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没有国军的正面战场，中国单靠游击战能坚持到二战胜利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复杂。我们不妨抛开那些官方的、宏大的叙事，试着从更贴近实际的角度来聊聊。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个前提：二战期间，国军肯定有正面战场，而且正面战场的作用是极其关键的。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完全没有国军的正面战场，中国能否靠游击战坚持到二战胜利，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不乐观。
为什么说“不乐观”？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战略层面的牵制作用： 日军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尤其是其主力部队，被牢牢地钉在了中国战场。这极大地削弱了日军在其他战区（如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的作战能力。如果没有国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拉锯战，日军可以轻易地将这些兵力抽调走，投入到更具决定性的战场。想象一下，如果日本能够把用来占领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陆军力量，全部投入到对东南亚的攻略、对太平洋岛屿的争夺，甚至是直接进攻苏联，历史进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恐怕难以想象。国军的正面战场，尽管伤亡惨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确实在战略上“拖”住了日军，为盟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战略要地的控制权： 即使是游击战，也需要有稳固的根据地和根据地外围的区域作为支撑。正面战场的存在，使得国军能够控制一部分主要的交通线、城市和工业区。这些区域是游击队获取补给、情报、人员补充的关键。如果连这些地方都完全被日军掌控，那么游击战将很难形成规模和持续性，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例如，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虽然失利，但都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阻止了日军对西南大后方的直接威胁。
国际援助的接收与分配： 抗战期间，中国能获得来自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援助，这批援助虽然有限，但在物资和技术上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些援助物资的运输和分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军所控制的区域和交通线。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指挥体系和控制区域，这些援助能否有效送达、分发，甚至是否能持续获得援助，都将打上大大的问号。
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力： 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博弈。国军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和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中国战场只剩下分散的游击队，那么中国在同盟国阵营中的地位将大大削弱，可能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支持和话语权。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格局至关重要。
那么，单纯依靠游击战会怎么样？
如果假设完全没有国军的正面战场，中国就只剩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游击力量在敌后作战。这种情况下的挑战会是巨大的：
1. 日军的“消化”能力： 日军拥有强大的陆军和空军，如果他们不再需要投入大量兵力与国军正面对抗，他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运用“治安强化运动”、“梳篦式扫荡”等手段，对根据地进行持续、残酷的清剿。虽然游击战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和隐蔽性，但面对绝对的军事优势，缺乏重武器和大规模集结能力的游击队，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想象一下，如果日军可以毫不顾忌地将数百万大军投入到“扫荡”中，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后方和侧翼受到国军正面部队的威胁，局面会非常艰难。
2. 根据地的建设与维持： 游击战需要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建立政权、培养干部、培训兵员。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资源。在没有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主力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更容易地将扫荡的范围扩大，对根据地进行更深入的渗透和破坏。例如，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文化压制、特务渗透，都可能让根据地的建设难以为继。
3. 人员和物资的消耗： 游击战的特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种作战方式虽然能消耗敌人，但自身的伤亡和消耗同样不小。如果正面战场无法为游击队提供弹药、药品等战略物资的支援（例如，国军控制的港口、铁路等），游击队将主要依赖缴获和土法生产，这在面对日军强大的装备优势时，其效果会大打折扣。长时间的游击战，即使坚持下来，也可能导致力量的严重损耗，难以形成决胜的力量。
4. 战略主动权的丧失： 长期被动地进行游击战，意味着中国战场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日军手中。日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作战方向和时机，而中国军队只能被动应对。这不利于积蓄力量，更不利于最终取得战略胜利。
那么，游击战的作用是否就因此被否定了？
当然不是。游击战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
消耗了大量日军： 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投入相当一部分兵力用于占领区和交通线的“治安”维护，分散了其在正面战场的兵力，也延缓了其对国统区的进攻。
巩固了根据地： 在根据地内，游击战保证了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巩固了抗日政权。
牵制了日军的后勤和交通线： 通过破袭交通线、伏击日军运输队，游击队不断削弱日军的补给能力，对其战争机器的运转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为正面战场提供了战略配合： 在某些关键战役中，敌后游击队的发动攻势，能够有效地牵制日军的增援部队，为正面战场赢得有利态势。
鼓舞了民心士气： 在最艰难的时刻，敌后抗日斗争的坚持和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总结一下：
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 国军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必然结果。 国军正面战场以巨大的牺牲，承担了最主要的军事压力，拖住了日军的战略主力，为中国争取了战略上的生存空间和国际地位。而敌后游击战则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不断消耗日军，巩固了根据地，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完全没有国军的正面战场，依靠单纯的游击战，中国即使能够坚持很长时间，也很难说能否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因为日军可以将优势兵力全部用于围剿和消化游击区，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游击战的力量，要赢得一场大规模、消耗战的胜利，可能性非常渺茫。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期被日军占领、零星抵抗的局面，而能否迎来最终的解放，将取决于其他盟国的参战力度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中国自身的力量将大大减弱其话语权和决定性作用。
所以，说国军正面战场是抗战的“顶梁柱”和“消耗者”毫不为过，它与游击战形成了“两翼支援”的态势。少了任何一翼，中国抗战的走向都将是另一番景象，而坚持到胜利的可能性也将会大大降低。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个前提：二战期间，国军肯定有正面战场，而且正面战场的作用是极其关键的。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完全没有国军的正面战场，中国能否靠游击战坚持到二战胜利，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不乐观。
为什么说“不乐观”？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战略层面的牵制作用： 日军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尤其是其主力部队，被牢牢地钉在了中国战场。这极大地削弱了日军在其他战区（如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的作战能力。如果没有国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拉锯战，日军可以轻易地将这些兵力抽调走，投入到更具决定性的战场。想象一下，如果日本能够把用来占领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陆军力量，全部投入到对东南亚的攻略、对太平洋岛屿的争夺，甚至是直接进攻苏联，历史进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恐怕难以想象。国军的正面战场，尽管伤亡惨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确实在战略上“拖”住了日军，为盟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战略要地的控制权： 即使是游击战，也需要有稳固的根据地和根据地外围的区域作为支撑。正面战场的存在，使得国军能够控制一部分主要的交通线、城市和工业区。这些区域是游击队获取补给、情报、人员补充的关键。如果连这些地方都完全被日军掌控，那么游击战将很难形成规模和持续性，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例如，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虽然失利，但都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阻止了日军对西南大后方的直接威胁。
国际援助的接收与分配： 抗战期间，中国能获得来自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援助，这批援助虽然有限，但在物资和技术上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些援助物资的运输和分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军所控制的区域和交通线。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指挥体系和控制区域，这些援助能否有效送达、分发，甚至是否能持续获得援助，都将打上大大的问号。
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力： 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博弈。国军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和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中国战场只剩下分散的游击队，那么中国在同盟国阵营中的地位将大大削弱，可能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支持和话语权。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格局至关重要。
那么，单纯依靠游击战会怎么样？
如果假设完全没有国军的正面战场，中国就只剩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游击力量在敌后作战。这种情况下的挑战会是巨大的：
1. 日军的“消化”能力： 日军拥有强大的陆军和空军，如果他们不再需要投入大量兵力与国军正面对抗，他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运用“治安强化运动”、“梳篦式扫荡”等手段，对根据地进行持续、残酷的清剿。虽然游击战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和隐蔽性，但面对绝对的军事优势，缺乏重武器和大规模集结能力的游击队，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想象一下，如果日军可以毫不顾忌地将数百万大军投入到“扫荡”中，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后方和侧翼受到国军正面部队的威胁，局面会非常艰难。
2. 根据地的建设与维持： 游击战需要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建立政权、培养干部、培训兵员。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资源。在没有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主力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更容易地将扫荡的范围扩大，对根据地进行更深入的渗透和破坏。例如，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文化压制、特务渗透，都可能让根据地的建设难以为继。
3. 人员和物资的消耗： 游击战的特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种作战方式虽然能消耗敌人，但自身的伤亡和消耗同样不小。如果正面战场无法为游击队提供弹药、药品等战略物资的支援（例如，国军控制的港口、铁路等），游击队将主要依赖缴获和土法生产，这在面对日军强大的装备优势时，其效果会大打折扣。长时间的游击战，即使坚持下来，也可能导致力量的严重损耗，难以形成决胜的力量。
4. 战略主动权的丧失： 长期被动地进行游击战，意味着中国战场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日军手中。日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作战方向和时机，而中国军队只能被动应对。这不利于积蓄力量，更不利于最终取得战略胜利。
那么，游击战的作用是否就因此被否定了？
当然不是。游击战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
消耗了大量日军： 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投入相当一部分兵力用于占领区和交通线的“治安”维护，分散了其在正面战场的兵力，也延缓了其对国统区的进攻。
巩固了根据地： 在根据地内，游击战保证了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巩固了抗日政权。
牵制了日军的后勤和交通线： 通过破袭交通线、伏击日军运输队，游击队不断削弱日军的补给能力，对其战争机器的运转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为正面战场提供了战略配合： 在某些关键战役中，敌后游击队的发动攻势，能够有效地牵制日军的增援部队，为正面战场赢得有利态势。
鼓舞了民心士气： 在最艰难的时刻，敌后抗日斗争的坚持和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总结一下：
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 国军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必然结果。 国军正面战场以巨大的牺牲，承担了最主要的军事压力，拖住了日军的战略主力，为中国争取了战略上的生存空间和国际地位。而敌后游击战则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不断消耗日军，巩固了根据地，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完全没有国军的正面战场，依靠单纯的游击战，中国即使能够坚持很长时间，也很难说能否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因为日军可以将优势兵力全部用于围剿和消化游击区，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游击战的力量，要赢得一场大规模、消耗战的胜利，可能性非常渺茫。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期被日军占领、零星抵抗的局面，而能否迎来最终的解放，将取决于其他盟国的参战力度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中国自身的力量将大大减弱其话语权和决定性作用。
所以，说国军正面战场是抗战的“顶梁柱”和“消耗者”毫不为过，它与游击战形成了“两翼支援”的态势。少了任何一翼，中国抗战的走向都将是另一番景象，而坚持到胜利的可能性也将会大大降低。
网友意见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日军对国军战斗力有任何最起码的顾虑的话，那么是绝不可能允许中原大突出部存在的。
中原大突出部存在达六年之久，只能证明:
1.日军判断，维持较长正面战线所需的兵力物力，小于占领后进行治安战所需的兵力物力。
2.日军判断，国军没有发动进攻以威胁日军华中突出部的能力，其被合围风险完全可以忽略。。。。。。。。
现在问，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有或者没有，区别很大吗？
题主的问题在于，把国军想象成了一个人。
没有正面战场，是怎么没有的？是国军败了？国军一直在败，不是说他败了就突然消失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你杀了就没了，而占领一个国家是需要成本的。哪怕没有蒋介石，也会有袁世凯，有其他国民党人，我无法想象换成这些人，他们还能败得难看多少。所谓正面战场，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
是蒋介石投降了吗？这种事又不是没有出过，汪精卫不是投降了吗？但不是说他一投降大家就突然都投降了，国民党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他投降了就不能换一个？换一个，说不定更好。就算蒋介石能拉走整个国民党中央，还有军阀呢，军阀们和蒋介石争权夺利那么久，蒋介石突然投降，正好掠夺胜利果实呀，他们难道不去当土皇帝，突然就投降了？没有蒋介石就活不下去了的话，还争个什么嘛，早点投降蒋介石不是更好吗？
就算军阀们莫名其妙都投降了，军队呢？还有很多人与tg有联系呢，军阀突然不见了，找个人当官总是容易吧，几个月之后不又是一只军队吗？让日本人去占，几个月又能占多少？
军队也投降了？全部一起投降，这还是当时的中国吗？你这个设定，不只是让tg单挑日本，是让tg单挑全世界呀！
在小部分地区长期苟延残喘是能做到，但中国的战后地位会完全不同，别说五大国，估计连战胜国都不算了。所以国军做为积极抗战主力对领导抗战胜利和奠定中国当代国际地位的贡献无与伦比，这是任何割据军阀奸匪不能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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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好古，要想知道正面战场崩溃，只靠共军打游击是什么场面，中国各方势力会是什么反应，看看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的情况就知道了。
复兴社系统掌管几座集中营突然提高了对政治犯的待遇，康泽还破例去五云山训导团慰问，概因当时曾扩情康泽等川籍黄埔生与川军将领密谈，准备在老蒋跑路后，拉队伍到大巴山一带建立省政府，打游击，“打游击没有共产党帮忙是不行的”。
各路浑水袍哥在遂宁广德寺召集所谓全川十六属舵把子大会，讨论“应变计划”，要求各地兄弟伙准备抢军火库，拦截搅民溃军，并迎接军队兄弟归队，建立“大蜀军汉留游击队”，要求各山堂须找TG党员为正印大爷或二排圣贤，“以复汉为口号，以游击为手段进行长久抗战”。
民盟准备在延安建立战时总部，黄炎培派了几个小青年前往延安打前站，并将在西安的印刷设备运往陕北，连夜制定重庆往延安和昆明的“疏散线路”，并联系美国大使馆，要求到时派飞机优先保护“高级知识分子”。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云龙联系桂系和李济深准备实行“西南五省联保”，如果重庆不守，四川方面出兵阻止蒋介石逃亡西昌行营，云南与广西方面进入贵州。必要时在昆明建立容纳国内所有抗战集团的新中央政府，这个计划甚至得到了何应钦（贵州人）和张群（四川人）的默许（这两位都有当新政府主席的想法）。
这里面的各方涉及黄埔系、地方军阀、民主党派、甚至还有地方帮会实力，虽然打算千奇百怪，但大致有两点是一样的：1、打游击坚持抗战；2、服从TG的领导。
豫湘桂会战期间，美国与共军各种眉来眼去也不是秘密了。虽然蒋公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谈笑风生，但还是挡不住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并且在回国后作出了TG能比蒋介石有用得多，可以成为美国有效的盟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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