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旅行家最远抵达了哪里？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究竟有多少？
张骞：丝绸之路的开辟者，远涉西域，触及文明的脉络
提起中国古代的旅行家，张骞的名字无疑是绕不开的。他虽然并非以“最远”为唯一标准，但其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对外认知的影响，却是划时代的。
在汉武帝时期，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强大的匈奴，年轻的张骞肩负重任，踏上了充满未知与危险的西行之路。这是他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此行波折重重，曾被匈奴俘虏十余年，但他凭借坚韧的意志和智慧，最终完成了使命，并且带回了关于西域诸国的详细情报。
张骞到达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今天的中亚地区，包括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他所记载的“大宛”、“大夏”、“康居”、“乌孙”等国家，都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通过他的描述，汉朝统治者第一次对这些遥远的土地有了具体而生动的认识：那里有汗血宝马，有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有截然不同的风俗人情。
更重要的是，张骞的两次出使，并非一次简单的探险，而是“凿空”了东西方之间最初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更是将中国的视野推向了更广阔的世界。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远销海外，而西方的葡萄、石榴、苜蓿、胡麻等作物也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农业和饮食文化。
张骞的远行，是中国人对外世界认知的“破冰之旅”。他所带回的地理信息、物产介绍、民族风俗，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让闭塞的汉朝人民看到了一个更辽阔、更多彩的世界。
法显与玄奘：佛教的播火者，远行印度，求取真经，拓展精神疆域
如果说张骞的旅行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求，那么法显和玄奘的西行，则是源于对精神世界的虔诚追求，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佛教的故乡——印度。
法显，这位东晋时期的僧人，为了求取完整的佛法戒律，毅然踏上了前往天竺（印度）的艰难旅程。他历时十五年，从长安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葱岭，历经艰辛，最终抵达了印度。在印度，他停留了六年，学习梵文，收集佛经。之后，他又乘坐商船，经过东南亚，最终于公元414年回到中国。
法显的《佛国记》（也称《法显传》）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旅行文学和地理学著作。书中详细记载了他所到之处的地理风貌、风俗人情、佛教寺院、以及当时印度各地的政治状况。他笔下的印度，有繁荣的城市，有虔诚的信徒，也有不同流派的佛教思想。他所记录的佛教历史和地理信息，对于后世理解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玄奘，唐朝僧人，他的西行则更为人所熟知，他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为了求取更精深的佛法，不顾朝廷禁令，历经九死一生，于公元627年独自一人出发，前往天竺。他穿越戈壁沙漠，翻越巍峨的山脉，跋涉了十九年，足迹遍布印度十七个国家，深入研究佛教各宗派的学说，收集了大量的佛经。
玄奘回国后，将他所见的所闻所学，记录成《大唐西域记》。这本书是中国古代最详尽、最可靠的关于中亚和印度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的百科全书。书中对沿途各国的人口、气候、物产、风俗、政治、宗教信仰等都有极为细致的描绘。他所描述的康国、安国、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等国家，都为后世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玄奘的西行，将佛教的精髓带回中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他笔下的印度，不再是模糊的“天竺”，而是鲜活生动的地域，是佛教智慧的源泉。
其他远行者：马可·波罗的“错位”与古代中国的探索精神
除了上述几位，历史上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旅行者，他们的足迹也遍布四方。例如，随海上丝绸之路远行的商人、使节，他们可能抵达了今天的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甚至更远的非洲东部。
当然，我们也无法回避一个特殊的“旅行者”——马可·波罗。虽然他并非中国人，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激发了西方对东方的兴趣。有趣的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旅行者，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曾到达过与马可·波罗相似的区域，但由于记载的缺失或传播的局限，这些信息未能像马可·波罗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
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从模糊到具体，从单一到多元
中国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
早期认知：神话与传说中的“边疆”
在文字记载还不发达的早期，外界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传说和神话。例如，《山海经》虽然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著作，但其中也零星地记载了一些对周边地区（如北方草原、南方海岸）的模糊想象，以及一些珍禽异兽和奇异的风俗。这些认知是感性的、碎片化的，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张骞时代：区域性的地理与物产认知
张骞的出现，将认知从神话带到了现实。人们开始知道在遥远的西方，有“大宛”的良马，“大夏”的富庶，以及“乌孙”的牧业。这种认知是初步的、以区域为单位的，主要关注对方的物产和地理环境，以及是否具有利用价值。
法显与玄奘时代：文明与精神的深入探索
法显和玄奘的西行，将中国的视野推向了更深的层次。他们不仅是地理的探索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和研究者。他们对印度的宗教、哲学、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记录。这时的认知，已经从单纯的地理信息，上升到对异域文明的理解和学习，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初步认识。
海上丝绸之路时代：海洋的视野拓展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人开始接触海洋，认知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商船的往来，带来了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商品，也带来了关于遥远国度的传说和见闻。虽然这些记录相对零散，但反映了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大海，认识到陆地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
文献与交流的积累：知识体系的构建
随着一代代旅行家的足迹和记载，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体系。官方的史书，如《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等，都包含了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的记载。同时，一些士人学者的著述，如贾耽的《海内记》、《广州记》等，也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地理认知提供了重要线索。
局限性与反思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的对外认知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政治中心的视角： 很多时候，对外认知受到“天朝上国”观念的影响，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往往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
信息传播的限制： 交通不便，信息传播缓慢，许多旅行家的见闻未能及时、广泛地传播出去。
文化隔阂： 语言、文字、文化上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或片面。
“天人合一”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内”的关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外探索的深度和广度。
总结
中国古代旅行家，以张骞、法显、玄奘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足迹跨越了大陆，触及了文明的深处。他们将模糊的传说转化为生动的现实，将遥远的异域带入中国的认知范围。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到唐代的佛教西传，再到更广泛的海上贸易，中国古人的视野一直在不断拓展。
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而深刻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地理上的跨越，也有精神上的求索，更包含了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学习和理解。尽管存在局限，但这些旅行家们所留下的印记，以及他们为中国带来的外部世界的知识，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也让我们今天能够更加理解和珍惜我们所处的世界。
网友意见
走的最远的肯定是谢清高（1765-1821，口述有《海录》），仅就到过美洲一项，在古人中就难觅敌手。
如果偏题一点的话，南明小朝廷是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甚至还派遣过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前往欧洲搬救兵。
谢邀，用实物证据给大家看看吧。
1.先秦就可能存在的辽东通向琉球群岛的【伟大航路】以及通往遥远西亚的陆上【玻璃之路】
在朝鲜半岛，日本沿海，琉球群岛均发现过战国时期位于北京辽东一带的七雄之一的燕国所铸造的“明刀”钱。李学勤据此就曾经推断过，最晚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有一条从遥远的辽东通向琉球群岛的海上航线。
另外，在琉球本岛也就是冲绳岛上曾经发掘过多座有两千年左右历史的墓葬，其中出土过新莽时期铸造的钱币，足以证明最晚在西汉末年就已经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知道琉球本岛并移居于此。
大家都知道，春秋时期有两件至宝，并称为“随珠和璧”，和璧就是被制作为传国玉玺的和氏璧，而随珠则是随国的宝物随侯珠，据说是随侯从一条大蛇那里得到的。
近年来随着考古证据的不断丰富，已经确定了曾国就是随国的别称，当年曾国国君曾侯乙墓中曾经出土过风格非常“西亚”的玻璃珠，那么它会不会就是随侯珠的原型呢？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切合作，采用高性能便携式激光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和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蜻蜓眼”玻璃珠进行了原位无损检测。
研究表明，曾侯乙墓“蜻蜓眼”制作技术是多元化的，极有可能来自于古埃及或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这些精美的玻璃珠属于钠钙硅酸盐玻璃体系，符合西方常用玻璃的化学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特征，与兴盛于我国战国时期的铅钡玻璃不同。
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颗表面布满圆圈纹的琉璃佩珠，被称为“蜻蜓眼”。这与东汉王充对于随侯珠的描述隐隐相似：“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
此外山西长治分山岭270号墓、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洛阳中州西工路基、河南固始候古堆墓都曾出土过类似的蜻蜓眼。
新疆等地也出土过战国时期的丝绸，先秦时代的中华的脚步，恐怕要远远超出想象。
2.宁夏固原博物馆镇馆之宝——鎏金银壶
这只鎏金银壶于1983年出土于宁夏固原，是距今约1500年前的北周王朝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妻的陪葬品，应当是传入北周的萨珊波斯的制品。仅仅以工艺来说也绝对算得上巧夺天工的稀世珍宝。
但更神奇的是银壶上的三组人物，经过专家研究，这三组人物中的女性分别是奥林匹斯诸神里的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情女神阿佛洛希忒。
整只银壶上的图像描绘的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三个女神为证明自己是最美丽的女神而抢夺金苹果的事件。
1500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或接触了特洛伊战争这个故事。
第一本真正意义的中国人记述的欧洲游记，樊守义的《身见录》
樊守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皇帝派遣樊守义出使罗马教廷，向教宗交涉中国礼仪问题。樊守义于1709年于当年底抵达罗马面见教宗克莱孟十一世，澄清中国礼仪问题。此后的10年中，樊守义在意大利的都灵、罗马等地学习教理，其间晋铎并加入耶稣会，直到1720年回到中国，1721年年秋受康熙召见，向其汇报了10年间的经历和见闻。樊守义还将其在欧洲多年的经历写成《身见录》一书，介绍他们一路航海往西所经各地的风土人情。对欧洲多处名胜古迹，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罗马斗兽场，奥勒留圆柱，埃及方尖碑等都有描述。
第一个有记录和欧洲人结婚的中国人 黄嘉略
黄嘉略 康熙四十一年（1701年）抵达法国，1706年，经法国国家学术总监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国王的中文翻译，兼整理中国书籍，同时还先后派了语言学家博尔蒙和弗莱德与他合作，编写《汉法字典》和《汉语语法》。编书之余，黄嘉略还将明代的小说《三娇梨》译成法文，流行法兰西。
1713年4月23日黄嘉略和法国女予玛丽·克洛德·雷尼埃结婚。从此结束多年飘泊的单身生活，定居巴黎。
1715年3月4日，玛丽生下一女，不久因病夭折。1716年10月15日，黄嘉略在自己的公寓内去世。
在科幻小说中，古人已经有了星球的概念（宇宙也算外部吧）
《新法螺先生谭》
对现代社会抱有不满的法螺先生, 有一天他的灵魂和肉体被一股“宇宙强风”分开了 。此后他离开了地球, 先后到了月球、水星和金星， 经历 了一番古怪离奇的遭遇后又重返地球。在地球, 他访问了地底国, 目睹了那里腐朽透顶的现状。 他回到上海后, 对“ 脑电”( 今所谓精神感应 ) 产生了兴趣。在进行 了研究之后, 为了教育的方便, 设立学校教“ 脑电”。他 的学生越来越多。由于推广“ 脑电” 之后, 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不需要了, 而且对工商业方面的打击很大 , 失业者越来越多。 因此, 反对他的人要杀死他, 法螺先生终于被迫逃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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