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强力抗恶论》的作者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
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льин, Ivan Alexandrovich Ilyin）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俄罗斯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法律学者。他的思想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和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反共产主义和保守主义圈子里。然而，时至今日，伊里因的思想仍然充满争议，他的某些观点和历史角色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要评价伊里因，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审视他的思想体系、政治立场、历史贡献以及他所引发的争议。
伊里因的核心思想体系：
伊里因的思想深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哲学传统影响，特别是斯拉夫主义、宗教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和法律哲学。他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 这是伊里因思想中最鲜明、最持久的主题。他认为共产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俄罗斯民族的灾难，是对其灵魂、文化和国家传统的根本性破坏。他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邪恶的宗教”，一种“撒旦式的”意识形态，认为它剥夺了人的自由、宗教信仰和国家认同。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批判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实践后果以及对俄国社会的破坏。
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 伊里因坚信俄罗斯拥有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使命。他认为这种精神是基于东正教信仰、集体主义（但非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对强大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忠诚。他强调国家在维护社会秩序、文化统一和民族生存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国家是神圣的，是实现民族最高理想的载体。
宗教和道德基础： 伊里因认为宗教（特别是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基石，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源泉。他反对世俗主义和无神论，认为它们会导致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的混乱。他对宗教在塑造个人品格、维系社会凝聚力以及指导国家政策方面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论述。
法律和国家权力： 伊里因是一位杰出的法律哲学家，他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强大的国家权力。他认为，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义务的必要手段。他支持一种强有力的、集权的政府形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内外威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
“白色运动”的意识形态辩护者： 伊里因是俄国内战时期“白军”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辩护者。他认为“白军”代表着俄罗斯的合法性和传统价值，而“红军”则是破坏这一切的革命力量。他为白军的斗争提供了哲学和道德上的论证，试图团结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支持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自由的理解： 伊里因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自由主义存在显著差异。他强调的“自由”并非无政府状态或绝对个人主义，而是与责任、义务和对国家、社会和宗教的忠诚相联系的“精神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在秩序、规律和信仰的框架下实现的。
伊里因的生平与经历：
早年与学术背景： 伊里因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对哲学、法律和政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并在早期接触了黑格尔、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
早期政治活动与流亡： 在俄国革命前，伊里因曾短暂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但他的主要身份始终是学者。十月革命后，他因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而被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亡生涯。他曾居住在德国、瑞士等地，并积极参与流亡俄国知识分子的活动。
在德国的活动： 在德国期间，伊里因曾是柏林大学的教授，并积极写作和发表演讲。他与当时一些重要的保守派和反共思想家有联系。然而，随着纳粹党在德国的崛起，伊里因的处境变得复杂。尽管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对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和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也有清醒的认识，并曾对此表示担忧。一些批评者指出，他在某些时期对德国当局的合作态度模糊不清，甚至有过为纳粹政权辩护的言论。
晚年与写作： 二战结束后，伊里因移居瑞士。在流亡的漫长岁月中，他坚持不懈地写作，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政治和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论俄罗斯的斗争》（О рус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1940s）、《论法律的本质》（Основы правопоряд, 1950s）以及《论抵抗恶魔》（О борьбе с соблазном, 1950s）。这些著作成为了后世保守主义和反共思想的重要文献。
晚期影响与复兴： 伊里因在去世后（1970年），他的思想在西方世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圈子中。然而，直到苏联解体后，他的著作才在俄罗斯重新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出版。近年来，他的思想在俄罗斯又出现了一股复兴的趋势，甚至被一些政治人物引用，这再次引发了关于他的评价的激烈辩论。
伊里因引发的争议：
伊里因的思想和历史角色之所以充满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与纳粹主义的联系和批评： 这是对他最尖锐的批评之一。虽然伊里因的主要目标是反共产主义，但他在德国流亡期间，其言论和行为被一些人解读为对纳粹政权的某种容忍甚至合作。例如，他曾在一些文章中提及“国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完全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但他的某些论调，特别是强调国家权力至上和对“敌人”的毫不妥协，在一定程度上与极权主义思潮有所呼应。批评者认为，他未能明确而坚决地反对纳粹的种族迫害和侵略行为。
对民主和自由的狭隘理解： 伊里因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持怀疑态度，他更倾向于一种强权、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他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往往被置于国家和宗教的框架之下，这与现代自由主义对普世人权和个体权利的强调存在根本分歧。
民族主义的排他性： 虽然他强调俄罗斯的独特精神，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有时会流露出一定的排他性，对非俄罗斯民族和文化带有一定的警惕甚至敌意。
“强力抗恶论”的极端性： 伊里因著作《论抵抗恶魔》（其部分内容被中国翻译为《强力抗恶论》）提倡一种积极、坚决、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的反抗恶势力的原则。这种“强力抗恶”的理念，如果脱离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哲学论证，容易被解读为一种不加区分的暴力和压迫，尤其是在缺乏对“恶”的清晰界定和道德考量的情况下。
在当代俄罗斯的被推崇： 近年来，伊里因的思想在俄罗斯被一些当权者和民族主义者重新发掘和推崇，被视为“俄罗斯世界”和保守主义的理论源泉。然而，这种推崇也引发了担忧，因为伊里因的思想中包含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反西主义以及对集权的支持，可能被用来为当前的某些政治路线提供合法性辩护，从而掩盖其思想中存在的极端和危险成分。
如何评价伊里因？
评价伊里因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和历史的眼光：
历史贡献：
他是20世纪重要的反共思想家，其著作深刻地揭露了共产主义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国家结构的破坏。
他为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旗帜和理论基础，维系了俄罗斯的文化和精神传统。
他的法律哲学和国家理论对后来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
局限性与危险性：
他未能对纳粹主义的本质进行彻底的清算，其在德国的活动留下了历史的污点。
他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更倾向于强权和等级制度。
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强力抗恶”的理念，在不加区分地应用时，可能导致压迫和暴力。
当代意义：
理解伊里因，有助于理解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思想轨迹。
他的思想在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具有一定的解读意义，但必须警惕对其思想的简单化和政治化解读，尤其要批判性地看待其潜在的危险性。
总结来说，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是一位复杂的、极富争议的思想家。 他对共产主义的深刻批判、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捍卫以及对法律和国家秩序的论述，都展现了他的思想深度和学术贡献。然而，他与纳粹主义的模糊界限、对民主的狭隘理解以及其思想中潜在的极端主义倾向，也使他对他的评价必须持审慎和批判的态度。我们既要认识到他在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也要警惕其思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和社会思潮变动的大背景下，对伊里因的评价更应是多维度、辨证的。
要评价伊里因，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审视他的思想体系、政治立场、历史贡献以及他所引发的争议。
伊里因的核心思想体系：
伊里因的思想深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哲学传统影响，特别是斯拉夫主义、宗教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和法律哲学。他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 这是伊里因思想中最鲜明、最持久的主题。他认为共产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俄罗斯民族的灾难，是对其灵魂、文化和国家传统的根本性破坏。他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邪恶的宗教”，一种“撒旦式的”意识形态，认为它剥夺了人的自由、宗教信仰和国家认同。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批判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实践后果以及对俄国社会的破坏。
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 伊里因坚信俄罗斯拥有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使命。他认为这种精神是基于东正教信仰、集体主义（但非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对强大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忠诚。他强调国家在维护社会秩序、文化统一和民族生存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国家是神圣的，是实现民族最高理想的载体。
宗教和道德基础： 伊里因认为宗教（特别是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基石，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源泉。他反对世俗主义和无神论，认为它们会导致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的混乱。他对宗教在塑造个人品格、维系社会凝聚力以及指导国家政策方面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论述。
法律和国家权力： 伊里因是一位杰出的法律哲学家，他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强大的国家权力。他认为，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义务的必要手段。他支持一种强有力的、集权的政府形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内外威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
“白色运动”的意识形态辩护者： 伊里因是俄国内战时期“白军”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辩护者。他认为“白军”代表着俄罗斯的合法性和传统价值，而“红军”则是破坏这一切的革命力量。他为白军的斗争提供了哲学和道德上的论证，试图团结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支持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自由的理解： 伊里因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自由主义存在显著差异。他强调的“自由”并非无政府状态或绝对个人主义，而是与责任、义务和对国家、社会和宗教的忠诚相联系的“精神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在秩序、规律和信仰的框架下实现的。
伊里因的生平与经历：
早年与学术背景： 伊里因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对哲学、法律和政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并在早期接触了黑格尔、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
早期政治活动与流亡： 在俄国革命前，伊里因曾短暂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但他的主要身份始终是学者。十月革命后，他因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而被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亡生涯。他曾居住在德国、瑞士等地，并积极参与流亡俄国知识分子的活动。
在德国的活动： 在德国期间，伊里因曾是柏林大学的教授，并积极写作和发表演讲。他与当时一些重要的保守派和反共思想家有联系。然而，随着纳粹党在德国的崛起，伊里因的处境变得复杂。尽管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对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和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也有清醒的认识，并曾对此表示担忧。一些批评者指出，他在某些时期对德国当局的合作态度模糊不清，甚至有过为纳粹政权辩护的言论。
晚年与写作： 二战结束后，伊里因移居瑞士。在流亡的漫长岁月中，他坚持不懈地写作，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政治和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论俄罗斯的斗争》（О рус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1940s）、《论法律的本质》（Основы правопоряд, 1950s）以及《论抵抗恶魔》（О борьбе с соблазном, 1950s）。这些著作成为了后世保守主义和反共思想的重要文献。
晚期影响与复兴： 伊里因在去世后（1970年），他的思想在西方世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圈子中。然而，直到苏联解体后，他的著作才在俄罗斯重新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出版。近年来，他的思想在俄罗斯又出现了一股复兴的趋势，甚至被一些政治人物引用，这再次引发了关于他的评价的激烈辩论。
伊里因引发的争议：
伊里因的思想和历史角色之所以充满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与纳粹主义的联系和批评： 这是对他最尖锐的批评之一。虽然伊里因的主要目标是反共产主义，但他在德国流亡期间，其言论和行为被一些人解读为对纳粹政权的某种容忍甚至合作。例如，他曾在一些文章中提及“国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完全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但他的某些论调，特别是强调国家权力至上和对“敌人”的毫不妥协，在一定程度上与极权主义思潮有所呼应。批评者认为，他未能明确而坚决地反对纳粹的种族迫害和侵略行为。
对民主和自由的狭隘理解： 伊里因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持怀疑态度，他更倾向于一种强权、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他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往往被置于国家和宗教的框架之下，这与现代自由主义对普世人权和个体权利的强调存在根本分歧。
民族主义的排他性： 虽然他强调俄罗斯的独特精神，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有时会流露出一定的排他性，对非俄罗斯民族和文化带有一定的警惕甚至敌意。
“强力抗恶论”的极端性： 伊里因著作《论抵抗恶魔》（其部分内容被中国翻译为《强力抗恶论》）提倡一种积极、坚决、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的反抗恶势力的原则。这种“强力抗恶”的理念，如果脱离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哲学论证，容易被解读为一种不加区分的暴力和压迫，尤其是在缺乏对“恶”的清晰界定和道德考量的情况下。
在当代俄罗斯的被推崇： 近年来，伊里因的思想在俄罗斯被一些当权者和民族主义者重新发掘和推崇，被视为“俄罗斯世界”和保守主义的理论源泉。然而，这种推崇也引发了担忧，因为伊里因的思想中包含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反西主义以及对集权的支持，可能被用来为当前的某些政治路线提供合法性辩护，从而掩盖其思想中存在的极端和危险成分。
如何评价伊里因？
评价伊里因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和历史的眼光：
历史贡献：
他是20世纪重要的反共思想家，其著作深刻地揭露了共产主义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国家结构的破坏。
他为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旗帜和理论基础，维系了俄罗斯的文化和精神传统。
他的法律哲学和国家理论对后来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
局限性与危险性：
他未能对纳粹主义的本质进行彻底的清算，其在德国的活动留下了历史的污点。
他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更倾向于强权和等级制度。
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强力抗恶”的理念，在不加区分地应用时，可能导致压迫和暴力。
当代意义：
理解伊里因，有助于理解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思想轨迹。
他的思想在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具有一定的解读意义，但必须警惕对其思想的简单化和政治化解读，尤其要批判性地看待其潜在的危险性。
总结来说，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伊里因是一位复杂的、极富争议的思想家。 他对共产主义的深刻批判、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捍卫以及对法律和国家秩序的论述，都展现了他的思想深度和学术贡献。然而，他与纳粹主义的模糊界限、对民主的狭隘理解以及其思想中潜在的极端主义倾向，也使他对他的评价必须持审慎和批判的态度。我们既要认识到他在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也要警惕其思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和社会思潮变动的大背景下，对伊里因的评价更应是多维度、辨证的。
网友意见
这个吧，在另外一个回答里写了一下这个人，这里说点别的。
很多俄国理论家和哲学家的书籍，其实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很枯燥乏味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宗教内容太多，另外一个原因是主观性太强，说的太远没边了。所以如果排除这些内容捞干货，可能得去掉70-80%的水分。
那么是不是这些内容就没用了？答案是并非如此。这些事物之所以诞生在俄国并且传承不断，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就是这套东西必须放在俄国的整体环境下给予观察，而不是将其抽出来单独观察。
那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俄国地广人稀，生存压力不大，没有必要太辛苦的劳动。当然这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而如果单独看俄国学者和哲学家们自己的描述，那简直是辛苦的不得了了。究竟有多辛苦呢？不久前俄国某知名反贼当了议员，抱怨每天十点上班太辛苦受不了了。别以为这是特例，去年米舒斯金上台之初，首先干的是啥事呢？是抓副部长部长们的考勤，这帮人十一点半上班不到两点就走了。而抓部长们考勤这个老戏码从伊万雷帝开始，后世的沙皇和总书记们周期性的就得来几次……
所以很多俄国的文字描述性的东西是非常可疑的，他基本上反应了作者确实是那么想的但是并不能代表这就代表了客观现实。但是这种根植于俄国本土的产物，他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给一群长期闲极无聊的人一个行动的动力和理由，完全是为了某种精神世界的东西，做出一些完全违背现实逻辑，理由和利益的事情，这也是俄国经常动不动就搞出来大新闻的原因。
所以单独用经济原因去看俄国的事情会搞不清楚前因后果，比如苏联的建立和解体都是如此。尤其是苏联解体，苏联领导人念念叨叨的经济不行了，并不是外人意义上的民不聊生马上饿死人了，就像有人找叶二汇报农民太穷了，问怎么穷了？说只有两匹马，一匹干活另外一匹休息，实在太穷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说的经济不行了，指的是没能在1980年完成共产主义，而所谓他们理解中的共产主义，是1980年要比1960年实物生产翻13倍。至于说现实中能不能做到……
那么依里因的保守主义，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消停点，遇事多找自己的原因，日常遵守法律，不要对西方的新鲜时髦的东西抱有太多的期待。而俄国在二十世纪连续几次因为激进理想主义吃了大亏后，统治集团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保守主义，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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