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晚清时期为什么不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晚清时期，尽管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地方大员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央朝廷构成了制约，但他们之所以没有走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格局的演变，也有个人品格与时代局势的相互作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简单地套用三国时期的曹操模式。
首先，中央权威的存续与政治环境的根本差异是关键。
三国时期，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皇帝虽在洛阳，但形同虚设，权力被外戚、宦官和军阀轮番架空。在这种权力真空的状态下，曹操能够以扶持汉献帝的名义，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并以此号令天下。而晚清，虽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权力运作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家族利益，但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机构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尽管晚清朝廷腐败无能，却依旧拥有法统和象征意义。它是一个“虚君”体制，但这个“虚君”的符号力量，尤其在外部列强环伺，国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凝聚作用。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们是奉中央政府之命，在国家危难之际被授予了重兵和地方督抚之权。他们所建立的淮军、湘军，虽然是湘淮系官员的私人武装，但其最初的合法性是来自清廷的委任。一旦他们公开背叛中央，或者试图“挟天子”，就等于彻底撕毁了这一合法性基础，将自己置于“叛逆”的地位，这在道义和国际法上都会让他们陷入极大的被动。
其次，“挟天子”的政治成本和风险评估。
曹操“挟天子”是基于当时诸侯割据，人人想争夺天下，他通过控制汉献帝，获得了“奉天承运”的道德和政治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其他割据势力。而晚清时期，虽然朝廷内斗不断，但主要的威胁来自外部的列强，以及国内零星的反抗势力（如后期的义和团、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地方实力派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如何维持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如果张之洞、李鸿章等人试图“挟天子”，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激怒列强： 晚清的洋务派，特别是李鸿章，对列强的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深知中国无法与列强正面抗衡。如果他们试图颠覆清廷，列强很可能会选择支持新的政权，或者直接干预，将中国拖入更深的混乱。列强在华的利益已经通过各种条约固定，一个稳定的、能支付赔款的中国政府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即便这个政府是腐朽的。
国内反对势力： 除了少数革命党人，大部分士大夫和汉族官僚虽然对清廷不满，但仍然认同“大一统”的观念，对“分裂”和“割据”持警惕态度。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行为，即便是为了改良。
“挟天子”的合法性问题： 即使他们真的能够控制住皇帝，如何在失去清廷这一最高象征的情况下，号令全国？如何与同样手握重兵的其他地方官僚（如袁世凯，虽然他后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初期也受到地方实力派的制约）和外国势力周旋？这都是极大的难题。
第三，地方大员的政治目标与“改良”的路径选择。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虽然能力出众，但其核心目标是“自强求存”，即在维护大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来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他们的政治抱负更多地体现在“富国强兵”和“改革图强”上，而非直接的权力篡夺。
曾国藩： 晚清湘军的创始人，其核心思想是“忠君报国”，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选择了裁撤湘军，并提倡“兴办洋务”，这种谨慎的态度也奠定了后续地方大员“守土安分”的基调。他更像是挽救皇朝的“忠臣”而非颠覆者。
李鸿章：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是晚清外交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虽然深知清廷的弊端，但他一直相信通过改革可以挽救帝国，而不是推翻它。他的策略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西方列强，来为中国争取发展空间和生存机会。他虽然权力极大，但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大清的裱糊匠”。
左宗棠： 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中兴名臣”，同样是忠于清廷的。他在收复新疆、治理台湾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政治魄力，但他的行动也是围绕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展开，并没有越过“君臣”的界限。
张之洞： 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在湖北推行“新政”，创办实业，发展教育。他虽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影响力，但同样是在清廷框架内进行改革，从未有过“挟天子”的想法。
他们的“实力”是在中央虚弱、地方权力上升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封疆大吏”，能够调动资源、组建军队、推行政策，但他们仍然需要清廷作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来稳定国内局面和对外交涉。
第四，士大夫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名节”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忠君”、“报国”、“名节”。虽然晚清的士大夫并非个个如此，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行为准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传统观念的约束。
“挟天子以令诸侯”在道德上是极大的污点，会被视为篡位、弄权。即使他们有能力做到，也可能在道德上无法过自己这一关，甚至会招致其他士大夫的唾弃。他们更愿意通过“改革”和“自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忠诚，而不是通过野心勃勃的权力斗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私心和派系斗争，但这些斗争的上限，仍然是围绕着如何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而不是推翻体制本身。
最后，袁世凯的出现与历史的走向。
虽然曾国藩、李鸿章等一代名臣最终没有走上“挟天子”的道路，但他们为地方实力的崛起打下了基础。而袁世凯，则是在这种背景下，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地方实力”的传统。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因为参与了朝鲜事务，并掌握了新建的“定武军”（后来的陆军），逐渐成为了晚清最有实力的地方军阀。
与前几位大臣不同，袁世凯的政治手腕更加直接和务实，并且在列强的支持下，最终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并在清帝退位后，成为了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接替”了清廷的权力，但他的权力来源并非“挟天子”，而是通过对清廷的最后掌控、对革命党的压制，以及对列强的巧妙周旋来实现的。他的崛起，恰恰说明了在晚清政治格局下，“挟天子”这种模式已经不再是攫取最高权力的唯一甚至最优方式。时势已经变了。
总而言之，晚清时期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之所以没有走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是由于中央权威的象征性存续、对列强的忌惮、自身政治目标的定位（即“自强求存”而非权力颠覆）、传统士大夫的道德观念，以及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权力争夺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是帝国体制内的改革者和守护者，他们的“实力”是在维护体制的框架内运作，而非挑战其根基。
首先，中央权威的存续与政治环境的根本差异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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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挟天子”是基于当时诸侯割据，人人想争夺天下，他通过控制汉献帝，获得了“奉天承运”的道德和政治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其他割据势力。而晚清时期，虽然朝廷内斗不断，但主要的威胁来自外部的列强，以及国内零星的反抗势力（如后期的义和团、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地方实力派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如何维持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如果张之洞、李鸿章等人试图“挟天子”，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激怒列强： 晚清的洋务派，特别是李鸿章，对列强的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深知中国无法与列强正面抗衡。如果他们试图颠覆清廷，列强很可能会选择支持新的政权，或者直接干预，将中国拖入更深的混乱。列强在华的利益已经通过各种条约固定，一个稳定的、能支付赔款的中国政府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即便这个政府是腐朽的。
国内反对势力： 除了少数革命党人，大部分士大夫和汉族官僚虽然对清廷不满，但仍然认同“大一统”的观念，对“分裂”和“割据”持警惕态度。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行为，即便是为了改良。
“挟天子”的合法性问题： 即使他们真的能够控制住皇帝，如何在失去清廷这一最高象征的情况下，号令全国？如何与同样手握重兵的其他地方官僚（如袁世凯，虽然他后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初期也受到地方实力派的制约）和外国势力周旋？这都是极大的难题。
第三，地方大员的政治目标与“改良”的路径选择。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虽然能力出众，但其核心目标是“自强求存”，即在维护大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来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他们的政治抱负更多地体现在“富国强兵”和“改革图强”上，而非直接的权力篡夺。
曾国藩： 晚清湘军的创始人，其核心思想是“忠君报国”，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选择了裁撤湘军，并提倡“兴办洋务”，这种谨慎的态度也奠定了后续地方大员“守土安分”的基调。他更像是挽救皇朝的“忠臣”而非颠覆者。
李鸿章：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是晚清外交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虽然深知清廷的弊端，但他一直相信通过改革可以挽救帝国，而不是推翻它。他的策略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西方列强，来为中国争取发展空间和生存机会。他虽然权力极大，但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大清的裱糊匠”。
左宗棠： 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中兴名臣”，同样是忠于清廷的。他在收复新疆、治理台湾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政治魄力，但他的行动也是围绕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展开，并没有越过“君臣”的界限。
张之洞： 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在湖北推行“新政”，创办实业，发展教育。他虽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影响力，但同样是在清廷框架内进行改革，从未有过“挟天子”的想法。
他们的“实力”是在中央虚弱、地方权力上升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封疆大吏”，能够调动资源、组建军队、推行政策，但他们仍然需要清廷作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来稳定国内局面和对外交涉。
第四，士大夫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名节”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忠君”、“报国”、“名节”。虽然晚清的士大夫并非个个如此，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行为准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传统观念的约束。
“挟天子以令诸侯”在道德上是极大的污点，会被视为篡位、弄权。即使他们有能力做到，也可能在道德上无法过自己这一关，甚至会招致其他士大夫的唾弃。他们更愿意通过“改革”和“自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忠诚，而不是通过野心勃勃的权力斗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私心和派系斗争，但这些斗争的上限，仍然是围绕着如何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而不是推翻体制本身。
最后，袁世凯的出现与历史的走向。
虽然曾国藩、李鸿章等一代名臣最终没有走上“挟天子”的道路，但他们为地方实力的崛起打下了基础。而袁世凯，则是在这种背景下，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地方实力”的传统。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因为参与了朝鲜事务，并掌握了新建的“定武军”（后来的陆军），逐渐成为了晚清最有实力的地方军阀。
与前几位大臣不同，袁世凯的政治手腕更加直接和务实，并且在列强的支持下，最终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并在清帝退位后，成为了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接替”了清廷的权力，但他的权力来源并非“挟天子”，而是通过对清廷的最后掌控、对革命党的压制，以及对列强的巧妙周旋来实现的。他的崛起，恰恰说明了在晚清政治格局下，“挟天子”这种模式已经不再是攫取最高权力的唯一甚至最优方式。时势已经变了。
总而言之，晚清时期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之所以没有走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是由于中央权威的象征性存续、对列强的忌惮、自身政治目标的定位（即“自强求存”而非权力颠覆）、传统士大夫的道德观念，以及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权力争夺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是帝国体制内的改革者和守护者，他们的“实力”是在维护体制的框架内运作，而非挑战其根基。
网友意见
《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饱读诗书，这段话应该看过的，不会不知道。
挟天子以令诸侯，首先要干掉其他势力，至少要干掉控制京城的满族残余势力。
不管是湘军、还是淮军，都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问题是：干掉了之后，怎么办？会不会目标太明显，反而为他人做嫁衣？太平天国灭亡之后，清朝的政治就一直处在这种疑虑和僵持中。
等到摄政王老兄决心打破这种现状，弄出个“皇族内阁”，平衡被打破，清朝也就灭亡了。
试想一下，要是张李左耐不住性子，出面打破平衡，立即会被人灭了的，是他们，还是清朝？
更何况，洋人还在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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