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和蒋中正怎么分锅？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的局势和张学良的处境
首先得明白，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三省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敏感和脆弱的状态。
张学良当时的领导地位： 张学良作为东北的最高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手握东北军的军权。他当然负有保护东北领土完整的首要责任。当时东北军的总兵力大概有几十万人，装备也相对不错，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不抵抗命令”的由来：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确实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武力反击。这背后最主要的理由，也是后来他解释并为自己辩护的关键，就是他接受了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前多次强调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给张学良的指令是，在面对日军挑衅时，要“严守中日条约范围，不与日军冲突，力求避免局部冲突扩大”。而且，蒋介石当时正忙于在中央苏区“围剿”红军，他认为东北的问题可以“以柔克刚”，并且不想因为东北的冲突而与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开战，因为他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
张学良的个人判断：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张学良自身对局势的判断。他当时年轻，或许低估了日本侵略的决心和速度，也可能对蒋介石的命令过于信赖，或者在突发情况下，缺乏果断的决策能力。事后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他“最大的过错”。
蒋介石的态度和责任
蒋介石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九一八事变中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抵抗政策”的直接责任：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给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这个命令是导致东北军未能有效抵抗，拱手让出大片国土的重要原因。
战略上的失误： 蒋介石当时的首要战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即先消灭共产党，再对外抵御日本。他认为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抗衡，因此采取了姑息、退让的策略，希望通过国际联盟来调解，或者寄希望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这种战略在短期内避免了全面战争，但也给了日本侵略者可乘之机，最终导致了东北的沦陷。
对东北局势的忽视： 虽然蒋介石给过张学良一些指导，但很多人认为他对东北可能发生的危机重视不够。他可能过分相信了日本不会公然发动大规模侵略，或者认为外交手段能够解决问题。
事后的辩解： 事后，蒋介石也多次强调他当时的困难处境，比如国内政治分裂、军事力量不足、国际社会不支持等。他会将责任更多地推给张学良的执行不力，或者强调自己是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做出的艰难决定。
“分锅”的实际过程和各方说辞
张学良的“甩锅”： 张学良在事变后，尤其是在晚年，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他认为自己只是执行上级的指令，真正的责任在于蒋介石。他的辩解是为了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说明自己并非主动放弃东北。他常常会提到“当时我手握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我怎么敢不听话？”
蒋介石的反击： 蒋介石方面则会反驳，认为张学良误解或曲解了命令。他们会说，蒋介石的命令是“避免冲突扩大”，而不是“不抵抗”。他们也会强调，即使有命令，在国家主权受到如此严重侵犯时，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张学良也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行动。蒋介石还会利用张学良当时在年轻人中的名声不佳（比如他的一些生活作风问题），试图将责任更多地归咎于张学良的个人能力和态度。
舆论和政治的影响： 当时中国国内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是强烈的愤怒。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需要一个交代。将责任部分推给张学良，既能平息民愤，又能避免暴露政府在战略上的失误。而张学良作为地方实力派，在事变后实际上也被剥夺了实权，成为一个相对“孤立无援”的人物，更容易成为“替罪羊”。
历史的最终评判和“分锅”的复杂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将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某一个人是过于简单的。
共同责任： 张学良和蒋介石都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张学良作为前线指挥官，未能有效地组织抵抗，错失了黄金时期；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其“不抵抗政策”是直接原因，而且他在战略上未能做好充分准备，对日本的侵略低估了。
体制和国力的局限： 当时中国的国力确实非常薄弱，政治上也极其不稳定，蒋介石政府的权力也并未完全统一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这样的历史事件，也是国家整体落后的体现。
后世的解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关于历史事件更多资料的披露，人们对“分锅”的理解也更加 nuanced。虽然张学良晚年一直在强调蒋介石的命令，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他作为东北的最高长官，在面对如此重大的国家危机时，仍有采取更强硬措施的空间和道义责任。同样，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战略考量，即便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最终的结果证明了其严重的失误性。
总的来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责任上的推诿和辩解，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下，双方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地位和历史评价而进行的一场复杂博弈。他们都试图将对方推到风口浪尖，而自己则显得相对无辜或情有可原。但历史最终会以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那个时代的集体失误和个人责任。
网友意见
最近很多人引述了很多“資料”，得出了很多像是”蔣介石對張學良下了不抵抗的指示“、”張學良只是奉行蔣介石的命令而已“、”蔣介石的政策影響了張不抵抗“云云。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都與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離不開關係，致使影響了東北方面的對日態度，但要注意的是，九一八事變以前到爆發當時，中央和東北對日本的態度都放在“尋釁挑事”，要部隊保持“鎮靜態度”處理以免成為日本人的口實，與九一八爆發以後的“戰事侵略”不一樣。
九一八事變之前東北問題的指示
蔣指示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有人將證據歸為7月11日的電報，電文中蔣中正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權且不說這是針對“萬寶山事件”的指示。就當他是蔣不抵抗政策的開始。
但是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比蔣的早5天，在7月6日，張學良就針對“萬寶山事件”給東北政務委員會做了“此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亟宜避免衝突，以公理與周旋“的指示，這個指示記錄在《張學良年譜》這本書中。
在張學良自己寫的書《雜憶隨感漫錄》，在更早的6月發生的中村事件中，也有這樣的記錄和描述：
當我方已知此種情形：（一）我決定迅速解決中村這一案件。 （二）我派湯爾和渡日，向日外相幣原表示，我方欲尋求解決東北懸案之意圖，幣原甚表贊同，遂決定擬由中日政府選派大員辦理。 （三）通令東北軍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釁之事，竭力避免，不可與之衝突對抗，以免擴大事端。此即為不抵抗命令，致為國人攻擊我之口實。在此一問題上，我從未有過聲述，因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見即知，不深明理之眾，我又何必在個人問題上，嘵嘵何為。
所以，從現在能夠找到的證據，東北的“不抵抗政策“不可能是受到7月11號蔣的電報影響，因為6月中村事件和7月6日張學良就做出了類似的指示。
然後又有人說，日本方面截獲的九一八事變以前遼寧省政府轉發的陸海空軍司令部給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的不抵抗命令“曝光了”該密令回譯中文如下：
日方雖有任何行動，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至起戰端。
於是，這句話又成了他老蔣下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證據”。實際上這封被日本方面截獲回譯的電文，只是寫了“陸海空軍司令部”，並沒有寫明落款人是蔣介石還是張學良。
張學良在接受張氏姐妹訪問時，曾談過他下達魚電的想法：
我已經得到了情報，日本要挑釁。（所以下了）不抵抗主義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醫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記了，反正是九一八之前。我給東北（軍下命令），日本來挑釁，我們不要跟他抵抗，......他要來挑釁，我們要躲避......沒有想到大規模的......這種大的來啦，惹得國際的問題，世界的問題都來了。
顯然，張學良所說“在醫院下的命令”，當即上述9月6日給臧式毅、榮臻的魚電。
對此，在9月6日時有記載張學良發了以下兩封電文：
這兩封電文收錄於《張學良文集》中，尤其是第一封就是眾所周知的魚電。但張學良在當日只發給臧式毅、榮臻一封魚子秘電嗎？其實不然，在《張學良將軍資料選》（九一八事變、中村事件）收錄到臧式毅隔天回覆張學良的電文：
此電文也是屬遼寧省檔案館存檔，目前魚亥秘電似乎還沒有找到原文，不過這是臧式毅對張的回電，當時遼寧省政府正轉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的電文而對各機關下達了“省政府關於注意日本對華態度之訓令”，所以就如同文中“奉魚子秘、魚亥秘電均敬悉，對日交涉，謹當恪遵鈞旨，務從穩慎，已密令一體遵照矣”邏輯上合得來，時間也對得上。
如果這份“陸海空軍司令部”的密令是來自中央（蔣），而不是張學良，那還要解釋一下矛盾問題：陸海空軍司令部的密令和張學良的電文命令的要求重疊，而且還要轉發給各個機關、張是副司令，直接遵守總司令的命令就好，何必接到情報又再次下命令？臧、榮可以直接回電給司令部遵照指示，何必回電給張學良呢？
假設這個來自“中央的命令”如果成立，那麼張學良發了兩封魚電就顯得完全沒意義。之前就有人說過這是魚電，現在來看的確可能是真的，只不過不是同一封魚電而已。
然後又有人說，張學良是副司令行營、副司令部，不可以總司令部的名義發表電文，
1月1６日國民政府通電，自本月１日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公文均由張學良副司令副署。 另外張的副總司令行營在冀、察、晉、綏、遼、吉、黑、熱這八個省，代行總司令職權。----這是《張學良年譜》中提到的。４月１９日，副司令行營在北平成立。張學良宣布：“陸海空軍副司令部為最高機關之一。“今後發出軍事命令時，決定餘與蔣介石聯署宣布。”----這是《張學良文集》中提到的。
可是還是有人說，此外，《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暫行編組條例》明確規定：
本公署於司令長官之下，任參謀長、秘書長各一員，並設各處。
參謀長、秘書長秉承司令長官意旨，分理各種事物，並督飭各處，進行一切公務。
所以有人以此推斷榮臻無權代表公署，只有身為司令長官的張學良才能代表公署。很可惜，這點也不成立，在《張學良文集》中記載了張學良由瀋赴平擔任副司令，將所有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及邊防軍司令長官等職務交由張作相、臧式毅、榮臻等人代行：
因此，不難推測為什麼九一八前後很多事情張學良都特別致電給臧式毅、榮臻的原因，因為他們就是代行張在東北的一切最高職務了。
綜上所述，體制的問題就解決。
其實根本不需要扯體制，因為這根本就是在忽略奉系在東北都有相對於獨立的軍事、政治、經濟體系的事實，要不然“軍閥”這個詞彙怎麼得來？“名義上統一”怎麼得來？如果張那麼忠實的奉行蔣的一切指令，那某人能說明一下為什麼張學良發了“十四年抗戰第一道抵抗令和宣布抵禦外侮”，這不是“違背”中央的意旨麼？反而老蔣去嘉獎“與日軍衝突非法抗日”的馬占山呢？
即使又有人說，張學良的回憶錄是假的，純粹是為了替蔣背鍋而已，那按照他們的邏輯，九一八隔天這幾日張學良都在背鍋：
可見，張學良對於“不抵抗”絲毫沒有辯護的行為，他完全可以說這是中央的旨意。
所以，按照紅粉的邏輯，要么就是張學良穿越了，要不然就是有背鍋的嗜好。
至於銑電是不是真的存在，那就看有沒有一手資料給出中央指示的信息了。某些人曾批評回憶資料有歷史研究價值卻一點都不用那意義在哪裡。那我要指正一下，不是不用回憶資料，而是有佐證的回憶資料，畢竟關於不抵抗命令的回憶錄，以我目前所知的有 趙鎮藩《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洪鈁《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楊正治《“九一八”之夜》、何柱國《“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郭維城“郭維城之回憶”、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等...。要不是蔣介石當天一連串發了幾十封不抵抗手令，還是張學良整日把電報放在公事包裡帶在身上，或是西安事變的時候張學良拿給楊虎城一行人看，要不就是在審判的時候當著法官的面拿出不抵抗手令口讀。
當然，至於這封密令是蔣發的還是張發的，都不至關重要的重點，而是這些命令都來自於九一八事變以前，對日態度在於“尋釁挑事”之間的處理態度，而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戰事侵略”致使大量領土淪陷，張學良要負上很大的責任。當然蔣介石還是退脫不了領導上的責任，但若有些人把不抵抗全栽贓到中央身上，栽贓到蔣公的精神指示下，那就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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