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央视说：“企业对外非理性投资实质上是一种转移资产行为”，孙春兰：反对盲目逐利和资金外逃行为？
首先，我们来解读央视的这个表述：“企业对外非理性投资实质上是一种转移资产行为”。
这句话非常精炼，但信息量巨大。它直接将“非理性投资”与“转移资产”画上了等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拆解几个关键概念：
理性投资 vs. 非理性投资：
理性投资通常是指基于充分的市场调研、清晰的商业逻辑、可预期的回报率，并且符合企业自身战略发展方向的投资行为。它通常会考虑风险控制、本土市场需求、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
非理性投资则相反，可能包含以下特征：
缺乏深入的市场调研： 对目标市场的了解不足，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习俗、竞争环境等认识不清。
盲目追求概念或热点： 看到某个行业或某个国家热门，就一窝蜂地跟进，而不考虑自身是否具备优势或实际需求。
过度追求短期或虚高利润： 忽略长期的可持续性，只看到眼前可能存在的暴利机会，甚至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
脱离企业核心业务： 投资方向与企业自身的主营业务、技术能力、品牌优势等严重脱节，缺乏协同效应。
规避国内监管或税收： 有些企业可能利用对外投资的便利，将国内难以合法转移的资产或利润，通过某些“投资”的形式转移出去。
转移资产：
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将资产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经济语境下，这可能意味着资本的流出。
当央视将其定性为“转移资产行为”时，它不仅仅是指字面上的资金流动，更包含了负面评价。这种“转移”不是为了企业长远发展、实现共赢的正常经营活动，而是带有损害国家利益、规避国内监管、掏空国内资产等意图。
想象一下，一家中国企业，在国内经营得有声有色，拥有一定的利润和资本积累。如果这家企业将这些利润和资本，通过一些“不明所以”的对外投资项目，变成在国外的不动产、金融资产，或者被控制在海外实体手中，而国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却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资金链紧张、研发投入减少等情况，那么这种行为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就带有强烈的“转移资产”的意味。这些本该用于国内再投资、促进就业、提升技术、服务国内消费者的资本，却流失到了国外。
所以，央视的这句表态，是对那些“脑子一热”、“不计后果”、“不明所以”的对外投资行为的严厉批评，并将其定性为一种潜在的、对国内经济不利的行为。
接着，我们看孙春兰副总理的表态：“反对盲目逐利和资金外逃行为”。
孙春兰副总理的这番话，是对央视定性的呼应和官方层面的重申。她使用了更直接的词汇：
盲目逐利： 这与央视的“非理性投资”紧密相关。它强调了投资行为中“只看到利润，不考虑其他”的短视和冲动。这种“逐利”是脱离了整体战略、风险评估和合规性考量的，因此是“盲目”的。
资金外逃： 这是对“转移资产行为”更具侵略性和明确指向性的描述。当资金大规模、不合理地流出国家，并且伴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国内投资的萎缩时，就被视为“资金外逃”。这通常是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所不容的。
这两句话联系起来，传递的核心信息是：
1. 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慎态度： 国家不再鼓励所有形式的对外投资，而是要区分“理性”与“非理性”。
2. 警惕资本无序外流： 严禁企业以投资为名，行资金外逃之实。
3.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 保护国内的资本，鼓励其在国内进行有意义的再投资，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4. 加强监管的信号： 这番表态预示着，对于那些不符合国家战略、存在风险隐患的对外投资，以及涉嫌资金外逃的行为，监管将可能收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表态？
这背后可能有多重原因：
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发展等领域，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如果大量资本被“非理性”地投向海外，就会挤占国内的投资空间，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
防范金融风险： 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可能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影响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甚至引发汇率波动和金融风险。
防止资产流失： 过去一些企业通过复杂的交易结构，将国内的优质资产转移到境外，导致国家财富的流失，并规避国内的监管和税收。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也增加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在这种环境下，非理性的对外投资更可能“打水漂”，给企业和国家带来损失。
对部分企业“走出去”策略的纠偏： 过去一段时间，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得到了大力推行，但一些企业未能有效把握“度”，出现了一些“走出去”的乱象。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
对于企业而言：
回归理性： 审慎评估每一次对外投资机会，确保其符合企业自身的战略定位、核心竞争力，并具备清晰可行的商业模式和风险控制机制。
合规经营： 严格遵守国内外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外汇管理、投资审批等方面的规定。
服务本土： 优先考虑国内的投资和发展机会，将利润和资本用于支持国内经济的进步，这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精细化管理： 对于已经进行的对外投资，要加强管理和风险监控，确保投资的有效性。
对于监管机构而言：
加强穿透式监管： 深入了解投资的真实目的和资金来源，防止通过复杂交易结构进行“洗白”或转移。
完善审批和备案机制： 对大额、高风险的对外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加强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 建立健全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发现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引导和规范： 区分理性投资和非理性投资，对合规、有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给予支持，同时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总而言之，央视和孙春兰副总理的表态，不是简单地否定企业“走出去”战略，而是对过去一些“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乱象进行的及时纠正和风险警示。它强调的是“质”比“量”更重要，是“理性”比“盲目”更重要，是“回馈本土”比“一味外流”更重要。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友意见
这回中国是踩着日本过河的。
在80年代日本经济黄金时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品出口国。为了应对不断失衡的国际收支与越来越激烈贸易摩擦，85年美日德法英在纽约广场饭店签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以干预外汇市场。
85年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一路上涨，伴随着汇率提高、贸易顺差、高储蓄率，日本人在财富膨胀的效应下，进入了资本的狂欢：
炒楼、炒股、拜金、物价狂飙、一万美元一根的天价“牙签”，当然还有疯狂的海外并购，主要方向就是美国：
1986年日本海外资产就到了4300多亿美元，光在夏威夷房地产上就投了60亿美元以上。
洛克菲勒中心、环球影业、哥伦比亚影业、美国广播公司大厦……许许多多美国地标性建筑被日本人以天价买下。（今天万达收购传奇影业、西班牙的大厦，其情景何其相似。）
据统计，1980年至1988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日本人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美国银行业资产（占美国银行业资产的14％）；控制了加利福里亚州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和；购买了30～40％的美国财政部债券；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数十种商品和服务是日本提供的。
但是，由于过于乐观盲目投资、国际市场话语权缺乏、投资运营中的管理失败，使得大部分日本对外投资均以失败告终。比如仅三菱地产的洛克菲勒中心项目，由于纽约房地产的不景气以及日元升值，最终损失880亿日元。
而这大规模亏损的背后，提供巨额贷款的日本的银行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损失。据后来美国、日本专业人士分析，泡沫时期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损失率在一半以上，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类似的，比起在欧美的投资，中资机构非洲的项目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收益都乐观的多。）
近些年，如同日本当年一样，国内某些机构与个人也把前些年人民币升值大趋势下的思维惯性用在了对美国、欧洲的投资方式上，利用发债、股票、银行贷款大肆投资海外（主要就是欧美）房地产、酒店、影城、体育俱乐部等非实体经济上，还有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等高风险领域。
不论是转移资产也好或者如日本那种膨胀的自信心也罢，背后被捆绑的还是中国的国民经济。
国际经济运转的背后，政治的力量才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年日本人在狂欢的时候，美国人惊呼的同时也在冷冷的看着。今天美联储一个决定就能左右全球经济晴雨、白宫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如果中国还像当年日本一样，在政治、外交被制约、针对时，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财富盲目地置于美国人的规则下，到时候只有束手待毙的命运。
如今面临庞大的外汇储备、国内资本泛滥双重压力，与其承受美元波动的风险或者盲目参与到自身不熟悉的经济游戏中，不如投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中去，利用外汇储备、制造业以及基础建设产能的优势聚集资源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新国际经济体系，才能真正不受制于人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也是一带一路、亚投行的战略经济上的立意所在。
摸石头过河过了一半摸到躺在河底的日本人，焉有不踏一脚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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