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说【江浙沪的官员能力较强】，是真的吗？有哪些体现？

因为英雄史观害人，一点都不唯物。

江浙沪地区经济发达，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人民平均素质高带来的错觉。

猪上猪也行，可能没那么行但差不了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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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人觉得我贬低他们，不是这个意思。

经济发达怎么来的？一个是地缘优势，一个就是以往的官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以前有个谁写过人力资源相关的论文，

里面有一个很有道理也很有意思的结论。

就是：有成果的领袖都是不干事的。

领袖的工作是决定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最优的大方向，

后面的事情应该交给后面的人来做。

这就意味着你短期内看到的“优秀”，大都不是领袖的功劳。

长期更优秀，更稳定，更持久，才是领袖的功劳。

如果领袖把精力从‘决定大方向’放到‘表现出能力很强’上去，那就不太对头了。

所以你看如果有个什么领袖天天在第一线，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最后结果往往就是药丸。

典型的就是诸葛亮。

厉害吧？

厉害。

完犊子了吧？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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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又要说了，说我贬低诸葛亮，这只能说你看问题的角度不行。

为什么要拿诸葛亮举例子？因为太贴切了。

假如诸葛亮加入魏国，他还会完犊子吗？他还需要事必躬亲吗？他还能事必躬亲吗？

不会，不需要，不能。

这就是历史的进程的意义。

作为蜀国的丞相，逆天如诸葛亮都改不了命，都要事必躬亲，最后完犊子，

领袖再牛逼，越是在第一线显得牛逼，就说明他背后屁股卵子都没一个能打的。

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

重点是无大将，不是廖化强不强。

创造历史的是人民，不是丞相。

稍微唱个反调，我倒不觉得单纯是因为江浙沪官员能力强，实际上真的把这些官员外派到别的地方，未必能作出江浙沪的成绩。不要过分的神话江浙沪官员的能力。

2010—2011年，贵州分两批从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5省(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其中有一个人叫潘志立，说这个名字我估计大家都很陌生。不过下面这张图大家肯定不陌生。

独山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在时任县委书记潘志立的决策下修建的。

人民网2012年是这么介绍潘志立的（贵州两年“空降”12名县委书记 引发多方关注）：之前曾任江苏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潘志立，有过多年主抓经济发展的经历，这无疑让他在推动独山县域经济发展时拥有经验优势。用他的话说，到独山工作，人生像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贵州现在走的道路，正是沿海一带十几年前的发展道路，“既然来了，就要让当地的发展快走好路、少走弯路，培育一些已经成熟的发展模式。”

潘志立所谓少走弯路的成熟发展模式就是：以政府信誉为担保，成立多个融资平台，高息吸引投资人。全县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6家，其中，总资产规模达到60亿元以上的有5家，30-60亿元的有4家，10-30亿元的有10家，10亿元以下的有16家。钱用在哪儿了，上面的天下第一水司楼，还有香港科技城、独山跑马场等各种鬼城。

潘志立在2018年底被免职后，《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贵州省纪委监委梳理的典型案例汇编，其中披露，为了政绩，潘志立不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这意味着，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偿还利息。

所以你要说江浙沪官员能力强不强，从结果来看江浙沪确实经济好，政府透明度高，但这是因为官员本身能力强，还是因为本身当地的经济、文化、居民素质促进了官员能力强哪。我更倾向于后者。那句话怎么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补充：2020年11月14日，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铜仁市委原常委、玉屏县委原书记王俊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他和潘的交集就是也是当年引进的十二名县委书记之一。

明明是借着经济好风口飞起来的，却非说自己长了翅膀。可笑可笑。

讲件比较悲伤的事情。

19年7月，我们市某个区的副区长因公殉职了。在查勘一处建筑工地的时候，不慎跌落，从14楼坠落身亡。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可能是一起，也仅仅是一起因公殉职事件，但是他坠落的时间却很值得深究。

新闻报道说是上午9时许，其实应该更早，这位副区长在上午上班前就出发去这个工地查勘了。

——————摘自媒体报道：———————————————————————

“如果不是约的9点40分谈事而是安排再早一点，他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工地了。”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党工委书记金燕说。

“如果他不改日程、按照原计划去杭州培训就好了。”宁波市大学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胡文雄说。

“如果他不是非要自己上去拍照，可能就不会了。”宁波市大学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许益锋说。

可是，没有如果。

7月18日清晨，正准备上班的许益锋接到了镇海区委常委，宁波市大学科技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熊澎桥的电话：“我们去现场看看。”

共事快两个月，许益锋已经习惯了熊澎桥的工作作风，听最多的也是这句话。去现场看看，是每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前奏。那天，利用上班前短暂的间隙，熊澎桥来到位于镇海、江北两区交界的三号桥市场区域，为甬江科创大走廊片区产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法。

工地到处都是瓦砾，他们坐着施工升降机上到西侧14楼。在完成了踏查、拍照后，熊澎桥不慎跌落，因公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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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并不是副区长因公殉职那么简单。一位副区长，查勘工地，没有到处招呼、没有层层陪同，在还没到上班时间的清晨，直奔现场，直插主题，一点官僚习气都没有，只有务实、干正事的作风，哎……可惜了。

网上一搜，关于这位区长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印象最深的照片是他督导垃圾分类的一张照片，真的是能看出来有在认真检查垃圾分类是否正确，甚至还能看到他扒开袋子检查的细节，作为一个副区级领导真的没有一点架子。

他的很多工作做法都很值得借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他为了解决一些“踢皮球”的事情自己亲自牵头组建了问政微信群，由他自己担任“群主”，群成员是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发布的内容均是群众投诉的棘手问题，哪个部门推诿，一把手必须出来交代原因，必要时召开协调会，一定要高效解决群众的大事小事。

他走后，我们本地的一条官微下有1400条留言，有位网民说，这位领导常常在清晨五点的垃圾分类检查，凌晨一点的渣土车检查……懂的人应该知道这样的时间节点意味着什么。

在浙江像这样作风的官员很多，他们都很务实，高效，不管官职大小，信奉“快，准，好”地为老百姓解决问题才是真的好官。

关于这个回答，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也修改了很多次。最后，我想说的是，其实在江浙沪很多官员，都是真的把百姓装在心里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不仅是说说而已。

2.11二更：大家的评论我都看了，可能有些误会了“没有到处招呼、没有层层陪同”这句话，其实我想表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偷偷去现场，现场肯定还有施工方相关人员、属地工作人员等（评论里也有知情人士说现场有好几个人），这里没有层层陪同的意思是他去的时候没有“一级又一级地陪，一路又一路地陪，车子一大溜，人员一大排，队伍一大串，头尾不见、浩浩荡荡地”这种现象。

地方政府主要的考核还是经济。

民营经济体提供主要发展动力的地区，其政府对大众的服务能力就会更强（以吸引更多的投资）。

而规模经济体提供主要动力的地区，其政府更注重权威架构而不是服务能力。

除了本身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面对的形势情况，日常工作本来就要复杂庞大，对人的要求更高以外，我个人觉得和民风是有关系的。

江浙一带人都比较低调，不爱惹事冒尖，官员也一样，比较爱惜羽毛，讲究吃相；民众蛮横无理的也少，普遍比较规矩，算是良民，但不蒙昧，颇有些狡猾精明，w权意识强，有时候也挺刁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官员总是倾向于把事情做稳妥，作风比较谨慎稳健，你好我好大家好，否则被群众捅出去，就十分难堪。有些地方官员霸道无理，就差脑门子上贴个王字的作风，实在在这里很难想象。

其他就是和发达地区普遍有比较强的民间活力有关。

发达地区本身就是靠民营经济的，民间力量活跃，富有“民气”。而围绕招商引资，扶持产业等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工作，政府也会不自觉也会往服务型政府靠拢，为企业服务，为民间服务。

另外，这类地区，本身就确实容易做出实绩。所以官员不容易务虚或者陷入形式主义。有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各方面限制很大，产业不兴，财政不足，能管好基本面，维持稳定就不错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小。

而且身处在发达经济带，竞争是无处不在的。不仅市一级在竞争，县，镇也会相互比学赶超，存在经济上的同质竞争。有时候资源就这么点，都得抢一抢，因此思考问题是比较务实的。

爱惜羽毛，注重形象，也是为了地方经济，也关乎政绩。设想本次yi情，倘若哪县哪市出了问题，被连续网络上榜，则本地如何再吸引资金，人才？地方形象和经济发展会受到很大影响。

很多落后地区本来就谈不上这些，特别是县镇一级，其实并没有成规模民营经济可谈，甚至地级市也乏善可陈。很多地方其实是一边靠上头拨钱援助，一边靠“剥削”下头几个地方维持。

另外，这一带不南不北，也算是官气。民气比较均衡的地方，官气不强，民气不弱。双方配合的也要好一些。

往北走，过了淮河，就是官气越来越重，往南走，过了闽江，民气就越来越重。官气重的地方不用说，气氛就是个死字，民众q利得不到舒展；民气重的地方，固然比较自由，但管理起来难度要大一些，路子一般比较野，有些工作不容易开展。

南京国民政府、杭州瞞豹、上海红楼。官员能力强？

不是能力问题。

是观念问题。

观念差异有历史原因。

江浙自古贸易发达，苏杭自南宋起冠绝天下。

当时苏杭大的士绅，没有不经商的，在很长时间段内，由于控制了生丝和丝绸，甚至近乎垄断了海贸。

这些大士绅财力雄厚，家族子弟往往可以科举高中，很多名列内阁。

因此当地官员与商人打交道时，只能平等以待，甚至要讨好商人。

久而久之这个习惯流传下来，形成了社会风气，经商被重视，对商人的服务意识也延伸到平民。所以当地官员务实且执行力高。

苏杭以外的一些地方，官员能力非常强，但是精力不是用到务实上。

很多省份在古代，商人不够强大，士绅的科举能力不行，政治影响力有限。由于是流官管理且高层无人协助制衡，因此当地官员的大部分精力用来牵制流官，不要破坏当地利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些务虚、假大空的“为官之道”。

同时，古代这些省份经济严重依赖农业，官员的操守和税务能力会决定性的影响当地人生活。所以当地人想当官，且觉得只有当官才高贵。

久而久之。

有些省份的风气不好。

举个江浙沪之外的例子。

最近两年，我多次以公司内部专家的身份，负责面试报名的大学生。

总部有留京指标，竞争异常激烈，基本上都是清北和海外名校硕博。

省级分公司，大学生的就业目的地，研究生只选省会，本科生是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

在一些相对欠发达的地市级分公司，差不多五六年招不到大学生，我去一个内陆城市分公司调研，感觉整个公司老气横秋，于是问人力负责人要几个年轻人借调培养一下，人力负责人笑了笑问我，45岁算年轻人吗？

我大吃一惊。

其实，公务员序列也有类似情况，超一流高素质的年轻人，都去北上广了；一流高素质的年轻人，也去了省会或者沿海发达城市（江浙沪）；留在欠发达省份的年轻人，虽然也有很多优秀人才，但是整体来说，一流高素质人才的比例就很低了。

这个情况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持续了十年甚至更久，当年的年轻人成长为各个环节的业务骨干后，综合素质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

当然，有人说，个别江浙沪的官员跑到西北省份成了贪污犯的，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个案，另一方面，这些省份的公务员整体素质不足，靠个别官员影响全局是非常难的，常见的现象反而是被同化。

和平年代加现行体制，官员哪有什么能力强弱。

基层的都是照章办事就行，什么都是系统化厘定好的。不好办的无非是和人有利益冲突。个人经验，江浙沪基层官员没有其它地方小官那种脾气和意气（比如，这事要不怎么怎么样，老子当这个官还有什么意思？！），照章办事做的好。

高层的能力核心就是能拉来资源并能调动资源，具体办事都是下面的事情。江浙沪，资源富集之地啊，彼此都有需求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答案所说的能力，其实是指主政地方官“对下负责”的能力，也就是政府服务方面的能力，而能力很大程度会受到依赖对象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换个视角，从江浙沪地区官僚体系的历史渊源来研究。

比如微博博主 @小青年包江浩 提过的

浙江地区作为全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当地的民营经济发展起源于解放后在政治斗争中被边缘化的“地方游击队干部”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隐秘的保护。（也就是“对下负责”的能力）

解放后“南下干部”被派往南方占据要位，和江苏相比，浙江本地的前“游击队干部”被边缘化地更加厉害，浙江省绝大部分高级领导均出自南下干部体系，而本地“游击队干部”则很难在其中找到他们的代言人，和更高层的联系更加薄弱。

名义上同样是国家干部，游击队干部却无法像“南下干部”一样拥有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依靠。实际上，解放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地方“游击队干部”群体都是被打击的对象。

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游击队干部”就开始使用通过保护基层经济利益的形式，通过减少或避免“左”的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的损害（例如支持包产到户，发展社队企业），甚至默许民间市场经济行为，来换取辖区内基层的群众政治支持。所以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基层官僚和群众达成了特殊同盟，为民间经济发展提供了非正规的地方性产权保护，也客观上鼓励了辖区改革开放前的民间经济活动，培育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源头。

极具黑色幽默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省“游击队地区”的经济结构首次发生了重大转折，非公有制经济规模超过了公有制经济。

由于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群众运动把打击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直接目的，使得浙江省内的南下干部群体首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对于此前边缘化的“游击队干部”却得到了绝佳的机会。他们的群众基础在这一轮运动中对自己的处境进一步形成了保护，虽然部分“游击队干部”遭受了批斗，但较少被侮辱殴打。

游击队背景的时任乐清县委书记在被人揪斗过程中，甚至还被另一组造反派从大会上抢了回来，并置于自己保护之下。所以在当时天下大乱、派系林立的环境下，更凸显了动员和组织自己的本地支持者的必要性，而他们获取基层支持的方法上已经驾轻就熟，依旧是为基层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保护。例如地下贸易、长途贩卖、家庭工厂等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都伴随着这一轮红色风暴更加活跃起来。

所以就在在批判资本主义运动的最高潮中，恰好分裂了原有的官僚体系结构，让浙江最早一批的企业家精神在裂缝里发了芽。

2.2号晚上失眠看了新闻，白岩松就当前疫情直播连线了两个比较严重的市，温州市和黄冈市。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连线肯定会提前沟通问题，可是两个市情况的采访，一目了然吧

温州市长面对采访，不急不慢，回答条理清晰，不逃避问题也不打官腔，要数据有数据，要原因能说出一二三点来，有问题说问题。

作为湖北的小县城，看到其他市官员的采访，如果作为他们市里的人是特别让人心里踏实。相比自己这边，哎 已经不怎么想看微博了，怕生气

有一段时间，本地的技术 officials 升上来了，搞得还可以。现在得那些，也是呵呵了。

2022年4月12日

其他答案下收到这样一条评论

上海做的不好，活该被嘲。

我在小区里忙着做志愿者。

—————原答案—————

这次新冠肺炎一来，各地都缺物资，糟心的事儿就不多说了。

每天刷新闻，看到上海的做法，感受到了正规军的存在。

1月31日，东方国际组织上海首批包机运输疫情防控物资从欧洲火速抵沪，紧急供给25万件防护服和13.6万个口罩。

6天时间，550立方的物资，从欧洲散落各地，到上海投入一线使用。

如何做到？

国资委管国企，市政府与商务委居中协调。

找货？政府委托东方国际全球跑；

付款？春节+周末，交通银行加班加点打钱；

突发？客户突然不放货，启动外事应急预案，寻求驻沪领馆协调帮助；

物流？为了快点送到，东航调拨波音777货运包机，东方物流加快物资申报通关；

进国门？海关和药监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快速清关送检。

这是我心中应对重大事件该有的样子。

原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QD7ean2B2FnuBBQleAeTw

补充：有些细节我不能点的太透，不然怕又要“违反社区规定”给折叠……这不是一家国企或者一家航空公司的事情。请点上面的新闻链接，不用全看，就看一眼第二段，哪些人去机场接这批货。

愿世界和平，人人身体健康。

2000年浙江省颁布的地方三包法规，规定台式电脑为三年保修。

于是 全球唯一 iMac自带AppleCare...

请务必保留好购买时的凭证，在保修时可以证明电脑于浙江购买来享受此待遇。另附一份如果需要买苹果台式机AppleCare的价格

Mac Mini：682元

iMac：1187元

Mac Pro：1584元

不可能强的，其实差不多，官僚集团都一个德行

有人说东北怎样怎样，亚布力滑雪场事件等等，其实放在全国都一样，区别在于只有一个企业吃还是有几百个企业吃，可以抓大放小罢了

江浙沪没有人情也不可能，别的不知道，但知道江浙沪人情也不少，事业单位考试说录前三的可最后录前五面试，最后第五面试通过，见过也不是一次二次，但游戏基本规则还是遵守的，录前六或者前十的都没见过

江浙沪最好的就是办事时间限制，你报资料多少跟你说清楚要哪些，也得益于网络的便捷化，多少个工作日回复，明明白白写清楚，当然也看，如果要他们负责的，那能拖死你也绝对拖死你，这种事见过不少，没人的话熬死，但至少大部分事情不出谱

能力强不强其实没关系，会玩基本流程，会让人遵守基本流程，怎么玩的基本讲清楚规矩，当然桌子底下的玩法也多了去了，但该在台面上的都在台面上，这就是江浙沪的官僚吧

有钱基本能解决很多问题，江浙沪原本经商头脑就发达，交通气候条件都优越，钱越开源越多，也就玩的越好，其他地方其实都差点意思，要不原来就没钱，要不就是群众基础落后，要不就是交通气候条件差

江浙沪人民的觉醒意识很高，你可以去看看信访办多少人排队，当官的比较珍惜帽子，高中层基本都是外面来的，基层都是本地的，收入不少，不犯纪律或者不大犯纪律的油水又多，谁也犯不上去倒这个霉