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政府是完全的买办政府吗？

关于常凯申政府是否是“完全的买办政府”，这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的历史评价。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审视，并且要警惕简单化的标签化。

首先，理解“买办政府”这个概念是关键。通常，“买办”是指在早期中国与外国资本联系的中间人，他们通过服务于外国商人和资本的利益，获取个人财富。引申到政治层面，“买办政府”则可能指一个政府在政策制定、经济发展、外交关系等方面，过度依赖、迎合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外国势力（包括资本、政治或军事支持）的扶持，从而巩固自身统治。

常凯申领导的国民政府，其历史跨度从北伐成功到1949年退守台湾，这段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外国势力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经济层面来看，国民政府确实与外国资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依靠外国贷款和援助： 在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尤其是抗日战争前后以及战后重建时期，中国经济非常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为了维持政府运作、进行军事建设以及发展经济，国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的贷款和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经济援助。战后，国民政府也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援助。
特许经营与外资引进： 为了发展经济，国民政府也积极引进外资，并在一些领域给予了特许经营权。一些洋行和外国资本在中国享有特定的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引进外资的方式，在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被外国资本“牵着鼻子走”的风险，也加剧了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结合： 国民政府的官僚集团，特别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与外国资本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合。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资源，并常常与外国资本进行合作，分享利益。这使得一部分国民政府的精英阶层，在客观上成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扩张的利益相关者。

然而，说国民政府是“完全的买办政府”，则过于绝对和片面。

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 国民政府在对外关系上也并非全然屈从。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本身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体现。虽然在外交上寻求盟友的帮助，但其核心目标是抵御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此外，国民政府也曾努力争取收回了一些在旧中国丧失的权益，如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一过程非常漫长且复杂）。
民族经济发展的尝试： 在追求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国民政府也进行了一些发展民族经济的尝试。他们曾试图建立国家工业体系，发展交通运输，进行币制改革等。尽管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战争、腐败以及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未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但这反映出国民政府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只想着为外国资本服务，也有追求国家独立和发展的愿望。
国内政治的复杂性： 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并非完全由外部力量操纵。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意识形态差异以及现实政治的考量。例如，在土地改革、经济政策等方面，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博弈。
战略考量与左右摇摆： 在外交政策上，国民政府也时常面临着在不同外国势力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的困境。其政策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自身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考量的影响，并非简单地一边倒地迎合某一方。

对“买办政府”的定义和历史评价需要谨慎。

将一个政府简单地定性为“完全的买办政府”，往往是一种政治宣传或情绪化的判断，而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执政的政府，必然会与外国势力发生各种形式的互动，包括经济合作、政治妥协乃至军事援助的接受。关键在于这种互动的主导权在哪里，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否被出卖，以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政策。

总结来说，常凯申政府在经济上与外国资本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援助，部分官僚资本也与外国资本相互勾结。从这个角度看，说其具有“买办”的某些特征是存在的，也确实存在被外国势力影响甚至利用的一面。

但是，将国民政府定性为“完全的买办政府”，则未能涵盖其维护国家主权、进行经济建设的努力，以及其内部政治的复杂性。它的性质更加复杂，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力图在内外压力下维持统治、实现国家近代化的政权，但其手段、成效以及最终的结局，都充满了历史的争议。

评价一个历史政权，需要避免简单的标签化，而应深入分析其具体的政策、行动以及产生的历史后果，理解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面临的挑战。

网友意见

先总统　蒋公的政府不能说是完全的买办政府，因为　蒋公对嫡系中的浙江老乡还是高看一眼的。不过同当时的各路军阀不同，　蒋公的政府的这个“乡土气息”已经很淡化了。那么，不主要依靠乡党，自然得有新的纽带来构建组织，而　蒋公的这个跨地域的新纽带很大程度同买办阶级密切相关。这虽然让　蒋公不像李宗仁、阎锡山一样被目为“宁系”或者“浙系”军阀，不过很可惜，由于买办的反动性，反而让　蒋公的政府对江浙的乡里乡亲都缺乏同理心，做起伤天害理的事真不如地方军阀有顾虑。举三个例子。

１、1932年中央军在杭州、嘉兴的兽行

比如，1932年初，为了应对一二八抗战，部分1931年在苏区烧杀立下“赫赫战功”的蒋记中央部队移驻杭州、嘉兴一带。结果已经兽化的部队抗日未立寸功，在　蒋公老家奸淫嫖赌、鱼肉乡里倒是来了个“满江红”。闹到4月初，“杭州乡间与嘉兴一带医院所诊断之妇女皆为强奸受伤之病”，“凡十五岁以上之妇女皆不能免”。

4月17日，　蒋公不得不给蒋鼎文、卫立煌、赵观涛下手令痛斥部队军风纪之坏，全文如下：

蒋总指挥铭三、卫军长俊如、赵军长雪泉，转第十、第八十三师李、蒋各师长鉴。
近日杭、嘉一带军风纪之坏，言之痛心。杭州乡间与嘉兴一带医院所诊断之妇女皆为强奸受伤之病。据报凡十五岁以上之妇女皆不能免，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怨恨可想而知。又闻蒋、卫二军长召集乡绅讲话时，请各界原谅。军官不自振作，侮辱人民，以人之妇女任部下奸污，此岂可原谅！试问我们军人家中之妻女可以任人污辱而能请人体谅否？其他上级官长之嫖赌，动辄数千数万之大，甚至以谷米喂马。呜呼！革命军之功绩声誉不料皆由我自身目见其毁灭殆尽！如此吾人即不死于军法，亦必陷于自杀。
近日军风纪有否整顿，各军长每日所为何事，铭三为右翼之统将，应负全责，彻底澄清，且应由本身作则，以后应如何恢复军誉，保全前功，着即一一详复勿误。
中正手令。

2、1948年　蒋公要求在苏中、苏北进行大烧杀手令

1948年3月5日，蒋介石致电李默庵、张雪中：

李司令默庵、张司令雪中并转4D王师长、51D王师长（按：王梦庚）。务希教督所部协同一致，在十日内将残匪第十一、第十二两纵队彻底消滅，达成任务，勿误。如有必要，可由前方临时颁发赏罚奖惩与升降办法，机权处理再行呈报。对于匪化甚深之乡村与人民，无法感化者，准予烧杀不论，且应彻底督查其实施，以免再为匪所用也。

按：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暨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吉洛【姬鹏飞】；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

３、1949年汤恩伯部在上海、杭州胡作非为

1949年初，国军汇聚沪杭路，再度展现出国军一贯的“爱民”水准，越闹越厉害，以至于　蒋公担忧引发兵变。2月7日，明面上已经下野的　蒋公委托俞济时给汤恩伯发电，要求汤切实整顿军纪：

汤总司令恩伯：
闻上海与杭州及沪杭路军风纪甚坏，尤以上海闸北与虹口一带散兵游勇更多。杭州各种残余部队几乎无人管理，且皆占住民房，购物吃餐皆不付钱。
沪杭为中外观瞻，此系纪律败坏至此，为何不严厉惩治，令人民对我军更加敌视并以兵变为忧也。此乃令各有关。望切实负责整顿，并限期奏效为要。
转为代达，济时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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