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革命凌驾于法律之上吗？”这是一个极其深刻且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其背后涉及政治哲学、历史经验、法律理论以及道德伦理等多个层面。
为了详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 理解“革命”和“法律”的本质
法律： 法律通常被定义为社会中由权威机构（如政府）制定、执行和维护的规则体系，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解决冲突，维护秩序，并保障权利。法律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强制性和程序性。它通常建立在现有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之上。
革命： 革命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其目标是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或权力阶层，并建立一套全新的秩序。革命往往伴随着非法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因为它旨在打破既存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二、 革命为何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层面与逻辑层面）
从事实层面来看，革命的发生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法律的挑战和突破。
1. 打破旧法： 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废除或推翻导致革命产生的旧法律和制度。这些旧法律可能被视为压迫性的、不公正的，或者无法解决社会深层矛盾的。革命者往往通过非法的行动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武装起义、非法集会、破坏现有政权机构等。
2. 创造新法： 革命成功后，新的统治者会制定新的法律和政治框架来巩固其权力，并重塑社会。这些新法是在革命的逻辑下诞生的，其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源于革命的成功本身，而非通过既有的法律程序。
3. 权力真空与紧急状态： 在革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权力真空或社会混乱，原有的法律体系可能失效。此时，革命者往往会采取非常规措施，甚至绕过或悬置法律来维持秩序或推行其目标。这是一种实践中的“凌驾”。
4. 革命的合法性来源： 从革命者的视角看，旧法的“不公义”是革命的动因。他们认为，为了实现更高级别的正义（例如自由、平等、人民主权），打破旧法是必要且正当的。因此，在革命的语境下，“正义”或“人民的意志”可以被视为一种比现有法律更高层级的原则。
从逻辑层面来看，革命的本质就决定了它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外进行的。
1. 革命的目的： 如果革命仅仅是为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革，那它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更像是改革或政变。革命的目的是系统性的颠覆，这必然要求超越现有法律的限制。
2. 正义的优先性： 在某些政治哲学理论中，特别是关于“自然法”或“政治权利”的讨论中，存在一种超越实证法的更高层次的正义或道德原则。当法律与这些更高原则冲突时，革命者认为自己有权甚至有义务去挑战和推翻这些不义之法。这种逻辑上，“正义”凌驾于“法律”之上。
三、 法律对革命的约束与影响（并非完全“凌驾”）
然而，认为革命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是片面的。法律在革命过程中并非完全缺席，它以多种方式影响和被影响着革命：
1. 法律作为革命的合法化工具： 革命成功后，胜利者会迅速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并通过制定“追溯性法律”或“革命法”来为其革命行为提供合法性。例如，宣布原政权为非法，将推翻原政权的行动定义为“解放”。
2. 法律作为革命目标的载体： 革命的目标（如自由、平等、民主）最终会通过新的法律来体现和保障。新宪法、新法律体系构成了革命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法律精神的传承： 即使在革命期间，一些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法律精神（如保障人权、禁止酷刑等）有时也会被革命者所倡导，虽然实际执行可能受阻。
4. “革命合法性”与法律的张力： 革命合法性（Revolutionary Legitimacy）与法律合法性（Legal Legitimacy）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一个政权或行为是否被认为是合法的，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既有的法律程序，还是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或人民的意志。革命往往是通过制造一种新的“革命合法性”来取代或否定旧的“法律合法性”。
四、 不同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观点
激进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强调阶级斗争，认为资本主义法律体系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为了实现更高级的社会正义（如共产主义），打破和推翻现有法律是必然且正当的。
保守主义/法律至上主义： 更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和秩序，认为即使法律存在缺陷，也应通过合法的改革途径来解决，而非诉诸革命这一破坏性的手段。他们可能会认为革命是对法治的根本威胁。
自由主义： 对革命的态度较为复杂。一些自由主义者可能支持为了争取基本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革命，但同时也会强调革命后建立基于权利和法治的新秩序的重要性。他们可能区分“反抗不义之法”与“无政府状态”。
卢梭和人民主权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虽然不是直接论述革命，但其“公意”的概念为革命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合法性基础。当政府违背了与人民的契约，人民有权推翻它。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意志或公意被置于政府制定的法律之上。
五、 历史的复杂性与辩证关系
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如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等，都深刻地体现了革命与法律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
美国独立战争： 革命者起初是英国的臣民，他们的行为在英国法律下是叛国罪。但他们以天赋人权和“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作为斗争的依据，最终成功推翻了英国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可以说，他们用一套新的“原则”（先于英国法律的自然权利）来挑战了旧的法律。
法国大革命： 革命者彻底推翻了法国的旧制度和旧法律，并颁布了《人权宣言》。然而，大革命也经历了“恐怖统治”等时期，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变得不稳定甚至随意，这显示了革命过程中法律秩序的脆弱性。
革命后的法律重建： 任何成功的革命最终都需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来维系社会运转和巩固革命成果。如果革命只是导致了无休止的动荡而未能建立新的、相对稳定的法律框架，那么这种革命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结论：
从实践和逻辑的必然性来看，革命在发生时，为了实现其颠覆性的目标，通常必须采取超越或破坏现有法律的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革命在行动上“凌驾于”旧的法律之上。革命者往往诉诸比现行法律更崇高的原则（如正义、人民主权、自然权利）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将这些原则视为高于具体法律的准则。
然而，从理想和长远来看，一个成功的革命最终也不是为了消灭法律本身，而是为了建立一套新的、更公正的法律秩序。 如果革命导致了法律的彻底真空和普遍的无序，那么它很可能就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革命是冲破旧有法律束缚的一种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手段，它在行动和目标上具有超越现行法律的属性，但其最终的意义和合法性往往体现在能否成功建立起新的、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秩序之中。 它揭示了法律的局限性，也证明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对法律的超越可能是实现社会进步的途径，但这绝不意味着法律本身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可以随意践踏法律。革命与法律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旧有法律合法性进行颠覆，并试图构建新的法律合法性的复杂互动过程。
为了详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 理解“革命”和“法律”的本质
法律： 法律通常被定义为社会中由权威机构（如政府）制定、执行和维护的规则体系，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解决冲突，维护秩序，并保障权利。法律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强制性和程序性。它通常建立在现有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之上。
革命： 革命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其目标是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或权力阶层，并建立一套全新的秩序。革命往往伴随着非法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因为它旨在打破既存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二、 革命为何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层面与逻辑层面）
从事实层面来看，革命的发生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法律的挑战和突破。
1. 打破旧法： 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废除或推翻导致革命产生的旧法律和制度。这些旧法律可能被视为压迫性的、不公正的，或者无法解决社会深层矛盾的。革命者往往通过非法的行动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武装起义、非法集会、破坏现有政权机构等。
2. 创造新法： 革命成功后，新的统治者会制定新的法律和政治框架来巩固其权力，并重塑社会。这些新法是在革命的逻辑下诞生的，其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源于革命的成功本身，而非通过既有的法律程序。
3. 权力真空与紧急状态： 在革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权力真空或社会混乱，原有的法律体系可能失效。此时，革命者往往会采取非常规措施，甚至绕过或悬置法律来维持秩序或推行其目标。这是一种实践中的“凌驾”。
4. 革命的合法性来源： 从革命者的视角看，旧法的“不公义”是革命的动因。他们认为，为了实现更高级别的正义（例如自由、平等、人民主权），打破旧法是必要且正当的。因此，在革命的语境下，“正义”或“人民的意志”可以被视为一种比现有法律更高层级的原则。
从逻辑层面来看，革命的本质就决定了它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外进行的。
1. 革命的目的： 如果革命仅仅是为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革，那它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更像是改革或政变。革命的目的是系统性的颠覆，这必然要求超越现有法律的限制。
2. 正义的优先性： 在某些政治哲学理论中，特别是关于“自然法”或“政治权利”的讨论中，存在一种超越实证法的更高层次的正义或道德原则。当法律与这些更高原则冲突时，革命者认为自己有权甚至有义务去挑战和推翻这些不义之法。这种逻辑上，“正义”凌驾于“法律”之上。
三、 法律对革命的约束与影响（并非完全“凌驾”）
然而，认为革命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是片面的。法律在革命过程中并非完全缺席，它以多种方式影响和被影响着革命：
1. 法律作为革命的合法化工具： 革命成功后，胜利者会迅速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并通过制定“追溯性法律”或“革命法”来为其革命行为提供合法性。例如，宣布原政权为非法，将推翻原政权的行动定义为“解放”。
2. 法律作为革命目标的载体： 革命的目标（如自由、平等、民主）最终会通过新的法律来体现和保障。新宪法、新法律体系构成了革命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法律精神的传承： 即使在革命期间，一些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法律精神（如保障人权、禁止酷刑等）有时也会被革命者所倡导，虽然实际执行可能受阻。
4. “革命合法性”与法律的张力： 革命合法性（Revolutionary Legitimacy）与法律合法性（Legal Legitimacy）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一个政权或行为是否被认为是合法的，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既有的法律程序，还是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或人民的意志。革命往往是通过制造一种新的“革命合法性”来取代或否定旧的“法律合法性”。
四、 不同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观点
激进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强调阶级斗争，认为资本主义法律体系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为了实现更高级的社会正义（如共产主义），打破和推翻现有法律是必然且正当的。
保守主义/法律至上主义： 更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和秩序，认为即使法律存在缺陷，也应通过合法的改革途径来解决，而非诉诸革命这一破坏性的手段。他们可能会认为革命是对法治的根本威胁。
自由主义： 对革命的态度较为复杂。一些自由主义者可能支持为了争取基本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革命，但同时也会强调革命后建立基于权利和法治的新秩序的重要性。他们可能区分“反抗不义之法”与“无政府状态”。
卢梭和人民主权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虽然不是直接论述革命，但其“公意”的概念为革命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合法性基础。当政府违背了与人民的契约，人民有权推翻它。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意志或公意被置于政府制定的法律之上。
五、 历史的复杂性与辩证关系
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如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等，都深刻地体现了革命与法律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
美国独立战争： 革命者起初是英国的臣民，他们的行为在英国法律下是叛国罪。但他们以天赋人权和“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作为斗争的依据，最终成功推翻了英国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可以说，他们用一套新的“原则”（先于英国法律的自然权利）来挑战了旧的法律。
法国大革命： 革命者彻底推翻了法国的旧制度和旧法律，并颁布了《人权宣言》。然而，大革命也经历了“恐怖统治”等时期，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变得不稳定甚至随意，这显示了革命过程中法律秩序的脆弱性。
革命后的法律重建： 任何成功的革命最终都需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来维系社会运转和巩固革命成果。如果革命只是导致了无休止的动荡而未能建立新的、相对稳定的法律框架，那么这种革命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结论：
从实践和逻辑的必然性来看，革命在发生时，为了实现其颠覆性的目标，通常必须采取超越或破坏现有法律的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革命在行动上“凌驾于”旧的法律之上。革命者往往诉诸比现行法律更崇高的原则（如正义、人民主权、自然权利）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将这些原则视为高于具体法律的准则。
然而，从理想和长远来看，一个成功的革命最终也不是为了消灭法律本身，而是为了建立一套新的、更公正的法律秩序。 如果革命导致了法律的彻底真空和普遍的无序，那么它很可能就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革命是冲破旧有法律束缚的一种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手段，它在行动和目标上具有超越现行法律的属性，但其最终的意义和合法性往往体现在能否成功建立起新的、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秩序之中。 它揭示了法律的局限性，也证明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对法律的超越可能是实现社会进步的途径，但这绝不意味着法律本身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可以随意践踏法律。革命与法律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旧有法律合法性进行颠覆，并试图构建新的法律合法性的复杂互动过程。
网友意见
革命本身废弃现存法律制度，创制新的法律的过程啊。
当然，我们得去看如何去定义“法律”。如果我们按照最通俗的理解，将法律定义为“现行的政治/社会规则”，那么革命无疑是对法律的否定。这不是革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是革命不承认现行法律，并建立了新的法律。在革命过程中，一国陷入内战状态，每一方服从的法律都不同，而革命者的法律，自然是“凌驾于”原有的，即反对革命者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早就不能约束革命者了。
法律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理解。比如有些革命是以“恢复xx宪法”作为口号的，看起来，似乎是革命在尊重法律，但是实际上，这种带有“护宪”性质的革命，同“清君侧”一样，无非是给自己反抗在位的统治者或者反对现在正在运行的法律的时候，找一个好听的名号罢了。像英国革命这种，从议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要恢复议会的“传统权利”，而国王的专权则是违背了传统，他们的革命是“护宪”，而国王反而是叛乱者；从国王的角度来说，很明显，这帮议会军全都是叛贼，是在践踏法律。
当然，也有人连这个好听的名号都不要，直接否定传统和法律，像法国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者那样，直接创制全新的社会。在他们眼里，法律就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在革命面前没有什么神圣性了，自然是要被捣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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