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正面和反面意义？
正面意义：固本培元，塑造民族性格的基石
儒家思想的正面意义，可以说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支撑。
1. 伦理道德的指南针：仁、义、礼、智、信的浸润
“仁”：爱人如己，人与人之间温情的纽带。 儒家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仁”。这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更是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它要求人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关爱他人，特别是弱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对家庭、对社会的延伸关怀，构筑了中国人普遍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这种“仁”的精神，在面对饥荒、灾难时，催生了许多人道主义的援助行为；在人际交往中，提倡谦和、宽容、友善，让社会关系不至于过于冷漠和敌对。
“义”：道义为先，社会秩序的稳定器。 “义”强调的是公正、道义和应当做的事情。它要求人们明辨是非，在利益面前不失原则，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正义。这种对“义”的追求，体现在古代的侠义精神中，也体现在普通人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渴望上。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和利益掠夺，让社会有了一层道义的约束。
“礼”：规范行为，和谐社会运转的润滑剂。 “礼”是儒家思想中对外在行为的规范。它包含了从国家祭祀、朝廷礼仪到个人言谈举止、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可能会觉得“礼”繁琐，但其背后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人际关系的尊重。它通过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使得社会交往更加有序，减少了冲突的发生。比如，尊老爱幼的礼节，保证了代际之间的平稳过渡；君臣、父子之间的名分，虽然有等级之分，但也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稳定。
“智”与“信”：德才兼备，诚信立身的价值取向。 “智”强调的是明辨是非、通达事理的能力，而“信”则是诚实守信的品格。儒家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既要有智慧，也要有诚信。这种对品德的重视，塑造了中国人“人无信不立”的价值观念，强调信誉的重要性，这对商业活动、人际交往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家庭伦理的基石：孝悌为本，家族凝聚力的源泉
“孝”：对父母的尊敬与奉养，维系家族血脉。 “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支柱之一，它要求子女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并传承家业。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家庭单位和社会单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对生命源头的感恩，让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牢固的联系。孝道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让人们在面对孤独、困难时，知道自己有归属和依靠。这种强大的家族凝聚力，使得中国人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在艰难时期相互扶持。
“悌”：对兄长的尊敬，促进兄弟姐妹间的和谐。 “悌”是对兄长和长辈的尊敬与友爱，它与“孝”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家庭内部的和谐氛围。这种亲情的力量，不仅维系了家族内部的团结，也为社会整体的稳定提供了微观基础。
3. 政治伦理的导向：德政与民本思想的萌芽
“为政以德”：统治者的道德约束。 儒家强调统治者应以德服人，而非仅凭刑罚。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统治者的高尚品德如同风，能够感化民众。这种“德政”思想，虽然在实践中常常被权力所扭曲，但它为中国历史上追求清明政治、反抗暴政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它要求统治者具有责任感，关心民生，这便是“民本”思想的早期体现。
“民贵君轻”：对统治权力的警示。 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更是将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君”依然存在，但其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顺应民意、保障民生。这种思想为后世的臣民提供了批判昏君的理论依据，也推动了统治者不得不关注民情、缓和社会矛盾。
教育与选拔人才：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希望。 儒家重视教育，倡导“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制度，尽管存在弊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底层人士提供了一个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打破了世袭制对人才的垄断，为社会注入了活力。
反面意义：僵化教条，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然而，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都可能出现异化和局限性。儒家思想，在某些历史时期，也带来了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
1. 僵化的等级制度：森严的礼教束缚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固化：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 儒家强调“名分”，即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其固定的身份和角色。这种“名分”虽然在早期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后期的封建社会，它被严重地僵化和滥用。君臣、父子、夫妻子女之间森严的等级关系，往往演变成了对个体自由的压制，特别是对妇女、下层民众的剥削和控制。
“男尊女卑”的强化：女性的压迫与禁锢。 儒家思想中的一些解读，特别是宋明理学之后，对“三从四德”的强调，将女性置于男性之下，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参与和个人发展。“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扼杀了无数女性的才华和潜能。缠足等陋习的盛行，也与这种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紧密相关。
压抑个性：社会成员的同质化。 儒家强调集体利益和家庭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会压抑个体的独特性和创造力。当“克己复礼”变成了压抑本能、否定自我，就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同质化，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2. 保守与抗拒变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道统”的束缚：对新思想的排斥。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道统”体系。这种体系本身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一旦被统治阶级掌握并作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就容易对一切可能动摇其根基的新思想、新观念产生抵触。例如，近代以来，面对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和新的政治思想，一些顽固派就试图用儒家思想来抵制，认为这是“夷狄之学”，会乱我中华。
强调“内圣外王”的局限性：忽略实践的科学性。 儒家思想虽然提倡学习，但其学习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修身养性”，达到“内圣”的境界，再将其推及到“外王”的治理。这种“重德轻技”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的深入研究。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价值观的取向就显得尤为不利，难以产生具有颠覆性的科技突破。
3. 愚民政策的理论支撑：为专制统治服务
忠君思想的绝对化：强化臣民的顺从。 虽然儒家提倡“民贵君轻”，但其最终也服务于统治的稳定。当“君”被视为天子，其权威被神化时，“忠君”就可能变成绝对的服从，即使君主昏庸无道，臣民也必须“愚忠”。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专制君主的统治提供了道德辩护和思想控制的工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二元对立：压制合理的物质追求。 儒家对“利”的警惕，虽然有其动机，但往往被解读为压制合理的物质追求和经济发展。当社会将追求经济利益视为“小人”的行为时，就会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一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格局，影响社会的经济活力。
总结：
如同任何一种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复杂而多维度的。它既是塑造中华民族道德骨架、家庭情感连接、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曾因其等级观念的僵化、对个性的压抑以及被统治者滥用而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藩篱。
理解儒家思想的正面与反面，并非简单地褒贬，而是要看到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具体表现。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进步与停滞，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需要不断反思和扬弃的文化遗产。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在不断地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同时又批判性地去除其陈旧和僵化之处的过程中实现的。
网友意见
评论区有人说儒家阉割了中国人的“血性”。
真是哭笑不得，普鲁士人有血性，背后是普鲁士的容克军功贵族制度，集中全国的资源优先保障军功利益集团的利益。罗马人有血性，背后是罗马人的军阀制度，被征服的土地以公民的军功分配，公民的补给又完全由军头负责。今天东北亚的邻居比它南方的兄弟有血性，是因为它实行的是“先军政治”，核心要点就是一切资源优先满足军人集团的需要。
依靠“血性”建立的政权，需要不断向外掠夺才能回血，不然要么经济崩溃政权迅速瓦解，要么就是今天的东北亚邻国的局面，整个国家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然而中国的儒家从中古到现在，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土地肥沃，经济繁荣的对手盘。
东亚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大规模异族入侵，如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实际上是主要是汉族大地主内斗。五胡乱华的导火索是八王之乱，司马越向鲜卑、乌桓等北方少数民族借兵。五代十国，后唐是沙陀人建立的割据政权，而沙陀人是李唐王朝的雇佣兵，首领赐李姓；后晋儿皇帝石敬瑭，为了争霸，割让燕云给契丹人，雇佣契丹人。包括后来的满清入关，是吴三桂直接放开山海关，导致满族长驱直入中原，并不是在正面战争直接被击溃的。
简言之，儒家的思想在东亚、甚至是亚洲范围内是一套非常先进的、囊括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体系。
今天的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甚至是逆向民族主义，有些答主完全是故意丑化本民族文化，答题根本就是罔顾客观事实。
正是因为儒家的存在，中国才能成功抵御外来宗教如绿教、基督教、佛教对中国世俗化的社会的袭扰。“武运昌隆”的蒙古人，旭烈兀西征，到了中东，1258年攻陷巴格达，杀死阿拔斯王朝的哈利发，消灭阿拔斯王朝。建立了伊儿汗国，但是到了1295年，由于蒙古统治集团由于长生天的萨满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落后，为了维护统治，汗王合赞最终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从此伊儿汗国只有和赞素丹，而旭烈兀的汗国也不过昙花一现。
在印度被穆斯林征服的八百年中，在德里苏丹国时期，印度人口下降了五千万。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印度次大陆人口从2亿下降到1亿7000万。而在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年～1857年），由于杀戮、驱逐、传播、战争和饥荒，印度人口从2亿减少到1.25亿。
正是因为儒家的存在，中国才能成功的顺利完成政治层面上的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土地面积规模超大，人口基数绝对多的大一统王朝，在20世纪迅速完成国家的现代化的转变。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陷，自此罗马帝国灭亡，而地中海地区就再也没有能够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权。
今天的印度，从摆脱英国的殖民后，在70年间，整个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语言层面的统一，地方割据势力极强，现代化的税收体制无法建立，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更是道阻且长。
正是因为儒家的存在，中国才能在无数次马尔萨斯陷阱中，保持文化的传承，乃至今天的很多重大政治制度的设计，依然是总结中国人的历朝历代政治得失，设计出一套现代的中国制度，而不是照搬西方人的国家而设计。
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
说他对，因为历史的确是这么发展的
说他错，因为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和儒家是婊子配狗的关系，劣币驱逐良币。是统治者提出要求，儒家主动配合改造的原因。
不过这正常，对统治者而言，很难保证自己的孩子也是一只老虎，那么把下人培养成猪就很有必要了，这样哪怕自己的孩子是一条狗，也能看住这些猪了。
比如武训这样的，老婆房子被抢了，出去打工被拖欠工资 ，既不上访也不告状，既不堵门也不跳楼，一点麻烦也不给大人们找，还讨饭建学教育大家都要这么学，这么好的猪圈培养学。哪个统治者不喜欢？
这就是题主说的，儒家一直劣币驱逐良币、外行指导内行，最后自己变成大猪圈，蛮夷来了只能投降了，然后跪在蛮夷皇帝面前，
一般都是大儒讲四书毕，蛮夷皇帝发议论，大儒赞蛮夷皇帝；大儒讲五经毕，蛮夷皇帝再发议论，大儒再赞蛮夷皇帝；最后，诸大儒赞蛮夷皇帝： “圣学高深 ，洞悉天人一理之源 。是以开示精切，发前儒之所未发。臣等今得与闻，诚不胜欣幸之至。”
“大儒讲四书毕，皇帝阐发书义，臣工、讲官暨侍班官跪聆 ；大儒讲五经毕，皇帝阐发经义，各官跪聆。”
不知道这时候，大儒们对当年迫害武将，外行瞎指挥有没有后悔····
“承平日久, 弓刀废弛, 至以二三品龙韬虎贲之将而称走狗于六七品文阶者有矣”。
文官的督抚到任之初, 武将们都是要“兜鉴执仗, 叩首而出, 嘉靖中周尚文位三公, 近日李成梁跻五等, 亦循此规不敢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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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儒粉会说君子六艺，这就是低等儒粉，稍微高等点的，都不好意思说这个········
因为儒家的射箭是一种礼仪，射箭活动要喝酒，还要奏乐，贵族怎么射君王是怎么射，贵族互射是怎么射········
“并不是比拼力量和技艺高低，而是为了把礼仪修养与谦逊品格展现出来”
有研究者就说，这儒家的六艺啊，以射为例，其实主要的，是通过“大射”“宾射”“燕射” “乡射”这样有着严密的规则和明显等级的礼，时刻提醒人们要恪守‘长幼尊卑’的社会法则”， 同时，活动中的称谓、礼节数量、服饰等方面看似细小而无大利害的差异,调节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也掩盖了阶级对立，稳定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
也就是说，儒家的一切啊，都是为了“礼”，大家不要搞混了，就像所谓的“格物”，不是物理化学，是给你一个凳子你要格出来做人要四平八稳的道理·······所谓的“格物”是物理化学，不过是被洋大人吊着打以后找出来一个类似的概念，证明我们以前也有罢了。
回到射礼，也是通过射礼使民众学习礼乐，达到不治而治的目的。
随着儒家的发展，以《射礼》《射义》为 代表的射礼，严格限制参加射礼的人选，贲军之将、
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都被排除在外。仪式也更加繁复，射箭技术和竞矢意味退居第二位，射礼的礼乐教化、道德示范功能突现。
《射礼》和《射义》中的射礼更加繁 复 ，道德居于首位，射技退居第二位，“以仁义为贵， 而以能表现勇力的射技为贱”。
时至战国，射礼演变为投壶礼，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改变。
连射都不射了·····
因为建议修改，我修改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儒家的六艺，都是：你也配“八佾舞于庭”？，你的级别只能听一个人的脱口秀，听两个人的相声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知乎上很多儒粉都是看到君子六艺，就以为是大家练习武艺、练习射箭，
实际上真穿越回去，十个有九个半，是不配去练习这六艺的········
当然你要是蛮夷，那就配了，大儒们会跪着求你去练习的·······
一张图怼儒粉。
儒家是一种思想，不是灭霸，没有人格，如何独霸？
比如你说马列主义独霸了你的思想，那是你选择的，而不是一个叫马列主义的鬼魂灵魂附体
所以，儒家成为主流，只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选择
因为他融汇了法、道、墨、杨朱所有的优点，其他思想不是消失了，而是和他合体了
后世的佛教、马列主义也是一样
佛教被搞成了禅宗，马列主义被搞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个意思
至于外敌一来就投降，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投降了，就说所有人投降
颜真卿、张巡、袁崇焕、文天祥、史可法……历朝历代读圣贤书的气节之士汗牛充栋
外地一来，儒生就投降，不知从何说起
而且那些投降的人，他们为什么投降？
是因为读了四书五经所以投降么？如果不读四书五经是不是就不投降了？
你高考考不上北大，是因为自己笨或者不努力呢？还是怪每天晚饭吃炸酱面？怪听了周杰伦的歌？
无论是称“古代中国的辉煌是儒家一手促成的”、还是说“近代中国的衰败是儒家一手导致的”......其实都是一种被过度简化了的历史观。迷信被过度简化的东西，本质上是不肯思考的表现。
毕竟连村口从没读过书的王奶奶也懂这个：为什么国家蒸蒸日上，因为朝廷里有忠臣良相；为什么国家江河日下，因为朝廷里出了奸佞小人。
这样读历史，那历史给我们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上我也行。
这个说法是对的。
一、儒家先是独霸了中国的‘文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
二、搞残了中国的‘武道‘——以孔子之术儒家六艺代替君子六艺。
君子六艺：《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儒家六艺：《汉书·艺文志》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周秦汉初时期，文武不分，百姓习文备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以来，国家禁民武备。宋朝时期，武人地位更是低下，想想在枢密院的狄青。
元朔五年，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奏言禁民携弓弩。
三、外敌一来，儒就投降”——投降学说之兴灭继絶
《论语·尧曰》：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恢复被灭亡了的国家，接续已经断绝了家族，提拔那些遗老遗少，天下的贵族就会真心归附了。
反过来说，你灭亡了我的国家，只要不断了原来我家族的血食祭祀，然后继续任用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个国家的贵族就都归附您了。帮助新的统治者，镇压底层百姓，就可以继续在百姓头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
对内对下残忍，对外敌屈膝献媚这是古代儒家人士的秉性。
汉末魏晋五胡乱华之时，北方地区奉行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为依据的九品中正制的豪族世家门阀，他们是如何对待底层百姓，如何对待戎狄胡人的？两宋时期，儒家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对待底层百姓，如何对待辽金夏蒙的？
南北朝时期的氏族门阀制度，宋元时期的包税制，清朝时期的乡绅制度，这不都是兴灭继絶的不同体现么？
日本侵华的时候，也比较推崇兴灭继絶，先后帮助建立了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除此之外，还在各地建立大大小小的治安维持会。
但凡说题主提问的说法是连历史和六艺都不懂的，纯属胡扯的，不要信的，他的话不要信就对了。
平时素手谈心性，临了一死报国恩。
儒家也就这么回事。
它的道德治国变成了道德绑架学。
现在中国人每人都有传承自儒家的余毒，道德绑架学是中国真正的国学。
这么一说每个中国人其实都是国学大师，那些街角口小区随时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的都是儒学大师。
中国官场，娱乐圈，老百姓的生活圈基本都是谁暴露谁死。其实所有人华丽的道德外衣里面都爬满了虱子。
毕竟我们个个都是儒家宗师，深的儒家真传。
传承自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才是道德评价的真祖师爷。
谁还要相信儒家真能治好国，就去看看儒家治国的几具尸体，唐宋元明清，这么多朝代，也只出了海瑞一个道德楷模。
管你是千年一出的数学家，还是千年一出的武将，还是千年一出的改革家，我儒家人自己无能，说你道德不好，你就得死，已经死了的就抄家。
能用这么个游戏规则治国，每个官员都是道德伪装的高手，还是扒人底裤的高手，其他事也别做了，谁把这个事做好，谁官最大。
美其名曰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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