的“大数据”，用数据趋势和异常数据来判断对手的重大行动。军统和中统虽然在命名的时候有这个意识，但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封建性，从未真正落实“调查统计”这四个字。发展最后，军统和中统虽然是两个“局”，却被自己下属的“行动处”吞噬了，所以后人反而会奇怪“统”字的含义。
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 资料1：军统第一期培训班的招生模式如下：
可见主要招收同乡流氓，训练则倾向于隐秘行动，并非信息分析。所谓军统，不过是一个政府出面组织的黑帮罢了。上海帮会杀手出身的蒋介石，终究没有领导现代政权的能力。
- 资料2 中共情报工作的风格，从1941年的这份中央文件可见一斑：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
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
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
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
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
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
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不知道今天的县委书记对县情能否掌握到这种地步）
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获得全国主导地位后，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转为以特务工作为主。蒋介石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首先以黄埔系军队作为支柱，其次网罗了一批党棍，再则利用特务监视和铲除异己。国民党政权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众基础，其特务工作注重于监视和打探情报，也进行策反、拉拢和思想渗透等特殊任务，不能简单以“谍战”来概括。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相比之下，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侠士刺客思想，并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蒋介石在大陆便经常使用特务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以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也是遭到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 资料4 中情局的工作模式，可以参考下面几个资料：
中央情报局投资这些民间高科技用意何在？
根据时任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的要求，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下，名为“In-Q-Tel”的风投公司成立 ，开始发挥美国情报界与创新科技界之间的桥梁作用。……In-Q-Tel公司投资新兴科技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有关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获取最新科技成果的目的，则是为了给今年和未来的美国情报界带来科技优势，确保成功完成情报任务。
……目前，In-Q-Tel公司的投资主要可分为四个方向。
一是先进的分析方法。随着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各类数据处理与分析的自动化已经是大势所趋。In-Q-Tel公司目前投资了41家与大数据、数据分析与挖掘、机器学习、量子计算机等领域相关的科技公司，以提高情报机构的情报分析能力，应对不断加强的计算资源需求。
二是机动现场可部署技术，也就是用于改善现场通讯、扩大任务实施者的可控范围、进行生物与化学侦测的便携式情报支援工具，包括各类传感器、先进材料、基因分析工具、机器人系统和先进的电源系统等，目前共投资了38家此类企业。三是移动设备，确保在移动环境下成功完成任务，包括安全进入商业网络获取数据、保护终端设备、迅速部署移动网络并展开合作等，目前投资8家此类企业。
四是基础设施与安全设备， 包括数据储存、云部署与网络安全技术等，以便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不断增加的计算资源需求。目前投资相关企业15家。
In-Q-Tel过去投资过的一些新兴企业，后来又被谷歌、甲骨文、IBM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购，开发出前沿科技产品。例如，In-Q-Tel公司早期投资过谷歌公司，也投资过卫星地图公司“锁眼”公司， “锁眼”公司又被谷歌公司收购，在其卫星地图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了“谷歌地球”，在全世界受到广泛使用的同时，又引发了安全担忧。
美国中情局是这样监控网络的
“开放源中心”成立于2001年后，起初由当时一个调查“9·11”事件的委员会提议建立。建立初期，中心的主要目标是搜集美国以外地区互联网上的恐怖主义情报和武器扩散情报。
随着时间推移，这支人数保密的团队已经拓展了他们的监控范围——微博、社交网站、报纸网站、电视媒体网站、社区电台网站和互联网聊天室都成为这座砖砌小楼的挖掘对象。美联社说，这支团队监控着多种语言的言论，包括英语、阿拉伯语、汉语、乌尔都语（属于印欧语系）等几乎所有中情局认为值得监控的语言。
在针对某起国际或地区事件时，监控员会先截取网络留言、甚至直接录制网络聊天的语音片段，再比对这个国家在相同事件上的媒体观点，最终整合成这个国家对这起事件的舆论反应，递交白宫作为参考。
……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有关社交网站和微博是否代表舆论的问题时，纳坎说，越来越普及的手机端交友软件使这些公开的网民言论更具参考价值。一名匿名的中心副主管介绍了一桩案例。近两年，泰国“黄衫军”、“红衫军”在街头闹事期间，特别是在军警武力清场期间，这名副主管和19名有着相同职责的人员潜伏在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内，他们经由微博和社交网站了解集会的现场情况。当时，泰国和外国媒体记者均无法进入集会现场内部，失去了第一现场和第一时间的实时报道，但一些集会者、甚至是警察本人借助手机对外发布消息和照片。
这名副主管说，“（清场开始后）一小时内，现场情况全都能在微博和社交网站上找到。网络监控员交叉评估了消息发布者前后上传的消息和图片，从中确认可信信息。
一个哲学家帮中情局找到了本拉登
美国高科技大数据公司Palantir，这家公司的创始人AlexKarp是一位哲学博士，但是，在阿富汗、叙利亚和巴基斯坦，他们公司帮中情局找到了大量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高层，最后连本·拉登的藏身地都被他们挖了出来。是的，他确依靠大数据技术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抓住了本·拉登。
- 资料5 我之前写过的一个回答：
里面引用的数据分析，就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公开情报机构。比如下面两张图
这种数据分析才是情报机关的主要任务，才能帮助军政高层做出正确的决定。注意报告是1947年上半年做出的，此时还没有中情局，但后来的中情局无疑也会用类似的方式工作。千万不要以为007特工会成为大国情报机关的主体。对各国情报机关来说，跨境绑架、暗杀、盗窃文件等工作无论是否达到了目标，只要被世人所知，都至少失败了一半。没有存在感的情报组织才是最好的情报组织。从这个角度说，每年花掉1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要比中央情报局更成功。
对了，顺便说一下，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家安全部所属大学，学生有的到安全机关就业，有的进入社会。他们的情报分析能力很适合用来做新闻选题和深度挖掘，
观察者网就有国关学院的毕业生，工作相当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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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很简单，因为情报工作真的就是调查统计。这里用《地下交通站》来举例（这部电视剧虽然是喜剧，但专业水平完爆大部分正剧）。有一集是赵华服侍两个外地来视察的大鬼子，这俩大鬼子走到哪都带着赵华。赵华频繁地听到这俩大鬼子说一个听起来像“黑开库求”的词，所以请小石头去找根据地的同志问问黑开库求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赵华会关注这个词呢？虽然电视剧没有细致演出具体情况，但可以根据后来的信息推测。
这俩大佐和赵华到了一个裁缝铺，一个大佐是黑开库求，另外一个大佐摇了摇头，这可能是对这个裁缝铺感兴趣？出了裁缝铺，来到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在安丘城比较高的位置，一个大佐说黑开库求，另外一个大佐点头微笑。赵华心想：怎么又说黑开库求？而且他俩好像不是要上厕所啊，而且那个点头的笑的奇怪，看来这词需要关注。然后他们转到城外一条大河边上，两个大佐谈到黑开库求时情绪非常激动且高兴。那么结合他们的身份这个黑开库求肯定是一个军事术语，赵华赶快让小石头传消息：查查黑开库求是什么术语，应该会非常重要。
八路在知道黑开库求的意思后会猜测鬼子要在哪里建这个兵工厂，这时一方面他们自己模拟，一方面要让小石头去问问赵华他在哪些地方听到这个词，哪些地方提这个词时鬼子很开心。赵华把当天情况和小石头汇报总结，之后八路根据这个报告重点攻击。
当晚，八路攻击安丘时两个大佐刚刚进入司令部时还不算慌张（鬼子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被袭击都不奇怪，所以他们一开始只当这是常规攻击），但他们看了一下地图马上崩溃了，为什么呢，肯定是因为八路在主攻他们要建兵工厂的地方，他们知道计划应该暴露了，建不成兵工厂了。
军统和中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调查统计，四个字明确了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说明中统和军统建设初期是有有识之士参与的，只是后来因为领导者的个人水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们的前途与命运——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以暗杀、言论控制、抓捕、经济控制为主业的反动组织，沦为了一个二流的行动组，背离了建设初期作为真正情报组织使用的初衷。反倒是我党的情报组织一贯秉承了这一理念，成长为了一支战无不胜的精锐情报力量。
情报工作不只是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与数据资料分析，也就是调查统计，现代我国学科划分中，情报学是隶属于图书馆学下的学科，这个学科划分很有意思。
我党的情报工作注重资料整理、数据汇总，能科学、有效、全面的反应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全貌，这需要扎实的统计调查基础、细致入微的档案资料汇总分析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党早期的情报组织成员是最早玩“大数据”的那波人，不信？给大家推荐两本神书，看完大家就能明白我们党地下工作人员主要在干什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个人生命得不到丝毫保障的我党情报人员工作细致到了何种地步。
1.《寻乌调查》，作者毛泽东主席。
2.《南京调查资料》，作者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资料主要由南京地下党组织提供，这本书为人民解放军接管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是一位女共产党员，叫陈修良，在她之前，南京市地下党牺牲了八位书记。1998年，一位曾参加过南京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国家领导人来到陈修良的病床前，口称“老领导”，这名国家领导人叫江泽民。
这种细致入微的调查统计研究工作才是情报工作的正确打开方式。
向我党老一辈情报战线人员致敬！
调查和统计才是情报工作的核心，打打杀杀已经是误入歧途了
TG从老毛开始就不对敌方人员搞暗杀，而是遍地开花搞各种统计研究
“我在一家处级单位做事。”“什么处？”“军机处。”
没那些人的回答中说得那么玄虚，实际上只是为了用这样的名称来掩人耳目而已，那个年代都这样。
关于这一点，你只要看这两个机构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改的新名字就知道了。
1947年4月，中统改名为“党员通讯局”，试问它通讯个啥？不还是干的老本行？只不过又换了一个具有迷惑性的名字而已。
1946年6月，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是干啥的？是负责秘密管理的，预防发生泄密事件的，这也是名不符实。何必当真？
那个年代流行这个风格，不愿意把情报机关的名字叫得太直接。
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成立于1942年，当时的名字叫战略服务办公室，光听这名字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么？
以色列的摩萨德的前身成立于1949年，当时的名字叫中央协调局，不也是一个道理？
你再看看中统和军统现在的名字：
中统叫“法务部调查局”，军统叫“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了。
包括它们两家上面的协调机构----“国家安全局”，也是可以顾名思义的，因为那个在机构名称上遮遮掩掩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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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伪军军官与日军普通士兵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上下级或合作者可以概括，它错综复杂，充斥着猜忌、利用、屈辱与勉强，是那个时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表面上的“合作”与暗藏的隔阂从建制上看，伪军被置于日军的指挥之下。伪军军官，无论其出身如何，名义上都要听从日军的命令，接受日军的“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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