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南宋要定都杭州,而不是南京?

回答
南宋定都杭州而非南京,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南京在地理位置和战略上也有其优势,但最终杭州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经济活力、安全考量以及历史传承,成为了南宋王朝的“临安”。

要详细讲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维度来分析:

一、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偏安一隅的选择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南宋建立的背景:靖康之变,北宋政权被金朝灭亡,徽钦二帝被俘。赵构(宋高宗)在逃亡中于应天府(今南京)即位,建立了南宋。然而,当时的江南地区并不稳定,金军一路追击,赵构仓皇南逃,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时期。

初期的考量(应天府/南京): 在金军的强大压力下,南京作为一个相对坚固的城市,一度成为宋高宗的临时据点。但南京虽然地理位置优越,襟江带河,但其北面与中原陆地相连,一旦金军渡过长江,南京的防御压力仍然巨大。而且,当时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尚未完全稳固,金军的威胁依然存在,这使得南京的战略优势在初期并未完全显现。
逃亡与决策的被迫性: 南宋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偏安政权的性质,其首要任务是巩固已有的南方地盘,并伺机反攻。在金军的步步紧逼下,寻找一个相对安全且能有效统治江南的都城是当务之急。

二、 地理环境与战略安全考量

这是南宋定都杭州的关键原因之一。

杭州的地理优势:
天然屏障: 杭州坐拥钱塘江、西湖以及周围连绵的山脉。钱塘江的宽阔水域和险峻地势,使得金军难以大规模渡江北上。西湖作为城市内部的水域,不仅美化了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内部的防御便利。环绕杭州的群山,为城市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阻挡来自北方的陆地骑兵的快速突击。
海陆交通枢纽: 杭州位于钱塘江出海口,濒临东海。这使得杭州拥有便利的海运条件,便于与南方沿海地区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也为海上反攻提供了可能。同时,它也方便了对长江下游地区的控制。
易于防御而难于进攻的地理特征: 相较于南京,杭州的地理位置更偏东南,与金国控制的中原地区有一段距离。如果金军要进攻杭州,需要跨越更广阔的南方腹地,暴露在宋军的骚扰之下。而杭州的天然屏障,使其即便被围攻,也相对容易坚守。
南京的地理劣势:
北方威胁直接: 南京虽然有长江作为屏障,但其北面依然与广阔的江南平原相连。一旦金军渡过长江,南京将直接面对来自陆地的强大压力,且防御纵深相对较小。如果金军集结重兵,从多个方向进攻,南京的防御体系可能会面临严峻挑战。
战略纵深不足: 相较于杭州的地理位置,南京作为都城,战略纵深相对较浅。一旦被突破,后果更为严重。

三、 经济繁荣与民心所向

江南地区自唐朝以来就是中国的经济重心,而杭州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杭州的经济活力:
富饶的鱼米之乡: 杭州所在的钱塘江流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农业发达,物产丰富。这为南宋政府提供了稳定的税收和充足的军粮。
繁荣的商业与手工业: 杭州是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畅销全国乃至海外。发达的商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南宋政府维持运转和支持军事行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发达的水陆交通: 杭州拥有发达的水网和陆路交通,便于物资的运输和流通,也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南宋政府的财政需求: 南宋王朝虽然偏安一隅,但仍需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选择一个经济繁荣的地区作为都城,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财政收入,支持国家的运转。
民心与稳定: 杭州地区的百姓生活富足,对南宋政权相对支持。选择一个经济繁荣且民心相对稳定的地区作为都城,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

四、 历史传承与文化认同

虽然杭州并非北宋的国都,但它在历史上也曾是吴越国等政权的都城,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根基。

吴越国的历史渊源: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定都杭州,并将杭州建设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这段历史使得杭州在江南地区拥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为南宋的迁都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合法性和民众接受度。
文化与风俗的契合: 杭州的文化和风俗与江南地区高度契合,这使得南宋统治者更容易在这里建立政权并获得认同。

五、 南京作为都城的潜在不足

除了杭州的优势外,南京作为都城的潜在不足也是促成最终选择杭州的原因之一。

政治象征意义: 南京作为西晋、东晋、南朝的都城,以及明朝的早期都城,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也与中原王朝的历史联系更为紧密。然而,对于南宋而言,其政权基础在南方,选择一个能更好地巩固南方统治的都城更为重要。
地缘政治考量: 如果定都南京,虽然临近长江,但一旦金军突破长江防线,南京的地理位置反而会使其成为敌军的优先目标,缺乏战略纵深。

总结

南宋定都杭州而非南京,并非是简单的二选一,而是基于南宋政权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地理环境的战略评估、对经济资源的考量以及对民心稳定的需求而做出的综合性决策。

安全是第一要素: 南宋初期,金军的威胁是最大的外部压力。杭州更加偏东南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天然的屏障,提供了比南京更强的战略安全保障。
经济是立国之本: 富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杭州,为南宋政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其继续生存和图谋反攻。
历史与文化是辅助: 杭州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契合度,也为南宋在此建都提供了便利。

最终,杭州以其“襟带山河,控扼江海”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南宋王朝长达一百多年的稳定“临安”,为后世留下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也成为了南宋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延续其生命的重要保障。而南京,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是重要的都城,但在南宋建立初期和后续的战略考量中,其作为都城的优势相对而言不如杭州突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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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核心统治区域和吴越国是重叠的,杭州是吴越国的国都,从唐末起就没被破坏过,北宋时发展为东南第一州,纳税最高的城市,钱氏老巢;而南京(金陵)本来经济就比不上隔壁的扬州,五代战争中还被被蹂躏破坏,没有恢复过来。

大多数回答都从军事上考量,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甚至还会陷入一个矛盾的境地,因为金兵也打到过临安。

这个问题真正的切入点是经济,何况两宋都是重经轻武。

在五代之前,杭州虽然被称为名郡,但严格来说是一个三线城市。唐代东南地区一线城市当属扬州,二线城市是吴越两地的经济中心苏州和绍兴,到第三等才轮到杭州。无论从吴地算,还是越地,杭州都处在边缘地带。

但这种状况在五代发生了根本改变。当吴越两地整合成一国时,杭州从前的边缘属性翻身农奴把歌唱成为沟通两大地理区块的地理中心和中央枢纽,成为吴越国的首都。在钱氏保境安民的和平政策下,吴越避开了五代的战乱,杭州得到空前发展。

北宋统一天下时,钱氏老老实实献土归宋,不仅吴越国免遭破坏,钱氏也成为天下第一大世家,宋朝编的百家姓排第二,继续深耕东南。甚至高宗南渡后需要杜撰出高宗是钱镠转世的谣言散布于市井为自己增加入主杭州的合法性。

而与之相比,金陵就惨多了。

欧阳修《有美堂记》记载,北宋统一之后, “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 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相比之下钱塘城却“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可谓盛矣”。

比一下这个差距,比一下这个差距!

当时的许多曾经的第一流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入宋后无不被战争破坏得一片废墟。唯独杭州,啥事也没有。就算其他地区再天赋异禀政策倾斜,入宋后与杭州的起跑线都不一样。

于是北宋之后,杭州一越超过扬州金陵,成为“东南第一州”“乐土中的天堂”。

《宋会要》记载以纳税的金额算,杭州是全国第一,首都汴京才排第二。苏东坡在《开西湖状》中写道:“天下酒课之盛, 未有如杭者。”

以金陵为首都(行在),除了交通便利外没有任何其他优势,城池破败民生凋敝。

而以杭州为首都(行在),有运河,有粮税,有繁荣的商业手工业海外贸易,有大量财富,和老相好钱氏。

你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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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就是宋高宗畏敌如虎的骚操作。

定都杭州比定都南京有何缺陷?最麻烦的一个事就是南宋中枢反应慢半拍。

众所周知,打仗拼的就是个反应速度,你全军北上,我这边前线梯次抗击,后边紧急动员,半个月之内兵马集结完毕、粮秣辎重到位大军出征,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我援军赶到战场了,你那边还在苦逼的围攻前线城池。反过来说,如果我的反应速度奇慢,你那边攻城略地摧枯拉朽,攻不下的地方留待后军,先锋不管不顾猛打猛冲钳形攻势迂回包抄,那我这边可能还没集结起来兵马你就打到我腹心去了,这种闪电战在古代也不是没有,比如红巾军二征高丽的时候,至正十九年十二月丁卯渡鸭绿江,同月丁亥攻克高丽西京平壤,时隔仅二十日;至正二十一年十月丁酉红巾军三征高丽,十一月辛未攻占开城,用时三十五天,而红巾军由于推进速度大出高丽君臣意料,以至于在红巾军攻破慈悲岭高丽军主力防线之后,高丽王才获悉前线败况,而高丽王选择仓促出逃时,红巾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距王京开城仅七十里之遥的兴义驿。

赵构定都杭州便有这么一个缺陷。相对于杭州,建康的水路交通条件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如果南宋比如同样是淮河边濠州的军情,往建康要七天,但是往杭州需要十六天,来回就差出去半个多月时间。

其实古代通讯时间长的问题哪朝都有,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便宜处置权,可惜的是赵构人菜瘾大,爱微操,还是这种隔着十万八千里的微操,哪道菜都甭想赶上。

而这种微操有多操蛋呢,绍兴十一年淮西大战,正月十五,金军渡淮攻击寿春府,两天之后的正月十七城陷。而消息传到临安已经是半个月后。赵构在正月二十九日发出第一份援淮西手诏,同日杨沂中自临安出发,驰援淮西,而岳飞收到诏书已经是二月初九。于是岳飞赶紧准备,仅仅两天就收拾妥当驰援,结果还没到淮西,人宋金两方在柘皋镇打完了,那还打个六啊。

而这种操作即便是南宋后来不再遥控指挥,也很难及时做出反应。

(特别鸣谢 @淮南东路安抚使@武宁节度

开禧二年北伐,四川吴曦发动叛乱,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称王,当地守臣即赶紧上奏朝廷,而临安当局接到吴曦反叛的奏报已经是二月十三——一个半月。然后朝廷这边赶紧安排,命令谁谁负责处置,谁谁留任听勘,此令十万火急——十八天后的三月初二,圣谕抵达兴州,而此时吴曦叛乱已经在三天前被当地人给平了,也就是说,从始至终临安当局都在打酱油,没帮上任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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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题中的两个描述都是错误的:

1.南宋没有定都杭州,杭州是行在;

2.南宋理论上的首都就叫南京应天府,不过这个南京是商丘,而不是现在的南京;

3.南宋名义上的首都还是东京开封府,不过这个属于宋国梦;

4.南宋行在除了临安府,还有行在绍兴府,以及行都建康府,即你说的今南京;

5.几个行在里,最正式的行在还要属越州绍兴府,这里才是原计划的临时都城,南宋皇陵也都集中在这里;

6.南宋事实上的首都确实是杭州临安府。


所以你可以说,南宋的首都是杭州,但是你不能说南宋定都杭州,因为南宋没有定过都,作为完整的宋政权历史的一部分(南北宋是历史学划分的,但是客观事实是南北宋是同一个国家),法定首都只有开封府。

然后,即便是行在,也只正式确立过绍兴府是行在,而临安府成为行在是皇帝跑去杭州玩,舍不得回家了,于是干脆把杭州也升成府,于是杭州就成了行在,以及事实的首都。不过此前绍兴已经从行在升为都城(注意不是首都)了,所以南宋皇帝又有绍兴天子之称。

同时,你提到的南京,也是南宋的行都(都城),即建康府,比临安府(后来也升为了行都,但做了一段时间的行在)还要高一级,而且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事实都城。如果你认为行在杭州算定都的话,那么南京更算定都了。甚至连你没提到的宋南京,更是宋朝的正式的四个京城之一,并且是南宋开国(如果把南宋独立成一个朝代来看)皇帝登基的地方,说它是南宋理论上的首都也没问题。


至于事实首都为什么是杭州而不是南京或绍兴?因为杭州好跑路,南京不安全,绍兴不好玩,并且杭州城市规模比较大(杭州之前是吴越国国都,吴越国是以中原五朝为正朔的王国,主动归宋,其国土国都都保存完好),没什么特别复杂的。

ps: 建康是要建立功业的,绍兴是要中兴大宋的,这俩说说就算了,还是临安好啊,且安逸着先,反正宋皇已经算出几百年后有人要在建康“日月重开大宋天”了,正所谓功成不必在我,大气。

有些人非要一直扯中华民国和南京,看来必须要强调一下,中华民国的名义首都和实际首都都在北京。中华民国是中华的民国,也就是现在的中华的人民的共和国,可以理解中华民国是曾用名。有些地方的人(没错,就是台北的那些人),可以用着这个名字,但是他们不能拿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首都在哪不由他们说了算。(评论区有几个疑问的释疑,这里不一一贴上,有兴趣请移步)



这让我联想到了日本首都的问题。

有人说日本没有首都,因为日本宪法没有规定首都;

也有人说日本的首都仍旧是京都,因为近现代日本国和古代日本国一脉相承,日本最后一次明令确立了平安京是首都,这一布令并未正式撤销过。即便是天皇一家,按照明治天皇说法,也只是集体在江户出差而已;

当然,更多人的认识到了,东京才是日本事实上的首都,一来天皇和政府驻地在东京,二来很多与东京有关的事务都冠上了首都名头,三天行政规划很明确的把县级东京命名为东京都,而京都和大阪都只能叫府。(经提醒才知道都并非什么地位独特的行政区划,只是城市结构不一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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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已经向金称臣了,若再建都南京就有挑衅宗主国的味道了,历史上建都南京的王朝无一例外都有染指中原的企图,(最差的南唐都以唐室自居),要是金主问一句『孙子你定都金陵想干嘛』,赵构不得吓出心脏病,这是政治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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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江苏)相对越地(浙江),更加接近于中原地区,更加便于和中原地区交流。



吴地的南京距离中原的郑州,居然才565.4公里,而燕地的北京距离郑州都有623.4公里,原来比起北京来,还是南京离中原更近。





所以古代江南地区最大的四座城市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三座在吴地。历朝历代不论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偏安东南的政权,如果同时控制江浙两省,最多的就是定都南京,如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朱棣之前的明朝、太平天国等等。因为他们随时有王业不偏安,随时准备北上逐鹿中原的思想准备。定都南京,作为北伐的大本营更加有利于北伐。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杨吴政权,可能是因为吴越国的逼迫太紧,两国长期在今天常州一带拉锯,南京过于靠近东南边境,于是定都于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既能防备吴越国的偷袭,又能对中原随时虎视眈眈。



而唯一同时控制江浙而定都杭州的就是被网友骂搓宋的南宋,而南宋一开始宋高宗是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称帝的,不过,不久之后金国就大举南侵。之后宋高宗一路南退,过淮河渡长江。并且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今南京市)作为行都,称“东都”。

由此,在南宋初期,宋高宗赵构也有想以建康府(今南京市)作为都城的想法。但是,金国的骑兵,却让赵构不敢留在南京。公元1129年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南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今浙江舟山),漂泊海上,逃到温州(今属浙江)。建炎四年(1130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赵构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行在。所以定都杭州而不是南京,主要还是因为太搓了,定都杭州方便金兵南下时,直接坐船从城东南的钱塘江坐船跑路,迅速从海上逃走。


而建康府的话,一来长江位于西、北方向,金兵如果渡江南下,自己要水路逃跑就会在金兵眼皮子下,其次就算侥幸逃到长江上,建康离出海口有200多公里,一路上肯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远不如离出海口仅仅几十公里,钱塘江又位于城东南,可以避开南下金兵的杭州。

而且哪怕是春秋战国的越国,现在的考古论证,似乎存在一个从今山东荷泽迁徙今江苏吴中(原吴县)、上海嘉定、浙江绍兴,然后再由今浙江绍兴迁徙今山东胶南的迁都过程。说明越国应该曾经因为被西周打击压迫从山东逃到南方的苏南、上海一带,然后又因为受到西北方向的吴国压迫,又进入了浙江境内,而等到北灭吴国后,为了参与中原争霸,说一种说法是又把都城迁移到了琅琊(今山东南部),方便对争霸中原。


所以历朝历代割据江南的政权,只要他不像南宋那样偏安东南,并且时刻准备从海上逃走,只要还有北上进取之心,就多半定都南京甚至扬州,一来和中原地区加大交流,二来更加方便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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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杭州并不是南宋法理上的首都,而是行在。还有南宋建国初期其实不管是开国皇帝赵构本人,还是南宋文武百官都认为建康(南京)是南方最适合定都的存在,当时也确实打算定都建康。

南宋开国皇帝赵构和官员们的讨论中也认为建康(南京)比杭州更适合做国都,并认为建康是王者之都。在南宋初年金军南侵,赵构一路南逃到杭州后,赵构在跟手下官员们的论述中依然认为金军退兵后,应该还都建康。

“提举杭州洞霄宫卫肤敏入对。肤敏在维扬,数为帝言扬州非驻跸地,请早幸建康,帝思其言,复召入。肤敏言:“馀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钱氏节度二浙而窃居之,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难矣。前年冬,大驾将巡于东也,臣固尝三次以建康为请,盖倚山带江,实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险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于建康而狩维扬,所以致今日之警也。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上颇纳其言。”

上面是原始史料,不管是赵构还是杭州官员自己都认为杭州的地形连行在都不配做,直接原话说自古以来都没有以杭州为都的朝代。建议赵构等金军退兵后,再回建康(南京)建都。甚至赵构自己都认为说的对,所以赵构自始至终也只是让杭州做行在。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实施定都建康的决议,那是因为赵构在金军搜山检海捉赵构的过程中,被金国吓破了胆,当时金军一路南下攻到了浙江沿海地区,赵构乘船从浙江出海逃了数百海里,才摆脱旱鸭子出身的金军。再加上赵构在绍兴和议后向金国称臣,因此赵构当然不敢还都建康,引起金国怀疑南宋依然有北伐中原的心思。

赵构长期留在杭州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苟安,距离金国更远,而且靠近沿海,随时可以入海。至于回建康表明抗金决心,力志收复中原,已经不在赵构的考虑范围内。

金军搜山检海捉赵构时,赵构就是从浙江出海,金军虽然一度也攻陷杭州、宁波等地,并从浙江出海追赶,但金人一群旱鸭子,实在是不善航海,最终做罢。

南宋皇帝不敢定都南京,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宋始终都没能在江淮建立一个稳固的军事防线。即便是在赵构退位,金宋关系恶化后,南宋在江淮的经营却依然非常烂,此后的金宋对峙时期,金军多次南下横扫江淮,饮马长江,金军饮马长江就跟喝水一样容易。当然这也体现了南宋统治者的短视和鸵鸟,因为古往今来南北对峙之时,一旦江南最重要的地理屏障建康(南京)失守,后面的苏杭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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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起来,其实南宋法理上的都城是开封,杭州不过是行在(说白了就是皇帝现住的地方)。但终南宋一朝,杭州一直扮演着都城角色。林升诗说“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汴州便是大宋旧都开封,但是南宋君王臣僚久在杭州,早住得“乐不思梁(汴梁)”矣!

(一)经济发达

能让大宋统治者“乐不思梁”,杭州又有甚好处?历来南方政权,如孙吴、东晋、南朝、杜伏威江淮行台、南唐,皆以南京为都。南宋缘何却选择了杭州?

原因之一,南京就在长江南岸,而且金兵有多次突破淮河记录,惊得宋高宗赵构诸人无法安枕,南京似乎并不安全。

然而江东之地,远离长江的城市实在不少,缘何杭州得了赵家人青睐?这自然首先缘于柳三变所盛赞的地方繁华了。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就是这个地区和平时的正常税收。在北宋熙宁十年时,开封府(河南开封)的商税为 402379贯,而杭州(浙江杭州)则为82173贯,江宁府(江苏南京)为45059贯,扬州(江苏扬州)为41849贯(数据来自《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至一七章节)。

杭州当时虽尚不及交通四通八达,每年运抵粮食就有600万石的首都汴州,却在全国仅次之,远胜东南其余都会,堪称三吴冠冕矣!杭州在五代时期基本未受战火摧残,在北宋又得益于运河优势迅速发展,才有如斯盛况。


▲元代杭州周边地图

再说另一大指标,人口。

按《宋史》:杭州在徽宗崇宁年间,有户二十万三千五百七十四,口二十九万六千六百一十五。此处口数乃杭州城内居民数,而当时西方著名的伦敦、巴黎、威尼斯居民数量都不超过十万。若以户数计,杭州地区,算上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官九县,足有百万人口以上。




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杭州户口已增至“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这里的口数是整个杭州地区口数)。然而其实这个数据颇有漏隐。到元初复核,发现杭州路有口数183万。故学者认为南宋杭州户口最盛时,城区人口为40-60万,全杭州地区有人口200万以上。

如此丰厚的财赋人口,足以令赵氏皇族、一众达官纵意安闲,因此杭州自然令赵构心满意足,安于此地。

(二)都市生活

一个城市的繁华,不仅体现在城市人口财政,更在于市民生活。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当是时也,杭州无有宵禁,有早市夜市,经商自由,又因交通便利,城里城外,商铺繁多。

《梦梁录》云:“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

临安的夜市开到三更,早上五更又开始,几乎是一座不夜之城。由于市坊之分早被打破,人员流通无阻。所以从皇宫后门至观桥街道上,晨间早就占满诸般商贩,以各地方言叫卖不休,此起彼伏,当真是热闹景致。

当时的早市食品已经极为丰富,除却寻常早点如馒头、油条之外,还有烧饼、蒸饼、雪糕等各种糕点,更有腌菜如辣脚子姜,辣萝卜,咸菜,辣瓜儿、姜油多、糟黄芽、糟瓜齑、淡盐齑、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之类,门类百般,琳琅满目。

《淳祐临安志》载,临安城内共有坊巷八十九条,原本应该限制的大街和坊巷纵横交叉地方,却更加商店林立,御街两侧更是如此。当时临安街市上百肆杂陈,各种商品应有尽有,“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



▲南宋皇宫复原(局部)

各种美食,各地奇珍,荟萃杭城之间,只要兜中不乏钞,想玩多久便可玩多久,欲买何物便可买何物。随着季节不同,还有各种新商品,令人欢娱常新。

如夏秋季节的街上,有卖促织笼儿(蛐蛐笼)、细画绢扇、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樨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冬春季节有各种花灯。辛弃疾《元夕》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是对当时灯会的写照。



▲可以想象当时夜晚杭州的繁华

虽然南宋临安城面积仅15平方公里,但是作为娱乐场所的瓦市却有二十多处,积善坊巷、后市街、乌龙巷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娱乐场。其中最有名者是当时的北瓦。《西湖老人繁胜录》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分别演出杂剧技、相扑、傀儡戏、说书、讲史等,昼夜不辍。可见,当时的市井文化已经非常成熟了。


繁荣的市井生活,进一步推动杭州工商业的兴旺。根据《梦梁录》卷十三中记录,当时杭州有二十二种行业,其中丝织业、印刷业、瓷器业、造船业、制扇业等是蜚声海内。周密在《武林旧事》卷六中列举的各种手工业小商品多达183种,各式工场,无所不有。



因此,南宋临安(杭州)确然是当时东亚最繁华的城市,甚至说是世界第一亦不为过。这样的风景如画,自由繁华,怎不令一众达官勋贵“直把杭州作汴州”?

(三)杭州为都的弊端

然而,没有绝对完美的城市。虽然杭州经济发达,生活繁华商品丰富并且远离战场,但是以杭州为都城的弊端仍是十分明显。

杭州本来人口就多,迁都之后人户更众,“如蜂房蚁垤,盖为房廊,屋巷陌极难认,盖其错杂,与棋局相类也”。

而当时的杭州被西湖、钱塘桎梏,难以扩建,城内居民却一度达到40-60万。区区十五平方公里之间塞入四十万人民,加上进进出出的流动人口,还要留出皇宫与官吏的办公区间,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北宋开封房价高是众所周知的,南宋临安房价更高。连皇帝都要受拘束,皇城面积不过五十万平方米,还是在山地上,不少地方无法使用。大庆殿如同多功能报告厅一般,经常换牌匾来应付各种活动。

杨太后,是宋理宗的恩人嫡母,宅子本应很大,但根据考古发掘来看,面积也仅有1600平米。南宋宰相甚至需得租房子住,一些官署是填平湿地才得以修建。更有甚者,不少在杭州做官的人甚至住在船上,将西湖的烟波缥缈,作为自己的办公待客所在。



▲南宋皇城

尔后便是生活物资问题,虽然市场上商品丰富,但是消耗物资亦非常大。

以燃料论之,庄绰《鸡肋篇》曰“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橛皆偏,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杭城周边,南屏山等山陵早已砍伐罄尽,童山濯濯。宋朝甚至需要向日本进口燃料,南宋与日本贸易中木材占了大头,除了作为建材,也供烧炭之用。

杭州地处湿润地区,靠近钱塘,水源不乏,但是粮食问题突出,为了供应临安,常常抽空临近粮食,杭州附近的湖州地方志记录南宋时期湖州粮食紧张,甚至于灾年发生饥荒。

人口过于密集,也导致南宋在临安建行都的152年间,仅据文献所载,就有14起严重的疫情发生,平均十来年一次,有时连续数年大疫不止,“大疫”、“都民疫死甚众”等字样并不少见。

人口过密,更导致当时以土木为主的房屋屡屡失火。不少民居干脆就是竹子加篱笆,更利于火势,结果全城被烧毁殆半之灾屡次发生,最严重者,甚至出现烧宫殿,毁太庙之祸。

以地利论之,杭州也乏善可陈,周边除却北部的独松关,其他地方几乎无险可守。从杭州城地图来看,特别适合进攻方展开兵力。而杭州城墙狭长,需要兵力多,并不好守,辛弃疾便认为,若遭进攻,杭州很难守住。



不过,自赵氏不思进取,选择安逸浮华的杭州作为久居之地,“直把杭州作汴州”,随着风波亭那一缕忠魂碧血,这大宋江山的结局就早已确定。即使真的有山川险固,金汤铁垣,又济得甚事呢?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德祐二年(1276年),蒙军南下,南京、常州、独松关尽皆失守,元军自西北、东北两个方向进军杭州,东北向更是水陆并进,谢太后只能带着少帝颓然出降,从此南国江山,尽入膻腥,真真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怎不让人千古之下,为之凄怆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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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楼上一堆嘴硬的,真的木办法


宋高宗不想定都临安么?


想啊,做梦都想,不过你定都临安,怎么对天下交代?怎么对祖宗胶带?


开封丢了,不想着复国,因为实力不济可以


但是建康还在啊!不应该在陪都呆着么?


这是要赵构老命啊,怎么跑?金兵就在两淮!


临安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碍于面子,嘴硬一点,南京仍是陪都,汴京仍是国都


杭州就是行在吧


其实谁都知道,杭州只是无南宋官方定义国都之名


但行 南宋国都之事,是经济文化政治中心


就因为叫个行在,就一直嗷嗷叫说南宋没定国都


楼上诸位比历史学家都厉害


按照诸位逻辑,是不是宋官方定义,北宋二帝不是被俘虏,只是去金国做交换生,考察金国经济军事情况?


诸位也会说,你看人宋朝官方定义的,这是个交换生的交流活动,不是俘虏


这种逻辑简直搞笑〜( ̄▽ ̄〜)


南宋定都临安,是定事。赵构受两浙豪强支持,才当上这个皇帝,不定临安定哪里?


地方豪强受益,赵构逃跑方便


就几个主站派在那bb不行,对不起祖宗,不合传统


然后多方妥协,就叫个行在吧


反正事实是这就是国都,方便逃跑就行,只要能呆在这,你叫它临安村都行


一直说临安非南宋都城的,非蠢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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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杭州也打下来的,高宗逃到海上,金兵主动退兵才返回杭州,靖康到正式定都杭州中间隔了好几年,建炎三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今南京市)作为行都,称“东都”。绍兴元年(1131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今杭州市)作为“行在”,绍兴八年正式定临安为行都,建康改为留都。,定都杭州也是为了不行再出海。不过严格意义上宋朝从没建都杭州,一直是行在。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一日,赵构从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商丘),正式即位,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国以张邦昌被废为名,继续大举南侵。南宋政权初建时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但不久赶走李纲,同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小人放弃中原,从南京应天府逃到扬州。

建炎三年(1129年)旧历二月,金兵奔袭扬州,他狼狈渡江,一路逃到杭州。迫于舆论压力,他不得不罢免汪伯彦、黄潜善等人。苗傅和刘正彦利用军士对朝政的不满,发动兵变,杀了宋高宗信任的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和一批宦官,宋高宗逼迫退位,史称苗刘兵变。文臣吕颐浩、张浚和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起兵“勤王”,宋高宗得以“复辟”。他继续派使臣向金朝乞降,哀诉自已逃到南方后,“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要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向南进军。对于抗金战争却不作任何有力的部署。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即率臣僚南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今浙江舟山),漂泊海上,逃到温州(今属浙江)。

建炎四年(1130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赵构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行在。金兵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乞降的筹码,始终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

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迁都杭州,南宋朝廷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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