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的城市为什么大多比珠三角的城市规划的好？
首先，历史积淀与发展脉络扮演了重要角色。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浙沪一带，有着深厚的江南水乡文化和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自古以来，这里的城市就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水系发达，街巷交错，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肌理。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规划思路，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延续。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借鉴和保留历史格局，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造，避免了“推倒重来”的极端情况。
相比之下，珠三角早期城市化进程更多是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以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导。这种发展模式天然地更侧重于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效率的提升，对于城市的宜居性和长远规划的考量，在起步阶段可能略有滞后。许多珠三角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城市风貌变化迅速，也更容易出现规划跟不上发展速度，或者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远规划的情况。
其次，区域协调与协同发展的程度也有差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虽然并非一蹴而就，但其推动的力度和理念，使得区域内城市在产业布局、交通连接、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协调。例如，上海作为核心引擎，其辐射和带动作用，使得周边城市能够更好地借鉴其规划经验，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与上海形成联动。高铁网络的完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都体现了这种跨区域的协同规划。
珠三角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同时，也面临着各城市发展重心和优势的差异。虽然各城市都在努力发展，但区域内的资源和规划协调，相较于长三角，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更大的挑战。如何平衡好广深两大核心城市的地位，以及周边城市的定位，是区域协同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再者，城市功能定位与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影响着规划风格。长三角城市，尤其江浙一带，产业结构相对多元化，除了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科技创新等也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多元化的经济基础，使得城市规划能够更加注重生活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生态环境的建设，从而提升城市的整体宜居性。
珠三角很多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使得在城市规划上，优先考虑的是工业区、仓储物流、配套的职工宿舍等功能区域的设置。当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成为趋势时，如何将原有的工业用地转化为更符合现代城市需求的居住、商业、绿地等功能，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容易导致规划上的滞后或不协调。
此外，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对城市规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长三角地区河网密布，水系发达，这在早期城市规划中，就形成了一种依水而居、枕河而眠的格局。现代城市规划在保留和利用水系方面，往往能够做得更加精细，例如打造滨水绿道、湿地公园等，这本身就为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舒适度。
珠三角地区虽然也临海，但其城市扩张更多是在平原地区进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快速扩张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如何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创造高质量的公共空间，是珠三角城市规划需要面对的课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珠三角也有很多城市在规划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例如深圳，其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展现了其前瞻性和大胆的创新。广州在历史风貌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结合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总的来说，当人们提到“规划得好”时，常常包含着城市的功能布局合理、交通流畅、公共空间舒适、绿化率高、历史文脉得到尊重等多方面的评价。从这些维度来看，长三角城市由于其历史渊源、发展路径以及区域协调程度，在某些方面可能展现出了更具系统性和人本性的规划特征。这种“好”，更多是一种经过时间沉淀和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综合体现。
网友意见
原因在于长三角的农村并无太强的自治力量，城镇化是由镇（乡）、县乃至地市一级驱动，在原本的建成区进行延展，而镇、县和地市的建成区都是由其对应的各级政府直接控制的。
因此，长三角在建设上呈现强烈的行政主导色彩，规划就比较统一，并且可以由上级部门完成整合。这种模式可以叫“官方主导的中心城镇膨胀模式”。
珠三角的农村具备强烈的自治力量，城镇化实际上是由最基层一级的行政村，在原有村落区域进行延展，村一级是没有政府的，主要靠村集体自治组织。
因此，珠三角的规划实际上是无数个村庄自行延展，政府参与度低，容易出现规划杂乱无章且彼此缺乏整合的特点。这种模式可以叫“民间主导的去中心化村落膨胀模式”。
@Robin Lu 提到了一些历史原因，但写的太复杂了。我在这里简单阐述下。
从村落形态看，珠三角农村相比长三角很大的特点是，其基本是大型聚落，村舍都紧密挨在一起，通常一个聚落就是一个甚至多个行政村，我们管这种形态叫“集村”。
而长三角的村舍，都比较分散，是小型聚落，数个小型村落合起来才算是一个行政村，我们管这种形态叫“散村”。
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南方稻作区水田平原，初始其实都是散居的，人跟随自有的土地居住，形成的是一种散居自耕农模式。
稻作区人口容易过密增长引发资源紧张，但也容易产生生产剩余而萌发商品经济。因此，两者的强弱先后差异造成村庄走向的不同。
一般来说，如果商品经济滞后于资源紧张，则乡民会走向同族形式的抱团，也就是宗族化了，在村落形态上就是体现为同族个体开始居住在一起，走向集村化。这是珠三角的情形，
这个过程伴随着宗族（村庄）之间对土地的争夺，这些土地也因此变为公有，也就形成了族田，于是村庄从自耕农走向团体地主模式，乡民共有族田，共同形成了地主。这些土地一般租佃给村庄外的外姓人（通常是流民或者宗族争斗中的失败者，完全失去了土地）耕种。
如果商品经济及时缓解了资源紧张，那么同族抱团就不会发生，宗族化，集村化也不会出现，长三角农村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形下，散村内部发生土地兼并，从自耕农走向佃农和地主的分化，商品经济也因此产生，随后就产生单独的中心市镇，统摄这些散村。
地主中较大者开始经营工商业，并不断把居所移往市镇，间接控制乡村，而乡村本身只留下了依然散居的，未进入宗族化的、小家庭化的庶民佃户。
长三角这种市镇和村庄的分离，导致的是乡村精英也就是大地主实际上并不居住在乡村，并且佃户之间并没有很强的横向联结，他们只是分别和地主发生租佃关系。
所以，长三角的村庄就像它的聚落形态一样，是相当涣散并且无主的，这与珠三角同族聚居，族长统率，共享族产的模式非常不同，后者显然具备相当大的凝聚力量。
珠三角尽管也有商品经济，但滞后于资源紧张，此时宗族化和集村化已经完成，这些村庄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比较紧张的，因此彼此相对封闭孤立。
所以，这时候出现的中心市镇，实际上是为单个或者数个村庄（宗族）控制的，而不是反过来由市镇统摄这些村庄。对应的，乡村精英也就是族长、房长这些团体地主头面也依然也会居住乡村，而不迁居市镇。
改开后的珠三角农村，尽管宗族在建国后已经被粉碎，转变成村集体自治，但村集体依然具备对村庄共同财产、土地的合法支配权，这和旧时宗族很相近的。
因此，使用这些土地、财产来建造房屋，引进工业，拓展商业，变原来的聚居村落为厂房商铺林立的街区，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就地城镇化就这么展开了。
长三角则不然，村集体显然没有这么大凝聚动员力量，而其上的较大市镇里的城居大地主群体，在建国后同样被消灭，但由此代替的不是新的自治组织，而是镇（乡）一级的政府。
所以，长三角的城镇化，最底层一级并不在行政村，而是在建制镇（乡），也因此，其城镇化最低一级也将围绕建制镇（乡）的原建成区展开。
这两种模式的差异，就形成了现在两地城市建成区面貌的极大不同：
长三角因为是原建成区延展，所以，城乡界限明显，原来建成区周边的乡村，是通过较为彻底的土地征收和村户拆迁，转变为城市的。因此，新建成区不存在大量城中村、自建房。
由于经过了彻底征收拆迁，土地性质也从村集体公有或者村民自有（宅基地）的农村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的城镇土地，这样，政府就可以统一规划，统一利用，面貌就比较整齐。缺点是，彻底的城市化，征收拆迁成本高，所以推进慢，长三角的建成区之间还留有面积更大的农村土地，城镇化率低。
珠三角是各行政村就地延展，四面开花，因此前期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很快就各村相连，连绵一片，纸面上的城镇化率非常高，但缺点是，这种就地城市化并不彻底，街区的房屋全都是乡村土地上的自建房改建，存在大量城中村。
而由于土地形式还是村集体公有，或者村民自有，显然土地分配格局就碎片化得多，乡村土地，城镇土地混杂，没法由政府统一规划和利用，面貌就比较混乱，城乡界限模糊。
附图：
东莞建成区局部，从中可以看到行政村的膨胀以及和周边的连绵：
嘉兴建成区局部，可以看到依然以市本级建成区为核心，周边有一些比较小的建制镇镇区，少有膨胀的行政村。
注：
本文长三角指太湖平原八市（杭嘉湖沪苏锡常镇），珠三角指珠三角平原六市（广深莞佛珠中）。江苏中部、北部情形大体接近太湖平原，江苏西南的南京地区略有宗族性故未列入。
浙江中部、南部因为宗族性渐强，开始出现趋向于珠三角的情形，尤其以浙东南最为突出。最大的标志是城中村和巨型大镇（各行政村连绵）的出现。
另外，这种模式差别和地形关联不大，珠三角平原尽管相对不平坦，但大体依然属于平原。丘陵地区也有散居村落，例如四川盆地；平原地区也有聚居村落，除了珠三角，鄱阳湖平原也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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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这种分离，所以对义庄所谓“赈济族人”的功能，不能估计过高。实际上，义庄因为建立在市镇，后期已经越来越从服务乡下族人，转变成服务本地市镇贫民的产物，后者并不需要是族人，基本上可以视为从家族服务组织转变成了公共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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