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与王室决裂乃至内战的根本原因，是否在于斯图亚特王朝入主？
英国议会与王室决裂乃至内战的根本原因，是否在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入主？这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入主是导火索和催化剂，但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更长时期积累的矛盾。
可以说，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只是将早已存在的危机推向了爆发点。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一观点：
一、 都铎王朝末期的遗留问题与埋下的隐患：
尽管都铎王朝（14851603）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和强大的时期，但其统治也并非完美无瑕，为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埋下了不少隐患：
宗教改革的遗留问题： 都铎王朝通过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建立了英国国教。然而，宗教改革并未彻底解决国内的宗教矛盾。天主教徒仍有相当数量，新教内部又存在更加激进的清教徒。这些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相互猜忌，教会的权力结构和教义问题始终是政治动荡的潜在因素。
议会权力的增长与王权的制约： 都铎王朝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依赖议会来通过税收和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在财政和立法方面。虽然国王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议会也在逐步争取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财政依赖与王室开支： 都铎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伊丽莎白一世，虽然精明强干，但王室的开支也相当庞大。面对不断增长的开支和有限的收入来源，王室对议会批准的税收依赖性增强，这也给了议会施加压力的机会。
贵族阶层的政治参与： 尽管都铎王朝削弱了部分旧贵族的权力，但贵族阶层仍然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通过议会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并可能对王权的过度扩张表示不满。
二、 斯图亚特王朝入主后矛盾的激化：
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的统治者，特别是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其政治哲学和统治方式与都铎王朝的某些传统存在差异，也与议会的力量增长形成了直接冲突，从而将上述隐患升级：
1. “君权神授”与议会主权的冲突：
詹姆斯一世 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将他从苏格兰带来的“君权神授”理论带到了英格兰。他认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不受任何世俗权力的制约，包括议会。
查理一世 更是将这一理论推向极致，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王权，可以在任何时候召开或解散议会，并可以绕过议会自行征税。
议会的反击： 议会则坚信自己拥有古老的权利，能够代表国家和人民，尤其是在征税和制定法律方面拥有发言权。他们认为国王的权力应受到法律和议会的制约。这种根本性的政治哲学分歧，是导致决裂的核心原因之一。
2. 宗教政策的激进与加剧分裂：
詹姆斯一世 对天主教徒和清教徒都采取了压制政策，这导致了这两大群体的不满。
查理一世 在宗教问题上更加激进。他任命了亲主教派的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倾向于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和教义，这被清教徒视为倒退和对新教的威胁。查理一世还试图将英国国教强加给苏格兰，引发了苏格兰的叛乱（主教战争），这直接导致了查理一世需要召集议会筹集军费，从而拉开了内战的序幕。
清教徒在议会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对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极为不满，将其视为对信仰自由的侵犯，并以此作为反对国王的重要理由。
3. 财政政策的滥用与民众的普遍不满：
查理一世 为了绕过议会自行筹款，滥用了一些古老的王室特权，例如“船舶税”（Ship Money）。船舶税最初是沿海地区在战时为海军筹款的制度，但查理一世却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并在非战争时期征收，这被议会和广大民众视为非法和滥征。
王室的腐败和浪费 也加剧了财政危机，进一步迫使国王寻求议会的支持，但国王的不信任和行为也使得议会更不愿意提供支持。
财政问题的激化直接导致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对立，因为征税权是议会制约王权的有力工具。
4. 王室统治风格的僵化与缺乏妥协：
与精明圆滑的伊丽莎白一世不同，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显得更加刚愎自用，缺乏与议会和不同政治力量进行有效沟通和妥协的能力。
他们倾向于诉诸权威和强制手段，而不是通过协商和法律来解决问题。这种僵化的统治风格使得矛盾不断升级，难以缓和。
三、 斯图亚特王朝入主是否是根本原因？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斯图亚特王朝的入主并非是英国议会与王室决裂乃至内战的“唯一”或“全部”的根本原因。 矛盾的种子在都铎王朝时期已经埋下。
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入主是这一系列矛盾激化的“催化剂”和“直接导火索”。 斯图亚特王朝君主的政治哲学（君权神授）、宗教政策的激进以及财政上的失误，与当时议会力量的增长、宗教改革遗留问题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产生了剧烈碰撞。
可以说，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暴露并加剧了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在政治权力、宗教信仰和财政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深层矛盾。 如果没有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方式和政策，这些矛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激化到内战的地步，或者以其他方式解决。
总结来说，斯图亚特王朝的入主是英国议会与王室决裂乃至内战的“关键原因”，它将潜藏的矛盾转化为公开的冲突。 这种决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都铎王朝遗留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以及斯图亚特王朝自身统治理念与实践的失误。因此，虽然不能将其视为唯一的根本原因，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内战的最终结果——处决查理一世，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并在光荣革命后进一步巩固了君主立宪制，这也证明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方式与当时英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严重脱节。
可以说，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只是将早已存在的危机推向了爆发点。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一观点：
一、 都铎王朝末期的遗留问题与埋下的隐患：
尽管都铎王朝（14851603）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和强大的时期，但其统治也并非完美无瑕，为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埋下了不少隐患：
宗教改革的遗留问题： 都铎王朝通过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建立了英国国教。然而，宗教改革并未彻底解决国内的宗教矛盾。天主教徒仍有相当数量，新教内部又存在更加激进的清教徒。这些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相互猜忌，教会的权力结构和教义问题始终是政治动荡的潜在因素。
议会权力的增长与王权的制约： 都铎王朝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依赖议会来通过税收和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在财政和立法方面。虽然国王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议会也在逐步争取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财政依赖与王室开支： 都铎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伊丽莎白一世，虽然精明强干，但王室的开支也相当庞大。面对不断增长的开支和有限的收入来源，王室对议会批准的税收依赖性增强，这也给了议会施加压力的机会。
贵族阶层的政治参与： 尽管都铎王朝削弱了部分旧贵族的权力，但贵族阶层仍然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通过议会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并可能对王权的过度扩张表示不满。
二、 斯图亚特王朝入主后矛盾的激化：
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的统治者，特别是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其政治哲学和统治方式与都铎王朝的某些传统存在差异，也与议会的力量增长形成了直接冲突，从而将上述隐患升级：
1. “君权神授”与议会主权的冲突：
詹姆斯一世 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将他从苏格兰带来的“君权神授”理论带到了英格兰。他认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不受任何世俗权力的制约，包括议会。
查理一世 更是将这一理论推向极致，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王权，可以在任何时候召开或解散议会，并可以绕过议会自行征税。
议会的反击： 议会则坚信自己拥有古老的权利，能够代表国家和人民，尤其是在征税和制定法律方面拥有发言权。他们认为国王的权力应受到法律和议会的制约。这种根本性的政治哲学分歧，是导致决裂的核心原因之一。
2. 宗教政策的激进与加剧分裂：
詹姆斯一世 对天主教徒和清教徒都采取了压制政策，这导致了这两大群体的不满。
查理一世 在宗教问题上更加激进。他任命了亲主教派的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倾向于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和教义，这被清教徒视为倒退和对新教的威胁。查理一世还试图将英国国教强加给苏格兰，引发了苏格兰的叛乱（主教战争），这直接导致了查理一世需要召集议会筹集军费，从而拉开了内战的序幕。
清教徒在议会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对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极为不满，将其视为对信仰自由的侵犯，并以此作为反对国王的重要理由。
3. 财政政策的滥用与民众的普遍不满：
查理一世 为了绕过议会自行筹款，滥用了一些古老的王室特权，例如“船舶税”（Ship Money）。船舶税最初是沿海地区在战时为海军筹款的制度，但查理一世却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并在非战争时期征收，这被议会和广大民众视为非法和滥征。
王室的腐败和浪费 也加剧了财政危机，进一步迫使国王寻求议会的支持，但国王的不信任和行为也使得议会更不愿意提供支持。
财政问题的激化直接导致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对立，因为征税权是议会制约王权的有力工具。
4. 王室统治风格的僵化与缺乏妥协：
与精明圆滑的伊丽莎白一世不同，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显得更加刚愎自用，缺乏与议会和不同政治力量进行有效沟通和妥协的能力。
他们倾向于诉诸权威和强制手段，而不是通过协商和法律来解决问题。这种僵化的统治风格使得矛盾不断升级，难以缓和。
三、 斯图亚特王朝入主是否是根本原因？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斯图亚特王朝的入主并非是英国议会与王室决裂乃至内战的“唯一”或“全部”的根本原因。 矛盾的种子在都铎王朝时期已经埋下。
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入主是这一系列矛盾激化的“催化剂”和“直接导火索”。 斯图亚特王朝君主的政治哲学（君权神授）、宗教政策的激进以及财政上的失误，与当时议会力量的增长、宗教改革遗留问题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产生了剧烈碰撞。
可以说，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暴露并加剧了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在政治权力、宗教信仰和财政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深层矛盾。 如果没有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方式和政策，这些矛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激化到内战的地步，或者以其他方式解决。
总结来说，斯图亚特王朝的入主是英国议会与王室决裂乃至内战的“关键原因”，它将潜藏的矛盾转化为公开的冲突。 这种决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都铎王朝遗留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以及斯图亚特王朝自身统治理念与实践的失误。因此，虽然不能将其视为唯一的根本原因，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内战的最终结果——处决查理一世，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并在光荣革命后进一步巩固了君主立宪制，这也证明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方式与当时英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严重脱节。
网友意见
根源在于进入近代早期之后国家财政开支规模指数增长，都铎王朝依靠没收的贵族（玫瑰战争）和教会地产（宗教改革）维持国家财政开支的方式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那么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向议会放权扩大财政收入，要么用枪指着议会为自己扩大财政收入，而查理一世属实头铁（理论上还有对外扩张的路子，但是伊丽莎白到詹姆斯时期的英国陆军和欧陆的一比实在是拉胯）。
补充一下 @lbq 的回答
大航海时代给16-17世纪英国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也确实是17世纪议会有实力向王权叫板的根源之一，但不是一般人所接受的“资产阶级开拓进取，从此抓住时代机遇淘汰了因循守旧的封建贵族”这种简单的逻辑
根据Stone.L在《The Crsis of Aristocracy：1558-1641》的研究，事实上在都铎王朝早期的海外事业，也包括本土的一些产业革新上的投资，当中最积极进取的恰恰是那些“应该要因循守旧”的贵族群体。一方面因为土地贵族的地产和特权在玫瑰战争后不断被扩大的王权所侵蚀，急需寻找新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是贵族热衷于征服和冒险的赌博心态所驱使。相反，那些精打细算的工商阶层出于风险收益的考量，对于新事物的出现呈审慎观望的态度。后者更愿意以接受贵族财产作为抵押物的方式，以放贷人而非直接投资者的方式参与各种新兴事业。
结果，那个年代海外探索的事故率，你们懂的
不善经营的旧贵族子弟们梭哈掉了最后的资产，不仅成为了航海事业脚底下的铺路石，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风险资本。即使是少数成功的人，在第一把赌博成功后也失去热情，倾向于退居幕后享乐而不是进行后续的经营，这才有后来资产阶级的迅速壮大的故事
总的说来，都铎王朝一方面剥夺大贵族的特权和财产，一方面利用人文主义的兴起强化了社会舆论对于“忠君思想”的宣传，加上贵族子弟自身的败家，都加剧了英国社会所谓“贵族的危机”。所以对斯图亚特王朝来说，与其讨论其“外来性”，还不如讨论讨论其在这种总危机彻底爆发前欢喜接盘的偶然性
说点题外话，后来的大英帝国在早期的原始积累过程并不比贴上了“旧封建”标签的葡西表现出更多“先进性”，相反，前者在航海事业上很长时间一直是后者的“迷弟”。比如当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在北美大陆开始接触弗吉尼亚的原住民酋邦时，他们实际上是希望仿效西班牙人的encomienda制度的，即将原住民土地和人口“分封”给原酋邦中的上层精英，使其与詹姆斯敦保持一种类似封建义务的关系。除了西班牙人以外，同时期母国对爱尔兰的拓殖行动、在东方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体系，甚至是古典时代的罗马人对蛮族，也共同构筑了弗吉尼亚公司对于自己与原住民酋邦的关系之定位和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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