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主张一边抵抗一边外交，而且一直到一二八事变后下野出国前，他主战都是比较坚决的，为什么在33年再次归国后突然转变为主和派？
要理解汪精卫在“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归国期间，以及之后他立场转变的原因，需要将当时的时代背景、汪精卫个人的政治经历和思想演变，以及中国国内外的复杂局势结合起来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的汪精卫：一边抵抗一边外交的“双管齐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汪精卫正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当时的立场，如同他自己所言，是“一边抵抗，一边外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即在军事上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但更侧重于通过国际联盟等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希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以避免与日本的全面战争。
对日本侵略的认识： 汪精卫并非没有看到日本侵略的严重性。他深知日本的军事实力和其扩张野心。然而，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军事力量薄弱，内部也存在各种派系斗争，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抵抗。
外交解决的考量： 汪精卫对国际联盟抱有很大希望，他认为通过国际干预，可以迫使日本退兵，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和政界都有一定市场，毕竟直接与强大的日本全面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一二八事变”的刺激与下野： “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在上海顽强抵抗，虽然最终失利，但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然而，国民政府在国际联盟中的外交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的侵略仍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因为“一二八事变”中的某些军事决策和政府内部的压力，认为自己无法有效领导国家，选择了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疗养。他的下野，也标志着他对当时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能力的失望，或者说，他认为自己难以在那个位置上推行他所设想的“一边抵抗一边外交”的政策。
1933年归国后，为何“突然”转变为主和派？
这里用“突然”可能有些偏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立场的调整和侧重点的转移。这种转变并非一夜之间，而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重新评估，以及他个人对国家出路的思考。
1. 对国际形势的失望与现实主义的考量：
国际联盟的失效： 汪精卫从国外回来后，看到了国际联盟在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上的无力。所谓的“国际干预”并没有阻止日本的侵略，反而让中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他对通过国际力量解决问题的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西方国家的绥靖态度： 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等国，虽然口头上谴责日本，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表现出明显的绥靖倾向，他们更担心日本的扩张影响其在亚洲的利益，而非真正同情中国的处境。这种现实让汪精卫认识到，指望西方国家“救中国”是极其不现实的。
日本的步步紧逼：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停止侵略，反而继续蚕食中国领土，例如吞并热河、华北的“非武装区”的设立等等。日本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步步紧逼的侵略者。
2. 国内国情的审视与“剿共”优先的考量：
中国国力与日本的差距： 汪精卫深知，当时的中国在军事、经济、工业等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日本。虽然“一二八事变”展现了中国军队的抗战精神，但国家整体实力不足以支撑一场全面的、长期的战争。他认为，如果贸然开战，很可能导致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国家分裂。
“剿共”的优先地位： 在汪精卫等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首先要面对的内部威胁是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国中之国”，是分裂中国的力量。而对外，他们认为要先巩固国内政权，才能有效抵御外敌。在这种“剿共”优先的思想下，他们倾向于避免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以免分散精力，甚至被共产党利用。
“以工代兵”和“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 汪精卫等主和派的策略，往往是“以工代兵”，发展经济和军事工业，同时“以时间换空间”，通过外交手段和拖延战术，争取时间来壮大自身实力，等待时机。他们认为，如果能争取到一段和平时期，中国就可以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长足发展，最终才能真正抵御日本。
3. 个人政治生涯和思维的演变：
对战争后果的恐惧： 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多次内战，汪精卫对战争的残酷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手段、和平协商来解决争端，而非诉诸武力。
对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制衡：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并非一手遮天，他也需要与其他派系（如蒋介石的“中央派”）进行政治博弈。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在策略上并非完全一致。蒋介石更倾向于“攘外必先安内”，而汪精卫虽然在早期主张“一边抵抗一边外交”，但其“抵抗”更多是有限度的，且不愿与日本发生全面冲突。当国内“剿共”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时，他自然会与主张“安内”的蒋介石在对日策略上找到一些共识。
总结来说，汪精卫在1933年归国后转变为主和派，并非“突然”，而是他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一次更为冷静和现实的评估后，所做出的战略性调整。 他看到了国际社会的靠不住，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差距，并且在国内“剿共”的政治现实下，认为避免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争取时间发展实力，才是更符合中国当时利益的选择。他所推行的“和平外交”，本质上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希望通过谈判和妥协，为中国争取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而不是放弃抵抗，而是选择一种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更“可行”的抵抗方式。当然，这种策略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九一八事变”后的汪精卫：一边抵抗一边外交的“双管齐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汪精卫正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当时的立场，如同他自己所言，是“一边抵抗，一边外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即在军事上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但更侧重于通过国际联盟等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希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以避免与日本的全面战争。
对日本侵略的认识： 汪精卫并非没有看到日本侵略的严重性。他深知日本的军事实力和其扩张野心。然而，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军事力量薄弱，内部也存在各种派系斗争，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抵抗。
外交解决的考量： 汪精卫对国际联盟抱有很大希望，他认为通过国际干预，可以迫使日本退兵，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和政界都有一定市场，毕竟直接与强大的日本全面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一二八事变”的刺激与下野： “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在上海顽强抵抗，虽然最终失利，但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然而，国民政府在国际联盟中的外交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的侵略仍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因为“一二八事变”中的某些军事决策和政府内部的压力，认为自己无法有效领导国家，选择了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疗养。他的下野，也标志着他对当时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能力的失望，或者说，他认为自己难以在那个位置上推行他所设想的“一边抵抗一边外交”的政策。
1933年归国后，为何“突然”转变为主和派？
这里用“突然”可能有些偏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立场的调整和侧重点的转移。这种转变并非一夜之间，而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重新评估，以及他个人对国家出路的思考。
1. 对国际形势的失望与现实主义的考量：
国际联盟的失效： 汪精卫从国外回来后，看到了国际联盟在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上的无力。所谓的“国际干预”并没有阻止日本的侵略，反而让中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他对通过国际力量解决问题的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西方国家的绥靖态度： 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等国，虽然口头上谴责日本，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表现出明显的绥靖倾向，他们更担心日本的扩张影响其在亚洲的利益，而非真正同情中国的处境。这种现实让汪精卫认识到，指望西方国家“救中国”是极其不现实的。
日本的步步紧逼：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停止侵略，反而继续蚕食中国领土，例如吞并热河、华北的“非武装区”的设立等等。日本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步步紧逼的侵略者。
2. 国内国情的审视与“剿共”优先的考量：
中国国力与日本的差距： 汪精卫深知，当时的中国在军事、经济、工业等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日本。虽然“一二八事变”展现了中国军队的抗战精神，但国家整体实力不足以支撑一场全面的、长期的战争。他认为，如果贸然开战，很可能导致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国家分裂。
“剿共”的优先地位： 在汪精卫等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首先要面对的内部威胁是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国中之国”，是分裂中国的力量。而对外，他们认为要先巩固国内政权，才能有效抵御外敌。在这种“剿共”优先的思想下，他们倾向于避免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以免分散精力，甚至被共产党利用。
“以工代兵”和“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 汪精卫等主和派的策略，往往是“以工代兵”，发展经济和军事工业，同时“以时间换空间”，通过外交手段和拖延战术，争取时间来壮大自身实力，等待时机。他们认为，如果能争取到一段和平时期，中国就可以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长足发展，最终才能真正抵御日本。
3. 个人政治生涯和思维的演变：
对战争后果的恐惧： 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多次内战，汪精卫对战争的残酷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手段、和平协商来解决争端，而非诉诸武力。
对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制衡：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并非一手遮天，他也需要与其他派系（如蒋介石的“中央派”）进行政治博弈。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在策略上并非完全一致。蒋介石更倾向于“攘外必先安内”，而汪精卫虽然在早期主张“一边抵抗一边外交”，但其“抵抗”更多是有限度的，且不愿与日本发生全面冲突。当国内“剿共”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时，他自然会与主张“安内”的蒋介石在对日策略上找到一些共识。
总结来说，汪精卫在1933年归国后转变为主和派，并非“突然”，而是他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一次更为冷静和现实的评估后，所做出的战略性调整。 他看到了国际社会的靠不住，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差距，并且在国内“剿共”的政治现实下，认为避免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争取时间发展实力，才是更符合中国当时利益的选择。他所推行的“和平外交”，本质上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希望通过谈判和妥协，为中国争取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而不是放弃抵抗，而是选择一种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更“可行”的抵抗方式。当然，这种策略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网友意见
这个还得先问是不是了。
所谓汪逆九一八以来一直主战本就是谎言，常常拿来当作依据的是1932年夏秋汪张矛盾激化时汪逆写的讨张檄文。然而所谓汪张矛盾，其实是张学良希望中央能够援助热河防御，而汪院长不愿出钱。所谓汪院长锦州沦陷前哭求张抵抗未果更是谣言。锦州保卫战前后，汪逆正称病看孙科、张学良的笑话呢，并没有政府职务。等到锦州沦陷，孙科政府倒台，汪逆才联合 蒋公出山收拾残局。
至于“主战坚决”，“一二八”抗战开始不久的2月8日，汪逆致电 蒋公表示，“我国与日单独开战，结果必败，割地赔款”。因此，“目前第一在解决停战问题，勿使战事扩大”，“我方应付方针，在确保主权，而同时不强英、美、法以为难，应不予日本以难堪，以期早日解决“。
对汪逆的建议， 蒋公大加赞赏，称“除此六项外并无其他好方法”。
于是，3月2日，在苦战无援后，十九路军、第五军被迫发出“泣告国人通电”，宣布后撤：
洛阳中央党部，二中全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钧鉴；各院部，各省市政府，各级党部，各总指挥，各军长，各团体，各报馆，全国同胞均鉴：
暴日纵兵辽沈，转寇东南，我十九路军奉命守土，作紧急之自卫，与之相搏于沪滨者，一月有余矣。最初与敌之海军陆战队，及其先到陆军，鏖战二十余日，杀伤过当，敌不得逞。而其第二批陆军运到，我驻在苏州之中央直辖第五军两师，亦加入作战，相持者复一旬，歼敌者又六七次，彼虏仍不得逞。最后乃以其白川大将率领两师团来，而我始终在战场者仅五师，为数不满四万，敌则加倍于我。彼虏一面以讲和形式，诡商停战，欺骗国联；一面以一师加入正面，一师由浏河附近登岸，袭我后路，使我腹背受敌。而我运输困难，援师不及，不得已乃于东夕奉命将前线阵地放弃，为战略之撤退，再图反攻。此我十九路、第五军一月以来与敌苦战之经过情形也。
夫暴日挟其既定整个计划亡我，我非全国动员，以极大之决心，作普遍之奋斗，不能得最终胜利。我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孤军抗敌，本非求一偶之胜负，与彼虏争一日之短长；乃以此仅存血肉，供救国牺牲，作同胞马前之导卒耳。自政府迁洛，已决定长期抵抗政策，我全国军民，正当秉承此旨，一致奋起，闻风响应，此仆彼继，勿以沪海偏隅之进退为念，勿为敌人分化之诡谋所中。尤望我东北同胞，懔灼肤之痛，急起遣兵，收复失地，使敌备战力分，我十九路军、第五军当竭此未尽余勇，与强虏作最后周旋，藉收夹击之效。土而基苦三年，卒大破希腊十五万军，转败为胜；杜兰斯一小部族耳，亦能血战三年，不稍屈服；况我二万万方里之国，四百兆人民之众，果能全国一德一心，不能歼此跳梁小丑，吾不信也。朝鲜之亡也，犹有陆军数万，卒被日人解散以尽；今我国现额之兵，统计不下百余万，与其待国亡后供人宰割，何如及此未亡之时，作一光荣之牺牲！牵牛衅钟，未死犹知觳觫，执豕于牢，其群亦见轰逐。
此次暴日蹂躏上海，大炮炸弹所至，庐舍丘墟，死亡枕藉；孑遗黎民，莫不同仇敌忾，不闻怨声，此等悲壮之剧，可歌可泣！国土犹是也，人民犹是也，苟一旦主权既失，寄生命于仇敌之手，其惨状又当何若耶！故愿我全国父老子弟，毋忘闸北、江湾，全国军事领袖，毋忘朝鲜及今日之东三省！暴日向国际公开宣传，诋我为非有组织之国家，即为我国人不知鸰原急难，击首而尾不动，可以各个击破也。倘我全国军民犹以巢幕游釜为安，罔识阋墙御侮之义，忘同室之缨冠， 作乡邻之闭户，是终为见仇者所快，而为见爱者所屏矣！我十九路军、第五军亦惟有收合余烬，背城借一，事之不济，则从鲁运于东海，以谢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不愿为亡国之民也！敢曰乾时之战，虽败犹荣；尚幸即墨不亡，侵地终反；擐甲哀鸣，泪尽以血，惟我同胞，实昭鉴之!
总指挥蒋光鼐、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暨各师旅团长同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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