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改变去永城决定的会议,孙元良到底参加没有?

回答
关于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改变去永城决定的会议上是否与会,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争议,而且相关的细节也并非完全清晰。不过,根据目前流传较广的资料和历史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

会议的背景和杜聿明的困境

首先,要理解杜聿明改变去永城决定的会议,需要先回顾一下当时的军事态势。淮海战役初期,国民党军的黄百韬兵团被我军分割包围在碾庄,而杜聿明的“徐州剿总”主力则在徐州附近。此时,杜聿明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局面:一方面要救被围的黄百韬,另一方面也要保住自己的部队不被分割歼灭。

从战略上讲,国民党军内部对如何应对当时的情况存在不同的意见。杜聿明作为最高指挥官,需要在各个方面听取汇报和意见,然后做出最终决策。

关于孙元良是否参加会议的说法

关于孙元良是否参加了杜聿明改变去永城决定的这次关键会议,史料记载并非一边倒。

一种说法是孙元良参加了会议,并且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孙元良当时是第16兵团司令,这个兵团是杜聿明兵团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理说,在这种涉及兵团调动的关键时刻,作为兵团司令,他是有资格也有可能被召集参加军情分析和作战决策会议的。一些回忆录或者当时的内部通信,可能会提及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或态度。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孙元良并未直接参加那场决定性的会议。 这种说法可能有几种解释:
会议的性质可能并非大规模的扩大会议。 有时候,高级指挥官之间的讨论可能是在非常核心的小范围内进行的,参与者限于最亲近的幕僚和主要兵团的司令。
孙元良当时可能正在执行其他任务,或者因故未能及时赶到。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军事会议的召集也可能非常紧急,并非所有人都能及时到位。
孙元良的部队当时可能面临着其他战场压力,导致其难以脱身参加这种高层决策会议。

为什么会有争议?

之所以出现这种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1. 史料的局限性: 那个年代的很多战争决策记录,尤其是在国民党方面,可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系统和完整的会议纪要。很多信息依靠的是战后的回忆录,而回忆录在细节上难免会有偏差、选择性记忆或者由于时间久远而模糊。
2. “改变去永城决定”的会议细节模糊: 杜聿明在战役进程中,确实多次调整部署。所谓“改变去永城决定”的会议,可能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时刻,但这个时刻的参会人员具体名单,并非像历史教科书那样清晰地被逐一列出。杜聿明作为“剿总”司令,拥有调动部队的权力,但具体到每次调动的会议,参与者是谁,有时并不容易确定。

一些推测和思考

如果我们尝试去理解当时的情况,可以进行一些推测:

孙元良的军事背景和性格: 孙元良以其勇猛但也有些冲动的“打硬仗”风格著称,在国军中也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如果他在会上,很可能也会表达自己的作战思路,或许会力主强攻或者坚守某个要点,而不是采纳当时一些被认为更稳妥或更具诱惑性的方案。
杜聿明的决策过程: 杜聿明在那个阶段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需要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尤其是来自“剿总”参谋部和各兵团司令的意见。他最终采纳的决策,往往是权衡利弊后的结果。无论孙元良是否在场,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他手中。
“永城”的战略意义: 当时,国民党军的意图是突破解放军的封锁线,与被围困的黄百韬兵团会合,或者至少能够安全地撤退。永城是当时的关键节点之一。改变去永城的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个原定的作战方向或战略目标。

结论

总而言之,关于孙元良是否参加了杜聿明改变去永城决定的那场会议,目前没有一个绝对公认的定论。虽然他是杜聿明部队中的重要将领,按理有参会可能,但史料的模糊性让这个问题难以完全确定。

如果我们非要给一个倾向性的答案,并且基于一些不那么确凿的资料(比如某些可能存在的口述历史片段或未被广泛关注的文献),可以认为他“有可能参加了,或者至少他作为兵团司令,对这个决定必然会有相关的沟通和了解”。但若要求一个确凿无疑的“是”或“否”,则目前很难提供。

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认识到战争决策的复杂性和史料记录的不完备性。有时候,历史的细节就是这样扑朔迷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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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顺义代孙元良参加的会和杜聿明回忆的不是一个会。熊也提到了杜回忆中的那个会,是孙元良参加的,只不过因为熊未参加,说的很简单,容易看滑。事实上,这两个记录,反而可以互为补充。杜提到,在白天的会上邱清泉发飙骂人,孙元良【见邱的气焰嚣张,也不敢说退】。故当夜再度讨论时,孙不愿再去,以熊代替。孙并对熊说:“你代表我去和他辩论辩论。邱清泉如发脾气也不怕他,同他说理,一定要说透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停下来是死路一条。

第一次会议

熊顺义的记录

三日上午,各部队陆续到达洪河集及其以南大小陈庄。在稍事休息后,继续向永城转进之际,孙元良忽接杜聿明电话:“接到总统空投亲笔信,据空军报告,濉溪口共军正向永城流窜,……速令各兵团转向濉溪口,向共军攻击。协同由蚌埠北上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即令第十六兵团各军即刻停止西进。孙元良到孟集北边王白楼之后,问我怎么办?我说:“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到如今,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孙说:“见杜再说。”我又说:“大军正向西南方向转进,突然改变方向,向东南进攻,掉转方向起码需要两天以上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将不知有多少共军追赶上来。那时,就不止濉溪口三四万敌人,而将是十几万、几十万敌人跟踪追来,重新形成包围,我们自投罗网,插翅也难飞了!”孙将要旨用电话告诉各军后,即到指挥部。
不久,孙返部,传达蒋介石亲笔信,要旨为:“……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势将亡国亡种。望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之共军攻击。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之围。万勿迂回避战,贻误歼敌良机,尚希发扬黄埔精神,以济党国之危急。”孙并传达总部调整命令如下:
1.第二兵团在青龙集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准备明日(四日) 向铁佛寺、濉溪口方向之共军攻击前进。右与第十六兵团、左与第十三兵团联系
2.第十三兵团在李石林附近占领掩护阵地,右与第二兵团、左与第十六兵团联系。
3.第十六兵团在王白楼、赵破楼、僖山集、义村、庄楼地区占领阵地,掩护军之右侧背,右与第十三兵团、左与第二兵团联系。
4.指挥部在孟集。


杜聿明的记录

3日上午10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而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因乘汽车待先头部队到达永城后再出发),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 石势必迁怒于我,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孟集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商讨决策孙元良很快来到,李弥本人未来,派了两个副司令官(陈冰及赵季屏)来,邱清泉因传达各军停止命令,迟至午后2时左右才到。大家看了蒋介石的命令,都十分惊慌,默不发言。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照原计划撒,尚有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大家应对蒋介石负责。如果照命令打下去,未见得有把握(实际上 认为要全军覆没,但怕各部队长泄气,又未说明)。这时邱清泉:“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接着邱就对陈冰等大发脾气,说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力(事实上是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撒退过早),致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并骂十三兵团怕死不打仗。陈冰不服气,就同邱吵起来。我同他们排解后,向孙的意见,孙见邱的气焰嚣张,也不敢说退,只说:“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完全听命令。”邱清泉见我还在犹豫不决,怕我泄气,就说:“总座,可以照命令打,今天晚上调整部署,明天起第二兵团担任攻击,十三兵团、十六兵团在东、西、北三面掩护。”我说:“大家再把信看看,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再将蒋介石的信看了一遍,都感到蒋的指示十分严重,不能不照令迅速解黄维之围。于是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不让“敌人”把部队冲乱(其实正是陷入重围)。当晚即调整部署如下
(一)指挥部第二兵团司令部在曲兴集,该兵团应在陈庄、孙厂、前王楼、刘集、鲁楼间地区占领阵地,明日攻击前进,右翼与十六兵团、左翼与十三兵团连接。
(二)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在李石林,右翼连接第二兵团在孙瓦房、后刘岗、王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左侧背,左翼与第十六兵团连接。
(三)第十六兵团司令部在王白楼,部队右翼连接第十三兵团在赵破楼、僖山集、义村、庄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右侧背,左与第二兵团连接。


第二次会议

按照熊的回忆,此次是杜聿明收到 蒋公正式命令后,再度召集各兵团传达并讨论的。对于这次传令会,杜聿明没有记载,但杜记载了其收到命令的内容,与熊的回忆是一致的。

熊顺义的记录

夜半,指挥部约孙元良去研究作战计划。孙不愿去,为我准备好汽车、向导、卫士,并对我说:“你代表我去和他辩论辩论。邱清泉如发脾气也不怕他,同他说理,一定要说透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停下来是死路一条。”我便驱车前往,通过了层层鹿砦,重重岗哨,才到指挥部的一间破敞大厅。邱、李两兵团受令人已先来到。参谋长将国防部命令递给我看,其大意如下:
1.李延年兵团当面之共军已大部北撤。据空军报告,濉溪口、马庄附近西进之共军不到四万,经我轰炸,伤亡甚众。
2.贵部应于二三日内歼灭该部,此为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稍迟延,则各方面之共军必麇集于贵部周围,又将处于被动。
3.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大家传阅命令之后,都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我便将孙元良的意见及各军、友军的反映情况,和悲观情绪简单介绍一番。邱清泉说:“无论从战略上、战术上、士气上都不应这样停下来,掉过头去钻圈套。但是,老头子这一关过不去,谁去能担保不挨惩罚!还是这样干下去吧!共军围着就让他围吧,围过十天半月,吃不了,他们会自动逃走的。”李弥接着说:“不干不行,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杜说:“如按原计划进行,撤到淮河再解黄维之围,万一成功,还可将功抵罪,否则,沿途遭受共军截击,部队受了重大损失,又不能解黄维之围,责任将全部归咎于我,又如何得了?”我说:“根据当前情况,明知不可久待,而竞待之,岂不是睁眼跳岩,自己找死?古人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必须从整个局势来考察,衡量进攻退守之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杜最后说:“还是照命令办吧!你回去向孙司令官讲讲。”于是会议就此结束。

杜聿明就收到 蒋公正式命令的回忆

晚上接到蒋介石国防部的正式命令,其要旨如下:“(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匪】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匪】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惨重(以后谍报当日炸的是正在赶集的老百姓)。(二)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匪】,此为对【匪】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匪】必又麇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迁回避战……
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妆槐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28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也未同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等约好,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撒退案。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攻击,已陷蒋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后悔我今天上午太懦怯,不果决,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耽误一日行程。现在逃亦晚矣,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我只有一条命,最后只有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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