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是谁？历史系老师和学生怎么看待他？
黄仁宇究竟是谁？
简单来说，黄仁宇是一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以其对中国明清以降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独特的“大历史观”而闻名。他早年在湖南读中学，抗日战争时期参与了远征军，后来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在美国度过的，在一些大学担任过教职。
黄仁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些通俗易懂又极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最出名的莫过于那本《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以一个看似寻常的年份——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切入点，通过描述这一年中几个关键人物的命运和事件，展现了明朝后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如何为后来的王朝更迭埋下伏笔。他没有写那些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深入剖析那些繁复的政治斗争，而是聚焦于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和人物，却能从中提炼出整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和制度的弊病。这种写作方式，可以说颠覆了很多人对历史著作的认知。
除了《万历十五年》，他还有《中国大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等一系列著作，都秉持着“大历史观”的理念。什么是“大历史观”？这是理解黄仁宇的关键。他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观的事件和人物组成的，但真正重要的，是能够从这些微观现象中看到更宏大、更长远的历史趋势和规律。他反对那种只关注政治、军事、权力斗争的“英雄史观”，而是更注重从经济、财政、技术、制度，甚至是社会结构和普通人的生活入手，去理解历史的演变。他喜欢用“技术性”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比如财政的收支、信息的流通、管理的技术等等，认为这些“看不见的”因素，往往比表面的权力斗争更能决定历史的走向。
历史系老师和学生怎么看待他？
看待黄仁宇，在历史学界，可以说是爱者极爱，也有些质疑者。这种评价的分歧，恰恰说明了他是一位有影响力、有争议的学者。
大多数历史系老师对黄仁宇的态度，可以说是复杂而又普遍认同的。
高度肯定其历史启蒙和普及作用： 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在很多中国大陆的读者，尤其是学生群体中，黄仁宇的书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启蒙作用。他用非常生动、流畅的语言，将复杂的历史问题讲得深入浅出，让那些对历史感到枯燥、遥远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兴趣。很多年轻的学生，就是通过他的书，才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历史的脉络和问题。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对他的学术观点不完全认同的老师，也会高度评价。他们会说：“黄先生的书，至少让这么多人开始关注历史，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贡献。”
欣赏其“大历史观”的视野和洞察力： 很多老师赞赏黄仁宇那种跳出具体事件，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历史的勇气和能力。他的“大历史观”强调的是长时段、大框架、结构性因素，这对于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制度演变、社会变迁，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特别是他对于财政、货币、信息流通这些“技术性”问题的关注，也为传统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一些老师会认为，黄仁宇的视角，恰恰弥补了传统史学中对经济和制度的关注不足。
认可其独特的叙事方式： 他那种“以小见大”、“抽丝剥茧”的叙事方式，对文学性和吸引力有很高的追求，这在学术著作中是难能可贵的。很多老师会承认，黄仁宇的书，读起来不累，甚至很有吸引力，这对于学术研究的传播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也存在一些批评和保留意见：
学术严谨性的争议： 这是比较常见的批评。有些学院派出身的老师会认为，黄仁宇的书虽然好看，但有时为了叙事流畅和突出“大历史”的观点，可能会对史料的运用不够严谨，或者存在一些过度解读、牵强附会的情况。他们会指出，作为历史学家，对史料的考证和辨析是基础，而黄仁宇的某些论述，有时显得不够扎实。
“大历史观”的模糊性： 有些人认为，“大历史观”虽然宏大，但有时也可能过于宏大，导致具体分析不够深入。比如，在分析某个具体事件时，如果一味地套用“大历史”的框架，反而可能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对某些历史结论的商榷： 比如，他在论述中国古代的某些制度和文化时，有时会带有一些现代化的预设，或者用他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历史，这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可能存在着“西方中心论”或者“目的论”的嫌疑。
而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看法，则更加多元和鲜活。
绝对的主流是“膜拜”和“启蒙”： 大多数历史系学生第一次接触黄仁宇，往往是出于偶然或者被推荐。一旦读了，很多都会被他那种“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的震撼所吸引。大家普遍认为，他的书“好读”、“有意思”、“能启发思考”。很多学生会因为读了黄仁宇的书，才坚定了学习历史的决心，或者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们会觉得，黄仁宇的书不是那种“枯燥的课本”，而是能引发共鸣的“故事”。
“通往史学的桥梁”： 很多学生把黄仁宇的书看作是进入历史学殿堂的“敲门砖”。通过他的书，学生们看到了历史研究的广阔性和趣味性，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等他们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后，再回头看黄仁宇的书，也会有新的体会。
对学术细节的“辩证看待”： 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一些学生也会开始注意到黄仁宇在史料运用上的某些“瑕疵”，或者对他的某些论断产生疑问。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带着一种“批判性继承”的心态来看待。他们仍然会承认黄仁宇的价值，但也会意识到，作为学术研究，还需要更严谨的论证和更深入的考证。有些学生甚至会尝试去查找黄仁宇书中引用的原始史料，来验证他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另一种视角”的获得： 很多学生会欣赏黄仁宇提供的“另一个看历史的视角”。他不是从庙堂之高，而是从“技术”和“经济”的层面去理解政治，这种独特的视角，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灵感。
总的来说，黄仁宇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在历史普及和启蒙方面。他的“大历史观”和独特的叙事方式，为中国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吸引了无数人走进历史的殿堂。在历史学界，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复杂的，既有高度的赞扬，也有善意的批评。但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他对中国历史叙事方式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就像一位老友，用他独有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思考那绵延不绝的中国历史。
网友意见
早先和一位非同校的同学讨论过黄仁宇的事情，当时对方开玩笑说黄仁宇大概是华人版汤因比，我深以为然：
①汤因比是古典文学专业出身，当过新闻记者之后转行去念历史。黄仁宇是工科出身，一度参军，后来转行去念历史。
②黄仁宇宣称要搞“大历史”。汤因比的文明论也是一种“大写的历史”。
③黄仁宇的书被当做通俗读物贩卖，很受大众欢迎。汤因比的名气可能在中国不一定有黄仁宇大，但是总之也很有名，他的书也比较受大众欢迎。
④黄仁宇的同行评价很「数据删除」，汤因比的同行评价也比较「数据删除」。
算了，夹两句私货吧：我觉得黄仁宇在国内的名气之所以会变得这么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初版于1982年）是改开之后较早引入国内的，非传统写作手法的通俗向历史作品，同期市面上几乎没有与之生态位相近的文化产品。对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群体来说，黄仁宇及其著作是最早呼吸到的“新鲜空气”之一，自然难以忘怀。这“第一桶金”是黄仁宇在国内日后得以扬名立万的重要原因。
至于写作方式上，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万历十五年》，曾经也想过模仿这样的写作一一当然也模仿不来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那帮人都有天之骄子的自我感觉，说得好听叫风华正茂，说得难听叫牛皮哄哄。所以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指点江山高谈阔论，有如魏晋风度，也是头脑风暴。我对人的本质和中西文化的看法，就深受邓晓芒的影响。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李泽厚《美的历程》则是陈家琪推荐给我看的。
易中天，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至于题主说的
就觉得这样的人肯定不受待见
想听听有什么八卦
这个没什么好八卦的，黄仁宇其人的真实学术水平和他的同行评议大体上还是相符合的。
黄仁宇的早年八卦，我倒知道一点点。
一、父亲
黄仁宇是湖南人，出生在军人家庭，在当年并不稀罕，陈赓是这样，沈从文也是这样。
黄在回忆录《黄河青山》里说，父亲黄震白是许崇智的参谋长，略略夸大。黄震白清末考入福建武备学堂，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学生敢死队，光复后担任福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官（但不是参谋长，当时的参谋长叫“正参谋官”），还因1913年“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成为北洋政府点名通缉的“乱闽要犯”，弃职回乡。
黄仁宇回忆，其父回乡后“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还是能拿出钱来，支持黄仁宇支付每年超过100元的学杂生活费用，去天津读私立名校南开大学。
卢沟桥事变时，黄仁宇刚在南开大学机电工程专业读完大一，决定投笔从戎。他爸有经验，主张去念军校，毕竟战事可能拖延十年，需要有长期的考虑。两人约定，到1938年夏天黄仁宇20岁生日时，如果战争仍然继续，就允许黄仁宇从军。这只能说，做父亲的太乐观了。
南开大学和清华、北大一起退到了黄仁宇家门口，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南开私校生全部转为国校生待遇。但黄仁宇决定退学。
间隔年里，他在长沙《抗战日报》与廖沫沙同吃同住的三个月，还认识了田汉，以及《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这些人对他颇有影响。田汉的作用后面会说。40多年后，黄仁宇在大陆出版《万历十五年》，首版书名就是廖沫沙题签。
二、从军
1938年夏天，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离长沙越来越近。黄仁宇是中央军校第16期第1总队步兵第2大队第4队学生，1938年10月入校，1940年12月毕业，同总队共1597名学生。《黄河青山》里关于军校训练的回忆很生动，“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的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临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
黄仁宇的同学好友田海男是田汉之子，后者在军界颇有交情。黄仁宇在田海男的家信里，看到田汉提到第14师师长阙汉骞是“一员猛将”，便怂恿田海男给他父亲写信，请阙汉骞将他们几个同学指名调派到其麾下服务，如愿以偿。第14师驻云南边界，战前是20个调整师之一，陈诚土木系仅次于第11师的二号精锐，不过当时德械剩得主要是德盔和轻机枪了。黄仁宇还见过既可以披上当雨衣，也可以连接起来当帐篷的“番布块”。
黄仁宇所在的这个连，连长带着一个排去贵州接收新兵，另一名排长到师里的教导队担任教官，只有黄仁宇这位新科少尉排长，带着36个“半属白痴，否则亦是疲癃残疾，不堪教练”的士兵。他要提防他们偷鸡摸狗吃坏肚子，也要防备他们与村妇偷情惹起纠纷，更怕他们携带枪械潜逃。边界土匪众多，对武器的需求如饥似渴，开出每挺机关枪7000元的高价，相当于一个士兵40年的薪饷，自然有人铤而走险。
补一句，田海男就是1949年开国大典时坦克方队指挥员，时任解放军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
三、缅北
1942年黄震白病逝，黄仁宇向阙汉骞请了长假，回到家乡料理后事。事后，他到刘峙的重庆卫戍司令部找了一份坐办公室的文书工作。1943年初，在田汉的帮助下，黄仁宇成为湖南老乡、新编第1军军长郑洞国的参谋，在1943年2月乘飞机前往印度。
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失利，新编第22师、新编第38师退入印度组成中国驻印军，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直接指挥，郑洞国则以新1军军长身份在印度坐镇。虽然史迪威并不让郑洞国掌握任何指挥实权，但两个师的官长仍希望能够借郑向蒋介石表达忠诚。黄仁宇等一干军部参谋得以经常性的出入前线，汇报情况。
作为军部参谋，黄仁宇在前线有超然地位。他亲眼见过廖耀湘、孙立人等人指挥作战的身影，经常受到他们的款待，享受同席用餐的待遇。黄仁宇回忆，后期加入驻印军的新编第30师师长胡素，称他的参谋以姓氏，而称黄仁宇为小老弟，“在他心目中，我们虽然阶级悬殊，指挥系统上不相属，只好以前后‘（中央军校）校友’的关系作主了”。即便抵达作战一线，在基层官兵忙忙碌碌挖掘工事的时候，黄仁宇可以和营长俩人坐在背囊上安逸的聊天。
美军充足的装备和物资支持，满足了黄仁宇在前线冒险的愿望。他曾登上中美空军混成团的C-47，参加对腊戌的低空轰炸。出击的3架飞机坠毁2架，只有他的座机安稳回程，“许多机缘在我身后打转，一念之差就有这么大的出入，我不能对着这些微妙的机遇没有好坏两种幻想”。黄仁宇还曾随驻印军战车第1营一起攻入腊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操纵机枪，过足了射击瘾。
黄仁宇把前线见闻投稿《大公报》发表，在抗战胜利后还集结成了一本《缅北之战》出版。他在密支那战斗中腿部负伤，在医院里写了12000字的战斗通讯，在《大公报》连载了4天，领到了300卢比的稿费，相当于黄仁宇5个月的津贴。
黄仁宇在第14师服务过，也勉强可算是当过陈诚土木系的干部，不过陈诚显然没有见过他。但是黄仁宇在缅北写的通讯倒是曾被陈诚阅读，还被陈诚做成剪报归入档案，已经在对岸国史馆公开。
四、短暂快乐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郑洞国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跟随该部接收上海，黄仁宇也得以一睹中国最大城市的芳容。
在印度、缅甸的两年间，黄仁宇靠津贴和稿费积攒了不少家底，包括“一件英国羊毛大衣、一件皮夹克、两双长靴、一个网球拍、一堆宝蓝色的文具”，比国内浑身上下除了枪械没有一旦铁器和皮具的土军官时髦了不少。抗战胜利之初汇率的优势，也让他一度颇为享受享受，“我在内陆买点心的钱，足以在这里的上好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厅里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一顿牛排大餐”。
青年军官黄仁宇成为十里洋场的一号人物，“自以为少年得志，经过了八年抗战，而今苦尽甘来，对未来看出一段玫瑰色彩”。他开始谈恋爱，和几名家境殷实的女孩交往。最让他倾心的，是外交官的女儿“安”。虽然安会邀请黄仁宇参加家庭聚会，给她写信，黄仁宇也会开着吉普车带她兜风。另有一位女孩辛妮，几乎和黄仁宇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有自知之明，“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调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的更低”，27岁的他连一套房也负担不起。《黄河青山》的第一部分，就叫“自己的浴室”。
1946年，黄仁宇追随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长官的郑洞国去东北，随军从沈阳、四平一路到长春。
五、留学美国
抗战期间，黄仁宇随新编第22师第65团进攻拉班时，曾看到这样一幕：一位日本大尉的尸体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身边还有一张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黄仁宇感慨，“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的一天，他还在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在上海时，女朋友安也要求他学好英文，“对一个年仅三十的人来说，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还给他买了一本英文小说《浮华世界》，要求他从头看到尾。
黄仁宇显然记住了这位大尉的努力，也记住了女朋友的叮咛。1946年6月，他经过沈阳初试、南京复试，成为军中200名中选者之一，得到派赴美国军事院校留学的资格。8月，黄仁宇动身赴美，进入雷温乌兹堡的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学习。他学习了诸兵种合同战术，在纸面上重现了二战末期美军登陆日本本土的“九州设想”，之后又专攻人力资源管理，对动员、兵役、人员调配下了一番功夫。
黄仁宇对自己的成绩颇为自豪，“我虽不才，在国军里保升少校还几次遭驳斥，和美国资深学员竞争，还用他们的军语和习惯作根据，却能始终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纪录。
1947年6月黄仁宇毕业回国，分发到国防部第五厅工作，负责翻译些美军动员和人力管理的标准程序供上级参考。1948年，黄仁宇转到国防部第二厅，负责向外国驻华武官提供简报战事，还曾向行政院长翁文灏提供军事简报。
六、在日本离开军队
1949年初，黄仁宇得到了担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副官的机会。1949年5月，他乘船抵达横滨，随后到东京就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也是湖南人，也曾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就读，很快就任命这位小老弟担任随从副官。这份经历让黄仁宇增涨了不少见识，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时候，黄仁宇就在他的办公室，递送蒋介石送给麦克阿瑟的一方盆栽。他还参加过日本皇室举办的宴会，见过还是皇太子的明仁。
东京的生活定性被黄仁宇定性为“置身世外，享受人生”，但这段日子极为短暂。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驻外使馆投奔北京当局的事情接连发生，驻日军事代表团内部也有成员表示了这一态度，朱世明却未置可否，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1950年5月，朱世明被解除职务，黄仁宇作为随从副官也领到了退伍令，还被加上了“永不录用”的标签。
“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黄仁宇曾经这样评论自己与军队的关系，颇有一点杨威利的色彩。如今，在32岁的关头，这张网破了。黄仁宇决心前往美国留学，开始了他的历史学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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