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想象一下，在古代，没有现代的工厂流水线，没有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是吃饱穿暖。而这吃饱穿暖的根本，就落在了土地上，落在了农民身上。
第一层：粮食是天，稳定是命
中国历朝历代，最怕的是什么？是饥荒，是农民起义。一旦粮食歉收，百姓就会饿肚子，肚子饿了，人心就乱了，各种矛盾就会激化，最终可能动摇整个江山社稷。所以，保证粮食的稳定生产，就成了统治者最首要的任务，没有之一。
农民，他们直接与土地打交道，是粮食的生产者。所以，国家自然要鼓励他们耕种，保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他们的数量。只有农民的数量多了，土地的利用率高了，粮食才有保障。
相比之下，商人呢？他们是逐利的，他们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差价。他们的存在，确实能促进商品流通，让社会更便利。但他们不生产粮食，不直接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商人的财富积累往往是流动的，不像土地那样固定，这让政府很难掌控。一旦商人囤积居奇，扰乱物价，反而可能加剧粮食危机，这在统治者看来是极大的威胁。
所以，从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看，“重农抑商”就是为了确保“吃饭问题”这个国家安全的基石稳固。
第二层：权力与社会的结构性需求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官僚体制。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下面是各级官员，再下面是广大的农民。这个体系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税收。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载体，农民是税收的主要来源。
商人阶层呢？他们的财富来源不是土地，而是贸易。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超越了地方行政单位，甚至可能影响到国家货币的流通和市场的稳定。如果商人的势力过于膨胀，甚至可能挑战到国家的权力结构。
你想啊，如果一个商人富可敌国，他能调动的资源可能比一些地方官员还要多。这对于中央集权的王朝来说，是非常不安分的因素。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统治者自然要对这种潜在的挑战者进行压制。
所以，“抑商”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农业，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政治上的权力结构不被颠覆，确保社会财富和权力始终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
第三层：意识形态的强化与维护
“重农抑商”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它还被深深地刻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强调“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把农民排在商人前面，认为农民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商人逐利的行为被认为是“末业”，不够正派。
这种思想，虽然不乏对农民辛勤劳作的尊重，但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规范社会行为，巩固统治阶层的价值观。通过强调“农为本”，将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农业生产上，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商业活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
想想看，如果人人都在追逐财富，商业活动空前繁荣，那么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还会那么牢固吗？农民还会安于土地吗？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是搅乱一池春水。
第四层：历史经验的教训
中国古代也并非一成不变地“重农抑商”。在一些朝代，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对商业的管制相对宽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历史上也有商人势力过大，引发社会动荡的例子。这些历史经验，也让统治者更加警惕商业的潜在风险。
例如，一些商人通过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等手段，能够制造经济危机，甚至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些“前车之鉴”，使得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态度，以“抑”为主，以防万一。
总结一下：
所以，古代的“重农抑商”，绝非仅仅是为了鼓励种地那么简单。它的根本原因，在于维护社会最核心的稳定。这种稳定，体现在：
粮食安全： 确保百姓温饱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权力结构： 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商人势力威胁统治。
意识形态： 强化儒家等级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压制可能颠覆现有价值观的商业精神。
历史经验： 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防范商业失控带来的风险。
这是一种基于农业社会现实、政治统治需求和文化价值观的系统性考量。它是一种选择，一种为了追求“稳定压倒一切”而做出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古代商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另一个层面的讨论了。
网友意见
根本原因在于，在工业社会以前，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农业社会的附带产物，仅此而已。而且，真不会有人认为，靠商品经济能够完全维持一个政权的稳定运转吧。现代商品经济和金融资本的发达也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完善之下的附带产物。比如工业生产的游轮飞机，铁路大大的降低了商品经济贸易的启动成本，让物流运转更加迅速，便捷。而且在古代那种科技水平下，商品经济的物资流转成本可是很高的，能有多少人口能支撑得起呢。
古代的科技水平下以商品经济为主流，也就一些体量小，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能玩的开，因为交通本身就便捷，来去无阻，四通八达。而且，运输的路径也不那么遥远，成本相对较低。但是你在大国，尤其是稳定统一，而且地形复杂的国家玩这种模式，无异于找死。比如元朝就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结果就是，元朝看上去很大，实际上能管到的范围很小，基本也就元大都附近那点地方，剩下其他的地方，基本都是当地的商业包税人说了算了，蒙古人只负责收钱，色目人负责投机倒把敛财。最后维持90多年，无以为继，被赶到草原了。
西欧开始以商品经济为主的主要背景则是地方各自为政，战乱不断下，靠扶持商人来掠夺财富维持暴力机器，同时，从西欧的地理环境来看，西欧不存在中国这种可以形成经济联动的河流交通，因为西欧的大部分河流都是各自独立，基本能在小范围的圈子里形成小的经济圈子，也因此，欧洲的城市公国和市民自制是很多的。英国方面最初也是以农业为主，但是因为贵族看到了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暴力，从而发起羊吃人来掠夺乡村的土地资料，圈地养羊。农民要么被屠杀，要么被赶到城市里自生自灭，手法极端接近杀无粮人。
古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更多的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或者说抑制不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商人。
例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被认为是重农抑商的，但依然出了巴寡妇清（“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乌氏倮（“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这样的大商人。
由于古代生产力发展速度很慢，商人的利润除了来自于贸易互惠，那就是来自于囤积居奇、放高利贷、以次充好等不正当手段，容易对脆弱的农业经济和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的农业社会产生破坏和冲击，所以商业往往是被视为邪恶的。
例如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被认为是重商的，但这些城邦往往只有公民才有权拥有土地从事农业、农业被视为比商业更光荣的工作、被当众叫做商人是有权告人家的，柏拉图设想的乌托邦里外邦人被禁止从事农业而公民也被禁止从事商业。
古代统治者虽然意识到商业的危害性，但是他们又垂涎于商业的利润。所以他们往往一边打击商人，一边试图占有甚至垄断商业的利润。例如王安石改革的青苗法，就是统治者意识到高利贷对社会稳定的危害，但又想赚这笔利息；再比方说明初的海禁，统治者一边禁止民间商人私自出海，一边又大规模下西洋和朝贡贸易。
以清朝的盐商为例：
总商，是由大清各省都转运盐使司指定的，负责协助衙门向其它盐商征收盐课；
江春，自乾隆7年至乾隆47年担任两淮盐业总商40年，曾多次接待下江南的乾隆皇帝、时人谓之“以布衣上交天子”，于乾隆38年被诰授正一品光禄大夫、赏戴孔雀翎。
场商，也是由大清各省都转运盐使司指定的，可以低价垄断各盐场生产的食盐；
窝商，则是垄断了盐引这一“许可证”，并不实际经营盐业；
只有运商，才是“真正的商人”，从窝商那里租引窝、到场商那里买盐运到各处去卖、再到总商那里交税，然而大的运商背后也少不了靠山。
傅恒在两淮盐引案结案后上奏称：“各商代吉庆、高恒、普福购办器物作价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两，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张文学、顾蓼怀经手各项银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七两，各商代高恒办檀、梨器物银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两，均该商等有心结纳，于中取利。”
这些商人虽然富甲天下，像是“山西八大皇商”、“扬州八大总商”、“广州十三行的四大行商”这种的大商人手里的白银甚至可能比国库存银还要多，但他们显然是依附于皇帝、权贵和缙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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