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为什么很少将希腊语经典翻译成拉丁语？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罗马文化发展的一个核心侧面。要说罗马人“很少”将希腊语经典翻译成拉丁语，这说法其实不完全准确，但确实存在一个相对的“度”，相比于他们的学习和借鉴，直接翻译的案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这背后有多重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深入探讨：
1. 罗马人并非“不翻译”，而是“重学习、重消化，轻照搬”
首先要明确一点，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吸收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希腊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和集大成者。这种吸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习、模仿、甚至“盗用”的方式进行的。
学习与模仿是主流： 罗马精英阶层普遍接受希腊语教育，能够直接阅读和理解希腊原文。他们通过学习希腊文学、哲学、历史，将这些思想和体裁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例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深受荷马史诗的影响，但并非逐字翻译，而是汲取其精神，并融入罗马自身的历史和价值观。贺拉斯的诗歌则大量借鉴了希腊抒情诗的格律和主题。
“意译”而非“直译”： 即使有翻译的冲动，罗马人更倾向于“意译”，即理解原作的精神内核和艺术手法，然后用拉丁语进行再创造。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挪用，是为了让希腊的智慧和艺术在罗马的土壤上焕发新的生命。他们不是简单地将希腊语词汇和句法“搬运”到拉丁语，而是要让作品在拉丁语读者中产生共鸣。
2. 语言本身的“力量”与“局限”
希腊语的“先行者”优势： 希腊语作为一种古老而发达的语言，在文学、哲学、科学等领域已经积累了深厚的表达能力和丰富的词汇。许多抽象概念、哲学思辨、甚至是文学上的微妙之处，希腊语都能精准地表达。
拉丁语的“追赶者”心态： 在罗马早期，拉丁语在文学表现力上相对“年轻”，尤其是在哲学和某些文学体裁上，尚不能完全满足罗马精英对希腊文化的胃口。为了表达希腊思想，他们有时不得不创造新词、借用希腊词，或者采用复杂的句式来弥补。
直译的“不畅”： 强行直译希腊语的某些表达方式，可能会在拉丁语中显得生硬、不自然，甚至难以理解。想想看，如果把古希腊哲学中那些精妙的辩证法词汇原封不动地搬到拉丁语，很可能水土不服。
3. 罗马人的实用主义与文化自信
实用至上： 罗马人以务实著称。他们学习希腊文化，是为了服务于罗马自身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直接翻译经典，如果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可能就不是他们最优先的选项。
文化自信的建立： 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和帝国版图的扩张，罗马人逐渐建立了强大的文化自信。他们开始意识到，并非只有希腊文化才是高贵的，他们也可以创造出自己的辉煌。这种自信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将希腊的“养分”转化为罗马自身的“血肉”，而不是简单地复制。
“希腊化”的负面观感： 在某些罗马人眼中，过度地依赖希腊文化，甚至被视为“希腊化”，可能带有一些负面的含义，暗示缺乏原创性或过于谄媚。
4. 传播媒介与读者群体
精英阶层的阅读能力： 罗马的知识精英，包括政治家、学者、诗人都精通希腊语。他们本身就可以直接阅读和欣赏希腊原著，翻译的需求相对不是那么迫切。
大众传播的限制： 在那个时代，书籍的复制和传播是有限的，翻译成本也高。将大量的希腊经典翻译成拉丁语，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其意义和可行性也需要考虑。
5. 少数翻译的案例及其意义
虽然我们说“很少”，但并非完全没有。例如：
希腊戏剧的翻译： 罗马早期的剧作家，如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就大量改编了希腊新喜剧的剧本。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希腊喜剧的“翻译”和“本土化”。
哲学和历史著作的零散翻译： 确实存在一些哲学著作和历史文献被翻译成拉丁语，但这些案例往往是为了特定的研究目的，或者作为对原作的介绍，而非旨在全面取代希腊原文的地位。
总结来说，罗马人“很少”将希腊语经典翻译成拉丁语，主要是因为：
他们更擅长“吸收”而非“照搬”，偏好意译和再创造。
语言自身的差异和表达能力差异，使得直译并非总是最佳选择。
罗马人的实用主义和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让他们更倾向于将希腊文化融入自身。
精英阶层的希腊语能力，以及传播媒介的限制，也影响了翻译的规模。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学习和改造，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文化史。他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动的创造者，用拉丁语这门语言，在借鉴中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和思想高峰。
1. 罗马人并非“不翻译”，而是“重学习、重消化，轻照搬”
首先要明确一点，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吸收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希腊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和集大成者。这种吸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习、模仿、甚至“盗用”的方式进行的。
学习与模仿是主流： 罗马精英阶层普遍接受希腊语教育，能够直接阅读和理解希腊原文。他们通过学习希腊文学、哲学、历史，将这些思想和体裁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例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深受荷马史诗的影响，但并非逐字翻译，而是汲取其精神，并融入罗马自身的历史和价值观。贺拉斯的诗歌则大量借鉴了希腊抒情诗的格律和主题。
“意译”而非“直译”： 即使有翻译的冲动，罗马人更倾向于“意译”，即理解原作的精神内核和艺术手法，然后用拉丁语进行再创造。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挪用，是为了让希腊的智慧和艺术在罗马的土壤上焕发新的生命。他们不是简单地将希腊语词汇和句法“搬运”到拉丁语，而是要让作品在拉丁语读者中产生共鸣。
2. 语言本身的“力量”与“局限”
希腊语的“先行者”优势： 希腊语作为一种古老而发达的语言，在文学、哲学、科学等领域已经积累了深厚的表达能力和丰富的词汇。许多抽象概念、哲学思辨、甚至是文学上的微妙之处，希腊语都能精准地表达。
拉丁语的“追赶者”心态： 在罗马早期，拉丁语在文学表现力上相对“年轻”，尤其是在哲学和某些文学体裁上，尚不能完全满足罗马精英对希腊文化的胃口。为了表达希腊思想，他们有时不得不创造新词、借用希腊词，或者采用复杂的句式来弥补。
直译的“不畅”： 强行直译希腊语的某些表达方式，可能会在拉丁语中显得生硬、不自然，甚至难以理解。想想看，如果把古希腊哲学中那些精妙的辩证法词汇原封不动地搬到拉丁语，很可能水土不服。
3. 罗马人的实用主义与文化自信
实用至上： 罗马人以务实著称。他们学习希腊文化，是为了服务于罗马自身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直接翻译经典，如果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可能就不是他们最优先的选项。
文化自信的建立： 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和帝国版图的扩张，罗马人逐渐建立了强大的文化自信。他们开始意识到，并非只有希腊文化才是高贵的，他们也可以创造出自己的辉煌。这种自信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将希腊的“养分”转化为罗马自身的“血肉”，而不是简单地复制。
“希腊化”的负面观感： 在某些罗马人眼中，过度地依赖希腊文化，甚至被视为“希腊化”，可能带有一些负面的含义，暗示缺乏原创性或过于谄媚。
4. 传播媒介与读者群体
精英阶层的阅读能力： 罗马的知识精英，包括政治家、学者、诗人都精通希腊语。他们本身就可以直接阅读和欣赏希腊原著，翻译的需求相对不是那么迫切。
大众传播的限制： 在那个时代，书籍的复制和传播是有限的，翻译成本也高。将大量的希腊经典翻译成拉丁语，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其意义和可行性也需要考虑。
5. 少数翻译的案例及其意义
虽然我们说“很少”，但并非完全没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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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历史著作的零散翻译： 确实存在一些哲学著作和历史文献被翻译成拉丁语，但这些案例往往是为了特定的研究目的，或者作为对原作的介绍，而非旨在全面取代希腊原文的地位。
总结来说，罗马人“很少”将希腊语经典翻译成拉丁语，主要是因为：
他们更擅长“吸收”而非“照搬”，偏好意译和再创造。
语言自身的差异和表达能力差异，使得直译并非总是最佳选择。
罗马人的实用主义和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让他们更倾向于将希腊文化融入自身。
精英阶层的希腊语能力，以及传播媒介的限制，也影响了翻译的规模。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学习和改造，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文化史。他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动的创造者，用拉丁语这门语言，在借鉴中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和思想高峰。
网友意见
建议看一本专著Beyond Greek: The Beginnings of Latin Literature，基本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希腊人Livius Andronicus（Livius氏族的释放奴）在前240年为Ludi Romani（罗马节）创作的拉丁剧可以看作拉丁文学的开端，而这个拉丁剧很可能是某个希腊剧的翻译和改编。还是这位Andronicus用意大利半岛古老的Saturnian格律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用来教罗马贵族子弟。拉丁文学就是从对希腊文学的翻译中诞生，在对希腊文学的imitatio（模仿）和aemulatio（竞争）中发展。
一开始，罗马人都用希腊文写作，早期的罗马史家（元老院史撰）如Quintus Fabius Pictor就是用希腊语写作（作品失传），不然希腊人看不懂。当时的罗马在文化上还是非常落后的，想要在希腊化世界宣传自己，就必须用希腊语写作。罗马贵族阶层从小接受双语教学，他们的课本是荷马史诗，当时还流行去希腊学习哲学、修辞术，而希腊人在罗马元老院可以用希腊语演讲。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没有必要大量翻译希腊作品。罗马人要做的就是用拉丁语创作出自己的经典，就像西塞罗和维吉尔那样。
@Mark Cheng 感谢追加提问，我补充回答一下。从仅存的Odusia（奥德赛的拉丁篇名）残篇很难判断翻译质量如何，但是可以肯定，Andronicus把希腊神的名字拉丁化了，比如希腊的Muse（缪斯）叫Camena（歌唱女神）之类的，后人似乎并不买账，很多没有沿用下来。不符合罗马宗教观的部分，用“曲笔”翻译，比如希腊人会说某人“像神一般”，罗马人没有把人神化的观念，Andronicus就翻成“杰出的”。
其他的，我只知道有Cicero翻译的柏拉图《蒂迈欧》流传下来。可能西塞罗对这篇自然哲学对话的内容感到陌生，所以做了一个相对严格的翻译。但是，这篇翻译不是单独成书的，而是他的一篇已经失传的对话的一部分。
这些早期的翻译都是比较自由的，类似复述和再创作，包括像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也用到许多希腊材料。罗马人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模仿和超越，并不是想要做严格的翻译，在普遍都掌握希腊拉丁双语的情况下，严格翻译也没有必要。直到古代晚期（三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分成东希腊西拉丁两部分以后，在帝国西部精通希腊语的人越来越少，才逐渐产生严格的翻译。圣经新约的翻译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不然人人可以读希腊语，对拉丁译文也就不会有多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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